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經濟學論文

時間:2022-09-10 1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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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經濟學論文

【關鍵詞】帝國主義理論/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國際經濟問題

【正文】

一、帝國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觀點嗎?

國際政治經濟學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而興起,“這次更多的是關心作為整體的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不完全是亞當·斯密當年的某個國家的經濟進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這次興起,克服了國際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的分離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局限于一國之內的研究模式。這些研究見于理查德·庫柏的《相互依存的經濟學》(1968)、金德爾伯格的《權力與政治:國際政治的經濟學和國際經濟的政治學》(1970)、蘇珊·斯特蘭奇的《相互忽視的國際經濟學和國際關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這些研究中,羅伯特·吉爾平是將國際經濟學和國際政治學結合起來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者,都不能忽視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的普遍觀點。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這樣分析的。他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存在重商主義(或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種觀點。他對其中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闡述,主要見于《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1975)和《美國權力和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政治經濟學》(1981)中。

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吉爾平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的觀點做了綜合評述。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被三條不可抗拒的規律所支配,“第一個規律,即不平衡規律,是對薩伊定律的一個否定。第二條是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一條規律。……這是一條資本集中(或積累)規律。”“資本主義的第三條規律是利潤率下降規律。”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只限于西歐,是一種封閉經濟。然而1870-1914年,“資本主義已逐漸變成一種活躍的技術性的向全球擴展的開放系統。”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啟發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作家列寧認為,“資本主義通過海外帝國主義擴張,已逃避了其三條基本運動規律的制約。……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的確在使世界向前發展,但這種發展是不穩定的。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也不一樣,各個國家的實力發展不均衡最終將導致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國際政治動亂。”作者提出了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與列寧的分歧,“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資本主義衰落的原因是經濟性的;資本主義將由于經濟因素而導致滅亡,因為無產階級會不甘貧困而起來反抗。馬克思進而還指出了這出戲的主角是社會各階級。但是,列寧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換成了一種政治的批判,實際上的主角已經變成了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的競爭性的重商主義民族國家。”吉爾平認為,“由于布爾什維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列寧關于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理論盡管受到馬克思主義其他繼承人的不斷挑戰,終于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理論。”據此,吉爾平把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般觀點。

在《美國權力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中,吉爾平認為,“動力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變革理論。它強調了關于生產方式變化以及其對既定階級沖突的影響朝向不平衡發展的趨勢。當這些趨勢不能被容納時,社會政治體制便通過巨變而打破。戰爭與革命被作為經濟過程的一個構成部分。”“第二種觀點——馬克思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共同持有的——認為每一個相互依賴的國際經濟在本質上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或等級制的體系。這種帝國或壟斷的權力組織商業、貨幣和投資關系以促進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吉爾平對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觀點的評述可以概括為:國際關系過程中,經濟因素是國際關系的動力源泉,它決定政治發展;這種理論在馬克思那里體現為,經濟生活中的各個階級推動了社會變革的實現;這種理論在列寧那里體現為,國際關系中的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經濟利益的斗爭導致國際戰爭,這種戰爭又成為國內社會變革的導火索和推動力。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都把國際關系看作一種“帝國主義的或者等級制的體系”。

顯然,吉爾平側重強調“戰爭與革命”在經濟過程中的作用,這與其對國際經濟活動的政治框架的強調是一致的。他是把馬克思主義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大發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側重分析短期內國際關系的演變及其決定因素,從而把帝國主義理論這一特殊觀點作為馬克思主義一貫的和主要的觀點。吉爾平認為,“隨著資本主義性質的演變及其他的歷史發展,馬克思主義也一直在發展著。”不幸的是,吉爾平背離了自己的這句話。實際上,這種理解廣泛存在于西文學者甚至馬克思主義學者中。我們不禁要問,帝國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觀點嗎?

二、帝國主義理論的特殊性和馬克思觀點的普遍性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認為,國際經濟活動是國內利潤率下降的結果,它具體表現為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殖民地的斗爭,這種斗爭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內階級斗爭的導火索,從而導致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也造成了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然而,帝國主義理論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釋成為世界主流的和平與發展趨勢。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是對二十世紀初國際壟斷資本及其代表發達國家政府國際行為進行分析的結果。這個時期的資本及其政治表現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必須指出,在任何生產方式下都存在這個規律,而不僅僅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引起了國際秩序的混亂,伴隨著發達國家政府的世界擴張,資本開始進行全球掠奪,這樣就產生了列寧提到的帝國主義現象。當然,這并非排除了資本對帝國主義行為的責任,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不會改變,但是卻會受到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制約和促進。在國際秩序相對穩定的時期,列寧所指出的帝國主義現象相對隱蔽和微弱,而且各發達國家政府會在斗爭中學會如何保護共同利益,這就是不要在帝國主義行為中共同滅亡。因此就很難普遍發生列寧所謂的無產階級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進行革命的現象。而且,戰后的福利國家實踐更是破壞了列寧的假設。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現在所謂的“不要頑固不化”,所謂的“進行不受原始理論束縛的創新”,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過時了”等等觀點,都是在否認回到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與此相應,這些觀點的鼓吹者們根本不屑于去尋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據這種忽視理論根源的作法,我們稱這些鼓吹者為者。可悲之處正在于此,這些者們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原始思想為何物,另一方面卻在極力否認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爾斯·巴羅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并沒有充分接觸馬克思的著作。”無論是否馬克思主義者,對于自己根本沒有理解的東西極力否認對其進行理解的必要性,這種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意義的追尋迫使我們必須從馬克思那里尋求起點。

吉爾平在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論述國際經濟問題時,列舉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觀點。顯然,吉爾平沒有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寫成的

《共產黨宣言》,或者讀過但忽略了其中與此相關的內容,所以才導致他僅僅把恩格斯對德國統一市場形成原因的分析作為他們對國際經濟問題的看法。即便吉爾平后來提到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并將其與馬克思的理論相比較時,也僅僅是指出馬克思觀點中階級力量被列寧觀點中國家力量代替的事實,并沒有提到《共產黨宣言》所表達的國際經濟發展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時代正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從西歐發展到西歐以外世界的過渡階段。歷史時代這種過渡性質并沒有阻礙馬克思對未來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預測,然而馬克思興趣的焦點限制了其對這個方面的深入探討。《共產黨宣言》的內容明顯體現了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該書中只是在論述資產階級問題的時候略帶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趨勢。這是馬克思對國際經濟問題的最早和較為詳細的論述,雖然他在《資本論》寫作計劃中提到了“國際經濟”問題,但是由于他的興趣焦點在工人階級的地位以及為改變這種地位而進行的斗爭方面,加之由于身體健康原因,他對于國際經濟問題的論述就只能成為一個未實現的計劃。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此外,馬克思還在《資本論》中寫道,“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這些觀點與其《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體現的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的唯物主義觀點是一致的,前者只不過是后者一般觀點在國際范圍內的體現。所以,我認為這里的觀點代表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經濟問題的原始觀點,這里的觀點應該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經濟問題觀點。

今天看來,雖然不大可能出現考茨基所謂的超帝國主義,然而隨著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政府之間協調意識的增強和協調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寧提到的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利用帝國主義戰爭進行的國內革命是可能的。歐洲聯盟(EU)、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等國際經濟區域性經濟政治合作組織的興起證明了這一點。雖然這些組織內部也會出現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也許今后仍會出現由于貿易保護主義而發生的國際經濟爭端以及由此而來的國際政治爭端,但目前國際經濟自由化的趨勢卻是走著一條相反的路。

三、經濟全球化中馬克思觀點的啟發

經濟全球化作為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已經得到大量關注和認可。經濟全球化是當代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現象,對此同樣存在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三種觀點,顯然經濟自由主義占上風。這不僅體現在學術研究領域,而且體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政府制定政策過程中。“進入90年代以后,國際投資領域中的政策自由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從1991—1994年,在全球所發生的373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國家法律與規定變化中,有368個即占98.7%的變化朝著更加自由化的方向發展。”[9]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當今的國際經濟秩序是由發達國家主宰的,國際經濟在貿易、投資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發達國家經濟利益的。發達國家的學者為本國政策辯護,這些經濟理論通過發展中國家學者的學習和傳播在發展中國家扎根成長。

這里一個頗為嚴肅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學者和政府對崇尚經濟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經濟學及其相應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機中已有前車之鑒。所以,根據本國利益研究國際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而不盲從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

馬克思關于國際經濟問題的觀點包括:價值的創造、分配和轉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了價值的創造過程以及價值在工人、企業家、資本家、地主等之間的分配過程;這種價值創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種封閉經濟中進行的。至于國際范圍的價值創造和轉移,馬克思沒有來得及研究,二十世紀的A.伊曼紐爾、安德烈·岡德·弗蘭克、保羅·斯威齊和保羅·巴蘭等深入研究了這個問題,結論認為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確存在著價值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的情況,但這些研究并沒有否認發展中國家也從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一定利益。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問題,馬克思的觀點不再贅述。二十世紀出現了一種“進化論馬克思主義”,以拉克勞(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為代表,力圖回復經典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進化論為依據,認為“任何社會的發展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應該說,這種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認為,“馬克思是最勇敢的預言家,他所預見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證實,但是他肯定沒有料到,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25年以后,資本主義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繁榮,他也不曾料到社會主義革命會在最不發達的國家獲得成功。”[10]事實上,這些情況在今天看來正好印證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預言。尤其是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帶給人們的思考,在生產力沒有充分發展以前,必須在一定范圍內借助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大力發展

生產力,為新社會的出現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尤其是通過加入WTO而進一步加入國際經濟循環的舉措,都體現了借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生產力的思想。實際上,馬克思對國際經濟問題的這種觀點并沒有否認經濟自由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的觀點,而是根據技術決定論肯定了這種觀點。問題在于,馬克思不認為這種狀況是人類最完美的經濟形式,而僅僅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階段;但是經濟自由主義卻認為這種經濟狀況是人類的最完美的經濟形式。

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歷史背景下,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馬克思的國際經濟問題的觀點: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并促進了資源優化配置。第二,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發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價值轉移。第三,發展中國家通過技術、市場等途徑可以接受并改造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為己所用,從而推進本國現代化進程。

馬克思繼承了亞當·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論,只是側重于國內一般分析。在國際經濟理論方面,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要素稟賦理論,把分工理論推廣到國際經濟活動中。二戰以來,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推動作用證明了這些論斷的正確性。

然而,經濟全球化對國際經濟總量增加的促進作用,不能掩蓋其對商品價值在國家之間轉移的推動作用。根據馬克思創立的勞動價值理論,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生產的原因。這些在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以更高的價格出售,其銷售收入除了補償勞動力價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價值。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力圖壓低發展中國家農副產品和礦產品等初級產品的價格,而極力抬高本國工業制成品的價格,以此盤剝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借以在國際市場上實現價值的重新分配和轉移。

如果說上述兩點都是發達國家從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利最大的話,那么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推動則使得發展中國家從中獲得了長遠利益,雖然也伴隨著某種社會痛苦。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新的技術和需求,同時也帶來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但是,由于發達國家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主導地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有時非常困難。盡管如此,發達國家的學者和政府還是對此抱有一定擔心,他們擔心跨國公司把本國的先進科技擴散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失運河相對于這些國家的技術優勢。(RobertGilpin,1975)同時,在這些發展中國家內部,如何分配由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創造的更多的價值,也成為一個問題。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原有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權力結構的存在,價值分配有利于強者和富者,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特權消費社會和廣大貧困階層并存,或者是政權當局不能有效推進現代化,或者是出現嚴重的社會動亂。

瓊·羅賓遜(J.Robinson)說:“世界情況在開始好轉以前肯定還要惡化下去。”[11]我們也可以說,世界情況在惡化下去的時候,就在醞釀著好轉的動力。所以,在當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馬克思對國際經濟問題的觀點,必須抱著發展的眼光,與時俱進。

【參考文獻】

劉同舜: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前言”,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版,P2.

[美]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楊宇光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46,P47,P48,P49,P51,P52.

U.S.powerandthe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RobertGilpin.[monograph],NewYork:BasicBooks,[1975],P32,P33.

[美]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楊宇光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52.

尹保云:《什么是現代化——概念與范式的探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P208.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P31,P31-3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頁.

[9]楊宇光:《經濟全球化中的跨國公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44.

[10][11][英]瓊·羅賓遜、約翰·伊特韋爾:《現代經濟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6月第1版,P395、P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