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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證明，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可以領導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打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桎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但是，經過20世紀的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了嚴重挫折，社會主義國家由16個減少到5個(注：20世紀70年代世界上共有16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民主德國、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聯邦、中國、蒙古、朝鮮、越南、老撾、古巴和柬埔寨。現存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有：中國、越南、老撾、朝鮮和古巴。)。其根本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沒有掌握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規律。在深入總結中國共產黨80年歷史經驗、深入思考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經驗、緊密聯系我們黨面臨的形勢任務和現實狀況的基礎上，作出了“三個代表”的科學論斷。“三個代表”思想為我們解讀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新的視角。

一

19世紀末，俄國幾乎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同時進入帝國主義發展階段。但俄國卻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蠻的鄉村”，又有“最先進的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1](P400)斯托雷平的未能消除俄國的農奴制殘余，農村的階級斗爭依舊尖銳，沙皇政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加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1917年俄國爆發了二月革命，成立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內外政策不能解決俄國面臨的一系列緊迫問題，不能滿足俄國人民對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順應形勢，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號，果斷領導工農武裝舉行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在俄國的統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從蘇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頒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初步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渴望和平的愿望，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在俄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戰勝了國內外敵人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干涉，恢復了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但由于理論準備不足和缺乏實踐經驗，蘇維埃政權實行了不符合俄國國情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導致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于是，從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開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決定從俄國是一個小農占優勢的國家這一客觀實際出發，實行新經濟政策，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改變為迂回過渡到社會主義。

列寧在總結一年多新經濟政策實踐的基礎上，逐步提出了有科學依據的蘇聯(當然也是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構想。這就是：

其一，發展現代大工業，建立必不可缺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列寧說：“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只能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而那個時代“適應最新技術水平并能改造農業的大工業就是全國電氣化”。[2](P452)列寧告誡布爾什維克們，社會主義必須是先進的政治制度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產物：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根本任務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

其二，通過合作化實現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應同農民經濟真正結合起來，合作社則是既可以把個人利益同國家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又可以使農民感到簡單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因此，“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取得了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制度。”[2](P771)

其三，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列寧認為，既然我們不能立即從小生產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作為小生產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范圍內又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應利用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和方法。[2](P504)

其四，加強文化教育事業，保證向社會主義過渡順利進行。列寧明確指出：“在一個文盲的國家里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2](P294)；“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2](P774)。為了發展文化事業，必須吸引文化人參加文化教育事業，必須吸收和改造人類歷史上一切有價值的成果。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并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2](P299)

其五，加強國家政權建設和執政黨建設。鑒于新型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蘇維埃仍存在著官僚主義、濫用職權、壓制民主、貪污腐化等現象，列寧強調必須改善國家機關：“如果不進行有步驟的和頑強的斗爭來改善機構，那我們一定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沒有建成以前滅亡。”[3](P376)改善國家機關的根本，在于每個公民能夠名符其實地參加國家管理工作，只有這樣才能杜絕官僚主義等腐敗的東西。列寧晚年還把加強黨內監督問題提到十分重要的高度，建議對黨的領導制度作一系列改革，強調黨內民主、堅持集體領導的重要，努力做到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堅決反對培植對領袖的個人崇拜。

總之，列寧晚年深入地總結了蘇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初步摸索出了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初步掌握了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規律。在列寧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蘇聯通過實行新經濟政策，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蘇維埃國家通過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建設科學的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不斷改善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努力提高布爾什維克黨的執政水平，為蘇聯社會主義事業奠定了初步基礎。

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斯大林中止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恢復了已經被實踐和列寧所否定的軍事共產主義制度。斯大林在領導蘇聯29年的過程中，對鞏固和發展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中也犯了嚴重錯誤：一是斯大林降低了社會主義要具有超過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水平要求。1936年斯大林宣布蘇聯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時，[4](P399)其標準只是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產值中占70%；蘇聯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40%。二是斯大林離開了生產力發展水平，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斯大林在沒有農業機械化的條件下，用行政命令手段進行全盤集體化運動；用行政命令在市場上加速排擠資本主義。斯大林宣布蘇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主要依據是當時蘇聯“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4](P393-394)。三是斯大林宣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系完全適應生產力的性質”[4](P543)，堵塞了蘇聯社會主義改革之路。四是斯大林提出兩個平行對立的世界市場理論，[4](P561)導致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中不同資本主義市場交流，不能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這就割斷了社會主義國家同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聯系，自己封閉了自己。五是斯大林把社會主義的計劃原則教條式地規定為惟一的指令性計劃原則，[5](P280)由國家計委編制全國統一計劃經濟表層層下達，像法律一樣命令執行，把國民經濟統得過死。六是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因而最大限度地加強階級斗爭、加強國家機器。[6](P150)在階級斗爭尖銳化理論指導下，蘇聯進行大規模清洗、濫殺了大量的無辜，留下了很大的后遺癥。[7](P28)七是斯大林認為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金主要來源于農民，農民必須為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而繳納額外的“貢款”。農民的“貢款”雖然解決了工業化資金來源問題，但卻造成了蘇聯農業的長期落后。

斯大林在指導蘇聯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經濟、政治、文化和對外關系體制。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權。斯大林最大錯誤是把過度集權的體制與過“左”的路線結合起來，從而阻礙了社會主義社會高速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發展民主自由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從高度集中的中央經濟管理體制來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形成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國有制)和集體農莊所有制。按照斯大林的理解，社會主義應該進一步將集體農莊所有制變為國營農場，使全社會變為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既不符合蘇聯生產力水平和層次，又違背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造成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狀況。二是在工業發展戰略方面，斯大林的工業化既優先發展重工業，又超高速發展。但是這種戰略是用犧牲農業、壓縮輕工業的辦法實施的，因而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嚴重失調和經濟結構的嚴重畸形；而追求經濟發展高速度的粗放道路，直接導致了蘇聯經濟發展速度遞減、素質低下和競爭力較弱。三是在經濟體制方面采用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計劃，借助于行政手段來組織和管理經濟，否定經濟杠桿，排斥市場機制。其結果形成了“部門—企業”或“部門—托拉斯—企業”的二級或三級管理模式，造成條塊分割、地區分割，人為地割裂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內在聯系。這種完全排斥商品經濟、高度集權的國家壟斷性產品經濟，是蘇聯長期缺乏活力和動力、越來越僵化的總根源。

高度集權化的政治體制模式的危害，也是極其嚴重的：一是黨的組織行政化和黨政干部特權化。國家機關成了黨的機關的附屬品，或者說黨成為國家機構的一部分、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黨政官員按不同級別享有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特殊權益，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脫離群眾的官僚特權階層，廣大勞動群眾無法感受到這些人是代表他們掌權。二是國家權力個人化和監督機制無效化。下級權力集中到上級機關，各種權力都被集中到中央機關，中央的權力又集中到黨的第一書記。結果造成了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缺乏有力的監督系統和制約機制，終于使公共權力失去監督，出現“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的異化現象，并進而走向腐敗。三是干部選舉制度流于形式，干部選拔制度委任化。蘇聯1936年憲法雖然也規定了新的選舉制度，然而又同時規定上級可提出甚至指令和強行委派蘇維埃候選人，等額選舉、選舉結果須經上級批準才有效的做法，使蘇維埃選舉名存實亡。委任制使干部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久而久之，造成了脫離群眾、官僚主義的頑癥，造成了黨群與干群之間的隔閡，進而損害了黨的領導的代表性。四是法制虛無化和司法機關畸形化。國家司法部門的工作受斯大林的直接控制，內務部權力急劇膨脹，甚至凌駕于黨和國家之上。蘇共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官僚特權階層，使本應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產黨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嚴重損害。

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體制主要特征是，不以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和嚴密的邏輯力量解決思想理論的問題，而是憑借權力的力量壓服人；文化上、學術上的是是非非，都要由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人裁決或做結論，把斯大林的言論教條化，實行文化專制主義。這一思想文化模式，給蘇聯思想文化的發展和蘇聯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后果：一是僵化、凝固的“左”的理論教條，長期束縛著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二是被簡單化、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失去了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強大功能。三是這種文化模式不僅束縛了人們的科學創新，而且消滅了一系列自然科學學派，摧殘了科學技術隊伍的精華，促進了偽科學的發展，阻礙了蘇聯科學文化的發展，使其在同西方國家的競爭中最終敗北。一句話，蘇聯思想文化模式長期以來違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在歷史條件還是在基本國情方面，都與蘇聯有很大的差別。但是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下，斯大林一味強調社會主義的統一性，反對社會主義的道路多樣性。他把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社會主義模式教條化、絕對化，強迫東歐國家接受。1948年，東歐國家被迫放棄適合世界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和本國特色的、深受人民歡迎的有生命力的人民民主道路。從此，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人(南共聯盟除外)基本上停止了從本國國情出發探索社會主義多種道路的嘗試，將斯大林模式移植到東歐各國，使東歐社會主義失去了勃勃生機，造成了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生產力的萎縮以及社會經濟政治危機的爆發。東歐各國(南斯拉夫聯邦除外)也曾進行過不同程度的改革，蘇聯模式多少有些改變，但這些改革都是改改停停、進進退退，這個模式基本的東西沒有觸動，其結果是東歐各國經濟社會政治發展都明顯滯后，東歐國家人民生活水平不僅沒有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反而拉大了差距。尤為嚴重的是，東歐國家共產黨長期忽視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工作，許多黨員領導干部脫離群眾，以權謀私，貪污腐化，共產黨失去了同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密切聯系，使本來就不高的黨的威信繼續下降，最后終于被人民所拋棄，教訓十分深刻。

二

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29年，中國社會的主題是解決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兩個問題。前者的實踐(從1949年到1957年約8年)較好地體現了“三個代表”的思想，后者的實踐(從1958年到1978年約21年)則沒有如愿地體現“三個代表”思想。根據中國共產黨和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制定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成為黨的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根據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我們提前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蘇共二十大以后，黨中央和經過慎重考慮，提出“以蘇為鑒”，探索一條有別于蘇聯模式、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并有了良好開端。黨的八大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確論斷，強調國家的主要任務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由于實行了一些正確和比較正確的方針政策，新中國成立后的前8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比較順利。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建國后的前8年我們搞得不錯”，[8](P269)“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9](P167)這是我們黨作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忠實代表的充分體現。

與此相聯系，那時的許多政策和重大舉措也充分表明，我們黨是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忠實代表。新中國成立伊始，就向全世界宣布：“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10](P345)在提出了“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之后，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11](P229)；“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11](P278)在黨的“雙百”方針指導下，我國的科學文化繁榮昌盛，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局面。

建國初期，我們黨高度重視黨的建設，開展了旨在“提高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改善黨和人民的關系”的整風運動，并結合“三反”運動，清除了一批腐敗分子。在黨的八大上，又提出了旨在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為了指導全黨整風，1957年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強調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由此說明，黨非常想成為中國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

在的領導下，我們黨從1957-1976年用了長達20年時間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實踐上來說，為建設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打下了較堅實的基礎，社會主義各條戰線都有所發展和進步。就理論成果而言，集中表現在對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上。一是提出要破除對蘇聯經驗的迷信，從實際出發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11](P23)“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11](P41-42)二是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根本任務。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地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給予了科學界定：“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11](P214)黨的八大提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三是提出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理論。在1954年6月就提出了“建立”和“建成”社會主義兩個概念。1959年底至1960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社會主義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并提出從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需要100年左右或者更長的時間。[12](P301)四是論述了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生產問題。認為，中國是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的國家，很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他提出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生產力有密切關系；認為要取消商品生產，必須發展商品生產。[11](P434-441)為此，他提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12](P34)這些理論探索和創新說明，他在主觀愿望上是努力實現“三個代表”的。

但是，由于我們黨對于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實踐經驗，由于在成績面前驕傲自滿、脫離實際和群眾、指導思想過“左”、對時代主題和基本國情判斷不準確，在探索建設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先后發生了兩次嚴重挫折：三年“”和十年“”。結果造成國民經濟的大破壞以及經濟和社會秩序的嚴重混亂；市場供應長期緊張，經濟建設速度大大減緩，拉大了與世界一些國家的距離，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這20年“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處于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8](P264)，“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8](P237)；思想文化領域里搞“大批判”，極大地傷害了廣大知識分子，阻礙和破壞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整個“”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這些都不符合“三個代表”的思想或要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經過對國際形勢和時代主題的科學分析、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鮮經驗的不斷總結，同時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正反歷史經驗以及世界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經驗的認真反思，逐步形成了以“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為主題和主線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理論對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主要有：其一，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理論，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級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本質規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其二，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鄧小平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處在初級階段，初級階段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階段，需要上百年時間。鄧小平根據這個階段確立了“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目標。其三，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鄧小平認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他強調，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其四，關于社會主義所有制問題理論。鄧小平認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這就是社會主義；堅持公有制占主體的同時，積極發展各種經濟成分，以此對社會主義經濟進行補充。其五，關于社會主義發展動力理論。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因此，必須進行體制改革，實行對外開放，解放生產力。其六，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理論。鄧小平認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還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而只有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兩個文明都要搞好，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進入新時期以后，中國共產黨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又逐步形成了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主要內容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進一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我們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各項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這條新道路同探索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連續性和變革性的統一，是對探索的繼承和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體現了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真正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整個國家經濟社會得以全面發展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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