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社會主義價值觀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既是揭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一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科學體系，也是關于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真正社會歷史價值的價值學說。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連續性，首先在于社會主義是一種人文價值理想，它顯示了社會主義者超越資本主義現存秩序、創造人類新文明的努力。科學社會主義之科學性，并不表現為否棄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而是表現在，它從人類歷史的實際發展中提出價值理想，并且科學地論證了實現這一價值理想的途徑、手段、主體力量等等。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十分強調以消滅階級對立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價值之實現必須具備客觀物質基礎，并從中預言社會主義革命將在西歐幾個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率先取得勝利。

歷史的發展充滿了辯證法，理論上的邏輯論證不能限制現實生活的發展。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在西方發達國家而是在東方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首先取得了勝利。這樣，怎樣認識、處理社會主義價值與它的實現基礎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即社會主義價值觀問題，成了每一位后繼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無法回避、繞開的問題。列寧從社會主義實踐固有的規律性出發，對上述問題作出了極富創造性的求解，從而大大充實、豐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社會主義價值觀。

一、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

應該說，列寧和俄共（布）在社會主義價值觀問題上是有一個探索過程的。列寧不是民粹主義者，他明確表示過在奪取政權以后，社會主義得以確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十月革命勝利后的建國初期，他還提出過“從商品生產的發展，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以及發展為社會主義這個總的基礎出發”的設想。但總的說來，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寧對客觀條件的制約作用的認識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確實存在著急于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直接過渡，或者說急于實現社會主義價值的傾向。在《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即《四月提綱》）、《國家與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廢除軍隊、警察、官吏，一切公職人員只領取普通工人的工資，土地、銀行收歸國有，實行工人對經濟活動的監督，等等，并把這些說成是巴黎公社的經驗。在這里，急于過渡的傾向是顯見的。十月革命后，這種傾向的集中表現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行。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現實層面上是作為列寧和黨克服眼前困難的應急措施實行的，同時，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寧和黨內許多人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反映了他們試圖通過這種政策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設想。這種設想后來逐漸成了黨的主導思想。從時間上看，從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起，列寧和全黨就已不再把“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看作應急措施，而是把它作為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應采取的涉及所有經濟領域的完整經濟體制。用列寧后來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較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列寧選集》第4卷第570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設想，國內戰爭勝利結束后，“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不但沒有終止實行，相反卻得到了進一步擴大和強化，這就導致了蘇維埃俄國巨大的政治、經濟危機。工人罷工、農民暴動普遍出現。特別是喀瑯施塔得水兵叛亂，暴露出了舊體制存在著嚴重缺陷。對此，列寧指出：“目前的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列寧全集》第41卷第52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銳地指出，以余糧收集制為核心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造成當時嚴重危機的根本原因。列寧認識到，在一個小農國家里，在大生產不很發達的情況下，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在經濟上是不可能的”（同上書，第70頁）。“現實生活說明我

們錯了”（《列寧選集》第4卷第570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們在經濟進攻中前進得太遠了，……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如果我們不能實行退卻，即把任務限制在較容易完成的范圍內，那我們就有滅亡的危險。”（同上書，第720頁）在列寧看來，這種危險不僅來自蘇維埃政權將喪失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而且來自工農聯盟的即將瓦解。這樣，實行“退卻”，“通過新的途徑來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已經絕對必要了”。（同上書，第660頁）

那么，如何“退卻”？新的途徑又在哪里？1921年3月，蘇維埃俄國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內容包括：以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數額大大低于余糧收集制的征購數；發展商業，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商業的存在和發展；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制定新的工資條例，廢除平均主義的實物供給制；改革工業管理體制，設立國家計劃委員會，在企業中推行經濟核算制；等等。從價值觀意義上看，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標志著列寧揚棄了抽象的社會主義價值原則，開始正視在一個農民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復雜性、長期性。在此之前，列寧雖也說過落后國家開始無產階級革命比較容易，完全建成社會主義則比較困難，但這主要是作為理論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著眼點在于論述落后國家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列寧真正從現實意義上認識到落后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比較困難”，是實踐證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無法繼續下去的時候。

列寧在總結新經濟政策實施一年的經驗時指出：“新經濟政策的基本的、有決定意義的、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使我們開始建設的新經濟……同千百萬農民賴以為生的農民經濟結合起來”（同上書，第662頁），“同農民群眾，同普通勞動農民匯合起來，開始一道前進，雖然比我們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體群眾卻真正會同我們一道前進。到了一定的時候，前進的步子就會加快到我們現在夢想不到的速度。”（同上書，第664頁）

在這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現實的強制，而列寧接受這一慢速度，表明他對現實的正視。

同樣，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發展和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也是出于現實國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寧說：“雖然大工業轉到國家手里，靠它供給農民產品的嘗試還是沒有成功。既然這一點辦不到，那么在農民和工人之間，即在農業和工業之間，除了交換，除了商業，就不可能有別的經濟聯系。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列寧全集》第41卷第334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關于利用資本主義，列寧說；“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制度、同小生產、同小生產者渙散性引起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列寧選集》第4卷第510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進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是一個“退卻”。但是列寧并不把新經濟政策簡單地看成是一種應急的權宜之計。他說：“決定下來的這一政策是認真的和長期的”（《列寧全集》第41卷第347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這意味著，列寧把新經濟政策看作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在國民經濟命脈掌握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條件下，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政策。這里深刻地體現了列寧對建設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重視。

但是，實行新經濟政策，重視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建設，是否就是“放棄社會主義”，“將走向通常的資本主義國家”？換言之，它把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實現是推遠了，還是拉近了？當時俄共（布）黨內有過激烈的爭論，一些同志，包括參加共產國際的一些外國同志，認為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就是放棄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目標的推遠甚至失落。時至今日，一些學者還認為，實行新經濟政策“加劇了”“列寧主義政治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目標之間的不一致”，它“僅僅保證了一個工業化社會的到來”。（莫里斯·邁斯納：《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第9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持審慎的看法。一方面，從形式上看，新經濟政策取代“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社會主義價值目標是推遠了。但是，堅持抽象的社會主義價值原則，是否帶來社會主義價值的真正實現，實踐已經為我們作出了回答，“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被停止執行，正是實踐固有的規律性作用的結果，此后的社會主義運

動史上，這一規律性一再得到體現。因而，上述的批評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評中也暗含了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在落后國家漫長的經濟建設過程中，如何保證社會主義價值目標不致淡化、丟棄？說這一問題重要，是因為確實存在著把社會主義和經濟發展等同起來的危險性，以及在這種發展的祭壇上犧牲社會主義的各種價值的危險性。

列寧把建設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發展生產力作為第一任務，是與他對社會主義前途的終極關懷分不開的。他強調指出，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只是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并沒有改變工人國家的實質，也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目標，因而不是什么“蛻化”。他多次提出在蘇維埃國家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競爭誰會最終勝利的問題。在他看來，由于國家政權和經濟命脈牢固地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國家資本主義受到嚴格的限制和規定，社會主義取得最終勝利是必定的。盡管如此，他還是常常提醒全黨：“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我們要記住的基本點”（《列寧選集》第4卷第671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為此，無產階級必須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國家按照自己的意志來行動。值得指出的是，列寧認為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就在于滿足廣大農民群眾的迫切需要，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在這里，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同的是，列寧顯然是把農民與無產階級一起當作社會主義價值的主體來看待的，這體現了價值主體的廣泛性，體現了俄國的具體國情。同時，為了確保這一價值主體的先進性，列寧提出要“引導”農民。為此他深入研究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提出了完整的關于通過合作社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可見，列寧既不像機械決定論者那樣，認為經濟發展尚未使大多數居民無產階級化的時候，應該等候，而是提出了聯合、團結農民的主張；也不像民粹派那樣，認為未經資本主義“污染”的農民是“天然的”社會主義價值主體，而是提出了引導、改造農民的任務。這其中，無疑同時蘊含了社會主義價值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意義。

總起來說，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反映了列寧的社會主義價值追求向俄國社會現實基礎落實的過程。列寧說：“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列寧全集》第43卷第302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這生動體現了他對堅持科學原則與價值原則、科學尺度與價值尺度統一性的自覺。

二、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思路

新經濟政策是列寧把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價值觀創造性地運用于俄國實踐的產物，它的實施，使蘇維埃政權迅速擺脫了危機，同時，也開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思路。這一新思路在列寧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較為系統的闡發。

列寧的晚年思想集中體現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記摘錄》、《論合作社》、《論我國革命》、《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這些被稱為“政治遺囑”的文章中，列寧對俄國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新的探索。這一探索，主要是通過總結十月革命以來特別是新經濟政策實施后的經驗，來求解這樣一些重大問題：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能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發后，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和孟什維克沒有停止過對它的批評和攻擊。他們據以立論的基本觀點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具備客觀經濟前提，而俄國目前還缺乏這一前提，俄國的生產力和文化發展水平還遠沒有達到能夠實行社會主義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個“早產兒”，并說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論》第295頁，三聯書店1966年版）普列漢諾夫也說十月革命的發生使他“痛心”，認為它會造成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普列漢諾夫：《在祖國的一年》第462、464頁，三聯書店1980年版）

應該指出，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在對十月革命的批評中蘊含著一個合理前提：社會主義是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和文化水平的。對此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列寧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寫《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為了強調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產階級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體力量。十月革命后，對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艱巨性，列寧也是越來越充分地認識到了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寧對經濟文化落后、小農占絕對優勢這一基本國情的正視。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樣說道：“我國的文明程度也還夠不上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列寧選集》第4卷第79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寧絕無他們身上的“學究氣”，他從不對馬克

思主義原理作機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寧看來，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無出路的處境十倍地增強了工農的力量，使我們能夠用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該怎么辦呢？世界歷史發展的總的路線是不是因此改變了呢？”

“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同上書，第777頁）

列寧還特意引用了拿破侖的一句話：“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斗，然后再看分曉。”這樣，他就既回應了第二國際理論家和孟什維克的批評，又指明了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一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革命形勢下，首先不失時機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創造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這條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義，又不同于經濟主義，甚至也有別于馬恩當年的設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

如果說，列寧的以上論述主要解決了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樣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即怎樣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為此，列寧也進行了大量的論述，這些論述同樣是他探索俄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俄國這樣小農占絕對優勢的國家里，將農民的小私有經濟改造成社會主義的大農業，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困難、最復雜的任務，不解決這個任務，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為此，列寧深入研究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系統論述了關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農的最好組織形式就是合作社。因為合作社能將農民的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結合起來，并使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同時，合作社還是農民感到簡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組織形式。這樣，建立合作社，不僅僅把小農經濟逐漸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經濟，而且有利于工農聯盟的鞏固，而陷于帝國主義包圍的“我們共和國的命運歸根到底將取決于農民群眾是和工人階級一道走，忠實于和工人階級的聯盟呢，還是讓‘耐普曼’即新資產階級把他們和工人拆開，使他們和工人拆開”（同上書，第783頁）。因此，列寧斷言：“合作社的發展也就等于……社會主義的發展”（同上書，第773頁），它在實踐中解決了“過去許許多多社會主義者碰到的絆腳石”（同上書，第768頁）。

同時，為了確保在俄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列寧還把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稱為“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同上書，第773頁）。由于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國家機關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經過比較認真改變的舊機關，列寧認為，如果不把這些沙皇及資本主義官僚制度的舊痕跡鏟除掉，國家機關就不可能成為“名副其實是社會主義的、蘇維埃的機關”（同上書，第785頁），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階級、共產黨以及全體人民的信任。他主張吸收更多的工農群眾參加對國家的管理，實行廣大工農群眾對國家機關和干部的檢查監督制度，在選拔人才時須注意政治素質與業務素質相結合等等，還提出了“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則，以便使政權更好地符合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更好地體現工農民主專政的本質。

關于文化建設，列寧把它提到文化革命的高度。他指出，在政治變革、社會變革之后，只有實現了文化革命，我們才能說成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了。為此，他特別強調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強調應當使國家預算首先去滿足國民教育的需要，強調要提高人民教師的政治、經濟地位。不提高人民教師的地位，“就談不上任何文化，既談不上無產階級文化，甚至也談不上資產階級文化。”（同上書，第763頁）“應當把我國國民教師的地位提到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同上書，第764頁）。

歸結起來說，列寧晚年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探索，不僅極富創意地回答了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而且還提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手段、方式和方法。可以看出，科學原則與價值原則，正是列寧主義的思想構建原則。列寧開啟了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思路，也即開啟了落后國家堅持科學原則與價值原則、科學尺度與價值尺度相統一的新思路。在列寧主義中，對歷史主體實踐能動性的強調與對社會主義物質必備條件的重視，對社會主義終極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