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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南一樣，錢韋和她的同事們呼吁在伊拉克戰后重建中聯合國要起到主導作用。錢韋是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成套一部總經理，他們公司在伊拉克有將近10億美元的業務。

這其中最大的項目是建設30萬千瓦的薩哈拉丁發電廠。由于戰爭工程停頓后，所有的人員物資現在都處在待命狀態。部分所需設備已經運到伊拉克現場，時間久了就容易損壞；還有十幾萬美元的欠款沒有收回。

錢韋擔心的還不只是那些設備和十幾萬美元欠款。她告訴《經濟》雜志說，雖然前期完成的工程大多數都已結算，但是電站的整套施工設計方案，價值就有幾千萬元。目前設計仍在進行中，而戰后如果工程不能繼續，這方面的軟性投入，包括當初為爭取這個項目付出的努力，就都化為泡影。

對于戰爭結束后工程能不能繼續，錢韋表示，這個工程是聯合國石油換食品項目中的一部分，如果戰后重建由聯合國主導，項目繼續下去順理成章。如果是美國主導，那就不好說了。

錢韋有些焦慮地說，公司肯定要盡全力通過中國政府、聯合國爭取把工程做下去，因為“做不下去的話，公司肯定是利益受損的第一承擔者”。

得失取決于聯合國

與錢韋他們一樣遇到麻煩的中國在伊企業有很多。

據不完全統計，在伊拉克戰爭之前，中國進入伊拉克的大型國有企業不下20家，除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外，還有中國建筑工程總公司、中國土木工程集團公司、長春一汽、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鐵路通訊信號總公司等。他們在伊拉克已經簽訂高達40億美元的工程合同，其中只有少部分已經完工，大部分都因為突然爆發的戰爭而被擱置。

問題還不止是工程擱置。中國是近年來仍與伊拉克保持貿易關系的少數國家之一，由于伊拉克經濟衰退，中國的所有貿易順差幾乎都轉化為債務。再加上中國方面的投資及政府貸款，伊拉克欠中國的外債不在少數。據統計，伊拉克目前拖欠中國公司的債務高達數十億美元。其中，僅中建一家公司的工程欠款就達5億多美元。

那么戰爭結束后，中國企業在伊拉克的利益能否得到保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跨國經營研究部副主任許丹松說，“以前欠的債務還沒有收回，加之這次戰爭的打擊，中國企業在戰后能否及時得到貿易和工程款是最大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員殷罡認為，這取決于在伊拉克戰后重建中聯合國能發揮一定作用，上述項目許多都是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項目。

中國土木工程集團公司駐伊拉克辦事處代表柳木預測，國際社會和伊拉克本國將有巨額投資用于戰后重建，所以中國企業對此應抱以積極的心態，對擱置的工程和債務不必過于擔憂。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王建則沒有那么樂觀。他用肯定的語氣說，從美國表現出來的單邊主義傾向來看，它完全可能甩開聯合國，重新決定伊拉克戰后重建的一切事務。屆時中國企業的利益如果得不到保障也是可能出現的情形。

中東留守者

與那些不得不留守在伊拉克周邊國家的中國人相比，錢韋們還算是幸運者，至少在戰爭開始前他們就回到了安全的祖國。

據原外經貿部一位處長透露，戰爭開始后在伊拉克的中國人都已經撤回來了。但在其他中東國家還有中國人，外經貿部撤銷前有段時間一直在開會，研究那些還留在中東其他國家的中國人該怎么辦。

據中國官方的統計，在中東十幾個國家里，戰前至少有3萬人在那里做勞務，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沒有回來。

從湖北來到科威特的李先生說，不回去是沒有辦法的事。他在科威特一家醫院做醫護人員，月收入折合人民幣一萬多元，食宿醫院也都包了。“我在這里一個月拿的錢相當于武漢幾十個下崗工人的月收入總和，一年就等于國內二十年。”

李先生說，他很害怕戰爭，但是如果回國，工作肯定就丟了。當初借了幾萬塊錢交的中介費，為的就是辛苦幾年攢點錢，“家里還有孩子要上學，等著用錢呢！”對于萬一受戰爭波及有傷亡的危險，李先生說，“聽天由命吧。”

另一位在科威特的中國公司工作的王經理說，按科威特政府的規定，如果政府沒有下令，停工就意味著違約。而違約將會帶來很大的損失，對于工人來說，他們出來的這幾個月的工資以及以后的收入都將付之東流。相反，由于部分工人的撤離，加之勞務輸入的暫停，留在科威特報酬將升高，這使絕大多數中國勞工選擇了留下。

據科威特華人聯合會主席董太康介紹，在科威特的中國人一共約2000人，僅搞建筑工程施工的就有1500多人；戰爭期間回國了幾十人，大部分一直留在科威特。

國家信息中心國際戰略室主任王憲磊認為，保護旅居國外的中國公民的正常權益，這是中國在國際領域的國家經濟利益的一個重要部分，為此需要采取政治、經濟和其他性質的措施。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則認為，只有在中國國力進一步增強之后，旅居國外的中國公民的權益才會得到更好的保障。

提著腦袋搶商機

戰爭還沒有結束，就有一大批溫州商人冒險奔赴中東，為搶占商機提前布點。

“我們已經等不起了，因為戰爭使我們損失達幾千萬美元，”早早跑到利比亞的溫州商人陳志遠說，“在戰爭中損失，從戰后來彌補。”

陳志遠在有“中東香港”之稱的阿聯酋海港城市迪拜經商多年，建起了三座中國商品城，每年的市場成交額在1億美元以上，主要的批發市場在中東各國。在該地市場經受了戰爭的嚴重沖擊后，他于4月13日飛赴利比亞，目的就是把浙江商品打入戰后伊拉克市場。他希望不僅可以把戰爭帶來的損失彌補，而且還可能比往年賺更多錢。

知情人說，抱同樣心理的溫州人為數不少，他們在迪拜等地囤積貨物，但大多“悄悄地進行”，怕引起同行的注意。

在搶占商機彌補損失的急切心理下，他們甚至無視風險——政權的更迭讓伊拉克一片混亂，中國駐伊使館兩次被洗劫，巴格達博物館遭哄搶。

“我們是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去做生意。”一位打算前往伊拉克的溫州鞋商說。

伊拉克重建“蛋糕”確實非常大。許丹松說，“這將是二戰后最大的重建工程。”國際上的預測是將耗資8000億美元，時間需要5到10年。

但是中國在其中能分到多少，卻不是由溫州商人的敏銳動作能夠決定的。盡管在工程承包和勞務輸出上中國具有價格上的優勢，并且在海灣戰爭之前也曾獲得過大量項目，但是由于這次重建存在較多的政治性因素，因此中國大型企業再次得到大項目的可能性不高。

在伊拉克曾有項目的中國江蘇國際經濟技術公司中東分公司總經理倪正山表示，中國公司很難通過正常的國際招標拿到伊拉克的大工程，但可以從總承包商那里分包到具體項目，至于一些大型土建項目的維修，對中國企業也會有些機會。

不過在貿易方面溫州商人應該會有所收獲。戰后伊拉克對服裝、日用品等的需求肯定會有大幅增加。浙江的小商品有價格上的優勢，在經營上也是走薄利多銷的路子，中國的這些商品將更容易占領這個市場。機電產品也是中伊貿易的傳統商品，戰爭結束后小機電產品應該能夠重新占領伊拉克市場。

保障中國的世界利益

與雙邊貿易相比，中國企業在伊拉克承包工程的風險，在這次戰爭前后表現得非常突出，值得警惕。

許丹松認為，中國企業在戰后可以采用兩種方式參與工程承包。其一是競爭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項目，這樣收回工程款的風險就要小得多。另一種是“帶資承包”，也就是中東地區流行的BOT模式--中國企業自己出資進行建設，而后經營20-30年，再將其轉讓給伊拉克政府。但這對于企業的資金力量及對伊拉克未來局勢的判斷，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盡管中國在伊戰問題上采取的態度，并沒有到讓美國記恨的地步，但遏制中國一向是美國的作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說，美英肯定會主導戰后重建，但中國不能放棄參與。

4月9日，外交部亞非司司長武春華在外交部網站與網友交談時表示：中國愿積極參與伊拉克戰后重建，將盡全力爭取和維護中國在戰后重建中的利益。這是中國官方首次對此問題進行正式表態。

王建認為，美國拋開聯合國宣戰和主導戰后重建，傳遞出的一個信號是，今后國際事務中談判機制的作用下降，實力決定利益劃分將表現得更直接，增強國力是一切問題的根本。

一位國際經濟問題專家意味深長地說，對中國來說，也許比搶食重建蛋糕更重要的是，建立更好的機制來保障中國的世界經濟利益。

中國公司在伊拉克開展業務情況

自1958年中伊建交兩國即有經貿往來。

20世紀80年中期，當時的伊拉克是中國最大的海外工程市場，工程量占中國在全世界工程總量的1／3強。1985年，中國的海外勞務輸出約為5萬人，而僅前往伊拉克一個國家就占2萬多人。

1996年底，聯合國與伊拉克簽訂“石油換食品”計劃，伊拉克市場大門重新打開。中國出口伊方市場的機械設備及運輸設備大幅度增加，已占到全部出口產品的60%以上，其中在電站設備、鐵路機車、城市公共交通車輛以及程控電話交換設備等領域已成為伊市場的主要供應伙伴。

截至2000年11月15日，中國有60余家公司參與“石油換食品”項目競標，并與伊方簽訂了650余份出口合同，總金額超過16億美元。2002年，中伊雙邊貿易額達到5億多美元。（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