導語：為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從到鄧小平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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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一邊倒”、“一條線”到不以意識形態定親疏，都是為了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

1949年6月30日，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指出“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選集》第四卷，第1473頁）向世界宣告，新中國的外交將實行“一邊倒”政策。

關于“一邊倒”政策，后來曾引發過許多爭議，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除“一邊倒”外，是很難有別的選擇的。

中國共產黨曾多次暗示，只要美國不扶蔣反共，未來的中國和美國是可以建立起友好關系的。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后還曾指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系，我們可以考慮和它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外交文選》第83頁）。但美國出于偏執的反共意識形態，依然全面支持國民黨政府，從而關閉了中國共產黨同美國建立關系的大門。

新中國成立后，為保障國家安全，發展經濟，必然要尋求外援。既然不可能從帝國主義陣營獲得援助，那么只能從社會主義陣營尋求同情、支持和援助。中國若走與美蘇等距離的“第三條道路”，不但無法改變美國對中國的敵視，而且將失去蘇聯的援助。

然而，“一邊倒”政策的最大特征是以意識形態作為標準來區分敵我，缺乏彈性。蘇聯在這個陣營中以老大自居，以自己的利益作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由于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中蘇之間產生矛盾便是遲早的事。

70年代，為了遏制蘇聯的擴張提出了“一條線”戰略。這一戰略使國際關系中各方力量趨于平衡，有效地抵制了蘇聯的擴張，同時也改善了中國在國際關系中的位置，加強了國家安全。以后美蘇戰略力量漸趨平衡，中國為避免被他國利用，決定走與各國和平共處的獨立自主的外交道路。

這個任務是由鄧小平來完成的。1982年12月，在他的主持下，中國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宣告了中國的外交將不再以意識形態作為行動取向，也不為一時一事所左右，而是從中國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來決定自己的政策。

新的外交政策改變了過去與他國關系非敵即友的狀態，無論對方的制度、信仰如何，只要遵守五項基本原則，中國都與之建立友好關系。不作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給中國外交帶來的是更多的與各方打交道的余地。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給蘇聯東歐國家帶來了劇烈動蕩，這種動蕩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嚴重的后果。鄧小平總結了60年代中蘇大論戰的教訓，主張“冷靜觀察”，不進行意識形態論戰。對于蘇聯內部不斷的權力更替，中國政府表示：“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并始終認為，蘇聯內部事務應該由蘇聯人民自己來處理，我們尊重蘇聯人民的選擇”（《中國外交概覽》1992年卷，第231頁）。就是到了最后，蘇聯政局發生劇變，聯邦解體，戈爾巴喬夫下臺，葉利欽上臺，中蘇關系都沒受影響，乃至1996年，中俄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鄧小平主張的不結盟、不樹敵、不以意識形態定親疏的策略，給中國提供了更廣闊的外交舞臺。

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提供給世人一種解決各種爭端的全新思路

從50年代美國“第七艦隊”開入臺灣海峽起，臺灣問題便是中國對外關系的一個焦點。70年代中美關系解凍，臺灣問題成了中美關系中的一個癥結。由于美國的全球戰略視臺灣為一個“不沉的航空母艦”，不肯放棄插手臺灣的機會，中美關系始終存在著不協調。尼克松訪華后，中美在建交問題上達成一致，但在臺灣問題上，因美國有所保留，問題并未解決，雙方在建交聲明中各說各的，意見相左。美國的聲明稱：“美國深信，臺灣人民將有一個和平與繁榮的未來。美國繼續關心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并期望臺灣問題將由中國人民自己和平地加以解決。”中國政府則聲明：“解決臺灣回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1995》第312、313頁，謝益顯主編，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和鄧小平都拒絕承諾不使用和平解決之外的其他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都主張在可能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1955年5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轉引自《鄧小平的外交藝術》第113頁，傅耀祖等編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1960年5月22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臺灣只要回歸祖國，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大權均由臺灣當局掌握，所有軍政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雙方互約，不派人員做破壞對方的事情。的這個建議，可說是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雛型。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時，強調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充分的自治權，臺灣的制度、生活方式不變，可以擁有自己的軍事力量。鄧小平提到了兩種制度的問題，“一國兩制”的構想已初現輪廓。1984年6月鄧小平在接見香港工商代表團時講，大陸和臺灣誰也不好吞掉誰，只能另找辦法，那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個辦法照顧了各方的利益，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辦法。1985年5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將“一國兩制”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使之成為處理港、臺、澳的指南。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從、的外交思想那里繼承而來，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全新概念，它適應當前的國際形勢和現時代的特點，且符合各方的利益，有其現實的可行性。這個新思想在香港問題上的成功，為國際上許多類似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用的經驗。

鄧小平在香港問題的解決上，顯示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卓越外交才能。1982年9月24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拜會鄧小平，提出以前的三個條約按國際法是有效的，要更動須協商，不能單方面予以廢除。鄧小平的回答斬釘截鐵：“關于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鄧小平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第6頁，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編，海風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至于主權之外的其它問題，都可以商量，鄧小平一再要香港的投資者相信，中國收回香港后，香港的現狀維持不變，請大家放心。1997年香港如期回歸祖國，制度沒變，生活方式也沒變，馬還是照跑，并順利渡過了亞洲的金融危機。

香港問題的解決，證明了“一國兩制”的現實可行性。撒切爾夫人過后也不得不承認：“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天才的結晶”，是沒有先例的，它為香港的特殊歷史環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

鄧小平還將“一國兩制”的思路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譬如在處理中日關系上的一些島嶼歸屬問題時，鄧小平講：“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可以先不涉及兩國的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用好多輪談判”（《鄧小平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第36頁）。對于中越馬菲等國就南沙群島中一些島嶼的爭議，鄧小平也主張先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他在1984年10月的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世界上這類的國際爭端還不少。我們中國人是主張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什么樣的和平方式？‘一國兩制’，‘共同開發’”（《鄧小平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第36頁）。

繞過矛盾和沖突，在雙方的共同點上尋求合作，鄧小平的外交思想極大地豐富了世界外交理論。鄧小平的外交理論對時代的脈博把握得很準，仔細觀察當今世界其它領域的運作情況，避免沖突、尋求合作已是主流，但在關系到更大利益的外交關系上，人們還停留在擠壓對方爭取更大利益的傳統思維上。鄧小平是將時代精神運用到外交的第一人。

三、和平與發展已是當今世界的主題

鄧小平關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主張都是建立在對整個國際局勢的科學判斷的基礎上的。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每個歷史時代都有其主題，對時代主題的認知，影響著一個國家內政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國后，中國對國際局勢的認識和判斷可以70年代為界，認為之前的主題是戰爭與革命，之后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殖民主義體系逐漸崩潰，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有90多個國家獲得獨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此起彼伏。從二戰結束到1979年底，全球共發生戰爭126起，卷入的國家和地區多達90個，傷亡人數達3000多萬。新中國成立后，周邊形勢異常嚴峻，中蘇、中印邊界有武裝沖突，南面有正在升級的越戰，東南的嚷著要，尤其是北方鄰國的威脅，迫使從戰爭中走過來的認為“戰爭迫在眉睫”。全黨執行了一條全民皆兵，準備打仗的路線。“要準備打仗”、“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備戰備荒為人民”是那時每個中國公民耳熟能詳的口號，對戰爭的估計波及到了外交領域，于是有了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

蘇聯的擴張在1978、1979年漸至高潮，但也是強弩之末，鄧小平觀察到了局勢的變化，主張聯合世界上的一切力量遏制蘇聯，推遲世界戰爭的爆發。1978年10月鄧小平訪日，他在東京的記者招待會上講：“各國人民提高警惕，加強團結，作好準備，打亂霸權主義的部署，戰爭是有可能推遲的”（《新華月報》1978年10月，第226頁）。1979年1月，鄧小平在訪美時又說：“我們大家可以做這么一件事，蘇聯在哪里搞，我們就阻止它，挫敗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搗亂。”“只要我們做得好，就可以延緩戰爭的爆發。這就是我們處理國際事務的依據”（《人民日報》1979年2月2日）。

進入80年代后，美蘇兩霸的戰略力量趨于平衡，加上國際反戰運動的興起，鄧小平對國際形勢有了新的估計。鄧小平講：“我們的觀點有點變化。我們感到，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5頁）。1985年6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就國際形勢、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對外政策發表了重要講話，通過對國際形勢的觀察，鄧小平得出重要結論：“在較長時間里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7頁）鄧小平得出可以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的結論，主要基于下列三點的考慮。

第一，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在一場核戰爭中生存下來。雖然國際核俱樂部成員不少，但有資格打一場熱核戰爭的國家卻只有美蘇兩家，這兩家熱核武器多，常規武器也多，都有毀滅對手的能力。然而，兩家誰也沒把握在摧毀對方的同時保全自己。俄羅斯與以往的蘇聯比，綜合實力今不如昔，但要孤注一擲打一場核戰，還當真沒哪家能贏了它。既然美蘇無法確定能打贏，其它有核國家自然是更不抱希望。就這點看，在今日要打世界大戰還不可能。

第二，制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在全球范圍增長，且超過了戰爭力量的增長。二戰后所發生的戰爭大都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他們是最不希望戰爭的。在第三世界的力量里，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國家，發展也最快，是世界和平力量發展的重要因素。歐洲是現時代的中心，美蘇的利益中心也在歐洲，一旦戰爭爆發，歐洲必遭涂炭，所以歐洲國家也是不希望戰爭的。無法打贏核戰的美蘇，其人民同樣也反對戰爭。

第三，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起到了抑止戰爭的作用。航天、新材料、電子信息、生物工程等新興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國家財富的增長大大加快，而且科學技術領先的國家，可以用技術壟斷來鉗制他國。無論如何，用奔騰芯片和微軟作為武器來攻擊一個國家要比使用潘興Ⅱ來得隱蔽。其實，蘇聯的解體已留給世人許多思索，各國都意識到一個國家的興衰與安全并不取決于武庫中器械的先進及多寡，而是綜合國力的強弱。所以各國都在調整政策，以綜合國力的競賽替代軍備競賽。

與和平問題同時存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發展問題。1985年3月，鄧小平對來訪的日本朋友講：“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有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5頁）他認為和平是有希望的，發展問題則一時還難以解決。

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政治上是獨立了，但在經濟上并沒有真正站起來，舊的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仍在損害著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兩者之間的差距在60年代是30倍，至90年代初卻上升到90倍。雖然現時代的經濟發展規則及貿易條件對發展中國家非常不利，但科學技術的革新，產業結構的調整，還是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機會。況且，發達國家內部市場的飽和，制約了其經濟的再增長。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需求，使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的合作成為可能。1984年5月，鄧小平與巴西總統菲格雷多會談時講：“南北問題不解決，就會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障礙。……發達國家應該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國家經濟不發展，發達國家的經濟也不可能得到較大的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6頁）。

鄧小平對發展問題的看法，建立在對現時代特征的正確把握上，他看到戰爭作為一種手段正逐漸退讓給以經濟發展為表征的綜合國力的競爭；看到發展中國家在新一輪世界發展趨勢中的地位；更看到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對世界和平的巨大影響力。占世界總人口3／4的發展中國家能否得到發展，關系著世界的前途和命運。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人口最多的一員，在這樣的格局中便顯得至關重要。所以鄧小平一再講，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國的發展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發展，是制約戰爭力量的發展；中國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鄧小平強調要扭住經濟發展這個中心不放，其意義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