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民國初年政黨政治失敗原因淺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民初政黨政治的存在雖極其短暫，但它的存在連同它的失敗都是極有意義的。它是此后影響中國人制度抉擇的一個重要因素。對這樣的一個難得的政治標本給予足夠的重視是理所當然的，尤其是剖析其失敗原因，可以發現許多令人深思的東西。文章著重從經濟、政治、文化、政黨本身四個方面探析了近代中國政黨政治失敗的原因，對近代政黨政治研究借鑒意義。

[關鍵詞]民初；政黨政治；失敗原因

民國初年，中國政壇實行了政黨政治，但經歷了兩年就走向失敗，它的失敗既有外部原因，又有深刻的自身因素，給中國后來的政治發展帶來很深的警思。

一、民初政黨政治發展軌跡

辛亥革命后，組黨熱潮風靡一時。據統計，辛亥革命后到民國2年間，全國出現“黨”、“會”之類的政治性團體多達320個。在民初政黨政治運作之中，最重要的幾個政黨分別是由同盟會轉變而來的國民黨，由昔日資政院時代舊議員為主組成的，由光復會轉化而來的統一黨，以及由清末預備立憲公會和湖北黎元洪派軍人勢力為主的民社聯合而成的共和黨。民初各種政黨的建立、消亡及分合離散十分頻繁，幾令人有應接不暇之感。在民國建立時，由于國民黨風頭正勁，大有包攬政局之勢，遂導致其他黨團的聯手對抗之局。

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組成立進步黨，以對抗國民黨獨大之勢。政黨政治進入了第二階段，即兩極分化和對峙階段。兩黨對峙、兩極分化，成為民初政黨政治中的一大高潮。但是進步黨內三黨之聯合局面未久，內部再次紛爭和離析；在此期間，國民黨黨勢漸衰，導致其議會勢力的大減；袁世凱用各種手段對國民黨內部分議員進行分化瓦解，以及運用暴力對政黨政治及議會進行的公然非法踐踏，則從外部扭曲了政黨政治的正常進程。

兩黨和平競爭之前景早已黯淡下來，政黨在萎縮，輿論在消沉，國民心態則日益絕望，而1913年9月18日袁世凱御用黨公民黨的成立，則正式標志著政黨政治走入了末路。可以說，它已基本上不屬于政黨范疇而淪為了私人權欲之工具。它的出現并操縱議會，議員形同傀儡，也標志著民初政黨政治從內部已腐爛變質。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取消國民黨籍議員資格438人，導致國會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正常開會。國會成為“行尸走肉”，政黨政治已名存實亡。至次年1月10日，袁氏非法取消國會，代之以其御用工具政治會議。釜底抽薪，政黨失去其合法活動場所，政黨政治至此名實俱亡。

由希望到失望，由興而衰，政黨政治之所以在民初的中國遭扭曲而失敗，其中原因，值得我們深思和探討。

二、失敗原因淺析

(一)經濟因素

絕大部分關于民初政黨政治失敗研究的材料都認為政黨政治失敗是由當時較低的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即封建的自給自足的地主經濟占主導地位，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極為有限，資本主義經濟同封建主義經濟實力相比尚有巨大的差距，這就使中國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缺乏實現的必要條件。雖然這種結論有經濟決定論的影子，但辛亥革命以后，中國表面上推翻了清朝封建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實權卻掌握在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手里，資產階級并未真正掌握權力，其民主共和是虛假的，在這虛假的共和國體上，希圖建造資產階級政黨政治大廈，根基原本就不牢靠，失敗也就是必然的了。一個不能代表本階級經濟利益的政黨，是沒有生命力的。一個政黨本身沒有經濟來源，不能代表本階級的經濟利益，就是從根本上失敗的，因為嚴格意義上的政黨是代表一定利益集團的政黨。而中國農耕社會經濟的自給自足性和宗法一體化結構的脆弱性和強控制特點，中國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被完全遏制和破壞了，直到19世紀70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才開始產生和得到一定的發展，至辛亥革命前夕仍很微弱。中國商品經濟還不發達，社會結構分化和分工程度很低，沒有產生獨立的利益集團，因此也就沒有形成代表一定獨立利益集團的政黨。那么民初的政黨政治也就不具有純粹性，其走向衰亡，在所難免。

(二)政治因素

首先，政黨政治作為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內容，雖經清末十數年的鼓吹與宣傳，但相當一部分^對西方的政黨政治認識極為膚淺，對政黨制度的精義了解不夠，將之與中國古代之朋黨相提并論，認為政黨不過是野心家借以爭權奪利之工具。因此政黨政治在民初試行即是畸形的、殘缺的。同時當時中國文化的主流仍然是傳統小農文化，人治觀念未能向法制觀念轉變，帝制觀念仍很強大，共和觀念非常薄弱，要在這樣的情況下采行西方的政黨政治必然遭到失敗。民初政黨活動范圍僅僅限于國會中，最高目標就是組織內閣，缺乏具有遠見的政綱，因此脫離階級，脫離群眾，認為中國下層社會群眾愚昧落后，素質低下，無論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不能以下層群眾作為一種借用力量，政黨活動成為少數上層人的活動，由此廣大民眾對于政黨政治也好，議會政治也好，幾乎都是漠不關心，也完全不了解何謂政黨政治，何謂議會政治，在這種情況下民初政黨政治走向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次，人治觀念未能向法制觀念轉變，缺少規范認同。在個人主義的西方，憲法被視為保持個人權利、協調利益沖突的準則。而在中國，憲法被看成是可以喚起集體力量的當下社會目標的根本表述，或某種促進共識、防止失誤的裝置。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提倡人治的必然結果。既然對憲法有此內在的誤解，那么民初政黨對于“程序違憲”似乎視而不見則是容易理解的了。人治觀念還滲入政黨觀念和政治行為中，表現為“以黨為政”，政黨之爭流為個人之爭。

最后，就政治倫理化，竟以“有道伐無道”作為攻擊政敵的口號，因而模糊了對政治權威的理性構造。傳統文化將政治倫理化，人們對政治人物的評價往往用道德的眼光，因此要求王權圣化，“圣治”是最高的道德政治。道德的觀念又和大一統的國家觀念結合在一起，那些標榜和致力于“大一統”建設的人容易獲得民眾道德力量的支持。民國初年，袁世凱就常以代表國家統一的形象標榜，因而贏得不少民意支持。而政黨紛爭卻給人一種置國家利益于不顧的壞印象。雖然民主勢力和專制勢力都打著“有道伐無道”的旗號，但傳統的政治道德標準卻妨礙了人們對構建新政治權威的理性認識。(三)文化因素

重點就政黨文化而言，政黨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即人們對政黨組織、政黨活動和政黨制度的價值判斷、認同心理和評價取向等等因素形成的政黨活動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政黨政治的發展離不開它，政黨制度的生存和發展更離不開它。政黨文化由三方面內容構成，即知性認識、社會心理、情感傾向。民初對西方政黨政治的知性認識比較貧乏，不僅未盡了解西方政黨制度的精神和發展過程，而且沒有注意到各國政黨制度發生差異的緣故，甚或忽視中國對政黨制度的準備程度。在社會心理方面，則缺乏與政黨政治相適應的心理認同。法國著名政治學家克羅齊認為，政黨政治是以理性模式為基礎的。整個西方一直存在著一種理性的模式。但民初黨派成員對待政黨的心理模式卻是馬基雅維里式的。對不同黨派往往只有反感，缺乏共存與妥協意識，甚至表現為極端敵對的黨派意識。

在政治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到政黨政治失敗的某種必然性。首先，共和觀念薄弱，儒家觀念仍很頑強。從人本主義出發，西方人認為“公意是永遠公正的，而且永遠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人民的呼聲代表著最終的權威和無限的智慧；國家只是社會契約的產物，它只能遵從民意而不能壓制民意，統治者不過是人民的公仆。而儒家文化強調親疏等級關系，強調人身隸屬，其造就專制權力的內在機制在民初依然有很強的生命力。因為延續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到近代雖面臨著西方文化的嚴重挑戰，但直到民國成立之前，這種挑戰都是在民間進行的，官方的法律、制度以及學校教育都在維持著儒家獨尊的局面。民初雖然從《臨時約法》和學校教育改革上打倒了儒家獨尊的地位，但影響卻難以立即顯現和奏效。而且袁世凱不久又企圖重修儒學的地位。因此，民初對帝制仍有相當強大的心理認同。

總之，政黨政治的運作需要有與它相適應的文化氛圍，而民國初年的政黨政治，在封建意識和中國傳統文化很濃厚的資產階級革命黨、立憲派、舊官僚、封建遺老們的操作下，其失敗的命運便很難避免了。

(四)政黨本身

其又可以分為兩大原因：

政黨自身原因：第一，接納黨員有很大的隨意性，民初各黨領導人對黨員人數的關注要遠遠超過黨員的質量。第二，黨員跨黨嚴重入黨本是人生對政治信仰的一種重大抉擇，對自己選擇的政黨應該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感。但民初政客視入黨為爭權牟利的工具。第三，黨綱成了空洞的招牌，政黨認同非常淡薄。民初各政黨競相宣傳自己的政綱，但其內容大同小異，黨綱只是政黨之爭的工具。第四，缺乏政治基礎。政黨本是將國家機構和公民聯系起來的工具，但民初國民不知通過何種渠道表達個人政見，更不識政黨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此時政黨不過是鄉紳官人的專用工具，失去了民眾的支持。第五，缺乏對黨員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紀律約束。

政黨外部原因：由政爭而黨爭，由黨爭而軍爭。在種種非正常的干擾中，政黨政治無法實現最重要的功能，即以合法、和平手段調和各階層、各集團矛盾，規范中國的資產階級代議制政治的發展和完善進程。最典型的干擾破壞莫過于依仗北洋私軍以逞權欲的袁世凱了。“宋教仁案”、非法取消議員資格案，以至于取消國會，其對政黨政治的違規操作，是政黨政治無法正常進行的重要原因。同時政黨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處于宗派期，政黨缺乏群眾參與。眾多的社會勢力包括商會只是議會中政黨斗爭的旁觀者，這些斗爭并不反映他們的利益，他們也并未通過政黨途徑真正參與政治。盡管像近代商會這類重要的社會中間團體曾一度積極參加在民初的有關政治實踐，但它們并未切身感受到民主政治與他們的命運攸關，以至于當舊勢力對民主議會和政黨政治進行公然破壞時，他們對之漠然置之。同時民初的政黨政治運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沒有給它們以任何的安全感和信任感。這種責任是雙方的而非一方的，不能僅僅歸咎于某個個人而只能歸因于整個社會結構和思想。

綜上所述，民初政黨政治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同封建主義經濟實力相比尚有巨大差距，不能形成獨立的利益集團；政黨政治存在所要求的配套政治體制不能建立，資本主義國體不能形成；舊的傳統政治文化土壤的制約與缺乏民眾的支持亦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民初政黨的權力和派系之爭削弱了其自身的戰斗力，政黨本身沒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和運作方式。這些都直接導致了民初政黨政治的失敗。

三、結語

民初政黨政治的失敗，只不過給這種現代政治組織一個經驗和教訓，在這個充滿了數千年傳統包袱，近百年來又遭到列強侵凌割據命運的東方大國，西方式的政黨政治無法順利展開，并解決中國的問題。民初政黨政治的失敗，為革命黨人提供了反面的教訓，成為日后孫中山堅決改組國民黨，重塑政黨形象的原因之一。但是，政黨并未消亡，而是一舉重生于孫中山的“黨治”模式和后來新生的共產黨身上。從宏觀歷史視野來看，政黨政治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實踐與最終確立，民初是一個繞不開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