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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后冷戰時代，全球化與當代民族主義兩大浪潮并行發展，但其本質特征相悖。在二者的作用下，國際經濟政治關系發生深刻調整和變化。民族主義的迅猛發展與全球化的發展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從而使國際社會表現出時代特有的矛盾性和復雜性。本文將著重闡述全球化與當代民族主義的關聯性、本質特征的差異性，以及由此引發的相關思考。

【關鍵詞】全球化/當代民族主義/并行相悖

對全球化問題的探討已成為目前學術界研究的一大熱點。后冷戰時代，全球化浪潮呈現強勁的發展勢頭，沖擊和震撼著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就在我們透視全球化，感受凸顯人類共性的全球觀念、全球意識的同時，體現民族差異性、獨特性的民族主義再次形成世界性浪潮，與全球化的發展相伴而行，表現出特有的逆反性功能。在同一歷史發展階段，全球出現特征相悖的兩股潮流，這一國際現象是值得認真研究的。本文試圖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浪潮與民族主義浪潮本質特征的差異性、二者的內在聯系，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對世界經濟政治發展態勢的深刻影響等問題作一探討和分析。

一、發展特征相悖的兩股世界性潮流

1.全球化與民族主義浪潮對世界的沖擊。

關于全球化和民族主義問題，已有很多論述見諸于報刊，盡管至今對兩者的概念性解釋仍眾說紛紜，但是有關研究表明學術界對此已予以極大關注。這里不準備就概念問題再作討論，而是首先看一看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浪潮和民族主義浪潮對世界的巨大沖擊，對國際經濟政治關系所產生的強烈影響。

后冷戰時代的全球化浪潮是在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市場經濟向全球擴張的背景下到來的。它席卷世界各個角落，使公司企業的經營者能夠利用世界范圍的資金、技術、信息、管理和勞動力等各類資源，在所選擇的最佳地區進行生產，然后把產品銷往有市場需求的地方，由此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最優配置，使企業經濟、一國經濟最大程度地擺脫了地區資源和市場的束縛，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展開競爭，實現發展。各國各地區被全球化這條無形的鏈繩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相互間的距離大大縮小，彼此交往和依存的程度迅速增強。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效應是巨大的，它使國際關系的框架和內容得到調整，其“雙刃劍”效應導致國際經濟關系的重大變化：國際經濟組織的職能不斷擴大，對國際及國內事務的影響力增強；區域一體化建設規模擴大、步伐加快；雙邊、多邊經貿合作超越意識形態、民族文化、歷史積怨等非經濟因素，在更廣的范圍和領域展開；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互動交融，一國經濟的發展及政策的制定不再是孤立的、簡單的國內現象，既受到外界國際環境的多層面影響，又向外產生多方位的影響；全球范圍的貧富分化日顯嚴重，導致世界經濟體系呈現南北兩極結構。經濟全球化對國際政治關系的內涵與結構也產生重要的輻射作用，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顯著增強，傳統主權觀念、國家安全理念、國家利益的內涵受到強烈影響和撞擊，謀求多邊、全方位的互利與合作成為國際關系的主旋律，大國伙伴關系對國際格局的建構亦產生重要影響。

在國內開始關注和研究全球化的時候，世界發生了大規模民族主義浪潮，這是20世紀的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新民族主義浪潮席卷范圍之廣、發展勢頭之猛烈超乎人們的預料。如果說全球化浪潮對世界的沖擊主要體現在經濟層面的話，民族主義浪潮的沖擊則更多地反映在政治層面上。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民族主義、種族民族主義給國際社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前蘇聯東歐國家的裂變是大規模民族分離運動的產物，而此后該地區民族問題仍是干擾國家正常社會生活的棘手問題，如俄羅斯車臣戰亂、格魯吉亞內亂、摩爾多瓦民族沖突、前南斯拉夫地區的戰亂等。在世界其他地區還有南亞的印巴克什米爾爭端，中東不斷激化的巴以沖突，跨越國界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制造的恐怖活動，非洲索馬里的部族騷亂，尼日利亞的民族沖突，盧旺達的部族仇殺，西歐北美發達國家的民族分離傾向以及不斷發生的暴力排外事件等。形態各異的民族主義匯聚成潮，對冷戰后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關系產生深刻影響，對地區及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構成重大威脅。“這個在兩極霸權時代曾一度被認為是已經或趨于消失的現象，現在不僅重又回到人們的視野中，而且顯然已成為國際政治畫屏的最重大的焦點之一”。[1](P87)2.全球化與民族主義本質特征的差異性。

具有不同發展趨向的全球化和民族主義有著相似的歷史發展起點。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全球化進程起始于近代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交通工具的改進和資本原始積累的需求，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世界的擴展提供了條件和動力。隨著早期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世界貿易規模擴大，世界市場形成。“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2](P276)而民族主義亦興起于近代新興資產階級反封建時期，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和社會政治運動，在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過程中發揮了極大效應，對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建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發展起點相近，但其運行軌跡及本質特征卻存在較大差異性。

第一，全球化進程以西方國家為主導，體現西方價值觀，而民族主義往往與西方價值理念相背離。始于近代的全球化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以科技革命和市場經濟為動力，以主動擴展的態勢向前運行。在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優勢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全球化的發展必然較多地融入西方的價值理念，主要體現西方國家的經濟利益。而民族主義在民族及民族國家的整合中，作為維護民族利益的思想武器，不可避免地強調本民族的價值理念。它在發揮民族整合的特殊功效的同時，也與外來文化與價值理念發生碰撞，其結果是一方面在碰撞中實現某種程度的融合，另一方面則更頑強地體現出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價值理念。因此，與全球化以西方為主導的本質特征不同，民族主義往往具有非西方傾向，偏離西方主導下的世界經濟政治體系運行軌道，甚至本能地帶有抵制“西化”的功能。

第二，全球化強調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而民族主義凸顯利益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全球化強調共同利益和超國家利益。全球化發展進程中，傳統主權觀念受到沖擊，為了實現一定范圍內的國際合作或更高層次的利益共享，主權國家有時需要以主權的某種讓渡為代價，這已是全球經濟發展中的客觀現實。在經濟一體化、全球化趨勢下，世界各國或主動或被動地都在尋求相互間的共同利益，發展合作關系，體現一種共存意識、全球意識。而民族主義體現對本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強烈認同感和歸屬感，強調民族意識、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在現實社會中不同民族生長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道路各異，面臨的實際問題有很大差別，各自的利益需求有很大不同。因此，如果說全球化尋求的是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那么，民族主義呈現的則是差異性和多樣性。

第三，全球化對各民族國家具有兼容性、滲透性和吸納性，它使國際社會更加開放、聯系更加廣泛，從理論上講全球化的發展將趨向世界的一體化；而民族主義則表現較強的排他性、分離性，以及在一定條件下的狹隘性。政治民族主義的排他性通過一些西方國家的民族排外主義展示得很充分。民族排外事件是在全球化時代大規模人口變遷背景下出現的，是當地民族為抵御大量外來移民遷入、“凈化”本民族生存環境而采取的行動。“排外主義可說是種族歧視的準前身”，這種行為“在20世紀90年代的歐洲和北美地區，隨處都可見到它的身影，其普及程度甚至高于法西斯當道的那些年”。[3](P203)此外，以保持、凈化、強化民族文化為目標的文化民族主義，亦具有固守文化傳統和對外來文明排斥的特征。如不發達國家的文化民族主義既有阻遏西方文化模式的強行輸入、反對霸權文化的一面，又有排斥外來文化、保持社會孤立性的一面。在發達國家，如日本以天皇制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義，對內雖不乏強大的民族感召力，但在對外關系中卻常表現為狹隘的民族主義，致使日本在亞太地區外交形象的樹立和政治影響力的擴展受到制約。民族主義的排他性、孤立性往往和分離性緊密聯系在一起，由此產生的民族分離主義給世界帶來巨大影響，這里不再贅述。、民族主義與全球化并行相悖原因分析

當代民族主義于20世紀90年代迅猛發展是與全球化的發展分不開的，從以下幾方面可以看到特征相悖的兩股世界性潮流并行發展的一些原因。

第一，經濟全球化造成的社會分配不公和經濟發展的兩極分化，極大地刺激了民族主義情緒的增長。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各國的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發達國家借助其主導地位的優勢，積極推廣體現其利益的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規則，最大程度地獲取全球化帶來的好處，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弱勢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推動世界經濟走向繁榮的時候卻處于被動地位，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這一現實使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更加嚴重，特別是信息技術時代“日益擴大的‘數字鴻溝’表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科技水平上存在極大差距，這必然致使南北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4]世界的貧富兩極分化對民族主義起了刺激增長的作用。弱勢民族國家為抵制全球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往往采取自我保護性經濟政策，以防范西方霸權的侵襲，追求本民族利益的體現。甚至有可能采取非理性、破壞性的暴力行為，以發泄對西方大國意志主導下造成的社會分配不公的強烈不滿。

第二，全球化密切了各國的經濟聯系，同時也加劇了各國間的競爭，經濟民族主義由此顯現。90年代北美自由貿易聯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與歐盟相抗衡的味道，而歐盟一體化的發展必然意味著美國和日本的競爭對手更加成熟、更加強大。以歐盟為代表的一體化經濟集團，強調該區域民族國家間的聯合，并組建成讓渡部分國家主權的某種超民族國家機構，由此形成地區民族主義的國際合作。經濟集團“內外有別”的經濟政策具有某種封閉色彩，對內放開市場，對外則構筑統一的貿易壁壘，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地區民族國家的共同利益在區域經濟集團中得到體現并被強化。因此有學者指出，以歐盟為代表的由民族國家聚合的地區主義是放大了的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在地區框架中的發展和延伸。[5]日本的經濟民族主義在與美國展開激烈的貿易競爭中發揮了維護民族經濟的功效。在日美貿易戰中，日本國民所表現出的對國貨的熱情和對外來貨的冷淡使美國這個多種族的移民大國難以仿效，只有望洋興嘆。從某種角度可以說，全球化加劇了市場競爭，而市場的激烈競爭喚起了民族主義。

第三，發達國家借助其優勢地位，不僅在全球化中大力推廣西方經濟模式和經濟運行規則，向發展中國家要資源、要市場，同時也輸出西方人權、人道等政治理念，加大對別國內政的干預力度，使國內問題國際化，經濟問題政治化，民族問題也更加復雜化。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不僅其民族經濟的發展遇到壓力和挑戰，經濟自主權受到削弱，而且在民族、宗教與領土等敏感問題上也遇到外來勢力的插手。西方大國以其自身利益為基礎，對他國的民族問題指手畫腳，大大助長了民族分離主義勢力，造成一些地區民族分裂活動愈演愈烈。其結果不是以國家分裂而告結束，就是成為影響多民族國家穩定和安全的一大難題。在前蘇東地區多民族國家裂變的背后，在今天一些國家民族分離勢力活躍的背后，都能夠找到西方大國支持“民族自決”、保護“人權”活動的身影。

第四，全球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多種領域。對經濟不發達的弱國、小國而言，其傳統民族意識、民族特性受到無法阻遏的沖擊，并且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來自西方社會的經濟霸權、強權政治和強勢文化的巨大壓力。在實力弱小、無法通過相應的經濟政治手段抵抗外來沖擊和壓力的情況下，民族國家出于維護本民族和國家利益的需要，本能地借助民族主義進行抵抗，使民族主義成為團結全民族抗衡外來壓力和侵犯的惟一有力武器。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弱勢民族國家的時代反映具有很強的民族主義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義的根源十分復雜，除了上述全球化帶來的直接影響外，還有國際格局的裂變、意識形態的沖突、民族政策的失誤，以及特定歷史條件下沉積的原因等。在大多數經濟不發達國家，民族主義常常是現實問題與歷史因素交織、國內問題與國際因素交織、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與封閉的現實社會生活交織、精神亢奮與物質貧困交織、合法的宗教信仰與非法的恐怖手段交織的產物。如果不存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民族主義浪潮雖然可能發生，但難以構成突發之勢，如此迅猛而強烈。20世紀90年代初期是世界各種矛盾總爆發時期，其中，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又是引發各種矛盾的重要原因。我們對歷史稍作回顧便可看到，時代大變動、格局大變遷，往往會引發一場大規模的民族主義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后，在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亞非拉國家掀起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民族解放運動，而東歐地區隨著沙皇俄國和奧匈帝國統治的垮臺，也出現了一系列民族獨立國家，由此形成20世紀第一次民族主義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雅爾塔格局建立，世界又發生了第二次民族主義浪潮，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在這次浪潮中徹底崩潰，一大批獲得獨立的民族國家形成第三世界，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迅速崛起；90年代以來的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的出現，雖然不是在一場大規模的世界戰爭之后，但是仍伴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的急劇變化和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動。可見，世界格局的裂變對民族主義浪潮的發生具有規律性的催化作用。然而說到底，世界格局裂變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致使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對抗的兩極力量嚴重失衡，最終導致世界舊格局的崩塌。因此，國際關系中經濟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強是造成世界政治格局變更、民族主義膨脹的重要原因。

三、兩大浪潮下的國際社會及引發的思考

全球化引起了各民族和地域間經濟、政治、文化的交往與碰撞，融合與沖突，并由此產生兩種相反的結果：一方面帶來區域一體化的發展，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國際合作機制的加強；另一方面導致民族沖突和戰爭，地區持續動蕩，極端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趁機活躍。前者謀求有序、和平、互利及合作，后者邁向無序、戰爭、對峙和分裂；前者需要國際社會的積極推動，后者需要國際社會攜手解決和治理。這兩種結果的同時作用，使我們看到的國際社會充滿矛盾，是一個矛盾統一體：經濟全球化已形成浪潮，但并非一帆風順，只能在曲折中發展；世界多極化已呈不可改變之勢，但仍遇到單極化的阻遏和挑戰；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但和平與發展這兩大課題至今一個都沒有解決，天下仍不太平。時代的復雜性引發我們更多的思考。

全球化的發展推動了世界范圍各領域的激烈競爭，但不是一種平等的競爭；提供了各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機會，但不是享有均等的機會；促使各國謀求觀念、體制和制度的創新以適應發展，但相應的衡量標準和必須遵循的規則并非能夠體現公平。不平等關系的存在雖然從根本上講不是全球化本身造成的，但卻導致同全球化本質相悖事物的發生，造成包括民族問題在內的全球性問題的日益嚴重。

對經濟發展落后的民族國家而言，如果說全球化是人類社會不同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走向融合的過程，不如說更是一個各民族國家在優勝劣汰的社會環境中改造自己以適應時展的過程，在此過程里必然充滿矛盾、沖突、痛苦和抉擇。對經濟發達國家而言，迄今為止全球化并沒有帶來西方主導下的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元格局，相反，由于貧富分化的加劇，世界經濟體系呈現南北二元格局。全球政治在這一經濟結構的影響下不安全因素上升，全球經濟的發展也因這一結構受到一定阻礙。而發達國家是二元經濟結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推進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抑制沖突及緩解貧困方面處于主動地位。因此在全球化進程中，應當具有這樣的觀念和意識：

第一，全球化不是謀求某種經濟政治發展模式上的統一，而是爭取世界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的共存，所以“應尊重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承認世界多樣性的現實”，[6](P48)努力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從一定角度講，民族主義反映了世界的多樣性，與全球化向共存共榮方向發展是不矛盾的，二者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產生良性互動。這里實際上又涉及民族主義的性質問題，即民族主義是否有積極意義的一面。我認為對民族主義的評價應當就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民族主義是復雜因素所產生的復雜結果，其性質絕不是單一性的，其功能和效應具有負面和正面雙重性，如果簡單地以“反動”或“進步”去定性它是不科學的。[7]王逸舟曾指出：“民族意識既是天使又是惡魔，關鍵看它在什么時候什么場合出現和怎樣發揮作用。”[1](P128)這說明民族主義在不同條件下將產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能。我們應當促進民族主義良性功能的發揮，抑制其消極作用，并借助民族主義的積極因素，努力消除或弱化國際社會存在的不平等關系。

第二，創造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是抑制極端民族主義、增強國際安全因素的重要途徑。90年代以來極端民族主義大多發端于經濟相對落后地區，之后迅速向全球輻射和擴展。對此，消除民族主義負面效應的有效途徑之一就是創造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改造以不合理的國際生產體系、國際貿易體系、國際金融體系為主要內容的國際經濟舊秩序，縮小全球的貧富差距。“如果發達國家能夠本著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則，切實支持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文化，使之盡快擺脫貧困落后狀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問題就有了解決的重要基礎”。[6](P47)極端民族主義惡性膨脹的經濟環境將被大大弱化。總之，在全球化進程中應當倡導和尋求不同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共贏共存，而不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進一步擴大不平等關系。從21世紀民族主義的發展趨勢看，以同質民族利益和民族意識為號召力、實現從多民族國家中的分離或跨越國界的民族聚合、謀求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不大可能大規模地發展下去。而全球化則呈加速發展的趨勢，其發展不是推進世界政治單元的裂變以實現完全的民族與國家的重合，也不是建構世界經濟體系的兩極分化格局，而是在全球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打破地域界限和民族壁壘，促進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交往和溝通，并且在地區、民族、國家間深化合作與加強融合的基礎上，謀求世界經濟的普遍繁榮與世界政治的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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