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和平崛起的開創思考
時間:2022-01-20 04: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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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和民主,進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與復興,是近代所有中華兒女矢志奮斗的光榮夢想。新中國的成立,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紀元。建國后,等中共黨人對如何實現中國的崛起進行了艱辛的探索,但由于受當時國內外形勢和主客觀條件的影響,并未能實現在和平中崛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等中共黨人深刻分析了國內外形勢,科學判斷出“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對外推行以“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為核心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內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錯誤方針,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逐步開創出一條既適合中國國情又適合時代特征的“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關鍵詞:鄧小平和平與發展韜光養晦和平崛起
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和民主,進而實現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和復興,是近代所有中華兒女矢志奮斗的光榮夢想。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自身的先進性,依靠卓越的社會動員能力和精湛的社會組織藝術,經過28年的艱苦奮斗,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民族獨立的歷史重任,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紀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深刻分析了國內外形勢,科學判斷出“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對外推行以“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為核心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內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錯誤方針,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逐步開創出一條既適合中國國情又適合時代特征的“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即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科學判斷時代主題,實行對外開放,營造實現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環境
中國要實現崛起必須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鄧小平指出:“要建設,沒有和平環境不行。”只有爭取到和平的環境,才能比較順利地發展。而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首先需對世界形勢和時代主題有個正確的認識。對時代特征和國際形勢的正確認識和科學判斷,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也是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的重要出發點和依據。正如列寧所說:“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即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歷史事件),我們才能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建國后,中國共產黨曾用了相當大的精力去分析、觀察世界形勢的變化,探索自己的外交戰略,以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但由于主客觀方面的種種原因,在對時代主題的認識上,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變化過程。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逐漸對當代世界的時代主題作出科學的概括。
二戰后,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和發展的年代;殖民體系瓦解了,亞非拉上百個國家相繼獲得獨立,迫切要求發展;世界范圍內反對霸權主義力量在不斷地加強,制止戰爭的因素也在逐步增長,世界各國人民爭取和平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這一時期,盡管世界局部地區仍有戰爭發生,但緊張的國際局勢,出現了一系列趨于緩和的跡象。世界要和平,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經濟要繁榮,生活要提高,已成為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同時,戰后逐步興起的新技術革命浪潮,使當代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科技革命引起的國際分工和經濟高度國際化發展,使世界各國的生產、交通、投資等日益聯結為一個整體。無論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發展只有在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條件下才得以真正實現。經濟全球化使世界成了“地球村”,不同國家各方面的往來日趨密切,任何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國,不可能脫離世界而孤立發展。
面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發生的重大變化,鄧小平進行了理性的思維,更加務實地對國際時局和國際形勢進行了科學細致的觀察和分析,認真總結并更新了我們對戰爭的判斷和認識。他指出:“根據對世界大勢的這些分析,以及對我們周圍環境的分析,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有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只有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國家才能一步步富強起來,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爭取到和平的環境,才能比較順利地發展。”鄧小平對所處時代特征進行高度的理論概括,得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兩大主題”的結論。據此,鄧小平為中國制定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同時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積極參與國際競爭,逐步開創出了一條“和平崛起”新道路。
二、正確分析國情,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
誤方針,打造“和平崛起”的國內環境“崛起”是目標,“和平”是條件。實現中國的崛和民族的復興必須有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而要想有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就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國內的主要矛盾和階級斗爭。認清主要矛盾十分重要。只有認清主要矛盾,才能找到中心,確定中心任務,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我們對主要矛盾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完成之時,1956年中共召開的“八大”就明確指出:我們國內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把我國盡快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八大”對現階段主要矛盾的判斷和對主要任務的規定,盡管在表述上不完全準確,但總的精神是正確的,符合中國的國情。但這些正確的認識并不牢固,1957年反右斗爭擴大化反映在理論上,就是否定“八大”對主要矛盾的正確分析,重提階級斗爭是主要矛盾,導致“左”傾錯誤思想的抬頭。1958年又搞全面性的“”運動,嚴重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1962年又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最終導致長達十年的“”,這些連續的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不但未能實現“由大亂到大治”領導人的初衷,反而是中國處于近似內戰狀態,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崛起的步伐大大減緩。
鄧小平汲取了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教訓,科學分析了中國的國情和主要矛盾。1979年3月,鄧小平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由于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實際上已經解決了。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關于如何認識和處理現階段的階級斗爭,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和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正是由于我們果斷地停止了“階級斗爭為綱”這一“左”傾錯誤方針,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且能正確對待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階級斗爭,才有了中國20多年的社會穩定,為中國的崛起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國內環境。
穩定的政治形勢是實現崛起的必要條件,1987年,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客人時說:“有兩條要講一下。第一條,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第二條,中國要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沒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形勢不行。”鄧小平指出:“中國要擺脫貧困,實現四個現代化,最關鍵的問題是需要穩定。”“中國所有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六四風波”平息后,鄧小平要求全黨必須堅持基本路線不動搖,不搞階級斗爭擴大化,從而使國內的局勢逐步趨于平穩。鄧小平一再強調:“中國要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安定的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正是有了這樣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才有了中國經濟的初步騰飛。
三、韜光養晦,發展自己,在和平競爭中崛起
為了能爭取一個更好的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外交方針,其要義就是,不進行意識形態的論戰,而是埋頭苦干,抓住時機發展自己,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在國際上,不對抗、不樹敵、不當頭、不扛旗,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全力以赴發展經濟。蘇聯等國家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堅信“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但中國不去尋求取代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曾經占據過的主導地位,不去扛這桿“大旗”,“不扛旗”的思想使中國減少了因意識形態的對立而可能承受的壓力;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發展中國家中惟一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為發展中國家仗義執言,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但中國不去尋求當發展中國家的“頭”,不去聚集部分發展中國家與西方國家對立,“不當頭”的思想使中國既鞏固了與發展中國家關系這一外交的立足點,又保留了外交上的許多主動權,在國際斗爭中可進可退,游刃有余;原蘇聯東歐國家政治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意識形態上由原來與中國同出一源變為南轅北轍,但中國尊重東歐中亞各國人民的選擇,不干涉其內政,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與這些國家的友好關系,中國超越意識形態去主動交朋友,而不是以意識形態定親疏去人為樹敵,“不樹敵”的思想使中國與蘇東劇變后產生的新國家或上臺的新政權都建立了友好合作的關系;蘇聯的解體使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感到在戰略上已經不需要借助中國的力量,因此在涉及中國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也可以為所欲為了,中國在涉及自己主權獨立的根本問題上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堅決斗爭,但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斗爭但不尋求對抗,“不對抗”的思想使中國既捍衛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又維護了大國關系的基本格局,避免了因大國對抗而導致局面失控、影響國家現代化建設大局的不利情況的出現。總之,“韜光養晦”韜的是意識形態的“光”,即中國不從意識形態上去論證社會主義的前途、希望和優越性,而是用1/5世界人口的實踐來說話;“韜光養晦”養的是社會主義中國崛起與發展的“晦”,即在別的國家動亂的時候,中國也要按計劃發展自己。可以說,正是有了“韜光養晦”的這一外交政策思想,我們才有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全力以赴發展經濟,初步實現了中國的崛起。
“韜光養晦”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自己實現和平崛起,實現崛起必然要以發展為前提,沒有發展實現崛起就是一句空話。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面臨的時代特點又決定我們必須接受雙重的歷史性挑戰,即一方面要面對由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這200年間資本主義國家所完成的傳統的產業革命的挑戰,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當代世界正在興起的新技術革命的挑戰。這就要求我們加倍努力奮起直追。如果不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不斷提高我國的經濟技術水平,不僅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能顯示出來,而且在世界上也將沒有我們應有的地位。正因為如此,鄧小平指出;“我們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什么?一句話,就是搞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一定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臺灣問題的解決,祖國的最終統一,也“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就是要靠自己的發展。”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鄧小平告誡我們:“從八十年代第一年開始,就必須一天也不能耽誤,專心致志地,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就是爆發大規模的戰爭,打仗以后也要繼續干,或者重新干”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再次強調:“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哪們總之,要抓住有利時機發展自己,在和平中實現中國的崛起。
在人類發展史上,近代所有的東西方列強崛起,都是以掠奪弱小民族為代價的,是沾滿了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血汗的,其基本的路徑就是通過軍事侵略的殖民擴張以實現其資本積累和資本擴張。中國人民對此有著太多悲愴的血淚記憶和切身體會,因此中國決不靠對外擴張和軍事對抗崛起,而要另辟新徑。鄧小平為我們開創的“和平崛起”之路,就是一條有別于傳統崛起的新型之路,這是一條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友好相處、共同發展之路;是一條依靠自身力量、挖掘自身內涵、注重全面協調之路;是一條通過制度創新,提高國民素質,實現社會自我完善之路;是一條在全人類共同利益基礎上的振興中華之路。只要我們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巨龍”在和平的天幕下就一定能夠奮勇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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