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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代主義的視角還有重要的經驗主義的反對意見。

首先，他們忽視了特定人口通過參與民族形成的文化與政治工作而開始"進入現代性"的時代。也就是說，19世紀初歐洲和拉丁美洲開始的這項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事業，致使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非洲和亞洲的民族主義和民族締造的結果是十分不同的。戰后經歷了真正的經濟、技術和政治相互依賴的"全球化"，這在20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更不用說實現了。另外，時機選擇對于各種民族主義的不同表述形式，以及它們幫助創立的差別較大的民族類型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別的東西的話，該民族的語言和象征主義會受到其所處時代的重大影響，多半是這種影響來自一個或多個民族中心，例如，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中國，它們充當民族發展的先行者和楷?；蛟E竅。[23]

第二，現代主義視角很重要的一點是，低估了地方文化與社會的背景意義，它們是說明有關民族主義現代化所有主題的眾多"地方性變量"。不過，稍微思考一下，我們就會明白這種做法具有誤導性。至多，引入"現代性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釋，對于民族主義或民族形成有推動作用的時機選擇。它們沒有告訴我們任何有關民族主義過程的特征、強度、持久性或范圍，無疑"現代性"在激發澳大利亞土著和加拿大莫霍克民族主義中起過作用，這就像在法國或俄羅斯那樣，不過，這又告訴我們多少關于這些分居"不同世界"的完全不同的民族主義，甚至是時機選擇呢？更不用說范圍和特性了。[24]

同樣重要的事實是，民族主義繼續在一些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像法國、加拿大(魁北克)、加泰羅尼亞和美國--興盛活躍，即使有時以非暴力形式出現，也具有很大力量和韌性。這再次說明，像族裔民族主義這樣的文化運動，是相對獨立于現代性進程的，這就給民族主義現代化理論提出了重要的問題。

具有革命傳統的法國，經濟發達，中央高度集權，官僚體制專業化，國民受過良好的教育，人們相當富裕，表明了在全球化經濟中心完全現代化社會的特征。在那里，思想意識不斷變化，但是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意識仍然經常出現，十分強烈。從消極方面看，這表現在20世紀50年代法國對歐洲防衛共同體的反對上，表現在60-70年代法國戴高樂主義者對北約以及美國霸權的反對上，表現在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它對美國文化要求的反對上，表現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很多法國人對穆斯林移民、對猶太人、對"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以及他們文化霸權的仇恨上。從積極的方面看，他們感情的另一面表現為對法國豐富的文化與生態遺產的熱愛，表現為對其歷史傳統的強烈依戀，表現為對法國語言的熾熱感情，表現為一種強烈的歷史疆域意識，表現在一種看得見的引以自豪的法國光榮的象征上，同時表現在其從建筑和文學到烹任和電影藝術作品上。而所有這些都忽略了法國仍然表現出來的強烈地方主義，忽視了近年來人們對歷史教科書上公認的歷史傳統、藝術史、博物館學以及其他領域的大量懷疑和批評。戴高樂主義及其"祖國的歐洲"(EuropedesPatries)的概念，只是一種支撐扎根于法國文化和社會的文化民族主義的政治表述。[25]（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在魁北克也有一個相當富裕、發達的工業社會，它是影響較大的北美一體化經濟圈的一部分，表現出強烈民族主義的所有特征，追求徹底的文化獨立，在"主權聯盟"的邊緣搖擺不定。人們可能有過這種期望，在20世紀60年代的"靜悄悄的革命"以及該省大部分職業和商業活動成功地轉移到講法語的人手中之后，魁北克應該對保證他們的法國文化主導地位以及地方性"家規"表示滿意?？墒牵Y果并非如此。法裔魁北克人的情緒和思想在該省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是活躍、強大的力量，激發了加拿大聯邦其他省里族裔和民族的反對力量。人們確實有這樣的擔心，在《米奇湖協議》(MeechLakeAccord)失效與聯邦議會中魁北克人反對黨的新興勢力衰落后，這個國家最富裕的一群族裔成員掀起了新一輪的分離運動，最終有可能造成加拿大國家的解體。[26]

從19世紀后期起，加泰羅尼亞就成為了西班牙最成功的工商業地區之一，巴塞羅那成為一個最主要的貿易中心和較大的歐洲文化中心。它的民族主義產生于19世紀中葉的文學和文化復興，在文學、文化、藝術和科學等許多運動中，在世紀之交的學院、刊物和黨派中繁榮發展。從那時起，加泰羅尼亞就位于歐洲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列，經過大眾對佛朗哥政權文化壓迫的長期抵制之后，該地區再次以強大的族裔民族主義中心的面貌出現，從馬德里贏得了大部分政治自治權。盡管(或許因為)它是完全現代化的，加泰羅尼亞仍然是這樣一個民族，它具有強烈的歷史性民族認同意識，強烈要求在伊比利亞半島上擁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權。[27]

在美國這樣一個最具現代化動力的舞臺本身，要想動員一種強大的大陸性天佑民族主義并不難。每當美國土兵在執行聯合國任務中犧牲或被俘時，每當總統為美國軍事力量介入的對外政策問題而痛苦時，每當貿易談判威脅要支持美國的對手時，一種獨特的美國使命感就會在背后出現，使美國人感到實現民主和自由是他們共同的歷史責任。這種共同的愛國主義，這種對美國救世式的信仰，這種半宗教式的共同使命感，幾乎獨立于美國經濟與政治變遷，或獨立于美國社會，因為它在各種場合出現，并沒有因富裕程度的提高和大眾高額消費而減弱。對美國信念、憲法及內涵多族裔文化生活方式的信仰，盡管在國內外遇到了許多挫折和失望，但是它仍然保持著一種張力。[28]

在其他如波蘭、挪威和愛爾蘭等欠發達但現代化速度較快的社會，族裔民族主義仍然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共同的民族意識廣泛地在人們的心中生根，當然對共同敵人的恐懼加深了這種意識--拿波蘭來說，它害怕前蘇聯；挪威擔心由德國和法國領導的歐共體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愛爾蘭歷史上就對英國懷有戒心--不過，這種意識也從獨立國家和(或)較大、較先進國家中邊緣性，甚至是被吞并、被壓迫的共同體的歷史遺產中產生出來。盡管有可能把這些國家民族主義的生動表現解釋為從以前民族主義時代留傳延續下來的東西，但是它們反復出現并且仍然廣泛存在的事實說明，有必要更加深入細致地研究這些集體情緒和要求的社會與族裔根源。[29]

最近還發生了針對外來移民、外國勞工以及避難者的激烈排外與族裔暴力事件。這種現象既有民間的也有官方的。在民間，過去幾年里德國、法國、波蘭、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發生了激烈的民眾排猶現象，與此同時在德國、意大利、法國和捷克共和國還發生了排斥土耳其人、阿爾巴尼亞人、吉普賽人以及其他移民或外來勞工的事件，各種新法西斯主義或新納粹組織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聲稱要捍衛民族主義文化遺產以及標準的民族認同的純潔性，保護原住民的就業機會，它們給這些事件火上加油。在官方層面上，歐洲各國政府對排斥避難者和外來移民的國家政策以及泛歐政策進行了協調，使之一致，入境的規定更加嚴格，然而正是此時"統一歐洲法案"(SingleEruopeanAct)與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把歐盟的歐洲本地人口統一起來，允許他們在聯盟版圖內自由出入。這也有力地證明了存在統一與分裂這種矛盾現象，說明了對最近復興的族裔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思想協調的難度，而這種現代化是一種痛苦的變遷過程，它在成功進入民主的大眾富裕王國時將獲得民族和諧、社會和平。[30]

注釋：

[23]關于這些先行者和楷模，見本迪克斯(1966年)。

[24]關于世界民族主義的不同時機選擇，見奧瑞吉(1990年)。

[25]關于法國早期的態度，見本塞姆·凡·登·伯格(1966年)。法國歷史教學是根據各種Lavisse課本進行的，關于修訂人們普遍接受的教學傳統，見斯特隆(Citron)(1988年)；關于法國持續不斷的地方主義，見布羅代爾(Braudel)(1989年)。

[26]皮納德(Pinard)和漢米爾頓(Hamilton)(1984年)分析了魁北克人民族主義的社會構成。

[27]與巴斯克民族主義的比較，見佩里(1971年)。另外參見康沃西(1994年)更加詳細的分析。

[281關于美國天佑民族主義，見科思(1957年a)和圖沃生(Tuverson)(1968年)。

[29]林斯(Lyons)(1979年)和哈欽森(1987年)對愛爾蘭民族主義一直持續存在到20世紀這一事實進行了分析。關于戰后波蘭的宗教和民族主義，見柯里平斯基(1989年)。關于挪威，見米奇森(Mitchson)(1980年)對早期民族主義走勢的分析，關于包括對歐共體懷疑主義，甚至反抗的最新發展，見威沃(Waever)(1992年)。

[30]關于此類新法西斯主義，見威爾金森(1983年)和哈斯本茨(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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