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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長期專制獨裁統治下，臺灣民眾早年獲取政治資訊的途徑相當有限，難以形成基于自主意識的政治價值觀。直到20世紀70年代蔣經國推行本土化運動以后，臺灣民眾的政治熱情才逐漸復蘇，隨著黨外運動的迅速興起，民眾的政治自主性明顯提高，民主價值取向日漸多元化，政治態度由消極被動轉向積極主動。有關資料顯示，臺灣每年舉行的游行示威多達1500次以上，政治參與的熱情相當高昂，呈現出政治信仰多元化、政治意識多元化、國家認同多元化和群體意識多元化等特征。

臺灣民主的價值取向雖然源自美國式民主自由思想，可惜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好端端的民主制度，一到臺灣就變了味，形成感性明顯多于理性的“本土化”特征。

在一些民眾眼里，民主似乎就是想喊就喊的言論自由，似乎就是投票就爽的公民投票，這種感性訴求容易被政客所利用。時事評論員趙少康曾形象地說：以前許多臺灣人認為民主就是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現在的認識是，我不想你干什么，你就不能干什么。臺灣面臨的不是民主與不民主的問題，而是“好民主”與“壞民主”的問題，臺灣社會要形成理性成熟的民主價值觀，臺灣民眾要不再被政客蒙蔽和欺騙，民主權利不再被政客侵害和掠奪，就必須進行充分自由的政策辯論，拒絕各種政治謊言，形成理性的民主思維，進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才能實現“壞民主”向“好民主”的轉型。

一、要有自由充分的政策辯論

道理越辯越明，這是十分淺顯的道理。對事關臺灣發展前途的“一國兩制”、“”等重大政策問題，必須有民眾廣泛參與的充分辯論，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全面客觀的認識，知道什么樣的選擇才是正確的選擇。我們看到，臺灣經常舉辦各種辯論會，民眾也會通過不同渠道了解辯論情況。如2004年“大選”兩位候選人連戰和陳水扁舉行的第一次電視辯論會，全臺有12家電視臺進行現場聯機直播，大約有450萬臺灣人收看，陳水扁在辯論時為自己辯解的時間多于實質政策及選舉政見的論述，而辯論會后的民調顯示，看過轉播的民眾，有44%覺得陳水扁表現比較好，有38%認為連戰表現比較好。又如，趙少康與民進黨人士公開辯論統獨問題，李敖與前“國防部長”李杰公開辯論軍購案，都具有較高的水準，曾引起媒體和民眾的興趣。另外，臺灣各大電視臺幾乎每天都會邀請有關人士點評或辯論一些熱點話題。

應該說，臺灣不是沒有辯論，而是缺乏自由充分的辯論，辯論格調不高。辯論常常是打口水戰，為辯論而辯論，那些擅長辯論的人容易占上風。如陳水扁是律師出身，又有大規模組織街頭抗議的經驗，有嫻熟的辯論技巧，他的辯論往往不是靠理性倫理，或者靠嚴密的邏輯推理，而是靠煽動性的語言，靠移花接木、偷梁換柱或轉移話題，甚至靠人身攻擊。這種訴諸感性訴求的辯論風格，聽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不需要去認真思考和判斷，因此陳水扁的辯論風格比較討人喜歡。與陳水扁直接交過手的連戰則是學者出身，他的辯論過于認真，比較理性，往往追求因果關系和邏輯推理，就事論事，注重事實和數據。這種辯論風格效果顯然不如陳水扁的花言巧語討人喜歡，相比之下，反而顯得不夠靈活，聽者需要一邊聽，一邊去思考、去判斷。

除了純粹的辯論比賽之外，真正高水準的政策辯論，不在于雙方的辯論技巧，而在于能否充分闡述正確的觀點和真實的內容。一個擅長辯論的政治人物，如果缺乏社會責任感，毫無政治誠信和執政能力，夸夸其談，言之無物，即使說得天花亂墜，也很可能是說一套，做一套，這樣的辯論，充其量算是騙術高明而已，本身毫無意義和必要，完全是浪費對手和民眾的時間，誤導民意。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可能對重大問題有戰略性的準確把握，有精辟的見解和深度的思考，而且愿意盡其所能為民眾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但他可能是“茶壺里煮餃子——倒不出來”，屬于不善言辭、務實坦誠的類型。當然，民眾最欣賞既善言辭，又具戰略思維的政治家，但這種人在臺灣實在是鳳毛鱗角。

從臺灣主要政黨需要辯論的政策議題看，有百年執政經驗的國民黨，歷史上有許多慘痛的教訓，這些年通過不斷檢視過去，深刻反省，其政黨理念更加務實，政治訴求趨于中道，政策主張具有延續性，引起社會爭議的問題較少，因此需要辯論的重大議題并不多。比如，在兩岸關系上，國民黨的政策主張是維持現狀，這符合大多數臺灣民眾的訴求，也符合兩岸實際，無需多辯。

相對而言，民進黨缺乏執政經驗和戰略眼光，當初靠操弄民粹上臺，現在以意識形態掛帥，其政策極不穩定，有許多問題值得進行充分的辯論，以此認真檢討現在的錯誤和失誤。然而，民進黨創黨21年來，對兩岸關系一直缺少充分的自由辯論。訖今為止，民進黨只在1998年舉行過一次公開的大陸政策辯論會，最后達成“強本西進取代戒急用忍”等三大共識，當時引起島內外的矚目。2005年前連宋訪問大陸前后，民進黨內對當局相關部門的處置方式意見不一，也有過舉辦公開辯論之意，但未能討諸實施。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3月1日，民進黨政策會向中常會提出“大陸政策辯論會”“規劃報告”，辯論會設定“戰略發展”、“經貿交流”兩大主題，初步敲定在當年3月底、4月初分別舉行兩場電視辯論會，緊接著召開共識會議，盼藉此厘清爭議，確立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路線。時任民進黨主席的游錫堃信誓旦旦地宣稱，辯論不是辯輸贏，是為凝聚共識。政策會執行長趙永清更是進一步指出，未來討論的共識，將成為執政黨兩岸政策的指導原則。

然而，陳水扁當局隨后公布“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兩岸經貿政策配套措施，對兩岸經貿進行鉗制和緊縮，引發黨內部分人士的不滿，民進黨籍“立委”郭正亮等人宣布退出辯論會，第二次兩岸政策辯論會旋即泡湯。

民進黨第二次兩岸政策辯論會的流產，表明民進黨缺乏自由辯論的民主氛圍，表明民進黨至今仍然執迷不悟，缺乏反省的勇氣，表明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依然停留在十年前的認識水平，這無異于刻舟求劍，緣木求魚。民進黨連目前的兩岸政策路線都沒弄明白，還能執什么政？我們看到，民進黨最擅長的是不斷炮制不斷重復政治謊言，持續上演的是流氓潑婦式的謾罵和斗毆，它已經成為制造臺灣社會混亂的雜碎，已經蛻變成頑固保守的“民主退步黨”。

臺灣社會確實需要高水準的辯論，需要專業人士的理性表達，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感性訴求；需要不同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而不是魚目混珠的強詞奪理；需要有道德良心的理性思辨，而不是胡說八道的激情雄辯。在涉及兩岸關系的重大問題上，為了能夠聽到更多“旁觀者”的聲音，臺灣媒體和團體也可以邀請大陸學者參與辯論。但是，辯論時正反雙方的言行最好文明一點，要有風度，千萬不要有潑婦罵街式的人身攻擊，更不要拳打腳踢的武功表演，對那種場面，大陸地區除了幾十年前的紅衛兵外，現在的大陸民眾確實不太習慣。

二、要堅決抵制各種政治謊言

納粹德國臭名昭著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深諳“謊言變真理”的道理，他的經驗是“謊言重復三遍就會變成真理”，這句“名言”似乎更切合今日臺灣——純樸善良的臺灣民眾一再被政客輕易成功地欺騙、蒙蔽、愚弄。臺灣民眾避免自己的民主權利不再受侵害，就必須自覺抵制政治謊言，不僅要能識破“大陸不敢打臺灣”、“臺灣本來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一國兩制”是“大陸要吞并臺灣的財產”、“省籍族群”、“守護臺灣”、“主體意識”等政治謊言，而且要能看破政治迷局，正確判斷主要政黨的政治性質，要能看透政治人物，客觀評價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要能區分清楚什么樣的政治人物是政客，什么樣的政治人物是政治家。民眾只有既了解臺灣，又了解大陸，既了解歷史，又了解現實，作出正確的判斷，才能正確行使民主權利，才能充分維護自身權益，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才是真正民主的。

政客固然可惡，但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臺灣存在有利于政客滋生政客的社會土壤。臺灣有許多經常說謊的政客，民眾非但不唾棄他們，反而奉其為民主的希望。更有甚者，如陳水扁，胡說八道，輸了官司，竟然還有許多民眾死心塌地相信他，支持他，真讓人難以理解。作家柏楊1984年演講時說過：“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丑陋形象，只有從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鑒賞家。我們雖然不會演戲。卻要會看戲，不會看戲的看熱鬧，會看戲的看門道。鑒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鑒賞家，我們就能鑒賞自己，鑒賞朋友，鑒賞國家領導人物。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也是唯一的一條路。”20多年過去了，莫非我們中國人丑陋的一面依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

一個撒謊的政治人物，無論他說得多么悅耳動聽，多么令人心動，民眾都不應該相信他的政治操守。對于撒謊的政治人物，如果民眾不唾棄他，最終受害的只能是民眾自己。2007年12月8日，李登輝在和青年座談時表示，經濟搞不好，外國人不來投資，“簡單講，就是我們自己被懲罰，我們選錯人”。他引用美國政治學者杭亭頓觀點，提出臺灣民主化四大威脅，其中第一項即點出“就是參與民主化過程的人開始反民主；完成民主化的人背叛了民主。也就是說，在野黨掌握政權之后開始腐敗。”他也批評，“有人講臺灣人就應該投給民進黨，投給陳水扁，根本就是開玩笑，這樣下來臺灣就完蛋。”李登輝還抨擊這幾年來行政效率差，話鋒一轉說，“我沒有看過一個國家，不到七、八年時間，就有十多個部長貪污被抓進去，只有臺灣。”

對于那些撒謊的政客，民眾要堅決唾棄他們，讓他們在政壇沒有立足之地，讓他們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唯有如此，其他政治人物才不敢隨意撒謊。至于貪贓枉法的政治人物，民眾更要堅決唾棄，絕不能“肚子餓得扁扁，還是要投阿扁”。唯有如此，流氓政治的悲劇才不會繼續上演，民眾才不會繼續受害，否則政治謊言還會繼續滿天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