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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場的構成及其特征；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場的作用方式；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場的主要功能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場”是由英國物理學家麥克斯韋最早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場”貌似無形，卻是一個連續、復雜的整體、驅使著新產生的“心理場”不斷地運動、高校教職工是最通情達理的，也是最有個性主張的、高校教職工的主體普遍接受過良好系統的教育、要形成新的“心理——情感場”，依賴兩個方面、人與人或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心理、情感狀態會相互影響、文化和信息從靜態角度來說，表現為各種各樣的顯性“產品”、人是教育和環境的產物，環境因素是促成人思想行為發生變化的重要條件、暗示性特征提醒我們要注意保持制度的公正性、嚴肅性和連續性、激勵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指持續激發人的動機的心理過程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高校教職工的主體普遍接受過良好系統的教育，從事獨立的精神性創造性勞動，他們對“人師之師”的素質和能力非常挑剔，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難以取得實效、難以找到抓手的主因。從事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必須要有整體上的“精心布局、苦心經營”，卻不能有具體操作上的“直接介入、刻意為之”，不能急功近利。本文借助近代物理學中場理論，結合高校教職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心理與高校組織的特點，分析了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場的構成、特征、作用途徑與作用方式。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場/構成/特征/作用方式

作為現代物理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場”是由英國物理學家麥克斯韋最早提出，并成為后來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基礎。1865年，麥克斯韋首創電磁場理論，他發現運動電荷能產生磁場，磁場的變化也能產生電場，因而將電場和磁場組合成電磁場。在麥克斯韋看來，“電磁場應當看成一個基本的物理實在，是所有那些數不清的應力和張力的總和”[1]。20世紀初，愛因斯坦將“場”的概念引入牛頓的引力理論，創立了廣義相對論及有關引力相互作用的引力場理論，并由電磁場理論而產生了統一場理論構設。差不多同一時期，哥本哈根學派的玻爾等著名物理學家創立了量子力學。20世紀40年代，在弗里曼·戴森，理查德·費曼等的推動下，量子力學介入場論，使場論量子化，形成量子場論。

在高校教職工周圍也存在一個不依賴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非實物態的“思想政治教育場”，其思想行為或多或少地受這個“場”的影響，同時也反作用于這個“場”。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了解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場的構成、特征及作用方式的基礎上，不斷地對“場”的活性元素加以強化，使身處其中的教職工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來自于“場”的各種教育元素的“輻射”影響，主動調整自己的思想認識和看法，這樣既可以改變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生、冷、硬”的尷尬境地，也可以彌合教育者和教育對象之間的說教痕跡。

一、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場的構成及其特征

所謂“思想政治教育場”，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對象內部需要與外部環境之間，思想政治教育對象與思想政治工作者及所在組織之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應力和張力的總和。這種相互作用及其連續性如果處于良性的、健康的狀態，就會匯成一種無形的穿透力和征服力，對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產生難以抗拒、潛移默化的影響，促使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思想政治教育場”貌似無形，卻是一個連續、復雜的整體。在一定條件下，具有強大的穿透力和征服力，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場是一個復合的系統，主要由“心理情感場”、“文化信息場”、“環境——制度場”等子場組成。

1.心理——情感場

在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如果教育內容或者說被關注的客體與教職工的主觀精神世界有著某個契合點，客體或教育內容就會表現出一種“召喚性的吸引力”，并與主體的投射力交互作用形成一個全新的“心理場”。在“心理場”的形成過程中，這種“召喚性的吸引力”又會在教職工心中激發情感能量，造成情感觸動或情感性心理張力，驅使著新產生的“心理場”不斷地運動，而運動的方向是由主體情感的指向性所決定的。如果依據格式塔心理學的理論，“心理——情感場”就好比是一個中轉站，外在世界的信息刺激輸入，主體情感的輸出反應，都要通過這個中介?！靶睦怼楦袌觥本哂幸韵滤膫€特征：

（1）多層面。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高校教職工是最通情達理的，也是最有個性主張的。他們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層次的，既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表面層次的，也有內在層次的。不同類群的教職工從總體上也呈現出不同的需求，專業教師的認知起點、文化層次、利益訴求和價值目標就不同于后勤系統的職工，管理人員和學術人員之間也天然地存在著差異。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要有效地激活“心理——情感場”，既要用管理的手段解決表面層次的需求，又要根據不同的對象用高度契合的精神方式解決內在層次的精神需求，既要設置工具性的最低目標，又要設置終極性的理想目標。

（2）易敏感。高校教職工的主體普遍接受過良好系統的教育，從事獨立的精神性、創造性勞動，大多有良好的工作業績和較強的創新能力，他們十分自尊又格外自強，特別注重個體在組織或專業圈子的地位與影響，也注重自律內省和自身形象的維護。因此，他們對“人師之師”的素質和能力非常挑剔，對以個體形式出現的直接介入式的“施教”要求苛刻。這種自尊自強心理同時還使高校教職工的主體性凸現更為明顯，在自己與他人之間，他們更信任與關注自己，更習慣于自身的精神世界遨游。在同事關系處理上，較少受物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2]“心理—情感場”敏感挑剔的特性，要求思想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時候采用隱性教育的方式，盡量把自身的思想觀點轉化為組織權力、組織意志和輿論氛圍，盡力將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與教職工的需求意向相吻合。

（3）持續性。當形成“心理——情感場”的所有事物和對象由于種種原因而消失的時候，“心理——情感場”本身并不會馬上消失，仍然會對原本處于場中的事物產生一段時間的持續作用，類似于運動物體的慣性。一般而言，要形成新的“心理——情感場”，依賴兩個方面：一是新的外部信息或環境刺激，二是主體的投入包括主體的修養、情境、介入或接受的主動性等。其中，主體的心理定勢對主體的投入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在我國2000年高校管理體制改革中，高校之間打破了原有的條塊分割，合并組建了一批新的高校。但合并以后的相當長時間里，原有的“心理——情感場”并沒馬上消失，繼續對教職工的言行產生影響，導致“磨合期”延長，這也是我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無法規避的現實。

（4）聯動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人與人或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心理、情感狀態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激蕩，從而產生心理、情感的連鎖反應。高校教師之間，思想、情感上具有較多的共性，很容易產生心理波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利用這種積極的心理波動，創造條件，合理引導，使教職工在互激狀態下身心受到巨大的震動，最大限度地提升教職工的積極性，培養積極的情感。

2.信息——文化場

文化和信息從靜態角度來說，表現為各種各樣的顯性“產品”，包括物質形態和精神形態的“產品”，但從動態角度來認識，則是一種“力”，即“文化力”和“信息流”。這兩種“力”相互交織，綜合形成一種既有縱向歷史延續又有橫向現實聯系，既有整體性、綜合性又有引導性、滲透性的“信息——文化場”，就高校教職工而言，“信息——文化場”有以下三個特征：

（1）傳遞性。文化是人的心靈所依附的精神家園，是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信息是人的一種精神需求，信息的選擇影響著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準則。在以互聯網為特征的信息時代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社會里，信息的傳遞更新速度以及文化的交融、思潮的交鋒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也使傳遞性成為“信息——文化場”的首要特征。在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意信息傳遞過程中的“蝴蝶效應”：一個壞的微小的內控機制或矛盾，如果不加以及時地引導調節，可能引發更大的矛盾，給思想政治教育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甚至影響學校的聲譽；一個好的典型，如果加以及時的宣傳，也會產生正向的轟動效應，促進思想政治教育的縱深發展。也就是說，初始輸出條件十分微小的變化，經過不斷地放大，會對其未來輸出狀態造成極其巨大的差別。信息技術的發展縮短了信息傳遞和文化交流的時間，但高校組織的松散性特征卻拉長了傳遞的鏈條，為“蝴蝶效應”的形成創造

了條件。

（2）疊加性。“虛擬世界”的介入，使“信息——文化場”增添了許多不確定性?，F實世界與虛擬世界往往相互重疊，共同作用于人的思想道德的形成。“虛擬世界”的基本特征是話語權的無國界、無時空、無限制，虛擬世界中擁有話語權的教職工在現實生活中并不一定能如愿以償地保留這份話語權，相反，虛擬世界中不一定擁有話語權的教工尤其是管理者，在現實生活中卻擁有這份話語權。在虛擬世界里，教職工往往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和思想?！靶畔ⅰ幕瘓觥钡寞B加性特征要求我們在既要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合力”，又要尊重信息源和文化的多元化，把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視為一個民主誘導、信息輻射、雙向互動的吸引教育對象的過程，反對把教育對象當成被動的客體而單純地“灌輸”，真正實現主導和主體的密切結合。在具體操作中，既要精心設定主導的信息源，建設好主流文化，堅守主陣地，打好主動戰，又要注重藝術，尊重教育對象關于信息和文化的選擇性注意、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吸收的規律，創造一些有利的客觀條件培養教職員工接受動機，啟發教職工產生自覺的接受需要，并善于抓住接受動機轉移的時機，采集、加工、傳播有吸引力的信息，努力增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滲透力和感召力，在潛移默化中提高教育對象的思想政治水平。

（3）不對稱性。高校功能的拓展使高校組織與所在社會的界限開始變得很不明確，不僅組織成員多樣，結構更加復雜，而且組織活動也變得異彩紛呈。20世紀60年代，克拉克·克爾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學”的概念，并且把大學形容為“一座充滿無窮變化的城市”。[3]在這個“城市”里，由于不同系統之間既相互依存又相對獨立，垂直分化程度較低，權力關系模糊，教職員工的工作模式和價值觀存在較大的差異，加之知識操作的過程和結果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大學組織不僅具有信息不對稱的特點，而且專業教師、教輔人員、管理人員與后勤保障系統人員之間對校園文化的認同難以均衡。在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中，面對成員間或成員與組織之間出現的矛盾與隔閡，既不能聽之任之，也不沒必要看得過于嚴重。要認識到這些矛盾大多是認識的差異、信息的不對稱或歷史的原因所造成的。作為思想教育工作者，要以最大努力使所在單位的各項工作處于信息公開狀態，對教職工所取得的成績要及時作出相應的客觀的宣傳或表揚，從而引起成員對所在單位領導與思想教育工作者的信賴，得到教職工對學校各項工作的監督、理解和支持。

3.環境——制度場

人是教育和環境的產物，環境因素是促成人思想行為發生變化的重要條件。人必須接受為自己準備好的環境，并受其影響和制約。制度是一種規范，是各種辦事規程和行為規則的集合，為人們的社會行為提供秩序框架。任何一項社會制度都是某種價值觀念的體現，反過來，任何一種價值理念必然體現在相應的制度上。

20世紀50年代中期，同志就曾指出，“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解決制度問題。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樣是那些人，施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敲鑼打鼓，積極性也提不起來，施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了?！彼终f：“思想問題常常是在一定情況和制度下產生的，制度搞對頭了，思想問題也容易解決?！盵4]“環境——制度場”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1）彌漫性。環境的影響是立體的、彌漫式的，其中既有與社會價值取向和社會道德規范相一致的正向的影響因子，也有與社會價值取向和社會道德規范相悖的負向的影響因子，這種“吸引力”或“拉力”從本質上來說就構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環境場力。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不是某一個因素就能決定的，有賴于很多因素的綜合作用。同時，某一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作用時間越長，教育效果也會累加，形成平時我們所說的“泡菜效應”。

（2）暗示性。在思想政治教育“環境——制度場”中，教職工首先受工作生活環境及未來發展預期的影響，其次受積淀在民眾心理深處的思想文化傳統和新聞媒體傳播的熏陶和影響，再次受制度和周圍人們特別是同類人群的行為環境的影響。不僅同類人群的行為環境和規章制度會給教職工思想帶來較強的暗示性，而且學校整體形象也會給教職工思想帶來較強的暗示性。一般而言，教職工都希望自己所在的高校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美譽度，這樣會產生自豪感、安全感、認同感和滿足感，思想政治教育就會順利進行。反之，就會產生失落感、自卑感，導致人心渙散，校園凝聚力不強，思想政治教育很難開展。這種暗示性特征的影響因子包括領導班子形象、領導者領導方式、獎懲制度和方式，校風校訓與大學精神、學?；蛩趯W科的地位與影響等。

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這種暗示性特征提醒我們要注意保持制度的公正性、嚴肅性和連續性。制度的公正性比合理性更重要，即某個制度盡管不盡合理，但只要對每位教職工一視同仁，往往不會產生大的矛盾?！安换脊讯疾还笔歉咝＝搪毠さ囊环N普遍心態，如果外部環境客觀公正，即便在競爭中處于劣勢或敗下陣來，他們通常會心悅誠服，制度的嚴肅性是制度環境優化的保障。特別是管理制度，執行過程中不嚴肅就意味著制度成了一紙空文，產生不了約束力，對思想政治教育來說，良好的管理就是教育的前提，管理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載體。一所高校如果管理混亂，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也就無從開展；制度的連續性是制度環境優化的基礎。制度本身就意味著一種預期，制度的完善是在保持連續性基礎上的一種完善。所謂“治大國如同烹小鮮”，今年實行一種制度，明年又是另一種制度，只會導致廣大教職工無所適從。通過制度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方面可以“目中無人”，沒必要時時處處圍著教職工個體的情感“兜圈子”，可以用群體的“粗”來解決個體的“細”，確?！肮材翀龅囊幏杜c利益[5]。

（3）可塑性。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在學校環境中進行的，生活在環境優雅、設備完善、人文底蘊深厚、校風教風積極向上的校園環境，有利于凈化教職工的心靈，陶冶他們的情操，促進思想政治教育朝著預期的目標發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完全可以根據教職工對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的需求狀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切實加大校園環境建設力度，充分發揮輿論環境的導向、監督和約束功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合力?？梢哉f，社會大環境我們只能客觀面對，盡可能地排除其自發的、消極的影響，但校園小環境則完全可以遵循一定的規律、依據一定的原則、采取合理有效的途徑進行優化或挖掘，充分發揮其“染缸”的功能。

二、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場的作用方式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場是一個整體動力系統，從作用方式看，表現為以下三個特點：

1.空間上的全方位

在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場里，各子場的相互作用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原動力，各個核心子場都可能決定一個宏觀的結構及相對應的微觀狀態，整體的場效應就來自各子場耦合后所體現的綜合效應，各子場及其構成要素都是平等的參與和協作。由此而產生的組織形式不是集中控制的多層指令系統，而是分散控制的多層參與系統。同時，各子場所產生的合力不是單個分力的線性相加，而是各個分力的矢量和。也就是說，這種力是通過立體的方式向包圍著的對象發射能量，若各種力作用方向相同，合力才大。

2.時間上的全過程

時間上的全過程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指在一個特定思想政治教育場中，受教育對象“場”中持續時間越長，人們所產生的與這個場一致的傾向性就越明顯。這一點在社會生活中也得到證實。如南方人獨有的細膩與大西北人的粗曠就形成

了鮮明的對比[6]。二是指“場”對教育的影響是無時不在、連綿不斷的。由于場可疊加的特性，各子場就能同時起作用，也正是在時間的整合下，“場”才會形成一種特有的整體效應。三是指作用對象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具有長期性與反復性，“場”要素之間的矛盾運動經常處于一種不斷產生，不斷解決，螺旋上升，動態平衡的狀態，不可能在較短時間里使作用對象發生質的飛躍，而必須通過長時間量的積累和鞏固。同志就曾指出：“不要在幾個小時內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觀點，而這些材料和觀點又是人們平素不太接觸的。一年要找幾次機會，讓那些平素不太接觸本行業務的人們，接觸本行業務，給以適合需要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個早上突如其來把完成品擺在別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幾個小時內下幾百公里的傾盆大雨。強迫受訓的制度必須盡可能廢除”。[7]

3.途徑上的全隱蔽

在思想政治教育場中，會發出一種人們“看不見，摸不著”但又可以感知的“信息波”或“暗能量”，這種“信息波”或“暗能量”往往攜帶著某種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和認知標準，在不知不覺中滲透到教職工的內心深處。而教職工受到這種“信息波”或“暗能量”的輻射后，盡管自己處于一種“不設防”的狀態，也會自發地根據需要做出選擇。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場對人思想政治品質的影響不是靠強制手段來實現的，主要靠潛移默化的感染、熏陶和滲透。

三、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教育場的主要功能

在思想政治教育場中，高校教職工或多或少地受這種“場”的影響。這種“外加場”可以不受“人工雕琢”而處于自發的狀態，也可在人的精心安排和設計下使本身的強度越來越大，從而能更深層次、更大范圍、更高效應地影響處于其中的教育對象。

1.約束功能

由于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場的影響，教職工個體將受到一種無形的心理壓力或精神動力，組織所共有的價值觀念、審美標準以及傳統文化、行為準則等因素會使個體產生心理共鳴和強烈的心理暗示，繼而產生行為的自我控制與自我約束，使行為取向與大眾趨于一致，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認同”或“順從”。如果教職工個體行為背離了公認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范，持有的共同價值觀所帶來的輿論壓力就會發生一種糾偏和矯正功能，從而產生導向作用。

2.凝聚功能

群體凝聚力的本質是群體對其成員吸引力的大小及成員間相互吸引、相互依存及共同參與群體目標的程度，縮短心理距離是提高凝聚力的關鍵。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場有很強的輻射功能，教職工積極合作、協調一致的行為狀態將明顯增強，消極反抗的行為狀態將顯著減少，學校所倡導的主流政治意識、價值觀念就會象磁鐵一樣緊緊地把教職工團結起來，使心理距離大為縮短，從而產生巨大的凝聚力。

3.激勵功能

激勵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指持續激發人的動機的心理過程。需要、動機和目標是激勵過程的核心要素。高校一旦形成較強的思想政治教育場，就會滲透到教學、科研、管理、服務等各個環節，相應地會形成積極向上的校風、學風和教風，營造一個相對自由、寬松和諧的學術環境，創建一個規范有序、公開公平的競爭環境。這種環境和氛圍不僅可以對新成員進行有效的同化與改造，促進他們向組織發展目標靠攏，而且可以統一教職員工的思想認識，獲得歸屬感和安全感，啟發他們對人生意義和生命價值的思考，幫助他們解決人生的困惑和矛盾，使他們能以一種積極的心態、陽光的心態面對社會現實參與公平競爭，滿足自我實現和價值認同的精神需求，從而產生激勵功能。

【參考文獻】

[1]趙仲牧：《物理場論對哲學思考的提示》，思想戰線，2000年第5期，第1、3頁。

[2]周瑞法：《契合生命本體需求：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追求》，“思想·理論·教育”，2003年第12期，第7頁。

[3]伯頓·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2月。

[4]姜正國：《論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對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的創新》，當代教育論壇，2003年第6期，第69頁。

[5]周瑞法：《契合生命本體需求：高校教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追求》，思想·理論·教育，2003年第12期，第11頁。

[6]莫飛平：《德育場力及其整合與優化機制探略.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第139頁。

[7]《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期，第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