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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新的階級、階層的出現,職業分層的突顯,政治整合的弱化為近代社團的產生提供了條件。社團組織的發展對于現代化城市的發展、公共領域的成長、民族意識的發達以及政治整合和民間整合的互動都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在20、30年代的上海,政府并沒有為社團組織的成長、壯大提供有利的社會政治環境,社會運動的爆發成為必然,折射出轉型期社會的不成熟特征。

【關鍵詞】現代化社會結構近代社團政府

社團,又稱“社會團體”,是指為了特定的目的、根據一定的原則、經法律手段組織起來的、從事經濟活動或社會公共事務的社會組織的總稱。[1]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社團組織也呈現出與傳統社會不同的形態。考察近代社會急速轉型過程中近代社團組織的產生、重組、調整等態勢,以及與政府組織、民間力量的關系,有助于以社團為媒介剖析民國時期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近代上海政治力量的多極性、經濟結構的多元性以及社會態勢的多面性,使得選擇以上海作為分析視域更具典型意義。

近代社團的產生

近代以來的社團,是近代中國社會內由成員根據自發的意愿集結形成的社會團體。社團的產生是現代化所導致的社會結構分化的必然結果。

第一,社會結構的分化使新的階級、階層的產生成為可能,為近代社團的產生提供了組織來源。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使職業狀況發生變化,從而深刻地改變了整個社會的分層結構和機制。在此過程中,那些與傳統產業相聯系的社會階層的地位逐漸下降或向外流動;而那些與現代產業相聯系的社會階層的地位則會上升。中國傳統社會中,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和長久以來儒家思想的影響,一直奉行“以農為本”、“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層結構。進入近代后,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加上“歐風美雨”的侵襲,國民逐步認識到工商業的重要作用;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聯系的一些新群體開始出現,主要有新式資本家、工人階級、都市貧民等。人們的利益和需求日益多樣化,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必然要尋求表達,各種各樣的社團組織應運而生并不斷調整、重構。這一點在上世紀20、30年代的上海表現得尤為突出。這時的商人階層,特別是紳商、新式資本家階層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要參與者,成為社會的經濟精英,地位空前提高。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商人已萌發了“合大群”、“結民力”、“固結團體”的現代群體意識,并且產生了比較強烈的時代使命感,認識到“商興則民富,民富則國強,富強之基礎,我商人宜肩其責”[2]。他們對于自己在民間社團組織中的重要作用已有充分認識,成為這一時期眾多民間社團組織的主角。

第二,職業分層成為社會分層的基礎,新的社團組織的基礎建立,為近代社團的產生提供了組織基礎。按照社會學的觀點,社會結構主要是一種社會資源、社會機會在不同群體和個人之間進行分配的穩定性模式。[3]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社會變遷過程,社會轉型在各個層面上的進程并不是均衡的,社會各要素間因利益關系而發生摩擦、矛盾,社會內部因失衡而無序的狀態始終存在,由此導致結構的持續分化。在前現代社會,人們的地位、角色是先賦性的、“既定的”,社會資源往往按照先賦地位以直接的方式進行分配和調節。近現代社會中,先賦性的身份、角色逐漸消失,職業地位成為人們最主要的社會地位,人只有借助職業、教育、政治渠道等獲得成就,從而擁有某一身份,人們按照職業、階層被納入不同的職業系統中,參與競爭,相互依存。地緣、業緣甚至生活方式、文化的認同促成了社團的出現和發展。同時,由于整個傳統組織存在的基礎開始瓦解,一些傳統的組織不得不經過改組,演變為現代的社團組織,以適應社會轉型的需要。舊時的會館演變為新式的同業公會、同鄉團體,原來手工業工匠之間互助式的組織進入20年代后,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成立工會。

第三,民國初年社會的動蕩、社會結構的急劇分化所造成的“權力真空”,為近代社團的產生、壯大提供了組織空間。在傳統社會中,政治權力主要由政府掌控,政治整合力較強。統治階層以傳統的倫理道德、意識形態維護既存的、高度集中的一體化社會制度,整個社會是同質的。自民國成立至30年代是上海城市變化最為顯著的時期之一。自1843年開埠以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上海在民國初年已成為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人口激增。與此同時,近代上海的行政權被租界和華界分割。五方雜處的社會環境、分割的統治結構、傳統與現代的共存使上海的政治統治出現諸多縫隙,造成一種多元勢差結構;從晚清到民初各種政治勢力的輪番“坐莊”和一戰、日本侵略等造成的政局的持續動蕩,使政府這一社會中心體無法對社會資源、社會關系進行有效整合,更無法建立有力的調控機制以處理和應對急速轉型的社會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政府不再是提供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唯一源泉,各階級、階層可通過契約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資源配置,社會整合力呈上升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民間之間的自由空間開始形成,社團組織的出現并壯大也成為必然。

由于人們的身份不同、職業不同、對社會統一體的要求不同,由此結成的社團也不同,不同的社團系統相互交錯,形成聯系廣泛的社團網絡。這一時期的社團組織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由各階層的人們結合而成的社團,包括:(1)作為商人團體的新舊同業、同鄉團體、商界聯合會、商會等。(2)工人的組織——工會。(3)學生會。(4)由知識分子等城市中間階層結成的自由職業團體。(5)下層居民的組織——青幫等比較特殊的社團。另一類是人們為了特定的目的而結成的社團,主要包括:(1)慈善團體。(2)文化團體和文藝團體。(3)革命團體和政治黨派。(4)民族運動團體和社會改良團體。(5)婦女團體。(6)宗教團體。[4]

社團與城市的現代化

社團組織充分、有序、健康發展對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反之,則會成為制約和威脅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障礙。社團在民間整合與政治整合互動過程中、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社團組織的發展、興盛緩和了社會矛盾,支持了現代化城市的發展。現代化是一場全民族運動,它必須動員全體國民參加。但在中國的早期現代化中,現代精英和社會團體的作用十分重要。當現代化浪潮來臨時,依然身處傳統的社會結構之中的廣大民眾,往往成為直接利益受損者,因而對現代化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排斥和抗拒。然而,由于社團的成員包括社會各階層,他們的利益要求和不滿情緒能在社團中得到宣揚、發泄,對于社會矛盾起到疏導作用。同時,首先步入并領導現代化的那些經受現代文明熏陶的社會上層人士,作為社會精英,對現代性所持的態度不同,運用現代眼界觀察變遷的深度不同,對外來變化的適應能力、合作態度也不同,他們為了實現富民強國的目標,模仿西方的形式組織起不同層次的團體和黨派。這些團體和黨派以組織化、法律化的形式出現,更容易參與社會統一體,從事現代化活動,推動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一些社團特別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如各種慈善團體、婦女團體通過一系列以服務為宗旨的活動,為社會矛盾的緩和、現代城市的發展提供支持,減少轉型期社會的代價。

其次,社團組織在一定范圍內行使公共職能,上海的公共領域在這種環境中得到發展。20、30年代的上海為社團的發達提供了一些重要條件,如人口的多樣性與流動性、政治權力結構的多元性等等。這一時期社團很快形成一個密織的網絡系統,各種社團組織積極行使公共職能。在經濟方面,上海的同業公會、商會等不僅積極開展活動支持本行業的發展,協調同業關系、勞資糾紛,而且踴躍參與政府各項經濟政策的制定、實施,溝通政府與行業之間的聯系。在社會治理方面,各種社團對于政府治理、社會治安等積極發表意見。1905年,上海紳商李平書等人還發起創辦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這是當時機構最完備、成就也最顯著的地方自治團體。社團本身以及它所借以發表話語的報紙、集會、通電都是上海公共領域的主要形態。1931年,“九·一八”事變次日,上海市商會就通電全國,痛陳政府屈辱政策的危害,并致電南京政府,認為如果“國內仍不改變其蠻觸蝸爭之心理,際此危局,覆亡立見,何異助敵作倀,無論陳義若何,措辭若何,均將為中華民族之大罪人,覆巢完卵,諸公詎得免焉?”[5]9月28日,王曉籟在上海市商會全體大會上指出:“日本侵入我國之原因,乃為我國人民無團結所造成。茍此以往,不獨東三省淪為異域,即我國國土亦隨之俱亡。”會后,市商會決議以全體會員的名義致電寧粵雙方中央委員,希望他們“以抗日救亡為要務,允宜團結全國力量共赴國難,不容再誤,請于一星期內蒞滬,會商抗日救國辦法”。[6]11月26日,上海市商會再次致電南京中央黨部和廣州胡漢民等人,指出“破壞和平,助長敵焰,自甘為中華罪人,國民當視為公敵”[7],希望他們摒棄私人利益之爭,共赴國難。這里反映了由地方精英人士領導的社團在公共領域中行使公共職能的作用,并以此為中心逐漸培育了地域社會的公共性。轉再次,隨著社團網絡的發達,民族意識也日趨發達,社團成為國家和社會互相滲透的媒介。“民族運動的發展和社團的興旺,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那樣關系密切,互相對應。”[8]政治意識和社會意識的覺醒促進了社團的紛紛出現,社團通過報紙、集會、通電等各種形式展開運動,促使更多的人結成新的社團投身到運動中。由于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建構與歐洲不同,歐洲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前身是文學公共領域,通過文學藝術的討論而聚集起來,隨后從文學問題轉向政治問題,形成政治的公共領域。[9]直接與救亡和變革這些政治問題相關,社團的聚集往往直接以政治參與為中介。上海商人之所以發起成立體育會和商團,是因為認識到“國民軀體羸弱,致蒙‘東亞病夫’之詬,欲圖強國,必先強種”、“鍛煉體魄,研習武課,冀成干城之選”。[10]李平書等商董集議創辦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也是“惕于外權日張,主權寢落”,“內政不修,外侮日亟”,希望“以此整頓地方,振作精神”。這些都表明,民族危機的加深是新型民間社團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戰爆發后,上海商會不僅多次舉辦抗日救國演講會[11],一再呼吁“吾國民非從根本自救政策,則吾國前途,勢將無法自存”[12],“靠國際是沒有希望的,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否則國亡日到了”[13],而且發表宣言,疾呼“庶挽危亡于萬一,惟祈以劍與屨之決心”[14],“促彼邦民眾之自覺”[15],“造成強有力之輿論,促和平統一早日實現”[16]。因此,在社團的繁榮過程中,民族運動、民族意識得到迅速發展。

政府與近代社團的成長

中國早期現代化過程中,作為民意代表的社團組織尚處于起步階段,無論是自身的組織方式,還是參與政治的整合方式都尚顯稚嫩。為了造就與發展積極有效的民間契約性整合力量,并與政治整合系統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尤其需要政府的積極扶持。政府作為社會中心體,不僅應該通過制度框架的構建、調整,服務功能體系的完善,為社團組織的成長、壯大提供有利的社會政治環境,而且要為民間整合力量成長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好充分的準備,擔任“守夜人”的角色。

但是,在20、30年代的上海,這樣的一種政治整合與社會整合有機互補、良性運行發展的正常局面并沒有出現。國民黨政權并沒有認識到社團組織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當社團力量充分發展時,國民黨政權卻視其為威脅和異己力量,從制度上積極改造各類社團,將他們改組或重組為自己認可的組織。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首先是取消地方自治,強令解散各種民間自治團體。1927年4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第1號訓令,宣稱“上海總商會現任職員非法產生”,著令該會全體職員一并解職,并設立上海總商會接收委員會,辦理上海總商會重新改選事宜。12月中旬,、戴季陶、孔祥熙等一大批國民黨要員親臨在上海舉行的各省商會聯合大會,還親自在會上訓話,要求商會放棄獨立自主的活動,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指導”。1929年5月在國民黨上海市執委會第17次常務會上,決議呈請國民黨中央解散上海總商會,并通緝會長馮少山。不久,南京國民政府即以所謂“把持商運,破壞革命”的罪名,下令通緝馮少山和總商會常務委員石芝坤。與此同時,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7次常務會議還通過了統一上海特別市商人團體組織案,并成立了一個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下令上海總商會暨縣商會、閘北商會以及商民協會等團體“一律停止工作,聽候整理”[17],由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負責登記商會及商民協會會員,草擬統一團體之章程,籌備統一團體組織程序。經過歷時一年多的強行整頓,上海總商會以及其它民間工商團體都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沉重打擊。在此之前,上海的商人團體共有257個,其中隸屬總商會者77個,隸屬南市商會(即縣商會)者32個,隸屬閘北商會者3個,隸屬商民協會者71個,未隸屬上述各系統的商人團體有56個,另還有國貨聯合團體和商人同鄉團體18個。整理之后,獲國民黨當局承認的團體僅為170個,其余均被撤消。即使保留下來的商人團體,也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原有的獨立自治特征,在許多方面都受到政府的監督和控制,再也無法充分發揮社會整合的重要作用了。

同時,政府通過政權的強制力量壓制民間力量的成長,弱化其干預社會、參與政治的作用。由于現代化的演進,各種群體、階層被引向制度和社會的中心,對平等的要求也會增加和具體化。按照理想狀態,他們借以表達政治要求的因素主要有:利益集團、“輿論”機構、政黨和社會運動。[18]由于利益集團表達政治要求的功能被弱化,“輿論”機構受政府監控,政黨被政府御用或壓制,遂使社會運動的爆發成為必然,這是20、30年代社會運動風起云涌的主要原因。這些社會運動成為群體、階層表達利益要求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動搖了政府的統治,這也是政府統治合法性資源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現代化初期,特別是對于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來說,實現和趕超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建立一個具有現代取向而又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通過國家機器的力量,將十分有限的現代化基礎條件動員和集中起來,并有效地解決現代化進程中因社會變革而發生的動蕩和衰朽。但上海獨特的分割的統治格局已使政權的唯一性不復存在,社會運動的興盛又對政權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具有現代取向、高效的政府一直無法建立,現代化一直無法高效、順利地進行,反而步履維艱,折射出轉型期社會的不成熟特征。

參考文獻:

[1]范寶俊.中國社會團體大辭典.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55—56

[2]興商為強國之本說.商務報,1904:8

[3]鄭杭生.當代中國城市社會結構現狀與趨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2

[4]小浜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4—36

[5]市商會致國府電.申報,1931.9.20

[6]又上中央及廣州各委員電(1931年9月28日).商業月報,1931.10

[7]請促實施和平議案通電.(1931年11月16日).商業月報,1931.12

[8]小浜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1

[9]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55—60

[10]上海商團小史.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86

[11]商會講演抗日救國.民國日報,1931.10.6

[12]王曉籟談對付暴日.民國日報,1931.9.28

[13]紀念國慶不忘國難.民國日報,1931.10.12

[14]市商會通電全國.申報,1931.9.20

[15]今日全市下半旗志哀.申報,1931.9.23

[16]市商會發電催促實行和平決議.申報,1931.11.27

[17]申報,1929.5.24

[18]S·N·艾森斯塔德.現代化:抗拒與變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