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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是好制度，因為它使得政治生活有了更多的開放性，它不僅縮小了特權階級獨霸政治權力的可能性，也制約了政治權力被任何人濫用的可能性。但是理論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現實的制度，因為理論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沒有現實且穩定的社會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礎，是不可能變成現實的制度的。對于民主也是如此。從理論上來看，以自由為導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穩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為現實的制度，必需有適當的社會基礎，如果沒有適當的社會基礎，即使勉強實行了民主制度，它也無法持久，這是每一次民主浪潮出現回流的重要原因，也是每一次民主化之后軍事政變接踵而來的重要原因。而所有重要條件里面，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就是龐大且穩定的中產階級基礎。這是本章理論分析的結論，也是古希臘的經驗，現代工業化國家的現實，更是發展中國家建設穩健的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

一、古希臘的經驗

古希臘時代的亞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產階級與民主之間關系的學者。在《政治學》1一書中，亞里士多德認為，古希臘民主的發達與中產階級的崛起有很大的關系。古希臘社會商業化導致了商業中產階級的迅速發展，從而改變了古希臘社會的政治力量結構，這導致了古希臘社會政治結構的迅速變化：海軍探險隊和公民武裝力量變成了新興軍事組織，理性科學的世界觀發展了，傳統產權制度崩潰了，中產階級和較窮階級政治參與的欲望擴張了，民主制也就逐漸取代了君主制和軍事貴族制。

亞里士多德說，在古希臘社會里，有權有勢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頭制，在這種體制中，只有擁有大筆財富的人才擁有投票權或者有機會擔任公職，排除了大多數人參政的可能性，這在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參政欲望日益擴張的時代里必然導致激烈的斗爭。如果窮人為數眾多并且組織良好，窮人就會建立"極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沒有教養的窮人傾向于"暴民統治"，他們常常踐踏法律，以多數的暴政取代法治，經常因為盲從魅力型民眾領袖的領導而使極端民主制向專制制度蛻化。

這說明，由富人和窮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穩定性，容易導致激烈的破壞性的階級斗爭。那么，穩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亞里士多德說，凡是中產階級很發達的地方，均傾向于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穩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盡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產階級為政治基礎的政府形式不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眾)，并且也是守法的。這種制度有一系列憲法性法律來制約和引導公民大會的決定，來制約公民大會可能具有的多數專制傾向，制止多數專斷地對待少數派，使多數派避免為一時的群眾激情所誘導而誤入歧途，使多數派不象羊群一樣為魅力型的獨裁者所左右。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說，中產階級不發達是政治不穩定和獨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當中產階級弱小無力并且組織很差時，國家就會分裂為窮人和富人兩派，由于窮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敵人，兩者之間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難妥協，這就會導致政治不穩定和獨裁。貧富之間的戰爭一旦為富人所取勝，富人就會建立寡頭制，把中產階級和窮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統治目的名義上是為了所有人而實際上卻是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貧富之爭窮人得勢時，窮人則會建立極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為群眾心理所左右，是惡劣的、獨裁的，為窮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統治，而魅力型的英雄雖以窮人的名義進行統治，但實際上則可能是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務。

所以，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寡頭制和極端民主制均是邪惡的、不合理的政府形式，不僅因為它不為公共利益服務，也因為殘酷的革命和反革命斗爭、幾近無政府狀態的政治不穩定，往往是殘酷的專制制度的淵源。以中產階級為政治基礎的政府形式包容所有公民，并為法律所約束，所以實際上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亞里士多德稱之為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也就是中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并受憲法所制約的民主，它與極端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差別，因為極端民主制往往只尊重多數的意志，以朝令夕改的人治來替代具有穩定性的以制約權力為核心內涵的法治。

那么，造就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的中產階級具有什么樣的特性呢？亞里士多德認為，中產階級占優勢，不見得一定要在數量上占據壓倒多數，而只要求在數量上足夠多、政治上足夠興旺，以便能與下層階級結盟，制約住富人的權力。這時，富人勢單力薄，就會參加而不是反對法治民主政體的建設。所以，亞里士多德的結論是，只要中產階級足夠大、足夠興旺，足夠有教養，他們就會成為建設法治和民主的核心力量。

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中產階級是商業中產階級，他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經商、營銷或手工業制造上，由于閑暇不足，花在教育上的時間少于因為有奴隸為其勞動而擁有充分閑暇的上層階級，因而其教養劣于上層階級。中產階級的財富和權力基礎是自己的辛勤勞作和占相對優勢的集體力量，而富人的財富和權力基礎是土地所有權和騎兵部隊，這使得亞里士多德有些擔心，然而他堅持中庸之道，在政治領域的中庸之道意味著以多數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府。不過，亞里士多德認為，盡管中產階級的教養比富人差，但是他們的教養對于良好的公民精神已經足夠了，并且在政治和哲學領域里他們顯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風度。這使得中產階級能夠成為法治民主的中堅力量。

那么，古希臘為什么會有中產階級呢？為什么會出現法治民主制度呢？這與古希臘獨特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條件有關。在古希臘社會里，商業很發達，這就產生了商業性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從事貿易職業，從而在行為上具有了法治理性的特征。古希臘中產階級法治世界觀以及理性計算、講究實際的世界觀淵源于其商業生活，因為貨幣(財富的理性計算)、有息貸款、金融業必然會創造了一種商業文化的網絡，這一網絡以資本、精打細算、發財欲和理性的世界觀為基本特征。商業交易總是需要契約法則，而契約法則的基礎是商業關系的理性安排，不是神秘的宗教制度的權威，也不是國王的權力。契約法則與貿易資本主義和供出售的手工業生產的擴張同時出現。不為王國官僚機構的官員和神秘宗教等級機構的教士所控制的市場銷售和市場定價加強了古代社會商業領域的理性算計傾向。

在古希臘，理性算計的世界觀不僅僅限于商業領域，因為數學和對自然的數學觀是古希臘教育的基礎之一。以數學的觀點來看待自然的觀念首先暗含在畢達哥拉斯及其信徒的宗教性術語中，后來這一觀念傳播到愛奧尼亞城市的世俗的商業文化中。自此以后，對宇宙的數學計算成為希臘社會的文化內核。宇宙的數學化導致對可理解的宇宙的世俗的科學描述。契約法則原本只是保護在貿易和市場運作的商業交易的工具，后來超越商業領域先向公民生活管理領域擴張，后又向一般的政治行動領域擴張。這一擴張的結果就是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

此外，古希臘也有其獨特的社會政治條件。如古希臘社會沒有神圣的中央集權的王權國家，不存在廣泛的君主專制的官僚制官員，也沒有有權有勢的與神圣王權有關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權利的教士，商業文化網絡的發展沒有任何障礙，從而發展成為古希臘社會的主流文化傾向之一（其他文化傾向還有尚武精神等）。這一過程在古代社會是不正常的，對于古希臘社會是獨一無二的，對于羅馬，在一定程度上對腓尼基城市國家也是如此。由于沒有神圣的王權官僚國家，公民活動的管理，從交通法規到建筑法典，均置于擴展的法律王國民法的管制之下。社會行為的理性評價的概念從民法擴展到刑法。在快速商業化的希臘城邦中，不存在國王、教士、部族長老壟斷司法判決的現象，刑事案件有罪、無罪的判決轉而取決于公民大會的決定。刑事案件的結果先通過理性辯論，辯論者代表雙方進行辯論，辯論者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律師，但卻是受過良好教育并訓練有素的演說家，受當事人的委托并接受當事人的報酬。辯論之后由陪審員大會根據憲法和民法來決定是否有罪。理性的、可辯論的刑法替代了宗教教規和國王的法令。民法與刑法精神擴展到政治生活領域，憲法就成了新興希臘商業城邦公民行為的指導原則。

于是，自然合法的思想原則開始擴展到宇宙觀層次，這樣宇宙不僅被看作是數學上可計算的，而且在運作上是合法的。自然合法的原則，與數學計算一起成了科學世界觀的基本原則。在這樣一個商業的、世俗的、科學的文化網絡中，理性的世界觀出現了，法治民主就成了政治的最高標準，而君主統治、神權政治卻成了歷史的遺產。

因此，不受神圣的王權官僚國家控制的商業文化和商業中產階級的成長，必然導致科學世界觀的發展，科學世界觀的發展必然導致中產階級對法律和民主的渴求，從而為法治民主的建設提供穩定的社會基礎。這是古希臘的經驗?，F代歷史進程以意大利文藝復興開始，在英國和法國的啟蒙時期得到戲劇性的擴展，繼而在近現代歐美民族國家內得到發展。在這一進程中，以自由為導向的法治民主伴隨著商業性中產階級和商業文化的發展而得到了艱難的發展。這一進程不完全是古希臘歷史的再現，但的確具有內在的邏輯相似性。

二、西方社會的憂患

古希臘的經驗表明，中產階級的商業性是其成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條件之一?，F在的問題是，中產階級的商業性是其成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條件嗎？也就是說如果中產階級不再從事商業，而是成為現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領階層、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官僚以及專業工作者，這時的中產階級仍然能夠成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嗎？新中產階級是否會被韋伯所說的官僚制的"鐵的牢籠"(ironcage)鎖住從而與法治民主無緣呢？在古希臘社會之后，專制的帝國取代了古希臘的城邦，在現代社會里，法治民主國家是否會重蹈覆轍而為巨型官僚組織組成的帝國體制所取代呢？

從近代史的發展歷程來看，中產階級的成長與產業革命有很大的關系。在工業革命初期，貿易資本家獨領風騷，他們把商業利潤投資于工業，從而變成了產業資本家(英國、荷蘭、比利時，然后是美國)?？枴げㄌm尼(KarlPolanyi)在其《大變革》一書中精彩地描述了這一現象。第一階段的產業革命創造了巨大的商業上層階級、小業主和小農場主中產階級(作為獨立的為市場而生產的企業家的中產階級)。當然，與工廠體制同時出現的產業工人則是新的下層階級。這一階段的中產階級與古典中產階級差別不大，均具有商業性。2

在工業革命的中期和后期，中產階級的特性有了一定的變化，獲得了新的特點。因為在這一階段，巨型公司和現代官僚制國家得到了發展，管理和官僚階層作為新的上層中產階級出現了，與此同時一個數量眾多的新的白領辦公室工人也加入了中產階級的隊伍，而在當代社會，中產階級隊伍里更增加了專家治國論者，工程師、應用科學家、計算機專家和當代高技術、福利國家經濟體制所必要的職業服務人員。

中產階級的官僚化或者組織化引起了許多思想家對于法治民主命運的擔心。比如馬克斯·韋伯就擔心官僚化、組織化的新中產階級的理性世界觀可能會變成官僚組織的理性，官僚的頭腦對法律契約和民主辯論的理性，勢必導致民主缺乏特定的觀念基礎而走向衰落。米爾斯(Mills)也有同樣的擔心，他認為，新中產階級與古代的中產階級截然不同。古代中產階級是農場、商店和辦公室里獨立的小業主。他們不必向任何人負責，在政治上是非常獨立的。而新的中產階級卻是巨型公司、政府或者公共服務官僚機構的工薪雇員，他們是不獨立的。他警告說，新中產階級被巨大官僚組織的"身分等級"禁錮住了。所以，他們不可能具有民主公民所需要的獨立精神。韋伯和米爾斯預言，世界將為"沒有靈魂的技術人員"所操縱，將為"沒有良心的縱欲者"所居住，民主和法律將毫無存在余地。官僚的鋼鐵外衣將會罩住新中產階級，把他們鎖進官僚和技術統治昌盛、自由和民主變為歷史陳跡的世界中。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iMarcuse)指出，新時代的科學在專業化的專家王國中變得相互孤立了，普通公民與科學的距離越來越遠。普通公民不再追求科學精神，而是追求個人感覺世界的快樂，或者追求神秘而空洞的非理性的宗教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法治民主必將因為缺乏適當的社會支持和觀念支持而走向衰落。

思想家的警告是有理由的，但是這些警告僅僅是警告，因為新中產階級雖然具有官僚化、組織化的特征，但它依然是現代法治民主的忠實基礎，因為它遠沒有放棄法治理性的政治，他們依然堅定地信奉法治民主。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新中產階級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首先，新中產階級成員接受大學教育的人越來越多。雖然現代教育日益技術化和職業化了，但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也沒有受到忽視。它們頑強地植根于大學課程之中，其結果就是創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的個人。新中產階級所具有的教養足以使其具有履行公民權利和參加民主活動所需要的能力。教育良好的中產階級無論是商業的還是組織的，均可以使自己適應政治參與，并有能力保護自己不被政治領導所愚弄。對教育良好的中產階級來說，政治領袖不是上帝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政治上的同事。所以，他們接受這樣的觀念，應該評估政治領袖的業績，應該鉗制政治領導人潛在的貪欲和權力。教育良好的新中產階級從不神化政治領袖，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理由參與政治領袖的選舉過程。富有教養的新中產階級認可專家們的知識，但他們并不放棄自己作為公民的決策義務。教育良好的新中產階級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優秀的專家也可能經常犯錯誤，在專家之間也經常會有分歧。所以，韋伯和米爾斯對為官僚組織所組織起來的專家來控制國家的恐懼是不必要的。在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視遍天下的時代，新中產階級所看到的專家決策失誤的情況太多了。這加強了他們參與決策的欲望，也為此提供了合法性，盡管這只是選舉的和政黨的參與。新中產階級尋求選舉參與和法律保護，其原因就是他們不信任為官僚國家所組織起來的專家，尋求參與政府的決策過程。他們對政治參與的必要性有著清醒的認識。

其次，中產階級牢固地確立了世俗的、科學的、理性的世界觀。當他們仰望天空時，他們看到飛行員和宇航員，他們幻想星際旅游和星球大戰，他們看到了有著黑洞和超新星的無限宇宙。他們不會看到天堂和一大群的天使。這一新的宇宙觀確實導致了倫理和道德的危機，其原因只是因為科學不能夠告訴我們何對何錯，但這種世界觀也確實創造了理性的大眾，他們相信自己能夠承擔民主的責任，并有能力積極參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公共活動。

第三，現代富有理性的中產階級，盡管被吸入進這個或者那個巨型官僚機構，但并不把官僚機構看成是神圣的。如果說，古代中國或者古埃及的農民把帝國的龐大官僚機器看成是神圣的，向它跪拜，向它鞠躬，向它行禮，現代中產階級公民絕不會把官僚組織視為神圣之物。他們忠誠地為其組織服務，有時候還廢寢忘食，但他們對組織并不愚忠，為了尋求自己的發展，他們會變革組織。

第四，韋伯和米爾斯相信新中產階級將會變得很馴順，并被鎖進巨型官僚組織的身分等級結構，韋伯和米爾斯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但幸運的是他們的擔心并未成為事實。因為韋伯和米爾斯沒有看到，在巨型組織中工作的新中產階級，對官僚組織的非理性、無效率和權威主義傾向更了解。在官僚組織中工作的新中產階級痛苦地意識到規則和條例的僵硬性，深深地了解官僚組織規則的非人格特性，也了解由此產生的異化。他們明白，文字上的規則在實施過程中如何創造了繁文縟節，從而成為組織營運的障礙，這些障礙如何遏制了創造力和非正式領導的輸入。新中產階級了解并拒絕這些權威主義的、無效率的、非人化的程序。他們補充了巨型官僚機構的人員，但拒絕了他們賴以為生的結構。在現代國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很少有人一生忠于某一公司、政府機構、醫院或者大學組織等官僚機構。中產階級把巨型官僚組織看作是無效的、反人性的和專橫的，只是利用而不是崇拜官僚組織，通過法治民主來制約官僚制度，這本身就是民主發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現代新中產階級因職業關系生活于大規模組織中，但他們也發展了與官僚組織世界完全隔離的私人存在。韋伯、米爾斯、拉什、阿倫特以及其他人均警告說，這一私人化的領域會變成出世的縱欲者的領域。根據這些思想家的看法，新中產階級個人將會變成自戀者，變得自私、縱欲、自重，從而放棄公民的角色。拉什和阿倫特批評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國青年不關心政治，缺乏博愛精神和人道關懷。這一批評是正確的。但是拉什和阿倫特看到了對六十年代激進主義的抗拒現象，尤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國，中產階級開始較為理性地尋求私人領域的發展。雅皮士、自我發展、減肥、馬拉松長跑等，這些司空見慣的事就是自我發展的例子。人格上的至善是當代在私人生活領域相互疏遠、互不關懷的中產階級所想實現的最高境界。這些自我發展傾向是對嬉皮士和吸毒行為的背叛。在六十年代的美國，馬丁·路德·金、羅伯特·肯尼迪以及肯特城、杰克遜城血案使得當時的人道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動搖了，使得他們退出公共領域，變得較為內向，只關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吸毒、縱欲，陷入了嬉皮士式的生活方式。雅皮士拒絕嬉皮士的墮落，可以說是再次走向公共參與的健康的第一步。邁入九十年代后，新中產階級在私人生活領域仍然表現出有些自戀的傾向，但已經開始向人道的關懷邁進。他們關心挨餓的人們，當埃塞俄比亞發生饑荒時，新中產階級伸出他們的援助之手捐款相助。搖滾樂隊是自我縱欲者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標志，但是他們組織音樂會舉行義演，為饑餓者、為患艾滋病者、為因破產失去土地的農民捐款。在私人領域走出自我封閉的世界，向需要援助者伸出援助之手的進程就是相互關懷的公共精神成長的過程。這正是自由的法治民主所必需的。所以，盡管從韋伯到拉什均正確地警告當代官僚世界中個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義的關懷并未死亡。后者繼續為政治參與提供熱情，使得法治民主政治繼續以新中產階級為基礎。

中產階級是法治民主的保衛者，那么"誰來保衛保衛者"呢？新中產階級作為巨型官僚組織的雇員對不受制約的權力所可能產生的后果也十分清楚。以法律來制約權力，以任期來強制權力的制度化更替，可以遏制政治領導人的可能發作的非理性行為，從而保護中產階級的利益。只有法律才能保衛保護者，使新中產階級免受官僚組織的侵害，從而維護法治民主。為了尋求法律的保護，新中產階級雖然以巨型組織為生，在上班的那段時間的確被鎖進了巨型組織，但是在巨型組織之外的個人生活領域里，他們仍然強烈地堅持法治民主的原則，在職業生活之外的時間里，在公共領域里還表現出強烈的保護法律的責任和參與政治的愿望。他們在政治過程中驚人地活躍，堅決支持法律程序，積極參與政治，強烈反對獨裁統治，從而以法律來制約權力，以法律來保護自己。這就更加強了新中產階級作為法治民主基石的地位。

因此，在現代工業化國家，新中產階級雖然因為官僚理性的威脅而可能滑離法治民主的軌道，但是他們仍然是現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礎。那么，在正在實現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里，中產階級是否是現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礎呢？

三、發展中國家的難題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已經在現代職業領域占據了主導地位，過著以個人幸福為核心價值的現代生活，為自己的事業貢獻著專業的和非專業的知識。中產階級的迅速成長，使得曾經為快速工業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作出貢獻的專制政治顯得過時了。因為專制的控制對有教養的中產階級來說是沒有必要的，對于有教養的中產階級來說，穩定的法治民主更能夠激發社會經濟穩定發展所需要的活力。

中產階級是發展中國家實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個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產階級的確從未體驗過現代法治民主，但他們均向往民主，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親身經歷過暴虐的專制統治的危害。

其次，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均活躍地追求法律的保護，因為中產階級已經覺察到不受制約的政治權力的禍害?，F在，教育良好的中產階級早已著手積極研究美國憲法和輝格自由傳統對國家權力的限制。中產階級普遍拒絕某些政治勢力壟斷國家權力。即使是在國家官僚結構中就職的中產階級也在拒絕國家權力的壟斷，因為在獨裁的等級結構中他們也同樣深受上級的迫害。

第三，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無論是在官僚結構之內還是之外，均教育良好，都希望在演說、文章、藝術作品以及個人生活中表達自己，這些表達是為獨裁的發展中國家所嚴格控制的。從政治輿論到搖滾音樂均要受到檢查的專制制度，是不可能與日益壯大的、受過大學教育的新中產階級和平共處的。

第四，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也傾向于追求更多的選擇，如自由選擇職業、居住地點和消費方式。由于獨裁專制的發展中國家一般都以這樣那樣的理由通過政治強制來限制中產階級的更多的自由選擇，要求更多的經濟和社會選擇的自由，必然意味著尋求更少的政治強制。這加強了尋求政治自由和運用憲法和法律制約國家權力的壓力。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在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是反對政治獨裁、捍衛法治、制約政治權力、建設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從總的趨勢來看，的確是如此。但是，對于特定國家和地區來說，新興的中產階級和法治民主之間的關系可能并不如此簡單，其原因是各個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

對于西方世界來說，現代化的進程基本上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進入現代化的過程恐怕也是一個屈辱的歷史過程。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而誕生、壯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也正是在這個屈辱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可能不是法治民主的基石。就東南亞來說，由于新形成的規模不大的中產階級主要是由外國的亞洲移民(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國人)而不是由本國人構成的，中產階級基本上沒有興趣也很少有可能參與當地的政治，這時他們很難成為法治民主的基石。而當專制政治能夠為中產階級的事業發展提供適當的自由和秩序時，中產階級更可能成為專制制度的擁護者。新加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新加坡，專制的政治和成功的經濟發展同時并存，中產階級在專制政治統治下獲得了事業發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獲得了經濟上的自由，所以就放棄了促進民主的"使命"。

當然，如果專制制度不給中產階級提供事業發展所需要的適當的自由和秩序，中產階級就會成為革命的力量。菲律賓就是一個例子。在菲律賓，馬科斯的專制統治不給中產階級以適當的自由和秩序，并且還把經濟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許多地方是托克維爾所說的任何暴力和動亂的天然敵人的中產階級在反對馬科斯的斗爭中與其他不同政見者攜起手來，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穩定的根源。因為這時的中產階級必須首先從妨礙其事業發展的獨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來，然后才能成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礎。

亨廷頓的研究也揭示出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如果傳統社會的政治制度能夠適應在現代化過程中日益成長的中產階級的經濟自由需要和政治參與需要，那么中產階級就能夠成為擁護傳統專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則就會成為革命的力量。他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說，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歷程表明，在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的現代化過程當中，中產階級日趨壯大，并開始廣泛地參與政治，"一個中產階級政治參與水平很高的社會，很容易產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擔的壓力太大，甚至是高度發達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數社會中，從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傳統制度都因此而紛紛解體或崩潰了"。3但是，"如果傳統政治制度確能適應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如果現行中產階級政體中的各種政治制度也具有適應能力，那么它就會轉變為一個充分參與、高度制度化的現代政體。相反，如果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適應大眾參與的能力，......那么該社會就會向大眾執政官政治的方向發展，各種主要社會勢力就會形成高度動員和現代社會所特有的大規模運動。"4

在實行君主政體的發展中國家，君主走向現代化的目標既要對付自由派的反對，也要對付保守派的反對，為此他必須尋找適當的政治支持。中產階級就是其中重要支持之一。不過，君主要贏得中產階級的支持是有很大難度的。首先，中產階級必須足夠強大。在許多社會中，中產階級沒有強大到可以幫助君主進行改革的地步，比如在哈伯斯堡王朝時期，根本沒有足夠的中產階級來給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許多走向現代化的君主制國家中，公營事業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職業，這一傳統也阻礙了具有自主性的中產階級的出現。在這些社會中，商業和金融業大多由少數種族來從事，如奧斯曼帝國和埃塞俄比亞境內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泰國境內的中國人，他們從來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來源。其次，在二十世紀，中產階級即使是土生土長的，并且力量也足夠強大，但也可能是君主制的天然敵人。比如十八世紀的伏爾泰和新興的中產階級都熱衷于開明專制，而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集團的意識形態和觀念甚至傾向于把最開明的專制也描繪成封建時代的錯誤。在中產階級圈子中，君主制已不再時興了。不管他們多么支持現代化中君主的社會和經濟政策，但他們依然反對作為一種制度的君主制。他們反對具有現代化觀念的君主對通信、選舉和議會自由所設定的限制，他們會認為君主的改革過于狹窄和遲緩，只不過是一種意在用局部改革來維護現狀的障眼法。所以，在如同伊朗這樣的國家里，城市中產階級不但不是支持現代化的君主的來源，反而與傳統的教士為伍，成為君主的死敵。

一般來說，非民主政治中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只要提供個人流動的機會，就可以把反對自己的中產階級專家吸收進政府參加工作。這可以安撫那些有可能反對君主制的人們。但是，這樣做對君主來說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如亨廷頓所說，"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傳統君主制通過這種個別吸收的進程來減少不滿的能力日漸減弱。......對個別吸收的效果有一個最終的限制，這就是，雖然吸收了中產階級中某些最積極的領袖，使之有助于政權的未來，但這是不夠的，因為它并沒有為把中產階級集團和較底層的集團作為集團同化進政治體系提供工具。這只是一種延緩行為。有著新利益的新集團仍將在社會中出現；高層次的個人流動，也許會減少這些集團追求其利益的強度和技術，但不能將其杜絕。把這些集團同化進體系中的迫切性雖然減少，卻依然存在。"5

許多國家的政治現代化歷史均表明，貴族和宗教領袖一般是傳統勢力的代表，維護舊制度，抵制現代化，而受過現代教育的中產階級則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鋒。亨廷頓說："在大多數現代化中社會，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階級顯然是中產階級，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動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該集團的政治觀念和價值標準支配著都市政治。"6

中產階級作為革命者的形象，與它作為現代政體的穩定的基石的傳統形象存在著自相矛盾之處。中產階級政治角色存在著自相矛盾之處，其主要原因是中產階級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這就如亨廷頓所認為的，中產階級的產生與發展會經歷好幾個階段。一般地說，最初登上社會舞臺的中產階級分子，是兼具傳統遺產和現代價值觀念的知識分子。此后，中產階級逐漸發展分化為文官、軍官、教師和律師、工程師和技師、企業家和管理人員。最早出現的中產階級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隨著中產階級隊伍的壯大，它逐漸地趨于保守。有時，所有這些集團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會扮演革命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產階級中非官僚性和非商業性的成分才最容易從事反抗、暴力和革命。并且，在中產階級的各種成分中，知識分子是最具有這種傾向的成分。這實際上并不是由于知識分子的背棄，而是由于知識分子已成長為一個可充當起義先鋒隊的獨特集團。在大多數情況下，知識分子根本不會背棄現存秩序，因為這個集團從來不是現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識分子是天生的反對派，無需改變自己的效忠對象，他們只要一出現在社會舞臺上，就扮演著潛在的革命角色。其原因就如亨廷頓所說，"知識分子的要求容易抽象化，并且是毫無止境的；這兩個特性使知識分子成了革命者。"7

在現代化中國家，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存在是一個普遍現象。不過，作為知識分子的中產階級是君主專制制度的革命者、現代法治民主的建設者，但它僅依靠自己的力量卻無法進行革命。知識分子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取決于一個社會的特定的階級結構。因為知識分子充當革命角色的能力，取決于他們與其他社會集團的關系。最初他們可能是中產階級的主要集團，此時知識分子煽動革命的能力，取決于他們贏得其他社會成分(如農民)廣泛支持的能力。

從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發展過程來看，經濟的發展、都市化的發展，必然導致中產階級隊伍的擴大，并使之多元化。亨廷頓說，"一種新的、更保守的中產階級階層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和淡化了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熱情。......第一批中產階級集團是最激進的。在這以后的中產階級集團可能具有較多的科層化、技術化和商業化傾向，因而較為保守。"8商業化的、官僚化的中產階級的逐漸壯大，中產階級的保守傾向也將越來越明顯。如果這時候現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產階級的保守性就成為法治民主政治的穩定力量了。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具有足夠力量的革命中產階級的存在是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設現代法治民主的條件，而具有足夠力量的商業化的、官僚化的中產階級的存在是現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續穩定的階級基礎。

上述分析表明，中產階級與民主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在古希臘社會里，商業性的中產階級是古希臘民主制度的基石。在現代社會里，非商業化的新中產階級仍然是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在發展中國家，新興的中產階級在短期內可能是專制制度的擁護者，但從長期趨勢來看，則是現代法治民主的建設者和穩定力量。因此，龐大而穩定的中產階級，是現代民主制度的最根本的社會基礎。

注釋

1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83年。

2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Press,1957.

3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頁。

4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頁。

5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82頁。

6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282頁。

7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294頁。

8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293-2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