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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法西斯分子是對華侵略的罪魁禍首，法西斯中的強硬派分子更是在對華侵略的整個過程中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對強硬派分子的能量估計不足是導致我國抗戰初期處處被動的主要原因之一。通過對法西斯強硬派分子的剖析，使我們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瘋狂性和頑固性能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使我們對日本右翼勢力能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法西斯主義卷土重來。

[關鍵詞]日本；法西斯；強硬派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而造成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即是日本的法西斯分子。日本的法西斯分子有一共同特征，即主張通過侵略他國來擴大日本的生存空間，以武力為日本攫取最大的利益，但在具體的侵略步驟、方法上，法西斯分子內部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一派在推進侵略時較為“理性”，主張漸進式的侵略擴張，量力而行，穩扎穩打，這一派以政府中的文職官員居多；另一派則非常狂妄，貪得無厭，咄咄逼人，極富冒險性，這一派主要以軍部法西斯為代表。一般將前者稱為穩健派，將后者稱為強硬派。過去我們研究抗日戰爭史時，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筆者認為：這樣看問題似乎太籠統，不利于搞清問題。因此，特在此文中將強硬派作專門考察，以求教于各位專家、學者。

一、法西斯思想的膨脹及法西斯分子的組織化

自明治維新始，日本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日本的法西斯思想也隨之膨脹起來。當時的日本人認為：日本國土狹小、資源有限，要想免遭滅國之災，除了加緊改革、學習西方之外，還必須擴大生存空間，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保障。在西方列強的頻頻進擊面前，自己不擴張，就等于坐以待斃。在這種社會心理的驅使下，向朝鮮、中國大陸等地侵略擴張的聲調一直盛行不衰。甚至連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著名啟蒙家福澤諭吉也于1885年3月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宣稱：“我國不應為等待鄰國之開明、共振亞洲而猶豫不決，莫如擺脫當前之處境，與西洋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也無須因是鄰國而有所顧慮，應按西洋人之對待方法而行。”這即是在明目張膽地鼓吹侵略中國和朝鮮了。

1916年5月，法西斯分子北一輝在《中國革命外史》中公開鼓吹：日本應取代英國成為亞洲的盟主。直到1945年，這種侵略論調在日本一直十分猖獗。

法西斯思想的膨脹必然導致法西斯分子的組織化。1919年，大川周明成立了第一個民間法西斯組織——猶存社；1923至1924年間，軍界、政界又相繼成立了一批法西斯組織。1924年1月1日內務省官吏成立了全國教化團體聯合會。5月，成立了以樞密院顧問平沼騏一郎為頭目的國本社。12月，成立了以法相小川平吉為頭目的青天會。這些組織的出現表明，日本的法西斯已進入了組織化的階段。

至上世紀二十年代，法西斯勢力的膨脹已達到了能影響政府決策的程度。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當時的田中內閣召開了有陸、海、外三省官員參加的東方會議，專門研討并制定了對華政策。根據會議精神寫成的《田中奏折》明確提出：“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待征服中國之后，“再利用中國的資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島，并進而征服中小亞細亞區，以及歐洲。”《田中奏折》繼承和發展了明治以來的法西斯傳統，集中體現了以侵略擴張為主要內容的法西斯思想，它將處于輿論階段的法西斯主義上升為國家政策，從而為法西斯強硬派的猖狂活動提供了一個足夠的活動空間。

二、法西斯強硬派的戰爭冒險

1931年3月，法西斯強硬派分子、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在日本步兵學校作了《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的報告，他說：“滿蒙對帝國的國防和國民的經濟生活有很深的特殊關系……滿蒙的資源很豐富，有著作為國防資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資源，是帝國自給自足所絕對必要的地區……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從而，實際上滿蒙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重大的關系。”基于這種認識，強硬派首先在東北開始了侵華戰爭冒險。

1929年，關東軍中的強硬派分子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即制定了侵略東北的計劃。該計劃為：以關東軍為主體，“用陰謀制造機會”，對東北實行軍事占領，宣布把滿蒙并于日本。不久，此事為穩健派探知。1930年9月15日，日本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電告幣原外相：“關東軍正在集結軍隊，提取彈藥、器材，有在近期采取軍事行動之事。”得知此事的幣原外相極為震驚，他向陸相南次郎提出抗議說：“此種做法將從根本上推翻以國際協調為基本原則之若槻內閣外交政策，絕不能容忍。”南次同參謀總長金谷大將商議后，決定派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建川去東北阻止板垣等人的陰謀。板垣等人聞知建川要來，便決定在其到達東北前先斬后奏，搶先發動。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突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大舉向中國軍從進攻。大吃一驚的若槻內閣在獲知事件爆發的消息后即召開了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并讓陸軍大臣將中央的決策通知了關東軍。國際聯盟在接到中國政府9月21日提起的控訴后，也于23日召開了緊急理事會，決定委任國聯行政院主席向中日兩國緊急通告，不要擴大事態。然而，強硬派操縱下的關東軍卻置本國政府的決定和國際社會的譴責于不顧，不斷擴大軍事行動。21日，北上占領吉林，10月8日，又轟炸了張學良的臨時政府所在地錦州，僅用三個月的時間就占領了全東北，使得我三千萬同胞家破人亡、流離失所。

1937年7月7日，強硬派分子又挑起了全面侵華戰爭。事變一開始，日本政府并無將事態不斷擴大的意向(當然，這并不是說他們徹底放棄其侵略方針了，而是有其他考慮)。“七·七事變”爆發后的8日早上，外務省東亞局長石射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與陸、海軍的軍務局長共同制定了不擴大事態、就地解決的方針。當天下午，這三位局長提出的方針由內閣會議通過。日本最高軍政當局認為：為圓滿地解決事態，必須要政治手段、軍事手段并用才行為達此目的，日方已要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居間調停，并按的要求命令前線作戰部隊立即停戰，以創造一個和談的基本條件。但初戰得手的軍部強硬派卻根本不顧日本國內最高軍政當局的意圖，不僅沒有停戰，反而加緊向中國腹地推進。從杭州灣登陸的日軍和滬淞一線的日軍長驅直進，步步緊逼，不斷擴大戰線，進而直達南京。南京陷落后，瘋狂的日軍又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從而使中日之間的矛盾變為不可調和。三、強硬派對政治的干涉

法西斯強硬派除了進行軍事冒險外，還積極地插手政治事務，以擴展其勢力。1931年10月21日，關東軍國際法顧問松本俠在司令本莊繁和板垣、石原的指使下，完成了在東北建立傀儡政府的具體方案《滿洲共和國統治大綱草案》，并密謀將清廢帝溥儀作為偽政權的元首。為將蟄居天津的溥儀劫來東北，強硬派把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派往天津。當時交給土肥原的具體任務就是運用各種陰謀手段擾亂天津地區，乘機把溥儀帶到東北。日本政府幣原外相堅決反對抬出溥儀，他認為：“宣統帝的出山雖與獨立國的建立并無直接關系，但外界認為滿洲獨立國是由我方策劃的(盡管宣統采取自己逃出的形式，但外界不會輕信，而且要對此類事件加以保密是極為困難的)。通過11月l6日召開國際聯盟理事會，對以任何方式帶走宣統皇帝一事都將激起世界輿論的憤慨，出現對我極為不利的情況。……再者，現今滿蒙居民絕大多數是漢族，因此，擁立宣統皇帝在滿洲本地名聲也不好，何況對中國本部和世界各國的影響。在反革命、反民主主義陰謀等口號下，情況更可想而知。這樣就會出現日中之間永遠不可能諒解的局面。總之，我認為擁立宣統皇帝的計劃，完全是一個時代錯誤。”當時，包括陸相南次郎在內，幾乎所有的上層人士都反對擁立溥儀。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桑島主計按幣原外相的指示，在天津采取嚴密戒備的措施，以防強硬派將溥儀劫走。但強硬派分子卻一意孤行，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在天津的華人街策動暴亂，趁駐津日軍注意力分散之際將溥儀劫往東北，隨后以溥儀為首成立了偽“滿洲國”。

在偽“滿洲國”成立后的3月12日，日本內閣會議才通過了由陸、海軍省課長們所決定的“處理方針”。在這件事的處理上，內閣的權力被強硬派幾乎剝奪光了，強硬派分子對政治的干涉不僅僅表現在這一件事上。在中日戰爭的十幾年間(1931—1945)，舉凡一切與日本有關的重大政治行動幾乎都可以看到強硬派分子的陰影。他們在國外制造事端、扶植傀儡，在國內也是頻頻掀動政治地震，使得內閣像走馬燈一樣更換。

四、強硬派的政變和恐怖活動

法西斯強硬派是瘋狂和野蠻的化身，他們的所作所為必然要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對此，強硬派是以更瘋狂和更野蠻的手法來壓制、扼殺反對力量。他們除了動用合法的手段外，也大量采用非法手段來對付反對者，政變和刺殺就是常用的兩種。

1932年，強硬派分子先是于2月暗殺了原藏相井上準之助，后于3月暗殺了三井合名理事長。5月15日，他們又策劃發動了“5·15事件”，在光天化日之下槍殺了首相犬養毅。“5·15”的政變者們公然叫囂：建立擺脫政黨、財閥之腐敗的純正而強有力的政府。

1936年2月26日，法西斯強硬派又策劃發動了2.26兵變。他們襲擊了首相官邸、警視廳等政府機關，殺死了內務大臣齋藤實、藏相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等人，并重傷天皇的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叛兵們占據了陸軍省、參謀本部、國會議事堂等政治、軍事中心，使得政府一時間陷于癱瘓狀態。軍部高層的強硬分子則策劃最大限度地利用叛亂，在他們的庇護下，叛亂居然在首都持續了三天。通過這次叛亂，軍中法西斯強硬分子加強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們趁機要求實現國家的全面法西斯化，并且要挾政府說：政治的主導權如不讓給軍部，就會發生第二個、第三個“2、26事件”。在岡田內閣總辭職后，軍部法西斯立即對繼任內閣的組閣工作進行干涉，凡被視為自由主義或協調主義的人物均被排除在內閣之外。

法西斯強硬派除了對政敵采用恐怖手段外，在內部的勾心斗角、爭權奪利中也采用這種手段。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強硬派內部一派別)陸軍中佐相澤三郎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徑直來到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屬強硬派中的統制派)的辦公室，用軍刀將正在辦公的永田鐵山砍死。由此可見強硬派分子氣焰之囂張。

抗日戰爭已過去五十年了，但戰爭給中日兩國人民留下的創傷并未復原：中國人民對日本法西斯的仇恨并來減輕。提到這樣一群法西斯強硬分子，雖事隔幾十年了，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將軍仍氣憤地說：“日本到了那個時候(指瘋狂擴張——引者)，真是上帝能容忍日本哪!日本軍人狂妄到那個程度，不但是對我們中國，就是對他們本國的元老重臣，都是用這個辦法(指采用暴力手段——引者)。軍人狂妄到這個程度，日本沒滅亡，那真是上帝的恩惠!這是我的看法，我當時非常難過，沒法子。我怎樣退步，怎么樣想和日本合作，也沒法子。”二戰結束已幾十年了，但日本的民間、政界法西斯主義仍陰魂不散。近年來，不斷有日本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發表反動言論，更有些法西斯分子連南京大屠殺也不承認。這說明：我們對法西斯主義還不能放松警惕。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法西斯主義是人類之大敵，人們必須對法西斯思想的蔓延與滋長保持高度的警惕，決不能夠視若無睹、姑息養奸，對法西斯分子，尤其是法西斯分子中的強硬派更是要堅決打擊、毫不手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