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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作為國共內戰和東西方冷戰的歷史遺產，兩岸之間的基本格局是“分裂分治而不對等”。基於不同的立場和對這種格局的不同利用，兩岸之間的深刻政治分歧短時間內很難化解。由此產生的冷戰對峙，在世界各大國之間業已拉開序幕的世紀之爭和目前業已悄然浮現的中（共）、俄聯手，以西拒北約、東扼日本、南壓臺海的新型國際關系的背景下，很可能導致“由外國人出飛機、飛彈，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慘結局。針對這種潛在的危機，本文從戰略、策略、方針和措施諸方面著眼，提出了旨在實現民主、自由和兩岸共存共榮，以致最終實現和平統一，由兩岸人民共享中國主權的四條建議。

今年三月臺灣舉行大選前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兩岸之間的敵對狀態達到了五十年代末期以來空前未有的程度。同時，因美國向臺海派遣了兩個航空母艦戰斗群，也造成了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機以後核大國之間極為罕見的一次嚴重軍事對抗。可是沒想到，危機剛過，關於臺海已“雨過天青”的議論便不絕於耳；亦有不少人，竟然指望李登輝的一篇就職演說，使兩岸關系發生戲劇性的變化。這固然充分反映了人們對臺海局勢的高度關切和對兩岸和平的殷切期望，不過依筆者之見，我們與其環繞雨過天青這種不無象征主義色彩的政治話語兜圈子，我們與其將兩岸關系的緩和寄望於某位領導人在政治上的神來之筆，倒不如把自己探究的目光投向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和兩岸關系的歷史沿革，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兩岸關系的疊蕩起伏。我以為，只有這樣，我們或許才有可能從歷史的縱深體認出兩岸關系的癥結，并以現實宏觀的視野盡可能全面地看清楚制約兩岸關系之現實走向和未來趨勢的諸多因素，由此為相關對策的制定提供一種可靠的框架。

（一）臺海危機——亞太地區“世紀之爭”的開場鑼鼓

如上所說，分析兩岸關系問題須關注其國際背景的變遷。然而僅就筆者之所見，在近幾年的有關研究著作中，論者在談到兩岸關系的國際環境時，通常強調的主要是“冷戰的結束”，而對於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卻似乎有所疏失。其間有兩大頗具轟動效應的“事件”，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人們對中國之現實國際地位的全面認知和客觀判斷：其一，是六四悲劇發生後，西方各國對北京當局所實行的經濟制裁和政治抵制；其二，是近年來“圍堵中國”的輿論突然在英美雀聲四起。由此給許多人造成了一種印象，似乎由於蘇聯的解體，美國至少將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成為主導世界格局的唯一力量，因此，堅持原有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中共似乎從此勢必將在國際社會陷於越來越困難的境地。這樣的觀點和輿論，若不能說已然完全主導了九十年代以來人們對兩岸關系及其國際背景問題的觀察和應對，起碼也可以說在非常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實，這種觀點僅僅是抓住了問題的一個方面。須知，差不多就在冷戰結束的同時，世界各強權之間為爭奪下一世紀之主導權的斗爭便開始了；其間便伴隨著各國重新進行戰略定位和整個國際格局進行重組的極為復雜的過程。因此，兩岸關系的國際背景當然不會、也不可能永遠凍結於八九年六四和九零年上半年那種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行將到來的這場世紀之爭，雖然以經濟為其基本內容，但它卻是無情地以戰爭方式拉開序幕的。這表明，“世紀之爭”這場大戲正在迅速地被搬上歷史舞臺。這種態勢給兩岸關系的國際背景平添了極為復雜和極為險惡的因素！去年六月李登輝訪美之後，臺海風云突變，形勢一天緊過一天，直至釀成了今年三月的危機，其深刻的國際根源就在於此。現在回頭追溯起來，這還要從一九九一年爆發的海灣戰爭說起。

海灣戰爭可以看成是“世紀之爭”的第一場序幕。在那場戰爭中，美國在日本出錢和西歐諸國出兵協助的配合下，摧毀了中東數一數二的軍事強國——伊拉克的基本軍事力量，但顯然是有意留下了海山政權，由此便得以在中東站穩腳跟，從而也就為自己強占了一個對未來的世紀之爭具有極端重要的軍事和經濟意義的戰略據點。對於美國的這一戰略意圖，日本和西歐想必是了然於心，但是出於共同的利益，加之這些國家自身的力量有限，至少在眼下，它們仍然不得不依附於美國。當初美國的得逞，自然也與高尚的人道主義的理想主義者——戈爾巴喬夫的幼稚和輕信不無關系，但同時也是由於美國利用了當時正在國際上“身處逆境”的北京與西方緩和關系的迫切愿望。雖然人們并不清楚，當初美、日和西歐以甚么樣的條件換得了北京在聯合國就出兵中東問題所投下的棄權票，但確然無誤的是，西方國家對北京的經濟制裁，正是從海灣戰爭前後開始放松的。由此可見，美蘇冷戰的結束，固然削弱了北京作為美國抗衡蘇聯的戰略伙伴的份量，但同時也為北京在聯合國安理會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提供了更多的機會。這實際上也意味著北京國際地位的相對提升，即加重了北京在後冷戰時期國際格局的調整過程中與別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然而問題還不止於此。因為一方面，那場戰爭的輝煌勝利極大地刺激了美國的野心，其突出的表現，是在歐洲力主北約東進。這表明，在蘇聯解體以後，美國非但無意退出歐洲，反而要乘機在後冷戰時期乃至下一世紀進一步擴展自己的勢力范圍，以便建立自己的唯一世界霸主的地位。這不僅引起了俄國的強烈反彈，同時也不可能不引起北京的高度警惕。聯想到美日安全體系依然存在，美國政府在布希執政時期又突破了自七十年代與北京關系正常化以來的慣例，批準向臺灣出售大批先進戰機，這便使北京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特別是其對臺灣的戰略意圖，幾乎很難不深存疑懼。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就在美國的野心極度膨脹的同時，北京不僅在國際地位上相對提升，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也迅速發展起來。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大陸已經改變了毛時代在所謂反帝反修方針的指導下所形成的工業格局，其經濟重心逐步轉移到東南沿海一帶；而且，開發海洋也逐步提到大陸經濟發展的議事日程上，并在相當程度上逐步上升為與整個中國大陸在下一世紀的生存和發展命運攸關的迫切任務。這兩個方面，都必然要求中國大陸的國防戰略重心迅速地實現從西北向東南、從陸地向海洋的轉移；而臺灣對中國大陸的戰略意義，由此也空前地突顯出來。這一切，恰好與北京對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戰略意圖的深刻疑懼形成了尖銳的對立。照我看，這才是中共對李登輝訪美作出強烈反應的根本原因。事實上，今年三月的臺海危機也極為明顯地預示出，兩岸關系糾集了太平洋周邊各大國之間戰略利益的沖突。也因之，美國、日本和俄國對臺海爭端介入的方式和程度雖然不同，但是，它們都毫無例外地卷進來了！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今年三月的臺海危機，實質是繼續海灣戰爭之後，“世紀之爭”在亞太地區的一次預演。

初看起來，在這次預演中，扮演主角的是兩岸的中國人，美國似乎是被臺灣“拉下水”的。是的，如果僅僅從戰術的層面來看，這乃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如果從戰略的角度來觀察，則扮演主角的無疑是中國大陸和美國，其次是日本和俄國。這當然絕不是說，臺灣在行將到來的世紀之爭中只能處於一種無足輕重的地位。恰恰相反。如果把中國大陸看作亞太地區世紀之爭的一方，而把美國和日本暫時看作另外一方，則臺灣在其間所扮演的角色，便有點像楚漢相爭中的齊王韓信，其“歸漢”還是“歸楚”，對最終的結局會起某種關鍵性的作用。因此，在戰略上根本不存在臺灣是否把美國拉下水的問題。值得兩岸中國人警惕的是，出於自身的戰略需要，現在首先是美國、其次是日本，將來則有可能首先是日本，其次是美國，幾乎不可能不想方設法拉臺灣“下水”；而盡力維持和延續海峽兩岸目前分裂分治的狀態，很可能正是它們對臺戰略的底線。其根本的原因是，美、日兩國都十分清楚，臺海兩岸一旦整合起來，必將成為亞洲乃至亞太地區任誰人都很難超越的競爭對手。至於俄國，它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均在歐洲，這種情況短時期內不可能改變。不過，伴隨俄國國內經濟結構的轉變及其對外貿易的發展，俄國的經濟和軍事戰略與亞太地區的相關度正在迅速升高。而且，俄國畢竟不失為一個超級軍事大國。因此，它在亞太地區未來的世紀之爭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是絕對不容忽略的。在目前，由於有北約東進的壓力，俄國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國際政治領域，都迫切需要利用海峽兩岸之間以及中國與美國之間圍繞兩岸關系所存在的矛盾。這樣，臺灣海峽便隨時有可能成為包括美、日、俄以及大陸和臺灣在內的“四國五方”的現實利益和戰略企圖上的諸多沖突的集結處或聚集焦點——兩岸互動過程的風險性隨之大幅度地提高了！

然而事實表明，真正從三月的臺海危機中獲得實利的，既不是在危機中經歷了對岸的武力威脅、承擔了最大風險的臺灣，也不是出動了十幾萬大軍、耗費數億美元的大陸，甚至也不是派遣強大海軍艦隊到臺海展示了武力的美國。盡管人們對臺海兩岸在此次事件中的勝負得失或許會見仁見智，但是誰都無法否認，兩岸爭端本身無可避免地為別國提供了坐收漁翁之利的機會。就是說，雖然兩岸的大小不等，強弱不同，但在彼此長期相爭不已的情況下，雙方都難免要為應付眼前的急需而在不同程度上處於被別國牽著鼻子走的可悲境地。人們常說，臺灣是被美國捏在手中、隨時可以用來對付中共的一顆棋子。殊不知，大陸現在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俄國用來對付美國的一張王牌。這當然與美國的作為有密切的關系，因為正是美國在海灣戰爭後日益膨脹的野心及其對臺政策所引起的北京的嚴重不安，加快了大陸與俄國靠攏的步伐；而臺海危機則對大陸與俄國之間目前已初步成形的準同盟關系發揮了某種促媒的作用。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所遭遇的第一次最嚴重的外交挫折，其結果是不期然而然地使俄國成了臺海危機中的最大贏家：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的商業合同和軍火交易，北京對莫斯科反對北約東進的“理解”，以及大陸對俄國加入亞太經濟組織的支持，等等。除俄國之外，日本也在此次危機中獲利不小。那原因是，北京在此次危機中所展示出來的軍事實力，特別是它對臺灣所表現出來的強勢態度，在亞太地區造成了普遍的不安，這不僅有助於日本政府平息國內早已存在的要求美軍撤離日本的呼聲，使之順理成章地延續了日美安全體制，而且為其進一步加速重新武裝自己的進程提供了借口。這對於作為世紀之爭的要角之一的日本來說，真可以說是天賜良機！

總之，三月的臺海危機加深了兩岸之間的裂痕，美、日、俄直接或間接地介入，不僅使四國五方之間的關系網絡更趨復雜，并且為之注入了更多更深刻的懷疑、猜忌和敵意，由此也為今後的兩岸互動埋下了更為兇險的因素。這無論是對中國大陸或是臺灣來說，都只能意味著禍大於福，苦大於樂！

（二）兩岸互動關系的三個層次

兩岸關系走到今天這一步，絕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九十年代以來，兩岸交流有空前迅速的發展，由此也暴露了、展現了兩岸之間原有的矛盾，將這些矛盾無可回避地提到了人們的面前。另一方面，交流過程本身也衍生出許多新的問題。今年三月臺海危機的爆發，從內部原因看，其秘密就在兩岸處理這些新老矛盾關系的結構中。

與八十年代相比，兩岸的互動關系在九十年生了一個顯著的結構變化。這表現在：由於海基和海協兩會的建立和運作，兩岸之間的互動已分化在民間、準官方和官方這三個層次上進行。然而，這一分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八十年代兩岸民間交流與官方互動之間失衡的狀態。

兩岸民間交流始於七十年代末，那自然與北京在一九七九年以“全國人大”的名義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和平統一的口號有關。但真正為兩岸的民間貿易往來提供了可能和動力的，還是大陸在經濟領域所實行的改革開放和在臺灣已存在多年的自由經濟制度。不消說，民間貿易最初不免帶有“金額非常微小”、“借助第三地”和“暗地進行”等特點。直到一九八七年臺灣開放一般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人民才得以公開正式的接觸。自此以後，兩岸的民間交流便一發而不可收，其發展速度之快和規模之大實已超出了當初人們的想像！

根據臺灣陸委會公布的數字，到去年年中，兩岸人民往來已超過八百五十七萬人次，函電往來在億通以上；兩岸間接貿易額也從一九八七年的大約十五億美元攀升到一九九四年的一百七十八億美元和一九九五年的二百零九億美元。而且，臺商自一九八一年開始登陸，六四後乘機西進，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後又掀起了一波新的登陸風潮，以至目前在大陸投資設廠的臺商已達二萬七千家。盡管流入大陸的臺資金額因來自各方面的統計數字相差太大（在一百——二百億美元之間）而難以精確的估計，但據九四年香港《紫荊》雜志報道，無論在投資金額或在投資企業的數目上，臺商在大陸均已超過美商和日商，而僅次於港商。另據臺灣海關統計，在一九九五年，大陸已成為臺對外貿易的首要順差來源，并有可能在今年取代美、日，而成為臺灣最大的出口市場。

兩岸民間交流的發展如此迅速，但也有其先天不足。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兩岸當局不能為民間交流提供統一的規范制約和法律保障；由此所衍生的失序和高風險，嚴重地阻礙著交流的順利進行和平穩發展。海基和海協這兩個準官方組織的建立和運作，正是針對著兩岸民間交流所提出的規范化和有序化的要求。

在海基和海協兩會的慘淡經營下，兩岸的準官方聯系一度曾顯示出某種經常化、甚至制度化的趨勢。在令人矚目的辜汪會談及兩次焦唐會談中，雙方就某些議題也曾達致若干共識。當時許多人都不禁為之歡欣鼓舞，以為臺海兩岸之間已經架設起一道和平交流的彩虹。然而不幸的是，旨在落實兩會高層共識的多次事務性會談，居然或者是不歡而散，或者是功虧一簣，以致迄未取得任何具體成果。這當然不能歸諸兩會相關人士的無能或缺乏誠意，因為真正的決策者不是他們，而是兩岸當局的首腦。因此，兩會會談屢遭失敗，其合理的解釋只可能是：兩岸當局在政治上缺少起碼的共識。

事實也正是這樣。最明顯的證據是，兩岸當局至今就政治對話的方式各說各話，彼此毫無交接，更何況再深一層的那些問題呢！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不欲”或是“不能”，反正目前兩岸當局似還沒有把戰爭作為自己的第一選擇。盡管如此，臺海氣氛并不祥和。或隔岸叫罵，或空中喊話；或武力威脅，或武力抗衡——雙方互動仍然停留在一種比較典型的冷戰方式上。

以上三個層次構成兩岸互動關系的“內線”。其總體態勢是：從民間到準官方再到官方，兩岸和平交流的熱度逐級遞減，而“冷戰”的力度則逐級升高，并且一直延展到“外線”——國際關系領域。在“內線”，北京取攻勢，臺北取守勢；在“外線”，雙方則似乎攻守易位。

雖然，臺北并沒有像北京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樣，立意要將對方從各種國際組織中驅逐出去，但無論是臺北擴展邦交，還是爭取參加聯合國，無疑都對北京業已在聯合國取得的“中國唯一合法代表”資格構成了挑戰。雙方在國際社會的角逐，正以臺北突圍和北京圍堵的方式激烈地展開。有趣的是，雙方對“內線”和“外線”的敏感度有很大的差別。大體說來，在“內線”，臺北比較敏感，這在“千島湖事件”發生後，臺灣朝野不無情緒性的強烈反應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在“外線”則正好相反，北京對臺北的任何外交動作都盯得很死，反應通常也很激烈——去年六月李登輝訪美後，北京對臺灣文攻武赫乃至戰爭威脅，一直持續到現在，這可以說是最好的例證。

那么兩岸之間的互動何以會有上述這些特點？兩岸當局之間的根本分歧是什么？兩岸關系的癥結又在哪里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讓我們從兩岸關系之間的基本格局說起。

（三）兩岸之間的基本格局及其癥結

兩岸分裂分治已長達近半個世紀，這是任誰人都無法否認的。然而，兩岸關系中還有另外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分裂分治的雙方，無論是在綜合實力還是在國際地位上，從來都不是對等的。這三個方面，構成了兩岸之間的基本格局，概括起來，就是“分裂、分治而不對等”。

這種格局最初出現於四十年代末，那顯然首先是國共內戰的結果；而它後來的延續，則主要是東西方冷戰的產物，其中尤以美國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如五零年韓戰爆發後，美國派第七艦隊進入臺海；五四年美與臺簽訂共同防御條約；五八年中共炮轟金門，美又派特混艦隊協防臺灣；再如一九七九年，美國與北京建交，但作為交換條件，是北京宣布以和平方式統一中國。總之，在所有這些攸關臺灣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美國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換言之，美國的介入平衡了北京在軍事和綜合實力上對臺北的優勢，這是兩岸的分裂分治得以延續下來的極為重要的原因。

然而美國的介入又有一定的界限。因為一方面，兩岸在所轄領土和人口以致在綜合實力上相差太遠，而且最初北京的身後又站著莫斯科；另一方面，美國的對華政策也不可能不隨其自身戰略需要的變化而變化。（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在上自五十年代下迄七十年代的二十多年里，北京無疑與美國處於完全對立的地位，是美國封鎖和圍堵的對象。相反，臺北則被看作“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乃是美國對抗共產主義的伙伴，除得到美國的協防而外，臺灣還得到美國在國際社會的有力支持，因而雖然所轄領土和居民遠不能與北京相比，但尚能保住在聯合國的席位，在國際組織相對於北京略占優勢。但必須看到，即使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美國也無力改變兩岸在資源占有上相差懸殊這種“內在的”不對等。也因之，美國既不能把孤立北京的政策全面地加諸北歐各國，甚至也不能把這種政策貫撤於西歐（英、荷在五十年代初即與北京建立了代辦級關系）。它當然更不能把對北京的圍堵擴展到共產陣營。由此便使臺海對峙初期臺北與北京之間在國際地位上的不對等，不論在范圍或在時間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事實上，早在六十年代，臺北在國際組織上的這種相對優勢地位，已因北京與法國（一九六四年）及許多中小國家建交而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挑戰。進入七十年代，兩岸的國際地位終於發生逆轉，臺灣逐步陷入極度孤立的境地。

可注意者，在回顧和反思這段曲折經歷的時候，有人將這種逆轉歸之於美國的背信棄義，似乎只要當初美國愿意，就足以避免此一逆轉的發生。其實回想起來，當初美國之對臺灣，盡管說不上有什么同生死、共進退的俠肝義膽，但至少也可以說是相當“夠哥們兒”的。別忘了，從六十年代起，為了保住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美國使盡了渾身解數，使用了從“玩兒程序”到提出“臺澎主權未定”等各種手段；甚至在一九七二年與北京簽署上海公報以後，老美又拖了六、七年，直待臺美共同防御條約到期失效，才與臺北斷交而承認北京。足見上述逆轉之對美國，絕非出於心甘情愿，實在也是形勢使然而不得不為。須知第一，通過參加韓戰和介入越南以及插手柬、老內戰，北京已充分顯示出，它是支配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第二，在六十年代，它已經成為擁有核武器和最多軍隊的強權之一；第三，自六十年代提出所謂三個世界理論，北京通過狠勒大陸人民的褲腰帶以支援所謂的世界革命，把許多中小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與那里的共產革命結合起來，在國際上以反帝反霸作標榜，在聲勢上已儼然與美國、蘇聯鼎足而立，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走到這一步，表明美國的圍堵政策已然失敗；而北京則因其挾中國大陸的廣土眾民，已經坐大為在國際關系和軍事實力上可以與美、蘇討價還價的角色。這是七十年代初期華府與北京關系正常化，以制衡蘇聯的客觀依據。

由此看來，與“分裂分治”一樣，兩岸在綜合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及國際地位上的“不平等”關系，亦是國共雙方及東西方冷戰時代各種國際勢力長期較量的結果。這樣，“分裂、分治而不對等”也便構成了後冷戰時期兩岸全部互動關系的現實前提或基礎。在這種意義上說，能否全面地認知、客觀地評估并正確地利用這一基本格局，不僅規定著兩岸關系的目前走向，而且攸關兩岸中國人的現實命運和未來前途。

然而我們遺憾地發現，面對兩岸分裂分治而不對等的基本格局，兩岸當局對臺海基本格局的觀察和估量，似還遠沒有達到全面、客觀的程度：北京的立腳點似只在目前兩岸之間在綜合實力及國際地位上的不對等；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其宗旨就是要利用這種不對等，并假“兩制”作為統戰的手段，將臺北歸化到北京的旗幟下。問題是：“兩制”早已存在於兩岸的現實中，臺灣人從中得不到任何比現在更多的東西，臺北和臺灣人民難于接受這種統一模式其道理就在這里。與北京相反，臺北則立足於目前兩岸的“分裂分治”。依據《國統綱領》和臺灣當局的多次政策宣示，它的“近程”政治目標就集中在“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上。為此臺北要求北京在近程交流階段做到以下三項“善意回應”：第一，無條件地對臺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第二，承諾臺灣為對等政治實體；第三，承認臺北有權“以對等的地位參與國際社會”。誠然，臺北早已終止“動員勘亂時期”。不過在北京看來，“動員勘亂”早已是神話；而且，在臺北處於軍事劣勢的條件下，臺北首先放棄使用武力，顯然對北京也很難說有多少感召力。更何況，兩岸正式結束敵對狀態系兩岸當局談判的結果，而并非某一方宣布就可達成的。因此，筆者以為，臺北的第一項要求似乎值得斟酌。第二項，那不過是要求北京承認既存的事實。要害的問題是，當臺北把它與第三項聯系起來，并在國際上展開外交突擊的時候，客觀上便不可能不構成對北京業已占有的優勢國際地位的挑戰。總之，臺北實際上也不打算對北京有任何妥協讓步。可見兩岸當局雖然在政治上皆以“務實”為口號，實則均有昧於對“分裂、分治而不對等”這一基本格局的全面認知、評估和利用。由此便造成了雙方在政策基點和現實條件運用上的兩極對立，以及近程政治訴求上的毫無交接。這即是目前兩岸關系的癥結所在，也是兩岸自九十年代以來的和平交流之所以會卡殼於準官方并凍結於官方層次的根本原因。

（四）危機和選擇

應當承認，兩岸當局之間的政治分歧具有相當深厚的民意基礎。那種將兩岸之間目前出現的緊張局勢僅僅歸罪於臺北或北京某位首腦的說法是極為淺薄的，而且也不夠公平。是的，掌握或控制各種資源的政治領袖人物常常會煽動某種情緒，以為他們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但其前提，是在民眾中已有某種情緒明顯地存在，或這種情緒已經普遍地潛藏於民眾中。因為民主政治的領袖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憑空呼喚出一種足以影響幾乎所有人的言論和行為取向的精神氣氛。然而一旦當某種情緒被煽動起來，它反過來又會控制、甚至左右最初煽動它、利用它的人！歷史上的許多災難，如希特勒發動的法西斯戰爭和發動的，都是在領袖與民眾之間這種惡性互動中釀成的！試想一下這些年來北京對民族主義的熱衷和臺北對“對等”、“尊嚴”的堅持和提倡，再對照一下去年六月李登輝先生訪美前後臺灣各界的歡欣鼓舞和此一事件在大陸留美學生學者中所激起的強烈負面反應，以及近半年來臺灣海峽上空戰云密布的緊張氣氛，當不難看清，兩岸當局之間的政治分歧絕非通過“倒李批講”就可化解，兩岸關系的癥結也絕非是在短期內就能醫治好的！

照筆者看來，若為長久之計，重要的是：兩岸當局應當在對己方的民意民情善加引導的同時，對於對方民眾的愿望和要求，也應當加以深切的體察。根據臺灣陸委會企劃處提供的民調資料，在從九三年到九五年這三年間，臺灣民眾中不贊成“一國兩制”的，一直維持在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一百之間。因此，很明顯，如果北京當局真誠地希望盡快實現統一，那它就應當在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開始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以為和平統一鋪平道路。這大概是加快統一步伐的一條必由之路。另一方面，臺北也應當注意到，由於臺獨勢力已在島內坐大，加之臺北在國際上所推動的“雙重承認”和“參加聯合國”與臺獨勢力在近程目標上不易劃清界限；與此同時，英、美右翼勢力“圍堵中國”的呼聲又雀聲四起——所有這些，都加重了大陸民眾、特別是憂國憂民的大陸知識界對臺獨的憂慮，也很容易刺激他們以一種對臺獨懷有深刻疑慮和特別警惕的眼光來看待臺灣的一切政治動向。在如此復雜的背景下，若臺北在順應和滿足臺灣民眾關於“對等”和“尊嚴”的要求時不能把握好分寸，則勢必會亂上加亂，即不僅會為北京的武力攻臺提供依據，甚至有可能在客觀上為大陸武力攻臺營造必要的社會心理氛圍。事實上，正如臺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先生於一九九五年底在北京逗留期間所發現的，“‘打’（案指北京武力攻打臺灣）在（大陸）民眾間的心理準備，確已多少完成”。這雖然確乎“令人心驚”（沈先生語），卻也是一個無法回避和值得引起提高警覺的事實！筆者深信，兩岸中國人的絕大多數都不愿意見到臺海發生戰爭。然而筆者也不認為，兩岸的政治對峙可以輕易化解，從而使戰爭的危險在一夕之間消失。因為第一，大陸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將使臺灣人的離心傾向進一步滋長；第二，臺灣人渴望對等國際地位和享有國際尊嚴的心理將隨經濟和政治民主化的進一步發展而越益強烈，而臺獨勢力和某些懷抱“寧作雞頭不作牛後”這種狹隘心態的政治野心家，必定會利用之。這將促使兩岸當局在國際社會的角逐變得更復雜更激烈；但是，第三，隨著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南海資源和臺灣對於大陸下一個世紀生存和發展的戰略意義，必將日益突顯出來，屆時兩岸的統一將提到整個議事日程的重要地位上。因此可以預見，如果大陸的政治制度轉型一直未得進展，大陸也未像前蘇聯那樣全面解體（謂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則兩岸之間的矛盾非但不會化解，相反倒有可能進一步激化。

從全球范圍來看，正如上面所說，伴隨世紀之爭的到來，兩岸和平統一的國際環境實際上變得更復雜更險惡了。在這一方面，將維持臺海和平的希望長期寄托在美國人身上是不切實際的。誠然，過去美蘇對峙冷戰局面業已因蘇聯的解體而消失。但是，正由於蘇聯的威脅已不存在，所以由貿易摩擦而導致的美、日以及美國和西歐相互關系的松弛也有跡可尋。如所周知，現在日本開始可以對美國說“不”了。最近，法國總統西拉克也正式向柯林頓總統提出，要在北約內部擁有更多的發言權。此外，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固然顯示相關國家也有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但同時也表明，美國的強權勢力已經開始消退。雖然，在海灣戰爭中，美國是打頭陣，當主力的，但那是由於美國對中東的戰略地位和石油感興趣！君不見，在盧旺達內戰和波斯尼亞戰爭中，美國大兵不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嗎？當然，美國絕不會輕易放棄它在遠東的戰略利益；由於受“臺灣關系法”的約束，美國政府似也不會完全坐視北京武力攻臺。但是，必須注意，從目前美國的世界戰略布局來看，由日本、南韓和臺灣以至菲律賓所構成的“島鏈”，既非美國所要固守的唯一戰略陣地，亦非美國最重要的戰略陣地。因為第一，若與臺灣相比，中東對美國的戰略意義顯然重要得多；第二，冷戰雖然已經結束，但是美國人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對俄國人的不信任，美國自然也不打算從歐洲完全撤退。可是這么一來，美國的戰線就拉得太長了，實已與其開始走向衰落的國力不盡相稱。與此同時，西歐、日本對美國的離心傾向和中國大陸之龐大市場的吸引力，又使美國很難聚集起一支包含西歐和日本在內、且其利益高度一致的隊伍以圍堵中共。不錯，臺海一帶攸關日本經濟的海上生命線，日本何嘗不想以武力在亞洲與中國大陸一爭高低，從而在經濟大國的基礎上一躍上升為亞洲第一軍事強權和政治強權呢？問題是，包括美國在內，整個國際社會都絕不會允許日本武裝到足以以核武與中國相抗的程度。由此觀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日本直接出兵干涉臺海爭端的概率也不高，它充其量只能扮演“挑唆者”或“支援者”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北京已公開承諾愿意在國際法的基礎上，與南海周邊國家解決領土爭端問題，從而多少化解了與這些國家的沖突，幾乎已經使主要針對中共的所謂東南亞集團安全體制胎死腹中，因而對中國實行圍堵、以扼制其在下一個世紀可能實施的南進戰略的“任務”，雖然本來與日本對未來發展最直接相關，實際卻不得不由至今仍然迷戀“世界警察”角色的美國直接出面來承當。然而由於韓戰和越戰的歷史教訓，加之上述種種因素，對美國在軍事上直接介入臺海之爭的程度，似也不應作過高的估計。錢復先生曾經說過，即使中共對臺動武，“美國最多只能提供防御性武器”。筆者以為，盡管在今年三月的臺海危機過程中，美國曾派遣兩支強大的海軍艦隊到臺灣海峽游弋，然而錢先生的估計無疑反映了美國之臺海政策的常態。

不獨有偶的是，幾乎在臺北陸續從美國得到先進戰機的同時，北京也找到了它自己的“先進武器庫”！其秘密就在於，蘇聯雖然已經解體，俄國卻重新出現了。近幾年的事態發展顯示，美俄之間的蜜月已漸成過去。早在兩年前，俄國已因向波斯尼亞派遣和平部隊問題與北約諸國有頂牛的現象（這不禁令人想起條頓人與斯拉夫人之間的歷史舊怨）。近年來，因北約東進而引起的雙方的沖突，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實。而在此期間，北京卻與莫斯科過從漸密。用錢其琛先生和俄國國防部官員的話來說，就是雙方正在建立一種“新型的伙伴關系”。實際情況是，現在俄國不僅已經成為向北京提供先進武器的主要軍火商，而且通過葉利欽總統四月的中國大陸之行，中國與俄國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也已灼然可見。這種伙伴關系當然不僅是針對著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它同時也針對著臺灣，針對著對俄國人成見甚深、且在東亞有可能染指臺海爭端的日本。這給予我們一個含義深遠的提示：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關系的演變，已悄然浮現出一種由中、俄聯手，以西據北約、東扼日本和南壓臺海的新格局。不難預料，如果俄共在今年六月的俄國總統選舉中獲勝，這一格局將會變得更為清晰。而如果美國和日本對臺海爭端的介入再深一層，同時北約在東歐對俄國再進逼一步，則新的冷戰局面的形成，將幾乎難以避免！總之，蘇聯垮了，但山姆大叔和北極熊依然站在兩岸中國人的背後！值得警覺的是，在中、俄、美（北約之首）之間這種新型大三角關系的背景下，如若兩岸當局之間的政治分歧始終不得化解，臺海的緊張局勢長期不得緩和，日本再從中插上一腳，則很有可能由此導致“由外國人出飛機、飛彈，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慘結局！

筆者所以提出這樣的警告，除上面已經列舉的理由之外，還因為九七和九九年收復港、澳以後，北京可能會加快對臺灣的統一步伐。誠然，那時臺灣的武器裝備將因先進戰機和海軍艦艇的引進現代化。但這并不能最終避免戰爭，而只能推遲戰爭，且兩岸的軍備競賽必將使未來的戰爭變得更殘酷！雖然，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反臺獨、從而也反戰已成為兩岸人民共同的迫切任務，但從根本上來說，反臺獨和反戰都離不開從制度層面拉近兩岸的距離。可喜的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已經取得很大的進展，而且已無全面倒退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深化大陸的經濟改革并促發大陸以和平方式實現政治制度的轉型，既是反臺獨和最終實現兩岸統一的重要方面，也是維持兩岸持久和平與共存共榮的必要保證。

很明顯，要做到這一點，至少須具備三個條件，即第一，要防止冷戰的再起，第二，要避免突發性的臺海危機，第三，要有足夠的時間。為此，筆者特提出以下四條建議：（一）戰略上把建設自由、富強、民主、統一的中國（中華）民族與行將到來的世紀之爭結合起來，從而樹立包含大陸、臺灣和港澳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生命共同體”觀念，并在功能上將此一共同體確定為：全體中國人生存、發展和自由的家園，維護亞太地區之和平與安寧的堅強支柱，扼制冷戰再起的關鍵力量之一。

前已指出，中國大陸的經濟和國防戰略的重心已移向東南。但是，只要海峽兩岸的敵對狀態一天不解除，只要兩岸的統一一天不實現，處於世紀之爭旋渦中心的中國大陸，對其海防就一天不能高枕無憂，它當然也不可能放開手腳施展開發南海和發展海洋農業的鴻圖。就此而言，能否有效地防止臺獨并順利地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確實攸關中國大陸十二億人在世紀之爭中的處境和勝負.中共之所以要在思想文化上選擇民族主義，甚至不惜冒重回冷戰的風險，在國際關系領域采用聯俄、抗美、壓日、逼臺的策略，以重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就是因為它十分清楚：反對臺獨和實現兩岸統一符合大陸十二億人在世紀之爭中的根本利益；而在業已拉開序幕的這場世紀之爭中，超階級、超黨派、超地區（一國之內）的民族利益或國家（指多民族國家）利益，無論在國內或國際政治領域中，都不可能不占據首要地位。實際上，中國大陸的任何一個想要獲得廣泛支持的政治派別，任何一個負責的政治團體，不管其對臺政策和相關的政治行為方式同或不同，但在反臺獨和維護國家統一這一點上，想來是不會有、也不應有什么實質性分歧的。臺灣雖然已逐漸步入開發國家的行列，但由於資源有限，加之世界各國乃至各地區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興起，其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將會遇到更為嚴峻的考驗是不難想見的。臺灣要在未來的世紀之中求得生存和發展，選擇大陸作為經濟發展的腹地，如果不能說是唯一的出路，至少也可以說是一條很好的途徑。誠然，就短期來看，臺灣沒有“外患”。但是，由於“亞太”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快、且發展潛力極大的地區，它勢必成為各大強權的必爭之地；處於該地區中心部位、且為中國大陸絕不可能放棄的臺灣，若不能處理好兩岸關系，甚至在大陸政策上出現重大失誤，則完全有可能成為各大強權之間世紀之爭的犧牲品。不肖說，當臺灣成為犧牲品的時候，大陸至少也是元氣大傷。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兩岸的中國人才是真正的“生命共同體”！這一生命共同體的形成，不僅將能有效地保護兩岸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而且將成為整個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寧的堅強支柱，以及扼制東西方冷戰再起的關鍵因素之一—以上三點，似應成為兩岸當局處理雙方關系時的戰略基點。

（二）為避免臺海危機再度發生突發性的危機，臺北似應采取“維持現狀”的策略，由此爭得時間。根據臺灣陸委會於近期的民間資料，直到九五年六至八月，臺灣尚有近八成受訪者主張兩岸維持現狀。這表明，在臺灣實行“維持現狀”的方針是有相當廣泛的民眾基礎的。但是對於這種民意基礎，應作全面的分析和理解，并加以正確的引導。就是說，應該使臺灣的廣大民眾曉得，所謂維持現狀，不僅意含著要維持兩岸的“分裂分治”，同時也意含著要在某種程度上接納目前兩岸在國際地位上“不對等”這種令人痛苦的現實。筆者認為，這其實既是錢復先生所說“大陸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也是和緩目前兩岸的緊張局勢所必須。當然，這并不是說，臺灣的外交政策應當死死地局限在由北京所劃定的范圍內。但正如美國前國防部助理部長奈伊所言，對“務實外交”有所節制，避免那些“有礙臺海安定的較不顯著的挑釁行文”，卻顯然是明智的。

（三）以擴大兩岸的交流來促進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以逐步縮小兩岸之間的制度差異，為和平統一拓清道路。為此，有必要以這樣的眼光來認知、評估和處理兩岸之間的“三通”和“四流”，將他們作為促進大陸全面現代化的的手段和重要的輔助方法。

（四）為落實上述的戰略、策略和方針，北京和臺北應盡快就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進行政治接觸、直至政治談判，以便使雙方能就臺海和平的條件逐步達成共識，作出承諾，以為兩岸迎接新世紀的挑戰創造和平的內部環境。筆者深信，正如大陸不論在經濟、社會或政治領域都不可能長久自外于世界潮流一樣，兩岸的和平統一也是難以阻擋的趨勢。我們且不說民族文化這些眾人皆知的因素，尤須注意者，是兩岸的統一尚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前已指出，臺灣的地理位置對於大陸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同樣，正如明居正先生所說，“臺灣未來的繁榮（也）必須跟大陸結合”。因此，兩岸人應該有共存共榮和共享中國主權的觀念，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統一中國而攜起手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