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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大大加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為中國現代化的順利推進創造了最基本的前提條件；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拓展和深化了中國現代化的內涵，使其更具有中國特色；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局面·為中國現代化創造了非常有利的外部條件。

關鍵詞中田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現代化進程；歷史功績

作者簡介李臘生，江漢大學政法學院院長，教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56

中圖分類號D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728(2008)08—0005—03

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點，其作出的戰略決策和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和政策，大大加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錯誤口號，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為中國現代化創造了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現代化是近代以來，特別是二戰結束后，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面臨的重大現實課題。現代化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決定了現代化道路的曲折性和漫長性。經濟建設是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和核心。在現代化進程中，政府必須領導國民堅定不移地將主要精力用于以發展經濟為核心內容的社會各方面的現代化建設。否則，現代化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以振興中華、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己任。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同時。就開始注重現代化的核心——經濟建設問題。在建國前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建國之初，鄭重宣告：“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面前。”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央電示各地，要求各中央局主要負責同志必須親自抓財政金融經濟工作，各中央局會議必須經常討論財經工作，不得以為這只是財經業務機關的工作而稍為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區黨委亦如此。中央政治局現在幾乎每次會議都要討論財經工作。從全力領導革命戰爭到全力領導和平建設。這是黨的歷史進程中的一次深刻的變革。是黨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最初嘗試。經過建國頭七年的艱辛探索，1956年9月的八大在科學分析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決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是非常英明的決策，是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重要標志。令人痛心的是，從1957年開始，經濟建設這一重心逐漸被偏廢，而代之以“黨內斗爭”、“階級斗爭”等為表現形式的政治斗爭，致使中國現代化進程一再被延誤。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使中國現代化進程得以延續。正因為如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三十年，我國經濟一直健康、穩步、高速地向前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為各項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帶動了整個社會的現代化。

二

現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化建設必須解決好至關重要的思想路線問題。思想路線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基本方向問題，如果方向錯了，現代化將會遙遙無期。

全球現代化運動200多年的歷史反復證明，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必須實事求是，從本國的實際出發，決不能照搬別國經驗，更不能隨心所欲。從我國以往的現代化歷程來看。本來，1956年我國現代化建設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然而。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的近20年間，我國現代化建設出現了長期的停滯乃至倒退，痛失大好時機。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復雜的，但有一個重要原因顯而易見，那就是思想路線上理論脫離實際，搞教條主義，甚至完全憑主觀臆斷。“”結束后，我國現代化建設又曾出現過兩年徘徊局面，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思想路線上延續著“兩個凡是”的錯誤。如1977年8月召開黨的十一大。盡管“在揭批‘’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鄧小平提出的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一致認為：“只有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黨的正確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為全面進行撥亂反正和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從而拓展和深化了中國現代化的內涵，使其更具有中國特色。“現代化”是近百年來人們對一種世界性社會現象的理論概括，它是以工業化為發端，以各民族實體為載體，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的過程。那么，現代化究竟有哪些內涵呢?一般認為，現代化應該包括三個層面：物質層面(工業和經濟的發展)、制度層面(政治發展和結構功能的優化)和精神層面(思想與文化的變遷)。三個層面以物質層面為中心，彼此互相滲透、互相推動，又互相制約。若舍棄任何一個層面，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對現代化內涵的理解和思考，大致經歷了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再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不斷深化和系統化的過程。建國以前黨的七大、七屆二中全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都把建設新中國的戰略目標確定為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實現國家工業化。1953年8月，談到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指出：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又指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明程度的偉大的國家。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專題論述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此后不久，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仍然強調：要鞏固新的社會制度，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不難看出，從建國前夕到20世紀50年代末，以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基本上將“工業化”等同于“現代化”。盡管等人在論述工業化的同時。偶爾也提到“生產關系改造”、“現代科學文化”等概念，但并沒有將它們與“工業化”一并視為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內涵，而是將它們獨立于現代化之外來加以論述的。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等人將戰略目標由工業化轉變為四個現代化，完整地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概念。1959年12月24日，提出：需要加快建設我們的國家，使我們國家更快地成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強國。10天后，他又說：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我們提四個現代化的要求：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和現代化國防。這樣才會建成一個既富且強的社會主義國家。20世紀60年代初，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964年12月，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正式向全國人民宣布今后的戰略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至此，、等人已將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四個方面的現代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看作是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內容和戰略目標。盡管“四個現代化”的提法比“工業化”全面一些，但與“工業化”一樣，仍然停留在現代化的物質層面，帶有認識上和理論上的局限性，在“”期間又受到“階級斗爭”的嚴重沖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總結我國以往現代化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科學概念。表明我們黨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有別于西方的現代化，未來的中國既是現代化的，又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有機統一，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從現代化的內涵來看，中國現代化是以四個現代化為核心，包括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一句話，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是全方位、多層次的現代化。這是符合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要求和客觀規律的。只有這樣，中國的現代化才能順利推進并最終獲得成功。

四

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都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但同時又要虛心學習別國經驗，充分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閉關自守，盲目排外，只會導致落后。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意識到：“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個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同時借助于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1956年4月，又在《論十大關系》中強調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這體現出強烈的開放意識和長遠的戰略眼光。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在后來的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往往過分強調自力更生原則，對對外開放有不同程度的忽視。而且，非常有限的向外國學習，也僅僅停留在物質層面。“”結束后，鄧小平對的對外開放思想作了比較充分的發揮。1978年5月7日，他在會見馬達加斯加民主共和國政府經濟貿易代表團時指出：我們要把世界一切先進技術、先進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同年10月10日，在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又指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在向外國學習的問題上，如果說還有點顧“面子”的話，鄧小平則大大方方地學習；如果說有所“保留”的話，鄧小平則將國外先進的東西都學過來，并作為我們新的“起點”。因此，鄧小平的開放思想比的開放思想更加開闊，立足點更高。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一次以黨的決議的形式，強調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說明全黨已充分認識到對外開放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實踐表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局面，為中國現代化創造了非常有利的外部條件。

綜上所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工作重心的正確轉移、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現代化內涵的拓展和深化、大力推行對外開放等諸多方面，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光輝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