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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全球化進程中，有一種引人矚目的現象是經濟民族主義的復興。它以關注國富民強為出發點，表達了對不均衡的全球化進程的反抗，反映了民族國家在多極格局中的現實主義價值取向。在紛繁復雜的當代民族主義浪潮中，經濟民族主義才是主流和常態。表面上看起來，全球化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同步推進是一種深刻的悖論，但事實上，正是全球化的缺陷激活了經濟民族主義，而經濟民族主義的一些舉措則在客觀上推動了全球化。

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正確地指出，“從古至今，經濟民族主義對國家權力和獨立性的奮斗目標始終是壓倒一切的。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經濟民族主義就會對國際關系施加重要影響。”[1]即使在全球化進程隨著信息和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而不斷加快的世紀之交，雖然國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侵蝕和削弱，但經濟民族主義不僅沒有消失，反而以更加強烈的形式表達著民族國家對全球化的抗爭。

分析與把握全球化進程中的經濟民族主義，有助于我們認清所處的國際形勢，找準更合適的國家發展戰略的基點。

經濟民族主義的基本主張

經濟民族主義的中心思想就是經濟活動要為——而且應該為國家建設的大目標（或國家的整體利益）服務。由于迄今為止，從宏觀上看，現代民族國家仍是各種資源和財富分配的基本單位，在資源有限并且緊缺的世界體系中，全球競爭主要還是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企業的收益主要來自于民族國家，國家實力和國家安全則取決于國民經濟和民族產業的競爭力，所以個人和團體（公司、利益集團）最大的現實福利單元，起碼在相當時期內是仍然是民族國家而不是全球。基于這樣的認識，經濟民族主義主張每個國家都應該把追求更多的超額利潤以滿足本民族國家的需求當做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之一。一般而言，它對激進的全球化觀念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認為不應該為抽象的世界福利而犧牲本國利益，相反，這一理念內涵了“此勝彼敗”的邏輯，它往往認同一個民族國家經濟地位的上升要以犧牲另一個民族國家經濟為代價這樣的殘酷現實。如果經濟民族主義偶爾也贊同或直接介入全球化，那是因為它把全球化視為實現本民族國家的手段。即在它看來，全球化不是目標，也不是價值取向，本民族國家福利的最大化才是目標和價值。為了這種價值，既可以保守，也可以進取。

為此，吉爾平把經濟民族主義區分為兩種：一種是較溫和的即防守型的經濟民族主義，它試圖保護本國經濟免遭外來經濟及政治力量的影響，它通常出現于不發達國家或經濟已走下坡路的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政府執行保護主義政策，以保護其新建的或衰落的工業。較強硬的經濟民族主義則是經濟戰爭的產物，它崇尚實力擴張。[2]實際上，經濟民族主義是一種在發展階段上各個國家取得政治獨立后必然產生的結果，即一個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獨立的歷史任務后，必須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經濟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來。已有學者把包含了經濟優先、國家干預與市場經濟的巧妙結合、倡導儒家傳統文化等要義的東亞發展戰略稱為東亞經濟民族主義，并把它當做東亞經濟成功的奧秘所在。[3]對于那些尚未取得現代化或發達地位的國家，它“直接反映了這些國家經常抱怨的那種看法：它們雖然取得了政治主權與獨立，但在經濟上仍然是殖民地”[4]。而對于發達國家，擴張市場，為本民族國家爭取更大福利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近年來愈演愈烈的美日貿易沖突就是顯例，而美國對中國在市場準入方面的若干限制也反映了這種情緒。就是被認為一體化程度已經相當高的歐共體內部，經濟民族主義傾向仍然十分強烈，歐共體各國在關于英國瘋牛肉的進口問題上就一直糾纏不清。隨著1997年夏天以來金融危機在全球各地的蔓延，后發展國家開始沉痛反思在金融和資本領域過度開放帶來的惡果，關于建立風險防范機制，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取向更加受到人們的重視。

無論是哪種類型，經濟民族主義考慮問題的出發點都是民族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相對獲益而不是全球的絕對獲益，它深切關注民族國家整體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特別是由民族經濟競爭力決定的民族的長期發展趨勢，而不是世界的共存共榮。

經濟民族主義是當前民族主義的主流和常態

冷戰結束以后，一度冷寂的民族主義情緒取代了原先的意識形態對抗而成為國際格局變動的主要原因。在這股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中，經濟民族主義的復興是最為有力卻最被忽視的。

有學者把這一次民族主義的新崛起看成是“對全球性國家危機的反應”[5]，是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出發對國際互動的政治反應和政治認知。[6]果我們把它區分為三種不同的形式并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來考察，就會更加清晰地發現所謂民族主義浪潮其實是一個紛繁疊加、各有用心的復雜互動，它至少被用來表達三種不同的追求和抗爭：

1、求獨立的政治民族主義：其基本目標就是要求建立一個屬于本民族的國家和政府，它與“追求國家身份”的政治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兩極格局崩塌以后，原先被強硬結合在一起的部分多民族國家失去了統治的合法性，民族自決的呼聲高漲。如果說，二戰以后的政治民族主義是后發展國家反抗殖民主義的武器，那么90年代的政治民族主義則是弱小民族對大國沙文主義的反抗。由于帶有明確的建國目標，這種反抗就帶有強烈的分裂和暴力傾向，造成了世界局勢的動蕩不安。

2、求個性的文化民族主義：它的主要任務是要保持和發展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主張以民族的文化個性和文化傳統為紐帶，強化族民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阿帕杜萊睿智地指出，“今天，全球互動的中心問題是文化同質化與文化異質化之間的緊張關系。”[7]面對全球化進程中日益強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個性，避免被文化霸權吞噬，已經是一個關系到國家生存的重大問題。連法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都有被“文化殖民”的深切憂慮，后發展國家更是只能努力挖掘傳統文化資源，通過知識精英對文化霸權（極端的如“好萊塢化”和“可口可樂化”）的反抗，來保持或恢復民族自尊心，以獲取政治號召力。在這里，“作為主權的‘道德成分’，民族主義象征提供了一個政治話語的核心。”[8]

3、求富強的經濟民族主義：根據前面的分析，它事實上是一種國家利己主義。從世界格局的角度看，冷戰結束后被意識形態遮掩的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利益對立重新顯現出來，世界資源和世界市場成為國家之間爭奪的焦點，地緣政治的角逐逐漸讓位于“地緣經濟”的角逐[9]。從民眾的角度考慮，全球化導致的“大規模生產還通過把大批人民從鄉村、農場和大家庭中吸引出來，進入城市，從而刺激了經濟民族主義��在城市中他們遭遇到政治運動，接觸到關于外國的陰謀詭計的消息，看到了國家的各種盛大活動和移民浪潮，從而進一步提醒他們記起自己的國民身份。”各國公民都了解到，“他們個人的福利是同他們國家的經濟實力結合在一起的，愛國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是不可分的。”[10]當利益凸顯而不均衡的全球化進程又威脅到民族國家的生存和公民的福利時，體現國家自我保護的經濟民族主義就擁有了更加強大的吸引力。

當今世界，政治民族主義因為常常變態為宗教原教旨主義和種族分離主義而給世界造成太多的創傷，文化民族主義則因為幾乎抵擋不了全球性的消費主義和沒有邊界的大眾傳媒而顯得有些虛弱和矯情，只有以追逐和保障可見的經濟利益為主題的經濟民族主義處處可見，并自然地成為民族主義浪潮中的主流和常態。

經濟民族主義在全球化中復興的主要原因

考察現代歷史，民族主義情緒在多數情況下都是被危險的外界環境或狀況“激活”的，并且情況越是危急，民族主義的反響就越是強烈。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民族主義的復興是全球化進程侵蝕了國家主權[11]、構成了對國家經濟安全的極大威脅所導致。（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1、全球化的西方化價值取向，使后發展國家選擇經濟民族主義來擺脫雙重困境。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定義，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交易及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12]這樣一種歷史和現實的進程。在這一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由于控制了經濟貿易規則和制度安排的渠道，進而可以憑借其技術和資金的全面優勢，進一步促進資本物品和服務的跨國流動，通過在國際上降低交易成本，達到以自由貿易方式重組全球資源和市場的目的，并獲得收益最大化。

所以，全球化的進程實際上是把西方主宰的國際經濟秩序通過市場化和政治變革而不斷向世界各地擴張、推展的過程，它就是西方占支配和主導地位的經濟秩序和體系的國際化。這一進程是以若干后發展國家讓渡國家主權和市場來實現的，是以犧牲后發展國家的現實經濟利益為代價的。有資料表明，目前全球貧富懸殊狀況已經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世界上最富有的3個人擁有的財產超過了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13]全球化對這一結果脫不了干系。

對于后發展國家而言，雙重的困境在于：如果完全不參與全球化進程，閉關自守只能使一國喪失同廣闊市場相互交往的一切好處，面臨被淘汰的命運；如果不顧經濟發展水平過于急切地參與這一不公平的進程，則有被消滅的可能。經濟民族主義的復興表達了他們一種無奈和抗爭的復雜心態，既介入全球化進程，又試圖保持一定的距離，通過某種程度上的阻擋，贏得寶貴的經濟結構調整時間以保護國家經濟安全。

2、全球化理念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使集體行動不靈，加劇了各國經濟民族主義傾向。

主張全球化的人基于經濟自由主義的信念，從世界福利和世界效率出發，主張實行沒有國界的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國家和政府除在嚴格的公共領域活動外，應盡量減少對國際經濟活動的干預，以便讓市場力量在全球范圍合理配置資源，最大限度節約資源，提高經濟效率，由此導致世界經濟繁榮和各方（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共同獲益。這種設想在純粹的、完全的自由市場狀態下大概可以實現，但現實的情況是，“今天沒有哪種威脅、哪種意識形態和哪位領袖能強大到足以把現存的世界體系維系在一起”[14]，更別說真正一體化了。我們還是來看始于東南亞、殃及世界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在危機顯露之初，各國只管自己，不愿出手援助，接著競相貶值貨幣；在危機迅速蔓延開以后，被寄予厚望的大國卻不愿承擔挽救的責任和義務，例如美國的冷漠甚至欲在此時借IMF控制危機國金融主權的做法，就激起了東南亞政界和民間強烈的反美民族情緒。時至今日，許多新興國家財富急劇縮水，而美國依靠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美元優勢，在國際金融自由化和一體化中通過自由而不平等的競爭攫取了巨額資產。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作為保障，理性的國家為追求自我利益只好獨立作出決策，其結果往往是“集體行動不靈”和“世界市場不靈”[15]，集體博弈的交易成本便趨于無窮大。

對于新的全球體制如何構建，現在仍是空談遠多于行動。人們都知道要做些什么，但對于怎么去做一無所知。瑟羅就抱怨過，“人們無法一致同意應當由誰來制定規則，要規范什么，或者應當如何規范。凡是大家能一致同意的，都是些沒什么大意思的事。”[16]

既然在全球協調一致開展行動方面還有太多的路要走，既然世界福利的普遍增長還是幻想，那么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后發展國家，顯然都不會愿意過快和過于輕易地讓渡主權與市場，相反，他們強烈地期望在相互依存中謀求到更多的國家經濟利益，以關注國富民強為基本出發點的經濟民族主義成為許多民族國家的社會動員口號乃至現實政策選擇就不足為奇了。

跨國公司成為經濟民族主義的異己

跨國公司做為一種在國際環境中謀求本國經濟利益的手段，一度是經濟民族主義倡導者和政策安排中最重視和依賴的。在賴克看來，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享有一個共同經濟命運的理想，其最終綱領是：公民的福利與國家的經濟成功聯系在一起，而國家經濟的成功又有賴于其大型公司的成功。[17]

遵循這樣的思路，經濟民族主義把促進跨國公司的成長當作民族國家經濟振興的戰略選擇。不僅在發達國家，連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后發展國家，都日益卷入到營建龐大跨國公司的積極行動中，推行所謂“大企業戰略”。他們把跨國公司視為“國家的經濟衛士”（賴克），企圖通過它的擴張來實現國家經濟利益。最著名的是韓國模式，在政府的支持下，銀行資金大量流向大型支柱產業和企業，通過大規模投資和生產能力擴張搶占海外市場分額，進而帶動經濟增長。國家對跨國公司的強力扶持不僅激發了它追求最大利潤的野心，事實上也提供了這樣的手段，使跨國公司的膨脹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一道最惹眼的景觀。

問題在于，跨國公司真的能夠幫助經濟民族主義實現其目標嗎？

也許恰恰相反。在跨國公司發展之初，它確實能通過資本、商品、技術和勞動力的流動和轉移，為本國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但隨著跨國公司的擴張，它已經逐漸取代國家市場而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象賴克描述的那樣，如今，“各地的國家衛士（巨型公司）正在發展成為不同任何一個國家有特別聯系的全球網絡。本國公司愈來愈多地在國外生產和采購，而外資企業也愈來愈多地在本國生產和采購，這兩種全球網絡不論其名義上的國籍如何，正在漸漸互相類似。”[18]雖然民族國家還可以通過適當的政策導向來限制或引導跨國公司，但國家試圖控制總部設在其國內的企業的全球活動，已經成了一個難題。因為關鍵的分歧是，“全球性的工商企業和國家政府之間出現了實質性的分離，前者懷有世界眼光，后者則集中注意‘他們的’選民的福利。”[19]跨國公司將越來越向這樣一個方向發展，它們“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國家，而是在全球范圍內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潤，它們既不代表其母國也不代表其東道國，而是僅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20]德里克用以下精辟的說法作出論斷：“生產的跨國化不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統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21]跨國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經濟民族主義的異己。

表面上看起來，全球化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同步推進是一種深刻的悖論，因為前者企圖實現的是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合理配置和建立增進各國福利的統一大市場；而后者的目光則局限于捍衛本民族國家的經濟利益。但事實上，正是全球化的缺陷激活了經濟民族主義，而經濟民族主義的一些舉措則在客觀上推動了全球化。也就是說，在這里更深刻的悖論在于，經濟民族主義試圖依靠跨國公司實現對全球化的反動，卻反而推動了全球化。這種糾纏不清的處境正是世紀之交國際經濟格局的真實寫照。它也對經濟民族主義是否真的能夠抵抗全球化提出了質疑。

如果我們把閉關自守的政治理念稱為孤立主義，把全球真正一體化的構想成為理想主義，那么經濟民族主義則是將持續一段時期的現實主義。只要民族國家沒有被逼到必須放棄大多數主權的時候，它就會以這樣那樣的形式繼續存在下去。經濟民族主義與全球化之間的互動和力量對比將決定世界的未來走向。

注釋：

[1][2]羅伯特·吉爾平著《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頁，第43頁。

[3]參見陳峰君：“論東亞成功的綜合要素：東亞經濟民族主義”，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6夏季卷。

[4]S·坦塞著《拉丁美洲的經濟民族主義》，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8頁。

[5]徐迅著《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頁。

[6]參見龐中英：“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與經濟民族主義”，載《戰略與管理》1997第5期。

[7]阿爾君·阿帕杜萊：“全球文化經濟中的斷裂與差異”，載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27頁。

[8]安東尼·吉登斯著《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65頁。

[9]參見E·N·Luttwak，TheEndangeredAmericanDream：HowtoStopUnitedStatesBecomingAThirdCountryandHowtoWintheGeo-economicStruggleforIndustrialSupremacy？SimonandSchuster，1993。

[10][17][18]羅伯特·賴克著《國家的作用》，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1頁，第33頁，第132頁。

[11]關于這方面的論述已經越來越多。精彩的如蘇珊·斯特蘭奇：“全球化與國家的銷蝕”，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8年第3期。

[1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997年5月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全球化：機遇與挑戰》，中國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頁。

[13]美國《商業日報》，1998年10月16日。轉引自《參考消息》，1998年10月19日。

[14][16][19]萊斯特·瑟羅著《資本主義的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頁，第127頁，第9頁。

[15]參見劉靖華著《霸權的興衰》，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八章“全球化、集體行動與交易成本”。

[20]三好將夫：“沒有邊界的世界？從殖民主義到跨國主義及民族國家的衰落”，載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97頁。

[21]阿里夫·德里克：“世界體系分析和全球資本主義：對現代化理論的一種檢討”，載《戰略與管理》，1993年創刊號，第55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