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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社會政治參與的一般價值性規范

所謂政治參與，是指普通公民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的活動。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實現形式，它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主要是伴隨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體系的確立而首先在西方國家產生的。可是，促成現代政治參與產生的根本條件是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進而造成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現代社會的總體發展趨勢是異質化水平不斷提高，即社會不斷趨于分化與專門化，造成社會不同群體與個體在職業經歷、生活方式乃至人生觀、價值觀方面均千差萬別，異質多樣性特征日益明確，從而使社會矛盾與沖突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然而，既有的政治理論及實踐經驗表明，解決與緩和這類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有效方法是，社會應給予它們以一定的渠道、途徑與方法宣泄出來，即予以必要的制度性疏導，其中重要的方面正是賦予公民以廣泛參與政治的權利，在利益多元化的社會中保證各種民眾意愿得到制度化的充分表達，通過民主程序協調、整合不同利益集團的要求。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認為，在一個健康的現代民主社會中，參與原則要求所有的公民都應有平等的權利來參與制定公民將要服從的法律的立憲過程和決定其結果。為此，憲法必須確保一種參與、影響政治過程的公平機會[1]。韋伯同樣強調，經濟發達的民族必然是一個“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須發展一套相對發達的政治過程和政治機制，能使社會大眾都參與在本國政治之中[2]。顯然，現代社會政治參與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同時，高度的政治參與是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

現代社會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政治發展有著顯著的價值。其經濟價值主要體現在它能適應獨立經濟主體自由競爭、發展的需要，激發人們的創造熱情，推動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政治參與的擴大化也被視為經濟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政治參與的政治價值則更為現代社會所不可或缺。它不僅體現在公民積極的政治參與直接有助于擴大民主，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以避免“政府失靈”；更重要的還體現在，公民通過政治參與，使他們有機會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實現自己的政治愿望，從而在國家和社會之間起到穩妥地矯正政府行為和公民意愿及選擇之間的矛盾的作用，使公民的政治需求壓力得到釋放，實現公民對現有政治體制認同感的提高，鞏固公民對政治體系的認同價值，這樣就能減少社會沖突，確保政治的穩定和發展。

湯因比在其巨著《歷史研究》中曾使用了一個極為簡單明了且相當富于啟發性和闡釋力的模型，即“挑戰和應戰”的歷史思考模型。根據該模型，他認為一個國家如果缺少各種各樣必要的壓力，這個國家不可能很好地得到發展，所以國家需有必要的壓力和挑戰，而成功應戰的結局便是文明的誕生及其生長和發展[3]。公民的政治參與對于現代社會來說，其實正是這樣的“挑戰者”。一個明智的政府應積極充當其“應戰者”，允許并鼓勵公民政治參與的經常化和制度化，以充分消化政治參與帶來的能量，實現體系的正常新陳代謝，保持政治體系的持續穩定。當然，一定的政治參與水平必須與一定的政治結構相適應。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公民政治參與的活躍是社會進步的體現，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政治現象。因此，盡可能地推動和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乃是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總趨勢和總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結構在較大程度上由原先以政治分層為主轉變為以經濟分層為主，利益多元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公民從而有了主動進行利益表達的愿望；與此同時，由于社會政治資源日益由高層向低層、由政府向社會流動，公民政治參與的力度和效能已有了提高，這進一步強化了公民政治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因為“政治參與的主動性與人們對參與的功效感有關”[4]，政治參與的功效越明顯，公民的參與積極性也就越高。因此，現階段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行為正日漸活躍，而且過去那種“動員性”成分開始下降，自主性成分不斷上升，逐漸構成我國政治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今天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還不夠成熟，仍歷史地、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在某種程度上還處于政治參與熱情的畸型高漲與相對壓抑并存的狀況；同時由于與之相應的政治體系構架相對滯后，政治參與在一定程度上還體現出某種非程序化的特點。不過，客觀規律不可違忤，既然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發展到了需要公民的政治參與來與之相呼應的水平，而公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也確實正在快速釋放，那么，盡快完善涵蓋多元政治主體，包容公民多層次政治訴求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就是大勢所趨。

二、現階段我國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參與的特征分析

就整體而言，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參與從屬于上述我國日漸擴大的公民政治參與，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由于私營經濟在我國傳統經濟政治意識中的特殊性，以及在當前我國總體經濟結構中獨有的效率與成長性，使得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必然帶有較強的獨特性與復雜性。根據筆者對浙江、廣東、遼寧等地調查情況的分析，目前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參與的特征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恢復型的補償性政治參與。這一特征主要體現在“恢復”和“補償”兩種特質上。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離開社會而存在，每個人必定具有社會性的特質，從而人在本質上不能不是政治性的，因此，亞里士多德總結為“人本性上是一種政治動物”。在我國，私營企業主階層隨著經濟地位的不斷提高，必然需要通過政治影響力來維護其經濟地位，需要在政治舞臺上占有一席之地。這些要求應該說不僅符合人之本性，同時也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由于他們是一個過去曾在政治上受壓抑的階層，這樣他們的政治參與自然就帶有明顯的恢復型特點，其政治參與行為屬于壓抑后的恢復性反彈。一般說來，其恢復程度的高低基本取決于經濟實力，鮮有高于其經濟水準的。同時，他們的政治參與還大多具有政治心理的補償性質，即他們參與政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想以此來獲得相應的政治地位，在政治生活中“重新成其為人”。此時，其參政議政所注重的主要是能夠進行“參與”這一事實，并非“參政”的具體內容，也就是說他們在純粹的政治要求方面，往往體現出較大的盲目性。從總體上看，他們并未形成自覺、完整的政治要求，大多數人對政治的關心僅是一種出于自我利益保護的政治反應。這一特點應當說至今仍較普遍地存在于不同經濟發展層次的私營企業主中，只是其恢復的自覺意識與程度各有差別而已。

第二，功利型的經濟性政治參與。這是目前該階層政治參與中最重要、最典型的特點。他們的政治參與帶有極強的經濟功利目的，在相當程度上其實是一種不得不開展的“政治自救”，即在對他們的經濟和政治等方面待遇尚未真正到位的情況下，業主們希望通過主動參與政治，一方面為企業發展營造較好的政治環境，能使政府注意到他們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為他們創設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進而通過參政議政，提高自身社會地位及企業知名度，以利于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雖然社會對私營經濟不同程度的偏見猶存，但是通過政治參與的方式獲取社會的尊敬，不僅能滿足他們作為完整政治人的要求，而且更能給他們作為企業的化身換回企業必要的知名度與良好形象，這些對私營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是不可多得的“利好”條件。因此，私營企業主們大多有著清醒的認識并踴躍參與政治。在我們的問卷與實地調查中，把“為提高自身社會政治地位”和“為企業提高知名度與資信度，從而有利于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作為參政議政主要目的的占被調查的私營企業主總數的60%以上。這一數據顯現的傾向性和廣泛性，足以說明私營企業主以自我保護、趨利避害等經濟目的作為參與政治的主要動力的顯著特點。

第三，民主型的發展性政治參與。這一特征主要反映在那些實力已非常雄厚，不僅在所在社區、在本省乃至全國都有一定輻射力，往往已獲得相當層次政治榮譽的私營企業主身上。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私營企業主經濟實力的不斷強大，其資本在較大程度上實際已成為“社會資本”，其經營再無可能像企業剛起步時那樣“躲進小樓自成春”，事實上已與社會發展基本融為一體，為社會奉獻在較大程度上成為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前提，甚至是企業發展壯大新的生長點。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他們業已取得的政治身份及其對相應政治場景的熟悉和適應，不斷強化了民主的意識與水平，推動他們在努力經營企業并使其實力不斷攀升的同時，自身的政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也在不斷上升。簡言之，伴隨著私營企業經濟基礎的日漸堅實，私營企業主從具有單一利己心的經濟人，逐漸發展為具有倫理法制觀念的經濟人，進而成為較完全意義上的政治人，最終實現經濟人與政治人的有機統一。一句話，經濟發展的結果催生了他們作為社會人的政治自覺。

據1999年浙江省對709家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進行的關于私營企業精神文明建設的調查，私營企業主最關心的問題及關切度依次是：“企業的發展前景”(90%)、“回報社會、多做貢獻”(61%)、“黨和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55%)及“加強自身學習，提高自身素質”(40%)。私企經營者對獲取的利潤的主要投向是“擴大再生產”(95.8%)。許多業主表示，按照他們現有的資產，幾輩子都吃喝不愁，他們之所以還要拼命干，主要是想為國家多作點貢獻。在這方面，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是杰出的代表。他坦言，隨著企業的發展，人生觀會發生變化，從昔日追求個人發財致富，到如今認準“生命的質量不等于錢的數量”，走出“以獲取利潤為唯一目的”的狹隘圈子，最終“把人生的價值定位在振興民族工業上”。作為浙江省唯一的私營企業家身份的九屆全國人大代表，他不僅就如何更好地發展中小企業為黨和政府積極出謀劃策，而且更自覺地將維護祖國的利益和尊嚴視為義不容辭的職責。1999年7月，南存輝在赴美進行商務活動之際，針對當地報紙刊登的所謂“民運分子”污蔑中國政府的不實之詞，他公開舉行記者招待會，用自己辦企業的經歷證明私營企業在中國是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護的。當北美電視臺記者對他的做法表示不解時，南存輝答得異常利索：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我有責任為我的祖國申辯，駁斥一切有辱祖國形象的不實之詞[5]。這恰恰是推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私營企業主參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種精神內涵。

三、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參與功效的述評

應當說，我國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參與的整體狀況是比較積極和健康的，與我國現行政治有著相當的認同水準。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心態及其要求，雖然呈現出多層次、多形式的特點，但其主要目的是尋求保護合法權益的政治后盾，尋求反映愿望和要求的民主渠道，尋求參與公共事務的社會舞臺，尋求實現自身價值的有效載體。這些政治要求基本都在國家法律和政策的許可范圍內。盡管現階段他們的政治參與仍帶有多層次性、分散性和功利性等特點，整體的參與質量也還不是很高，但從現實及其發展趨勢看，其政治參與的效應是積極的、有益的。

第一，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有利于他們健康成長。通過適當的渠道，將他們的政治參與一定程度上納入現有政治體系之中，不但有助于私營企業主較暢通地解決在生產經營和社會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難、問題、意見和想法，即有利于私營企業主與外界協調關系、化解矛盾，更能促使他們的政治參與有序化，使其多層次的政治參與需求得到有效釋放，從根本上有利于促進這個階層健康成長，也有利于整個社會的政治安定。

第二，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能促使他們產生對社會的歸屬感和責任感。私營企業主階層作為我國新生的社會群體，當他們從原有的社會角色轉變為新的社會角色后，迫切希望得到社會的重新承認，贏得現有政治體系的認可，也即有著強烈的政治求同意識。100多年前，德國著名的奔馳汽車公司創始人卡爾·本茨先生對其屬下有過這樣的訓詞：請記住，與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關系。因為政府與政治是動員、整合社會資源的最強大的力量。在中國，作為新生經濟力量的私營企業，講政治、與政府修好還不只是為調動社會資源那么單一，更是企業經營者對政治認同和融入的渴望，他們渴望完全成為“自己人”。根據2000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結果，私營企業主對于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途徑，按所選擇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序，前10種途徑依次為：1.做大企業規模；2.支持公益事業；3.樹立良好形象；4.爭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5.在媒體上宣傳企業；6.與政府領導人聯系；7.向上反映問題；8.入黨；9.擔任政府中職務；10.通過選舉擔任社區領導。可見，他們內心極其希望得到現有政治架構的承認，而絕非“別有用心”。正是基于這種狀況，只要我們不斷在經濟上鼓勵他們健康發展，并且在政治上予以恰如其分的定位，同時輔之以參政議政上的順勢引導，就能使他們對國家和社會產生應有的政治歸屬感和社會責任感。在這種歸屬感和責任感的推動下，他們不但愿意為國家和社會多做貢獻，還會進而注重自身的形象，注意提高自己的素質，以及注意協調好與其他社會群體的關系，從而有利于維護我國政治和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第三，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還有利于完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體制。政治民主化是經濟關系發展變化的必然結果。比照計劃經濟年代，因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造成的民眾主觀能動性很大程度上缺失，導致政治參與動力的衰微，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促進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特別是私營經濟代表人士，以獨立的經濟實體為基礎，以日益強勁的經濟實力作后盾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盡管他們的民主權利訴求還比較有限，但卻是實實在在的。由于經濟的增長、政府的財政收入、勞動力的就業，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私營經濟的貢獻，因此，地方政府在做出重大決策時，自然而然地要考慮到私營經濟代表人士的呼聲。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是我們的事業興旺發達的一種體現。

總之，整體看來，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參與有著積極的功效。就該階層整體而言，現階段與我國經濟政治格局已經有了較高的契合度：其經濟活動與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相一致；其政治追求基本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要求；其價值取向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標；其行為規范受到一系列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及法律法規的制約。就社會政治整合而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國政治發展的目標取向，它決定著我們的政治體系必須是涵蓋多元政治主體的政治結構。對于在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地位愈益重要的私營企業主階層，我們理應在現實的政治架構中，給這個新的社會階層確定適當的位置，有機地接納它。這是因為，保證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參與的健康發展，不僅能體現出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優秀理論品質和實踐膽識，而且更能體現中國共產黨人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展現社會主義的巨大整合力。

【參考文獻】

[1]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211、214.

[2]韓水法.社會正義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學在中國[M].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93.

[3]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亨廷頓.難于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87.

[5]經濟日報，20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