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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其根源或者說動力究竟是什么？對于這一問題，學者們似乎出奇地保持了大致相同的看法，這個看法也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所表述的觀點：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擴展的一個結果。這樣的看法揭示了全球化過程的一個基本方面。正如馬克思所從不忽略的，政治對經濟具有反作用。有一些重要的現實主義者從另一個思路出發強調了國際政治基礎對于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作用。本文先簡要回顧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研究思路，然后具體地探討國際政治結構對于全球化的作用。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在經濟全球化的光環后面，始終籠罩著霸權的巨大陰影，現實主義理論（主要是結構現實主義）對于全球化現象仍然具有極為重要的解釋力。

一、關于全球化的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

全球化起因于經濟活動的自由化和國際化，這是顯而易見的。盡管西方經濟學家對國際經濟的自由化有著不同的觀點，但在這一點上有著共識。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是國際經濟活動的國際化和自由化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必然產物。最早起源于16-17世紀大西洋沿岸的自由市場經濟，經過300多年世界歷史的淘洗，經過國際關系海納百川式的填充和修正，今天終于形成了洶涌的全球化浪潮。這是市場經濟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這種內在邏輯一旦走上了國際化的軌道，是不會停息的。無論是大衛·李嘉圖還是卡爾·馬克思，都對這種內在邏輯做出過深刻揭示。”[1]如他所述，卡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所表述的思想被大多數學者接受成為解釋全球化動力的經典之一。馬克思對經濟全球化的根源作了如下精彩的論述：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的航線的發現，交往擴大了，工場手工業和整個生產運動有了巨大的發展。從那里輸入的新產品，特別是進入流通的大量金銀完全改變了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并且沉重的打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勞動者；冒險的遠征，殖民地的開拓，首先是當時市場已經可能擴大為而且日益擴大為世界市場所有這一切產生了一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2]這是什么樣的一個階段呢？就是資本主義開始全球擴展、建立起全球性的經濟和政治體系的一個階段，就是全球化開始加速發展、真正形成的階段。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3]馬克思的這些話已經過去了150多年，但是與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卻非常契合。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經濟帶來全球化是一個長期的、內在的邏輯，它發展的時間越久，這種趨勢就越明顯。

基于這樣一種經濟解釋，馬克思看到了在資本主義經濟擴張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全球統治。“正像它（資產階級）使鄉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了一個世界。”[4]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樣一種理論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不僅在國內適應，在國際層面上也適應。與之相對應的，先是在19世紀末形成了全球殖民體系，殖民體系瓦解之后形成的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仍然是不平等的世界體系。

經濟全球化加深了“核心國家”對“邊緣國家”、國際資產階級對國際無產階級的剝削。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典型地反映了全球殖民體系結束后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仍然存在并且對發展中國家造成巨大損害的看法。[5]新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中的“依附”理論明確地把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歸根于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積累。[6]不僅如此，全球化還使得發展中國家和政府已經淪為國際壟斷資本的“人”。[7]

因此，馬克思主義敏銳地捕捉到了全球化給各個國家之間實力對比所帶來的不同影響：全球化加強了一些國家，也損害了一些國家，造成了這些國家之間經濟地位和經濟實力的不平等。經濟實力的不平等造成了軍事實力的不平等。自近代以來，軍事實力的發展嚴重地依賴于經濟的發展。正如小約瑟夫·奈所說：“工業技術在戰爭中的應用，產生了極其深遠和重大的影響。”[8]19世紀60年代鐵路技術在軍事上的應用，帶來了俾斯麥“鐵血政策”的輝煌戰果。肯尼思·沃爾茲在談到進入核門檻的巨大障礙時說，“技術和規模的限制極不利于中等國家與大國進行核競爭。”[9]國家間的力量分配結構決定著國家間的價值分配體系，即國際權力體系。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決定政治在這個意義上是正確的，這個觀點本質上和現實主義是一致的。經濟自由主義同樣相信經濟全球化根源于自由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不過它和馬克思主義不同，它沒有對市場經濟進行批判，相反它相信不加限制的自由貿易可以發揮各個國家的比較優勢，從而增加所有國家的福利。[10]在16世紀到18世紀，重商主義基本支配著國際貿易的理論和政策。重商主義鼓吹國家管制外匯，鼓勵出口，限制進口。自由主義的興起就是對重商主義的批判。古典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如亞當·斯密指出，世界經濟的“餡餅”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國際貿易可以使各國利用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優勢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優化資源配置，從而做大經濟“餡餅”。[11]基于這樣一種看法，自由主義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自然地得出了樂觀的結論：相互依賴、全球化和國際制度的加強將帶來世界的和平。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論是“貿易和平論”和新自由主義（“制度和平論”）。

“貿易和平論”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羅斯克蘭斯。他在《貿易國家的興起》一書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上發生的一個有趣的變化是，和平貿易戰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有效得多。國家通過工業發展和技術進步，可以改變自己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國家也可以通過國際合作，從貿易擴展和增長中獲利。”[12]而且，貿易國家本身也會因為參與貿易而發生改變，可能在國家的內部產生一個反對戰爭的社會結構。因此，相互依賴、日益全球化的經濟將使得和平更加可能。

與古典自由主義不同，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并不認為日益加強的經濟全球化和日益重要的經濟利益會自然而然地導致國家間的合作與和平。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是羅伯特·基歐漢。新自由主義本身不是一個關于全球化的理論，而是和結構現實主義一樣的關于國際體系研究的結構理論。[13]新自由主義的邏輯是，“由于處于復合相互依賴中的各方意識到發生沖突的代價太高，成員間為了管理和限制利益沖突而達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14]國際制度通過確定議題、提供談判場所、監督協議實施、增加透明度等可以使國家增強對預期收益的信心，從而促進合作的不斷進行。這種合作反過來加深了各國的相互信任和經濟的相互依賴，全球化時代因此是國際制度進行全球治理的時代，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具有主要解釋力的時代。[15]全球化呼喚并加強國際制度，國際制度規范和促進全球化。也就是說，國際制度已經從全球化的一個政治結果，發展為全球化的一個政治動力。

那么，全球化動力的經濟解釋是不是可以完美地解釋所有的全球化現象呢？這樣一個問題許久以來并沒有得到所謂的“全球化學者”們的注意。既然全球化帶來了國家間的相互依賴，限制了國家的主權，為什么國家還是自愿地步入這一泥潭？如果說因為全球化增添了人民的福利，所以國家樂意順從這一潮流的話，那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正是深深卷入全球化的歐美國家對跨國公司利用全球化降低勞動者的福利進行了廣泛的質疑。既然全球化對國家施加了越來越大的限制，為什么國家還是維持著作為主要經濟單元的地位？事實上，國家干預經濟的權力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另外一個必須注意到的現象是，在全球化似乎大行其道的今天，世界的大部份地區還是停留于全球化浪潮之外，并沒有對這一潮流做出積極的回應。而主要大國卻爭相采取相似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從而表現出“全球化”的特色。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難以回答這些問題。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會看到：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不僅受制于國際政治，而且其動力深深地根植于國際政治之中。

二、關于全球化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

結構現實主義本身也不是一種全球化理論。與自由制度主義不同，結構現實主義從政治的角度對全球化趨勢做出了解釋。全球化的動力不僅根植于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而且來源于國際結構的壓力，深深地依賴于國際政治的基礎。在國家間的力量分配結構一定的情況下，國家間政治關系對國家間經濟關系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根據沃爾茲的定義，在國家具有相似功能的情況下，國際結構依賴于兩個要素：系統排列的原則和單元之間的力量分配。[16]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依靠自助的原則進行競爭與合作，國際結構則對國家進行選擇。國際結構的壓力體現為兩個方面：

首先，結構使競爭中的國家不斷地“社會化”，社會化促進國家的特點和行為之間出現相似性。沃爾茲用公司的境遇來類比國家，“幸存下來的公司都具有一定相同的特點，而那些破產的公司則缺乏這些特點。競爭鞭策著行為者，促使他們調整自身，采取社會化的最能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17]同樣，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如果不向成功的領先模范學習，那么就會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落伍，隨之而來的是“落后就要挨打”。社會化的過程就是一種不斷模仿、學習的過程。社會化導致的國際政治結果既是均勢的自然生成，也是各國本身的體制趨于相似。這種現象在國際關系史上是很明顯的。例如，在1870年普魯士令人意外的擊敗法國以后，歐洲大國和日本紛紛仿效了它的軍事參謀制度。這種仿效更廣泛地發生在政治和經濟的體制甚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種現象，一方面導致了所謂的全球化趨勢，包括政治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市場經濟的全球擴展；另一方面體現了所謂的霸權國的“軟權力”。[18]

近代以來，在國際關系中存在著兩個霸權國：英國和美國。由于它們所處的領先地位，也自然成為其他國家效仿的對象，它們制定的國際規則也容易得到大多數國家的認可。英國在1864年廢除了《谷物法》，選擇了貿易自由化，后來又通過一系列雙邊條約，促進了自由貿易的發展。當時英國的力量正處于鼎盛時代，勞動生產率高，比較優勢明顯，所以國際經濟的自由化正好符合它的利益。自由化的國際經濟體制的形成依賴于英國的示范和各國的仿效。在自由放任學說居于當時各國主導思想的情況下，政府基本上沒有什么經濟權力，全球化在當時取得了“空前絕后、無與倫比的成就。”[19]二戰以后，美國作為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國，一方面通過自身的示范，另一方面通過建立一系列滲透了自由化原則的國際機制，極大地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但是，當時國際體系中的另外一個霸權國蘇聯，同樣吸引了一些東歐國家、亞洲國家的仿效。兩者都根源于國際政治的社會化效應。冷戰結束以來，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席卷了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國家，美國的模式和文化居于統治地位。在國際制度“內化”[20]為國家利益的背后，是仿效霸權國以在競爭中至少“不落伍”的心理。沒有各國對經濟自由化原則的信奉，沒有體現了自由化原則的國際組織的努力，限制國家主權的“全球化”斷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21]

結構不僅使國家在國際體系的競爭中參與深刻的“社會化”過程，而且為全球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政治的平臺。兩位德國學者斷言：“沒有政治決策就沒有全球化。”[22]羅伯特·吉爾平是“霸權穩定理論”的倡導者。他認為：“全球化程度取決于政治基礎，如果大國不能加強它們之間的經濟和政治聯系，這種政治基礎很可能瓦解。”[23]在霸權穩定理論看來，只有存在一個世界經濟和政治的領導者，國際體系才可能趨于穩定。有穩定才會有發展，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吉爾平十分擔心美國國內的保守主義傾向，對全球化的前景表示憂慮。他指出，冷戰結束后，美國及其盟友實行了更加狹隘的政策，強調在本地區而不是在全球范圍內解決經濟問題。[24]區域化的進程和“戰略貿易政策”都在損害全球經濟的進程。因此，美國必須改變自己的政策，重新擔負起管理全球經濟的重擔。

結構的壓力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動力，另一方面卻是全球化發展難以克服的巨大阻力。由于國家間的經濟關系仍然是基于國家單元之上的，因此，經濟關系對于國家來說，關鍵還在于使自己在競爭中取勝。只有這樣，國家的安全和繁榮才能得到保障，政府才能得到國民的支持。經濟關系是一個手段，本身并不是國家的最終目標，國家的經濟政策必然首先服從于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利益。只要民族國家沒有消亡，民族利益而不是經濟利益更不是世界經濟的總體利益仍然會是國家政策的根本動力。在國際競爭中取勝以確保自己安全和繁榮的心理一方面促使國家不斷模仿先進的國家，另一方面又時時刻刻關注著自己的主權，防止被過分的專業化以至于在不知不覺的不平等的相互依賴中喪失行動的自由。沃爾茲指出，“在自助系統中，由于對安全的考慮是首要問題，因此，經濟利益被置于政治利益之下。”由于各國的功能相似，因此“各國絕對得不到完全分工所帶來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好處。#8943;⋯雖然國與國之間相互競爭，但這種競爭卻不是各自竭力而為、為共同利益而共同生產更多的產品的競爭。”[25]在現實的國際競爭中，所有的大國都試圖走“綜合發展的道路”，所以我們把大國之間的競爭稱為“綜合國力”的競爭。即使是霸權國，出于對日本崛起并逐漸控制美國一些重要工業部門的恐懼，克林頓政府時期就曾大力推行“戰略貿易政策”。二戰以來，國家干預經濟的權力要比一戰前大得多，主要大國在所謂的相互依賴中減少而不是增大了自己的依賴程度。由于兩極結構和單極結構里大國間力量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這些單元之間的相互依存度降低就不是無法理解的現象了。[26]世界經濟的發展還遠遠沒有達到所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程度。所以，在現在越來越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整體中，國家仍然維持著作為主要經濟單元的地位。近代以來尤其是二戰結束以來全球霸權體系的存在，對全球化有著多重的復雜影響。不平等的力量分配的結構，從而客觀規定了全球化是一個不平等的、有著巨大局限的全球化。從歷史來看，經過幾個世紀的多極結構中，五個左右具有可比規模的大國相互競爭。這些大國之所以對全球化的趨勢最為敏感，是因為它們處在國際政治舞臺的中心，是權力斗爭的中心角色。確保安全和尋求威望的目的使得它們感覺到的結構壓力分外重大。這就是為什么在世界的大部份地區被排斥于全球化浪潮之外的情況下，其他主要國家會爭相采取相似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從而表現出“全球化”的特色的原因。發達國家間的相互模仿，自由化模式使得某些地區緊密相連，這并不能使我們忽略仍然徘徊在全球化大門之外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亞地區。這些國家的力量過于弱小，無法在國際舞臺上占據主要競爭者的角色，它們對結構壓力的反應也分外遲鈍。

三、政治角度的意義及與經濟角度的關系

現實主義對于全球化趨勢的解讀，既回答了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所難以回答的兩個重要問題，也揭示了全球化內在的重要實質。首先，全球化的本身并不是一個自由平等的交易過程，其中攙雜著霸權國的私利和其他大國的無奈。全球化的規則是霸權國制定的，霸權國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對于中國來說，雖然參與全球化是必要的，但并不是非要全盤接受不可的，因為全球化本身就是一個含有很大人為因素的趨勢。其次，全球化不會是一個和諧的、不斷發展的過程。相反，全球化本身就是國家之間充滿了激烈競爭、為生存和安全緊張競賽的過程。對于中國來說，在參與進全球化的大潮的同時，必須密切地關注自己民族經濟和文化的自主性問題，不能在不對稱的相互依賴中喪失自己的主權。

縱觀政治角度和經濟角度，我們認識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關系決定國際經濟關系，而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決定政治，這樣兩種觀點看來是相互矛盾的。國際關系學界的大多數學者也將其視為顯而易見的事。然而，筆者卻認為，現實主義的觀點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是相互補充的。為什么我的觀點會如此的與眾不同？

首先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兩種解釋的相互關系，它們是相互矛盾的嗎？馬克思主義認為全球化的發展最終導致了不平等的世界體系，自由主義認為全球化催生了制度，談到的是經濟對于政治的作用。作為一個整體的市場經濟，的確有著內在的發展邏輯，其發展也導致了財富的不公平分配，不管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對這種分配的認識如何。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競爭決定了國家間的相互模仿，接受共同的國際經濟規則，采用相似的國內經濟體制，從而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這里的經濟，是著眼于國際經濟關系，而不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國際經濟。所以兩種解釋其實內在有著微妙的差異。[27]

兩種解釋是相互補充、不可或缺的，而且有著相通的地方。例如，現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認為一定的力量對比決定著一定的國際秩序，全球化所加深的國家間力量的不平等導致了國際體系的嚴重的不平衡。馬克思主義揭示了全球化根源于市場內在邏輯的客觀性，而現實主義則說明了全球化是根源于國家在競爭中取勝的主觀選擇。自由主義則看到了全球化帶來的好的機遇，看到了國際制度對全球化的規范作用。

從長遠趨勢來看，全球化由于其優化資源配置、節省勞動成本的優勢，將不可逆轉地滲透到政治、文化的其他方面。從現實主義解釋的角度來看，在競爭中無意推動了全球化趨勢的國家將不得不面對自己的主權受到牽制的困境，也就是說，要想取勝，就必須進行社會化，而社會化又限制著自己的自由。只要國家的力量格局沒有發生革命性變化，美國霸權主導的全球化趨勢只會加速。但是，一旦力量格局發生變化，全球化、自由貿易的秩序反過來對霸主不利的時候，霸權就會試圖阻止全球化。這是和19世紀末英國霸權一樣的困境。英國霸權建立了自由貿易秩序，但是卻因為德國和美國經濟的發展、生產率的提高而喪失了在市場競爭中的優越地位。結果導致的是英國轉向封閉和保守的國際經濟政策，試圖排擠其他國家在殖民地的競爭。這反過來導致了德國要求“陽光下的地盤”，最終爆發了改變體系的結構性戰爭。因此，全球化長遠來說，對于霸權國也是一把雙刃劍。

注釋：

[1]朱鋒：“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兼論全球化的定義與動力”，載《世紀之交的歐洲、澳大利亞與世界》，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30頁。

[5]具體參見[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1、2、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94頁。也可參閱王正毅：《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6]SeeSamirAmin,AccumulationonaWorldScale:ACritiqueoftheTheoryofUnderdevelopment,

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p.20.

[7]See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London:ZedPress,1997.

[8][美]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91頁。

[9][美]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220-221頁。

[10]對于“新左派”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派”這種相同點的觀察，可以參見洪朝輝：“全球化跨世紀的顯學”，載《國際經濟評論》2000年第6期。

[11]席小炎等編：《國際經濟學》，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頁。[12]SeeRichardRosecrance,TheRiseoftheTradingState:CommerceandConquestintheModernWorld,N.Y.:Basic,1986,p.ix.

[13]參見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國際政治學的三種體系理論”，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6期。[14]SeeErnstHass,“WordsCanHurtYou,or,WhoSaidWhattoWhomaboutRegimes,”inStephenD.Krasner,(ed.)InternationalRegime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23.

[15]SeeRobertO.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16]沃爾茲對國際結構的定義參見《國際政治理論》中文版，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頁。

[17]同上，第90頁。

[18]“軟權力”就是一種“同化力”、“吸引力”，其實這種軟權力以前的主要大國都有，中華帝國時代的中國主要就是通過軟權力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約瑟夫·奈提出這一概念來分析美國力量的變化。讀者可以參見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第21-92頁；以及他所著的《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有更詳細的論述。

[19][美]羅伯特·吉爾平：《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21世紀的世界經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4頁。

[20]“內化”這一概念借用于建構主義。瑪莎·費麗莫所著的《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是這一概念的實證分析代表作。但筆者的觀點與她不同，筆者把內化歸于國

際政治結構的“社會化”。因為國際制度的原則體現著霸權國的利益，所以國際制度的“內化”本質上是其他國家社會化的過程。

[21]參見蘇長和：《全球公共問題與國際合作：一種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頁。[22][德]格拉德·伯克斯貝格和哈拉德·克里門塔：《全球化的十大謊言》，新華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54頁。

[23][美]羅伯特·吉爾平：《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21世紀的世界經濟》，第291頁。

[24]同上，第45頁。

[25][美]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127頁。

[26]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所著重闡明的正是國際結構對相互依賴的決定作用的問題。可以參見第七章《結構原因和經濟結果》。

[27]肯尼思·沃爾茲和羅伯特·吉爾平是現實主義觀點的典型代表。國際經濟指的是建立在世界市場上日益一體化的經濟整體，而國際經濟關系指的是不同國家經濟實體之間的經濟關系。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這種觀點看成是政治決定經濟。（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