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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主普適論”雖為西方學術界提出，但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并沒有形成基本的共識。對“民主”概念的現代解讀有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之分：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以階級性、實踐性和科學性為本質特征；非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經驗概念，影響較大的有精英主義民主理論和多元主義民主理論。“民主普適論”的興起與美國在全球推行的民主輸出戰略有關，暗含的主題是拷問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質，其導向是經驗性的美國憲政民主模式。“民主普適論”與我國政治發展道路的趨向和要素關系不相符合。

[關鍵詞]民主；普世價值；中國政治制度

一、“民主普適論”（“民主價值的普世主義”和“民主發展模式趨同論”）雖為西方學術界提出，但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并沒有形成基本的共識

美國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撰文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這是意識形態的終結，也是歷史發展的終結。[1]斷言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已獲得最終勝利。1992年福山出版《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書，為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適價值作了系統的論證。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印度籍著名學者阿馬蒂亞·森在1999年也發表題為《民主作為普世價值》[2]論文，贊同民主普世價值論，指出20世紀最重大的事件莫過于民主已成為主流的管治模式。一些學者還發表實證研究，表明非西方社會對民主的內在價值（如平等參與、自由人權）已普遍接受。[3]

西方學者對福山的論斷并不都表示認同，美國研究政治發展和文明沖突的政治學大師塞謬爾·亨廷頓就指出，西方文化的一些要素為西方社會所獨有，未必能在其它文明體系扎根。亨廷頓的這一觀點我們可稱之為“西方要素特有論”。他的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文明出現于8世紀和9世紀，直到17和18世紀才開始現代化。西方遠在現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區別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產生于西方現代化之前。這些特征包括：古代遺產、天主教和新教、歐洲語言、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的分離、法制、社會多元主義、代議機構、個人主義。“這些因素單獨來說幾乎沒有一個是西方獨有的。然而，所有這些因素的結合卻是西方獨有的，是它們賦予了西方獨特性。”[4]

西方學者中比較平和的觀點，如美國學者霍華德·維亞爾達主編的《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研究》一書，傾向于在承認“制度化的競爭性選舉、政治自由、政府的定期更換”的基礎上民主的觀念應該拓展。在西方以外的地區，應根據各國當地的制度、文化、歷史和行為處事的方式，培育有本土特色的民主制度。事實上，世界各國都是根據本國的歷史傳統、文化和制度以及社會發展的需要創造著本土的民主。如歐洲更強調社會民主，更傾向于把民主建立在社群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基礎上，認為平等不能僅僅限于政治或法權意義上的平等，還應體現在社會和經濟領域。俄國的民主在具體的運作中，對權威的崇拜和集權化的傾向一直與自由分權民主相矛盾。拉丁美洲的民主，由于經濟欠發達、長期的殖民統治、羅馬天主教會的信仰，不重視法制，強調領導者個人的影響力，認同社會有機論和法團主義，強調權威、紀律、等級制和自上而下的決策方式。亞洲的民主受儒教影響深遠，強調一致、紀律、秩序、榮譽、教育、家庭義務、團隊精神、共同體意識和精英作用等等。伊斯蘭地區的民主，宗教組織和宗教法起決定性作用，如伊朗的高級阿訇組成的監護委員會和法齊赫（Faqih）是實際高于立法和行政的國家權力的最高決策者。非洲的民主目前仍受到貧困、饑餓、疾病、戰爭和族群沖突等問題的困擾。[5]

東方的一些政治家也反對西方民主的普世主義。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提出“亞洲價值”。他認為，“東亞人（日本人、韓國人、臺灣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的帶有更強集體意識的價值觀和實踐，在趕超進程中表明是明顯寶貴的東西。東亞文化所持的價值觀，如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支持了團體的努力，而這對于迅速發展是必要的”[6]。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甚至提出“亞洲價值的普世主義”。他在1996年對歐洲國家的政府首腦宣稱：“亞洲的價值是普世價值，歐洲價值是歐洲的價值。”[7]“日本人和韓國人的工作倫理，包括守紀律、忠誠和勤勉，成了他們各自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工作倫理產生于集體和國家比個人更重要的哲學。”[8]兩位政要都認為，東亞的成功與西方相比主要強調的是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

二、對“民主”概念的現代解讀主要基于民主政治的歷史和實踐經驗

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以階級性、實踐性和科學性為本質特征；非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經驗概念，影響較大的有精英主義民主理論和多元主義民主理論。

美籍奧地利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認為，從更忠實于生活的視角，民主實際是人民首先選擇政府，再由這個政府作出政治決定的過程。所以，民主首先是政治精英競取作決定的權力和人民選擇政治領袖的過程。他給民主下的定義是：“民主的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9]熊彼特指出，“民主政體看來是指導競爭的公認方法，而選舉方法實際上是任何規模社會唯一可行的方法”[10]。塞繆爾·亨廷頓也贊同采用程序民主定義。他理解的20世紀民主制度是，“最有權力的集體決策者通過公平、正直和定期的選舉產生，選舉中候選人可以自由競爭，在事實上使所有成年人有資格參加選舉”。“全民選舉最高決策者是民主的實質。”[11]精英民主論的民主定義基于西方的政治經驗，對西方的民主形式的統一性有正確的揭示。

美國著名學者羅伯特·達爾把理想的民主定義為五項標準：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對議程的最終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資格。并且認為，現代代議民主制度包括：選舉產生的官員，自由、公正、定期的選舉，表達意見的自由，多種信息來源，社團的自治，包容廣泛的公民身份。[12]達爾的多元主義民主觀對精英主義民主觀的最大修正在于對民主制度中權利自由的強調和拓展。但依照霍華德·維亞爾達的研究，這樣的修正對于民主內涵的擴充遠遠不夠，因為達爾的民主觀仍然沒有把非西方社會的民主構成要素、經驗和傳統包括進去。維亞爾達的觀點是：“民主能夠依據時代、歷史、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宗教、政治文化、制度安排以及國際形勢的不同而采取非常不同的形式。”[13]這一觀念，大大突破了民主的美國模式，使民主概念的經驗內涵拓展到了全世界。

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是建立在階級分析和階級統治思想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國家形式的起源和發展都是階級斗爭和階級統治需要的產物。不同歷史時期由于生產關系不同形成不同的階級和階級關系，也形成了與之相應的國家政治統治形式。在巴黎公社創建之前，馬克思恩格斯曾設想，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這種現成的政治形式實現無產階級專政。[14]巴黎公社使馬克思看到了“工人階級政府”[15]的實現形式，無產階級找到了在革命勝利時把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辦法，即用他們自己的政府機器代替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機器。[16]就是超越民主代議制的社會自治。包括常備軍的社會化、城市自治代表的普選和隨時撤換、自治機構的行政立法和監督職能的合一、職員領取相當于工人的工資薪金、政教分離、稅收的公共性等。[17]馬克思認為“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18]。巴黎公社的重要啟示是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要創建符合本階級統治需要的國家政權形式。其后，列寧在俄國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領導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這些新型的國家政權形式，都是依據本國實現階級民主的實際政治需要，為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當家作主探索了實踐的道路，為馬克思主義民主發展積累了歷史經驗。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既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理論也是發展著的實踐著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既堅持民主的階級性，又堅持民主的實踐性和科學性。正如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中所指出的那樣：“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19]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的意義不僅在于深刻地揭示民主的階級統治實質和科學地解釋歷史和現實，更重要的在于使民主理論成為勞動階級改造社會和發展民主的精神武裝，使民主精神和制度真正化作民主實踐和生活。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不在于是否為資本主義世界所接受和承認，而在于能否滿足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實踐的需要，能否為最廣大的勞動階級和人民群眾所接受和歡迎。能為最廣大的勞動階級和人民所接受的民主理論，能夠滿足人民當家作主政治實踐需要的民主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主張的民主理論。當然這樣的理論一般來自勞動人民的民主實踐創造和民主經驗的理論提升，必然是能夠經受住實踐績效的檢驗并證明是科學的符合實際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倡導的經驗民主或程序民主有本質的區別。這種區別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是建立在最廣大的勞動階級當家作主的實踐需要的基礎上的，而不是把民主作為抽象的教條并通過特定程序實際上主要滿足社會上層的權力需求。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虛置民主的階級統治實質而單純地強調民主程序和形式的價值，倡導人權至上、法律至上等民主自由化和民主法治化等原則，實質是預設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秩序即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民主和憲政秩序的永恒性和不可置疑性，把西方代議制民主所包含的自由人權法治等價值作為政治文明的終結。馬克思主義民主不會這樣抽象地考慮問題，而是針對特定區域特定發展階段最廣大人民的民主現實需求和維護保障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制定民主實踐的方針政策。實踐的觀點、科學的觀點和階級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的本質特征。

正是從階級性、實踐性和科學性三者有機統一的原則出發，馬克思主義不承認任何階級統治及其實現形式的永恒性和不變性，認為任何政治統治形式的國家政權或民主政治，不過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都擺脫不了統治階級和歷史發展條件的局限性，因此，人類在沒有消滅階級差別和階級統治的任何歷史階段，創造民主政治新形式和新生活的進程是不會終止的。民主政治是一個不斷創造新的歷史形式和不斷創造使自身消滅的社會條件的歷史過程。民主的實現不僅僅限于政治上的法權，更重要的是經濟和社會中的權利和地位。經濟社會權利從根本上決定政治權利。民主是經濟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統一。民主的形式取決于民主實質的需要。尤其要保障無產階級權利或人民大眾這個階級聯合體的權利。民主是階級實質和實現形式的統一。民主發展是需要條件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一樣是有主題的。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發展主題決定民主政治建設的主題和發展的限度。民主是經濟社會發展和政治發展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和實踐與西方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民主的理論和實踐的一致性在于，無論是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都是對前資本主義君主獨裁專制制度的否定，都是在理論上對“人民主權”的肯定，不過資本主義民主肯定和保障的是資產階級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肯定和保障的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權利。從保障、維護和實現資產階級的國家權力和社會權利出發，西方發達國家的自由民主創造了較為完備的自由化、法治化和程序化的民主實現形式，人權保障、分權制衡、代議民主、政黨競爭、普選政府、公民社會等民主要素，成為資本主義民主的鮮明特色。從保障、維護和實現人民大眾的國家權力和社會權利出發，馬克思主義民主在創立一個半世紀以來，在實現形式上也創造出一些基本的實踐原則和規范，如黨的領導，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全程參與、效能政府、基層自治等。這些社會主義民主要素，已經初步顯示出它的制度優勢和獨特魅力。社會主義民主可以實現民主與效率、民主與集中、民主與法制、民主與公平、民主與平等的有機統一。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對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特征作過這樣的表述：“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分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20]這“五個結合”就是鄧小平對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實現特征的一般性概括。《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把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特色概括為四點：“中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是由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可靠保障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的民主。”[21]這些概括，都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經驗和實踐特征的一般性表述。

馬克思主義民主觀和西方非馬克思主義民主觀是建立在不同社會歷史觀和階級立場基礎之上的理論體系。對歷史的解釋不同，服務的對象不同，在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上沒有共識性可言。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建設以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為指導，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建設實際起著指導和規范的作用，世界上哪里有普遍認同的民主價值呢？雖然當今世界，以歐美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成為強勢民主，但起碼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社會主義中國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以滿足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實踐需要為民主政治建設的指南，堅持走中國有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決不照抄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模式。改革開放30年的成功經驗證明，中國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點和優勢，是中國穩定長久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政治理想的制度基礎。我們不會要求西方發達國家“普適”我國的人民民主制度，我們也不會盲目地“普適”西方發達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

三、“民主普適論”在中國的興起和熱議，暗含的主題是拷問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質

因為“民主”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現實政治中，要落實到一整套國家政治制度體系上面。“民主普適論”的導向是經驗性的美國憲政民主模式。

“民主普適論”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并不是學界最熱衷討論的話題，也不是以自由憲政為主導價值和制度模式的主流話語，“民主普適論”主要是西方政界推行“人權外交”和“民主制度輸出”的一種國家安全和擴張戰略。那為什么在中國引起人們這樣普遍的關注并成為理論界的熱點問題呢？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值得人們去思考：

1.民主問題既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首要問題，又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難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22]所以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權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理想實現的前提條件。有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政治前提，就可以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加快進行經濟建設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從而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但現在的問題是，當無產階級和人民取得政權后，如何保持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使人民的政權始終為人民服務，實現最廣大人民真正的當家作主，歷史經驗表明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因果聯系而是需要長期實踐探索和證明的問題。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共產黨人，雖然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政治實踐探索，取得了許多寶貴的民主政治建設經驗，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質、特征、實現形式和發展的性質等一系列問題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但也犯了不少的錯誤甚至是嚴重違反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的錯誤。蘇聯斯大林時代的“集權主義”和我國時代的“”都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訓。即使在目前尚存的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問題仍然是考驗各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重大難題。我國改革開放前的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封建家長制問題就很嚴重，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在黨的科學民主執政、人民民主和法制建設、政府改革、基層民主和人權保障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拜金主義、錢權交易、權力壟斷等各種腐敗現象的存在，權力濫用對公民權利的侵害，社會下層和弱勢群體政治地位的下降，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和家長制作風，體現人民民主權利的政治制度不夠完善、實現形式不夠豐富，政治體制與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的提高不相適應等等，使得人們對本國的民主狀況不滿意，甚至認為，在現有體制下根本無法解決權力的監督和防止腐敗問題，從而希望從西方的民主，主要從美國的民主制度中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社會主義民主實踐的失誤、錯誤和發展中的不足使人們對社會主義民主的真實性和比較優勢產生了懷疑。信念的動搖甚至喪失是非常可怕的趨向！

2.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對西方世界的了解，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的民主實現形式，對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建設產生了巨大的比較優勢。上個世紀90年代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使世界對歐美自由民主制度產生更加廣泛的認同。尤其是美國在全球推行的民主輸出戰略起到了明顯的效用[23]。蘇東解體以來，美國民主輸出由局部國家和地區擴展到全世界。“9·11”后，美國政府借反恐之名，以各種方式輸出美國的民主制度。中東地區（伊拉克）是以戰爭的方式；東歐和中亞地區（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坦）搞“顏色革命”；對俄羅斯和我國更是重點關照。[24]美國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大力幫助海內外所謂的自由民主人士、組織和活動，利用各種話語平臺和媒體大量宣傳和報道美國的憲政民主制度和人權自由觀念，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進行攻擊和妖魔化。在這種大背景下面，各種敵對勢力和一些缺乏政治遠見和國家利益觀念的人以美國民主具有普世價值為主題，在各種場合進行宣傳，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民主觀被邊緣化、西方主流民主話語成為時尚的輿論態勢。我國理論界和學術界又缺乏一種機制，不能夠有效遏制民主西化言論的蔓延，在揭示和論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必然性、艱巨性和復雜性和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的階級性、實踐性和科學性等方面的理論建構和宣傳力度不夠，客觀上寬容甚至縱容了敵對勢力以及學界包括黨內一些所謂的著名學者的具有濃重西化色彩的“自由民主人權”言論。在學界的一些領域和單位，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論甚至形成了話語霸權，只要打上“民主、人權、法治、憲政”標識的理論和主張，就一片叫好，而對于不同意見者，尤其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民主基本原則的理論觀點，就會被視為另類或歪理邪說。用“這幫人真是很無知”、“荒唐”、“極左思潮”等刻薄語言加以鄙棄。某些學科甚至把一些西方學界使用的理論概念，作為研究和論證問題的前提和公理，根本不允許求證和質疑。把一些具有深刻的政治實踐和歷史內涵的概念作為一種學科用語，像玩弄手中的籌碼一樣，加以解釋和解構；把具有沉重的實踐責任感的學術研究變成了像變魔術一樣的學術思辨游戲。

3.如何認識“民主普適論”的實質？民主是不是僅僅存在于人們頭腦中的一種觀念？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從觀念層面可以承認民主普世價值的存在。但實際上人們所討論的民主從來就不是一種觀念形態的存在，而是一種政治實踐和政治制度。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和制度從雅典城邦時期就已經存在。從19世紀開始經自由主義改造的“代議民主制度”被西方普遍接受，到上個世紀以來更成為全世界的一種制度時尚。民主既然不是僅存在于人們頭腦中的一種抽象的概念，那就不能僅僅在抽象的概念層面進行討論，而應該放在具體的時空條件下和具體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去討論。不從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組織體追求的民主的不同價值定位和功能來討論民主問題，不從民主的階級性、實踐性和科學性的有機統一的視角理解民主問題，這樣的民主問題討論意義在哪里呢？但“民主普適論”的玄機就在這里。貌似抽象地討論民主問題，實際在這種討論的背后，有一種非常具體和實在的價值導向和制度模式暗含在里面。因為既然是“普世主義”，總要有一種被較為普遍接受的制度模式，那么什么制度模式在世界民主發展進程中居于強勢地位呢？很明顯，這種具有強勢地位的制度模式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以歐美民主制度模式。所以，“民主普適論”實質是政治全球化的一種思潮，是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在政治層面的一種必然反映。“民主普適論”的客觀效用是拷問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質。你搞的這一套，與世界普遍認同的歐美民主模式不同，所以按歐美的一般的民主標準，你這個制度不符合民主要求，是屬于不民主或專制體制的國家制度。有人寫書論證我國的政治制度是“黨專制”的獨裁國家[25]，而大多西方學者也把我國分類在“專制國家”[26]行列。這是某些人宣揚“民主普適論”真正的實質和玄機。

4.國內有些學者為了反對以倡導歐美民主為導向的“民主普適論”，提出“觀念形態的民主普適論”和“相對有限的民主普世價值論”。“觀念形態的民主普適論”認為，在發展道路和制度層面的民主沒有普適性。一個國家選擇和建立什么樣的民主制度，是由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任務、歷史文化傳統、現實條件和這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決定和影響的。各國民主制度具有特殊性、有條件性和發展階段性。但在價值觀層面，民主包含有普適性。[27]“相對有限的民主普世價值論”認為，對所有人及組織體、所有歷史時代適用的價值是沒有的，但存在相對的有限的共同價值。文明之間不存在價值鴻溝，把某一種價值觀絕對為“普世價值”是錯誤的，但可以用“共同價值”的概念。[28]還有的學者提出，民主普世價值的認同有助于推進我國的民主政治發展進程。民主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共同成果，不僅有普遍價值還有共同形式。[29]這些理論的出發點都是好的。但在討論民主普世價值的問題時，一定要拋棄從觀念層面或演繹邏輯討論民主的形而上傾向，一定要堅持民主的階級性、實踐性和科學性相統一的立場，把民主政治的實質和實現形式有機的統一起來，把人民當家作主的實踐需要和民主理論制度創新統一起來，而不是僅僅從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個性、一般功用和實現形式這些抽象的哲學視角來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要關注馬克思主義民主的基礎理論，關注在民主問題上的意識形態斗爭，關注“民主普適論”的提出和傳播的背景，關注“民主普適論”與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實踐需求的關聯性。把民主問題的研究與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踐需求統一起來。

四、“民主普適論”與我國政治發展道路的趨向和要素關系不相符合，我國政治制度的實質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探索，黨的十七大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做出了明確的闡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30]我個人認為，改革開放30年我國政治建設取得的最大成就和經驗就是我們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和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主要搞清楚了三個問題：一是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二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內涵和實質，三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其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三句話：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服務于“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民主普適論”與我國經過多年探索形成的這條政治發展道路，從發展趨向和要素關系都是不相符合的甚至是對立的。我國的政治發展道路，從基礎理論、條件約束、制度模式、運作機制、實踐路徑等各個方面，都與民主普適論沒有內在的必然聯系。從西方民主觀的任何視角，都不會把民主政治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聯系起來，也不會把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統一起來。在西方民主的語境中，政黨政治是代議制民主和普選政治的產物。政黨的執政權來自于普選的民意授權。“人民主權”的主要經驗含義是制度化的定期選擇立法議員和行政管理者。而社會主義追求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含義要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主權”有明顯的制度優勢。人民當家作主不同于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民主。人民當家作主追求最廣大人民在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各個環節上的全面參與；追求最廣大人民真正實現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追求政府最大限度地發揮公權力效能為經濟建設服務、為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服務。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主權”，僅僅限于公民在精英和強勢集團競爭基礎上的授權性參與，公民只是具有法權意義上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政府公權力受到質疑不得不實行憲政。

我國的民主實行共產黨的領導。這在西方民主語境中是最大的問題。西方在政黨的性質和功能定位上與我國政黨的性質和功能定位完全不同。他們很難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什么還成了中國政治的制度優勢。但是中國人不會忘記那些已經漸漸遠去的歷史傷痛。中華民國初期，中國試圖搞多黨制，結果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踢開黨委鬧革命”，結果是十年動亂，國勢日衰。歷史經驗教訓使中國人懂得了這樣一個道理，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具有悠久專制社會傳統的超大型國家，要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理想，需要有一種對廣大人民負責的、能夠團結和凝聚社會各方力量，整合社會各方利益和要求的政治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種領導核心，國家和社會就會陷入爭斗和混亂，結果只能是四分五裂，無法擺脫治亂興衰、統分循環、積貧積弱、發展不平衡等歷史痼疾，廣大人民承受的只能是痛苦和災難。這樣一種保證的力量、組織的力量、引導的力量在中國只能是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也就沒有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鄧小平講，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回事。[31]這是什么道理呢？因為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共產黨的政治追求，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誰還去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呢？人民當家作主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有可能成為現實。盡管中國的民主政治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這都是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追求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是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始終堅定不移的目標。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化建設也是一樣，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將變成一種什么樣的狀況都難以確定，還談得上什么尊重和保障人權？還談得上什么穩步推進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

我國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也不是按照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進行制度模式轉換或制度重建，而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也就是堅持和完善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民主集中制度，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與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屬于兩種不同性質的政治制度體系。西方自由民主的一些程序化和法治化建設的經驗，我們可以吸收和借鑒，但基本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以及現實面臨的問題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如何解決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相統一的問題，解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相統一的問題，解決黨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相統一的問題，解決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發展相統一的問題，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上層建筑相統一的問題，解決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設與保持黨的先進性和執政能力建設相統一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中國政治制度框架內提出和面臨的問題，都需要通過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通過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來解決。資本主義包括人類創造的一切政治文明的成果都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資源，但中國的民主建設問題是不能靠套用別國的政治制度模式和發展道路來解決的。除非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是另搞一套別的什么制度模式。但這種假設不成立。因為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人的全面進步和發展，已經證明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能夠滿足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有利于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能夠通過改革和創新，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參與和權利保障的需要。實踐充分證明，我國的政治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民主的階級性、實踐性和科學性的有機統一，是馬克思主義民主在新時代的繼承和發展。既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就沒有理由不堅持已經被實踐證明取得成功的制度模式。“民主普適論”的主張不能夠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民主法制化建設的實踐需要，這個道理是很清楚的。

注釋：

[1]FrancisFukuyama,TheEndofhistory?TheNationalInterest,1989.Vol16.p.3.

[2]AmartyaSenJournalofDemocracy，July1999.Vol10.

[3]JournalofDemocracy，January2000.Vol12.

[4]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60-63.

[5]霍華德·維亞爾達.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6][8]MahathirbinMohamad,Marejirenma(TheMalayDilemma)(1983),p.267,quotedinDguraKazuo,“ACallforaNewConceptofAsia”,JapanEcho,20(Autumn1993),40.引自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109.

[7]Economist,9March1996,p.33.引自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110.

[9][10]約瑟夫·熊彼特，吳良健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395-396，398.

[11]Samule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p.6～9.

[12]羅伯特·達爾.論民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43、93.

[13]霍華德·維亞爾達.民主與民主化——西方傳統的產物抑或普遍現象？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3.

[14]恩格斯曾指出：“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間反復不斷地說過，在我們看來，民主共和國是唯一的這樣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下，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斗爭能夠先具有普遍的性質，然后以無產階級的決定性勝利告終。”恩格斯.答所尊敬的卓萬尼·博維奧[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327.

[15][16]馬克思.法蘭西內戰[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78，424.

[17][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7-439,377.

[19]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9.

[20]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76.

[21]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R].新星出版社2005，9-10.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72.

[23]民主輸出是美國的一貫傳統。第一次大戰前，主要是拉丁美洲，重點是加勒比海地區，在亞洲的對象是菲律賓；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民主制度輸出的重點由拉丁美洲逐步擴大到亞洲和歐洲，二戰后重點是日本和德國，被稱為民主輸出的“成功典范”。參見劉國平.美國民主制度輸出[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128-135.

[24]劉國平.美國民主制度輸出[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第四章“冷戰后美國民主制度輸出”的相關內容。

[25]張博樹.解構黨專制：中國的根本出路.

[26]霍華德·維亞爾達主編.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3.引DannielC.Esty,etal,StateFailureTaskForceReport:PhaseⅡFindings(McLean,VA:scienceApplicationsInternnationsCorporation,July,1998)。

[27]房寧.民主政治十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19-20.

[28]甄言.關于“普世價值”的幾個問題[N].北京日報，2008-6-16.

[29]俞可平.馬克思論民主的普遍性[A].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M].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169、175.

[30]《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7.

[31]鄧小平講：“我們的改革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兩點是相互聯系的，是一個問題。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