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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與赫魯曉夫是中蘇大論戰對立雙方的主角，中蘇大論戰帶有他們鮮明的個性化印記。探討中蘇大論戰的發生與發展不能不涉及兩人的性格沖突。如果說蘇聯和中國的領導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方從一開始就希望把雙方的關系徹底搞壞，那顯然是有悖于史實的。事實上，雙方都曾為相互關系的日益惡化而感到焦慮不安，并為阻止這一趨勢進行過艱苦努力。但大多數時候，努力的結果卻往往適得其反。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有當時的客觀因素的作用之外，兩人鮮明的個性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

【摘要題】研究綜述與方法

【關鍵詞】/赫魯曉夫/性格沖突/中蘇大論戰

【正文】

［分類號］D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505(2003)05-0101-05

與赫魯曉夫是中蘇大論戰對立雙方的主角，他們各自在自己的國內政治生活中都舉足輕重甚至一言九鼎，大論戰帶有他們鮮明的個性化的印記。探討中蘇大論戰的發生與發展不能不涉及兩人的性格沖突。當年曾在蘇共中央聯絡部工作的俄國學者杰留辛回憶說：當時我和同事們曾經議論過，大家都認為，雙方在互相爭吵、互相罵的時候，中國方面罵蘇聯可以，罵蘇聯共產黨也可以，就是別罵赫魯曉夫本人，罵他本人就完了，就無法挽救了。（注：參見丁明《回顧與思考——與中蘇關系親歷者的對話》，載于《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據說，當赫魯曉夫得知中國的宣傳者在蘇聯專家面前把他稱之為“赫禿子”時，他也感到深受傷害。有學者認為，這也可能是赫魯曉夫決定撤退專家的原因之一。參見［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頁。）另據知情者回憶，鄧小平在同蘇聯人的一次談話中也曾表示，蘇方可以批評他本人，批評劉少奇或，這都有可能再和解，“但你們直接攻擊的威望，這是不能補救的”。（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頁。）種種跡象表明，在當年的那場論戰中，赫魯曉夫與個人的作用是不能忽略不計的。

一

赫魯曉夫是蘇聯歷史上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他雖然外表粗俗，但頗為精明，決不像某些人所描繪的那樣，只是一個不講原則、不動腦子、不深入思考問題的混蛋。（注：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頁。）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赫魯曉夫才毫不手軟地批判斯大林，改變了蘇聯的歷史進程。也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他才能在蘇聯政壇波詭云譎的權力角逐中，處決了貝利亞，廢黜了馬林科夫，打倒了曾經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卡岡諾維奇，放逐了老資格的莫洛托夫，解除了為他登上權力頂峰立下汗馬功勞的朱可夫元帥的職務。不過，赫魯曉夫又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人們可以看到傳統的俄國農民和工人身上的許多品質：勇敢狂熱與謹慎畏縮兼備，天真爛漫與舉止粗俗同在，心地善良而又充滿狡黠，堅忍頑強而又充滿狐疑。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他胸襟坦蕩，善于反潮流，敢于為天下先，勇于打破常規舊習；作為一個蹩腳的政治家，他出言無狀，舉止乖戾，得意忘形，一觸即跳。此外，他還常常流露出專橫跋扈、見風使舵、心胸狹窄、詭計多端的政客嘴臉。赫魯曉夫成為蘇共主要領導人之后，做出了許多令人驚嘆的大事，充分展示了政治家的勇氣與魄力。但他又是一個半吊子改革家，他的許多改革和創新常常前后不一、半途而廢，他的許多重要決定也常常來自經驗主義的觀察與心血來潮的沖動。有論者曾這樣描述赫魯曉夫性格中內在的矛盾與沖突：“赫魯曉夫首先是一座充滿活力的火山，它的噴發有時給社會帶來好處，有時也為害不淺。他既是烏托邦主義者，又是現實主義者，既是一個具有鮮明的馬尼洛夫式自我表現的人，又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實用主義者，機智狡猾，又像小孩子那樣天真。”“他是一個大老粗，愛幻想和心地善良的人，但有時又過于嚴厲和專制。他是個試驗家，常常雷厲風行和變化莫測，態度粗暴和蠻不講理，善于領悟和機智過人。”（注：［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頁。）對于赫魯曉夫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那些優秀品質，連他的政敵都非常欽佩。例如，莫洛托夫就坦然承認：赫魯曉夫常常出現在行人中間，這一點是無可指責的，他恰恰在這方面具有良好的品格。他同普通農民和工人的會見比列寧、斯大林都要多。（注：［蘇］費·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429頁。）而對于他的斑斑“劣跡”，連蘇聯普通的百姓都能如數家珍。赫魯曉夫是蘇聯歷史上政治笑話最多的一位政治領袖。對他的評價是中肯的：赫魯曉夫有膽量。不過這個人也能捅漏子，可能日子不大好過，是多災多難的。（注：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頁。）

赫魯曉夫的性格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對中蘇關系的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首先，在公開場合有失檢點、信口開河，充分暴露了他缺乏修養、脾氣暴躁的一面。但是，作為一國領袖，在嚴肅的外交場合只是一味逞口舌之利，甚至為求一時痛快而動輒惡語相向，極易產生災難性的后果。例如，1959年10月初訪華時教訓中國為了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西藏而同印度發生沖突很不值得，還指責中國激化了中美關系。（注：李越然在1997年“冷戰與中蘇關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載于《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出言之無狀，滿座皆驚。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期間，他挖苦中國：你們搞，可是人民沒有褲子穿，窮得要命。你們搞百花齊放，現在怎么樣，還放不放？你們那么愛斯大林，你們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們可以送給你們。你們老講東風壓倒西風，就是你們中國想壓倒大家，要壓倒全世界。（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頁；徐曉天等《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頁。）同年10月，他又當面對鄧小平叫嚷：你知道的，高崗是我們的一位好朋友，可你們中央卻清除了他，這就是對我們不友好。你們不是喜歡莫洛托夫嗎？你們把他拿去好了，我們把他送給你們。（注：徐曉天等《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3頁。）他還曾在外交場合大放厥詞：如果中國新疆的哈薩克人表示愿意讓蘇聯來治理的話，我們就把他們統統合并過來。（注：葛新生《赫魯曉夫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頁。）大概赫魯曉夫還嫌不夠解氣，又對中國領導人進行了直接的人身攻擊：他含沙射影地指責“像公雞好斗那樣熱衷于戰爭”，（注：《赫魯曉夫言論》第13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297頁。）譏諷是“破套鞋”，（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252頁。）是“從鼻孔里挖出理論的菩薩”。（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頁。）他還當面挖苦鄧小平“以后不要帶棍子來”。（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頁。1960年底的世界各國共產黨莫斯科會議期間，鄧小平在身體尚未完全復元的情況下參加會議，走起路來需要手杖。赫魯曉夫在中蘇兩黨會談期間曾以此挖苦鄧小平。）在中蘇兩黨分歧日深的情況下，赫魯曉夫的許多不當言行是導致雙方關系進一步惡化的一個重要因素。當胡志明建議與赫魯曉夫親自會談時，回答：現在人家把我罵得狗血噴頭，我去談什么？（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頁。）知情者回憶，說過：赫魯曉夫罵我是好斗的公雞，那好吧，我算是公雞，他赫魯曉夫是草雞！（注：王鶴濱《紫云軒的主人》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頁。）不難看出赫魯曉夫因惡語傷人給中國領導人留下的惡劣印象。一位西方學者判定，“這種人身攻擊（后來中國方面也參加了）在激化沖突方面至少與那些客觀因素起到了同樣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這一點也符合一般的生活經驗。”（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頁。）對此，蘇聯人自己也感覺到了。赫魯曉夫遭罷黜的原因之一就是被指責為“在外交會談時很不謹慎”，“在改善蘇中關系方面無所作為”。（注：葛新生《赫魯曉夫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頁。）赫魯曉夫本人有時也對自己的信口雌黃頗為后悔。1959年10月初他在北京口不擇言地大吵一通后，一回國便馬上建議雙方同時銷毀10月2日的會談紀錄。這說明他自己也覺察到了些什么。其次，赫魯曉夫愛出風頭，喜歡動輒跳到前臺，赤膊上陣，從而使事情失去轉圜的余地。鄧小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赫魯曉夫這個人到處帶頭講話，都是他站在論戰第一線，而且說話又那么粗野。（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頁。）1960年底，劉少奇訪蘇期間也曾非常誠懇地勸告赫魯曉夫少說話，最好不要站在第一線，親自出來爭論。（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頁。）但赫魯曉夫根本聽不進去。結果雙方越鬧越僵，回旋余地也越來越小。后來說：赫魯曉夫這個人很蠢，中蘇論戰開始后，我曾打過招呼，叫他退到二線，作幕后指揮，不要親自赤膊上陣，對著罵，以后好轉彎，他不聽。（注：王鶴濱《紫云軒的主人》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頁。）中國黨就不一樣：在我們黨內還有很多人。我現在不講話，再過一兩年可能講。赫魯曉夫本人不知道講了多少話……（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頁。）第三，赫魯曉夫為了爬上權力的峰巔而趨炎附勢、攀高附貴，向人展示的是一幅謙卑猥瑣的丑態；而一旦登上最高權力的寶座，他馬上又換上了一幅狂傲自大、不可一世的嘴臉。在看來，這種行為缺乏起碼的道德。如在斯大林問題上，“你從前那么擁護，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忽然來個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從來就是不擁護斯大林的，其實從前是很擁護的。”（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4頁。）赫魯曉夫也把這種政治變臉術運用到了蘇中關系上。當他需要得到中國的支持時，他對發展中蘇關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1957年訪蘇時，他親自指揮安排的生活起居。為了能使客人滿意，他甚至親自蹲到為準備的馬桶上試一試感覺是否舒服。當他認為中國的聲音對他已經可有可無的時候，便翻臉無情，撤專家、撕合同、施壓力，直至在公開場合破口大罵。對赫魯曉夫的翻云覆雨，曾經說過：至于中蘇關系，就是時好時壞，反復無常，1954年還比較好，1956年就不行了，就是這么反反復復，不好相處。他和我們簽訂了原子技術合作協定，他突然單方面撕毀了。就是說，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講什么條約、協議，是很難信賴的人。（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頁。）赫魯曉夫的政治傳記作者羅伊·麥德維杰夫曾就蘇聯召回全部在華專家一事評論說，這個匆忙的決定“在許多方面系因赫魯曉夫的惱怒使然。分歧尚未達到有理由撤回全部蘇聯專家的地步。由于‘’的失敗，中國恰好在1960年遇到了巨大的經濟困難。如今中共領導人可以把自己的大部分失利歸之于蘇聯的立場了”。（注：［蘇］羅伊·麥德維杰夫《赫魯曉夫的政治生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7頁。）

對于中蘇關系的惡化，亞，尼·雅科夫列夫后來寫道：“在歌曲、標語和發言中被頌揚備至的蘇中友誼由于蹩腳的蘇聯政治家的過錯終于崩潰，而這一崩潰延續了許多年之久。”（注：［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頁。）這“蹩腳的蘇聯政治家”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就是赫魯曉夫。

二

作為政治家，與赫魯曉夫有不少相似之處：兩人都出生于農村，年歲相差無幾（生于1893年12月26日，赫魯曉夫生于1894年4月4日）；他們都非常善于接近普通群眾，喜歡同他們打成一片；復雜的政治斗爭造就了他們各自善于韜晦的本領，但又不曾消磨掉他們的鋒芒；他們都富于挑戰精神，喜歡創新；他們都不太掩飾自己的好惡，都喜歡對論敵嬉笑怒罵，出言辛辣；他們在原則問題上都不容易向對手做出讓步。但是，兩人又有許多的不同之處：有深厚的本土文化素養，熟諳中國古典文化，具有詩人的浪漫氣質，而赫魯曉夫雖然在高興時能把涅克拉索夫的詩背上幾個小時，但其文化修養不高則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一生只出國兩次，而且都是去蘇聯，對西方國家的實際情況沒有切身體驗，而赫魯曉夫則多次出訪西方國家，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有較多的了解；不喜歡外交場合的各種繁文縟節，而赫魯曉夫則更愿意親自披掛上陣，在前臺盡情表演；赫魯曉夫做事比較莽撞，常常是捅了婁子之后再想辦法補救，則“不打無準備之仗”，總是在深思熟慮之后再付諸行動；赫魯曉夫深受大俄羅斯文化傳統的影響，又直接從斯大林那里繼承了大黨主義和大國主義意識，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具有天然的優越感與“為首”心態，而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富于領袖群倫氣質并且極具挑戰精神的對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的這種盟主心理存在著本能的反感與排斥。

與赫魯曉夫一樣，的鮮明個性對中蘇關系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說過，“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注：《建國以來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頁。）按照長期在身邊工作的林克的說法，這里所說的“虎氣”，“就是原則性”，“只要他認定是正確的目標，就執著追求，至死不悔”。而所謂的“猴氣”，“包含著不滿現狀，要求變革；不守成規，喜歡變動；獨立思考，不愿盲從；不講排場，不擺架子，而且灑脫不羈。總之，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干”。（注：林克《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2頁。）歷史地看，無論是“虎氣”還是“猴氣”，都在與赫魯曉夫的沖突中發生了作用。就原則性而言，一貫重視路線、方針及重大理論和重大原則問題。凡是他認為正確的，總是堅持不渝，絕不動搖。這是他一生的信條。還在青年時代，他就說過：“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間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注：《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頁。）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此后激烈的黨內斗爭中，他始終旗幟鮮明、態度堅定。建國后，他也曾多次談到：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注：林克《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頁。）當他認定赫魯曉夫的思想觀點和路線方針存在問題時，便毫不退讓，堅持要對它進行修正。而當赫魯曉夫同樣不肯讓步時，正如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所表明的那樣，的高度靈活性，至多也只是表現為出于顧全大局的考慮，原則同意雙方的妥協方案，但同時要以備忘錄的形式闡明自己的立場。赫魯曉夫對此是不滿意的。他認為，中國人對他是先支持而后反悔。而則認為，中國人在莫斯科會議上委曲求全已經給足了赫魯曉夫面子，而后者卻仍然要得寸進尺。赫魯曉夫的態度激起了的挑戰與反抗精神，他堅決要與赫魯曉夫斗爭到底，并堅信自己一定會取得勝利，因為他認定真理在自己一邊。認為，赫魯曉夫這個人非被逼到墻角是不會認輸的，因此，該碰的地方就得碰碰他。（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第406頁；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第185頁。）在眼里，赫魯曉夫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但是可以頂，銀樣蠟槍頭，一頂就頂回去了。所以在原則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一定要頂，而且是可以頂回去的。（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在與赫魯曉夫的爭論中，充分展示了他的個性。葛羅米柯在回憶1959年赫魯曉夫的中國之行時曾經非常形象地記下了留給他的印象：“尊重能夠在討論問題中同他爭論的交談者。但是，當談到尖銳的政治問題時，他便會換上另一種面孔。毛頓時判若兩人。我在北京親眼看見，在整個宴會上，他一直同自己的主賓——赫魯曉夫并排坐著，卻沒有說上10句客套話。我的努力和中國部長所作的某種努力都沒有打破這種局面。”（注：［蘇］安·安·葛羅米柯《回首往事》（下）新華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頁。）赫魯曉夫與中國領導人之間爆發的激烈爭吵及其在中國所受到的怠慢進一步增強了他對中國人的惡感。結果，赫魯曉夫沒能達到說服的目的，也沒能讓赫魯曉夫做出讓步。費德林在回憶赫魯曉夫1958年的北京之行時也說過：“令人痛心的是，赫魯曉夫的北京之行不僅沒有消除蘇中之間已經形成的裂痕，相反，從那時起標志著兩國關系更加緊張，分歧進一步擴大。當年曾經芬芳撲鼻盛開友誼之花的兩國人民友好同盟，頃刻間變成鏡中花，水中月”。（注：［俄］尼·費德林《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頁。）事實上，赫魯曉夫1958和1959年的兩次匆匆訪華正是兩人性格發生最激烈和最直接碰撞的時候。此后，兩人雖然都曾惡語相加，但至死再未謀面。與赫魯曉夫的私人友誼結束了，中蘇兩黨的蜜月時期也結束了。時刻追求變革的沖動以及他那敢為天下先的挑戰氣質，是他所謂自己性格中“猴氣”的一面。他不怕鬼、不信邪、不愿墨守成規而又充滿自信。斯大林問題的暴露，更加堅定了他以蘇為鑒走出一條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決心。這是特立獨行性格的表現。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是革命經驗的總結，也被他認定為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但獨立探索本身也是對蘇聯盟主地位的沖擊，這必然會引起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的不安與不滿。而當赫魯曉夫對的探索發表不同看法時，則認為“、、百花齊放，這是中國式的香腸，我們不準備向外國推銷”。（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也就是說，這些探索都屬于中國的內政，赫魯曉夫們無權對此說三道四。赫魯曉夫對中國脫離蘇聯模式的戒心與對赫魯曉夫對中國指手畫腳的不滿無形中都加劇了雙方的隔膜與敵意。此外，就馬列主義理論修養而言，認為，赫魯曉夫不大懂馬列主義，比較浮淺，不大懂階級分析的方法，有點像新聞記者，隨風轉，容易變。（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頁。）這也是他從骨子里看輕赫魯曉夫的重要心理因素。這樣，總是想幫助赫魯曉夫改正錯誤、校正路線。而其立論的前提恰恰是：赫魯曉夫是錯誤的，他如果不改正，幾年之后，將完全破產。（注：《建國以來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頁。）這樣，結果只能是：對赫魯曉夫“改正自己的錯誤”所抱希望越大，他對赫魯曉夫就會越感失望；而失望越大，他對赫魯曉夫的敵意與鄙視心理便會越重，最終是徹底絕望。

三

在中蘇分歧不斷擴大的過程中，雙方都為彌合裂痕進行了多種嘗試和努力，但問題在于，在當時的氣氛下，雙方都認定自己已經盡了力，是對方破壞了雙邊關系。1959年底，強調：我們的方針是以團結為重。（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頁。）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表示：在國際上跟蘇聯要講團結，跟社會主義國家要講團結，跟兄弟黨要講團結。在81黨會議上罵過我們的黨，我們也要同它們講團結。我們應該有耐心等待他們自己覺悟。（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頁。）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仍然強調：即使蘇聯想破裂，我們可以不破裂，我們要求談判，我們要建議召開有81黨參加那樣的國際會議。就是說用一切辦法避免破裂、推遲破裂，即使是維持一個很不好的、表面上不破裂的局面也好。（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頁。）直到1963年7月雙方關系徹底破裂，才決定“轉入反攻”，并要“大鬧天宮”。（注：《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頁。）同樣，在蘇聯領導人看來，“蘇聯、蘇聯領導人不希望中蘇關系惡化。為了維護兩國關系發展中已取得的成果，他們盡了一切可能。但是可以看出，另一國的領導人卻奉行損害這種關系的戰略路線。”（注：［蘇］安·安·葛羅米柯《回首往事》（下）新華出版社1989年版第684頁。）在1960年的81黨莫斯科會議上，蘇聯領導人明確表示不希望蘇中關系破裂。（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頁。）中蘇大論戰全面爆發后，蘇方又提出要停止公開爭論。（注：《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17頁。）長期擔任蘇共中央國際部中國處處長、后任俄遠東研究所研究員的庫里克談到，“有的時候，赫魯曉夫本人也很懊喪，他曾經在自己身邊的小圈子里抱怨過，中蘇之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注：丁明《回顧與思考——與中蘇關系親歷者的對話》，載于《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這說明，赫魯曉夫本人也并不希望蘇中關系走向破裂。但是，不管雙方為消除分歧付出了多大代價，分歧還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化并日益公開化了。回過頭來看，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是：在大多數的時候，蘇中雙方都曾試圖通過改變對方以適應自己的辦法來求得問題的解決。在這一過程中，試圖說服乃至改變對方的一方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認定自己是絕對正確的，是對方偏離了正確的路線，于是總是千方百計地要把對方拉回自認為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而另一方則總是認定對方動機不純甚至居心叵測。于是，無論試圖改變對方的一方的出發點是否真的良好，理由是否真的充分，這在另一方的眼里都已經不再重要了。這種努力的結果只能加劇雙方的猜疑與齟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