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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建國初期，黨對如何提高執政能力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是：加強學習，努力提高執政本領；重視研究黨執政的政策、策略和方法，不斷提高執政水平；從嚴治黨，增強黨拒腐防變的能力；加強制度建設，夯實黨的執政基礎；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保證黨和國家永不變色；正確認識和科學判斷形勢，不斷提升黨總攬全局和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這些經驗是我們黨極其寶貴的財富。認真總結建國初期黨執政的歷史經驗，大力加強黨的執政理論研究，對于今天我們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實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執政歷史經驗

我們黨歷來重視總結經驗。建國初期，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著眼于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改變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方面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認真總結建國初期黨執政的歷史經驗，反思蘇聯東歐國家執政黨喪權亡黨的慘痛教訓，對于我們大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加強學習，努力提高執政本領

針對執政后黨的任務的改變，從事關新政權能不能站住腳、共產黨會不會失敗的高度。反復號召全黨加強學習，迅速提高理論政策水平和學會管理經濟建設。

首先，他十分重視對馬列主義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的學習。早在1948年“九月會議”時就明確指出：“我黨的理論水平，必須承認還是低的，必須提高一步。……我們在理論上要提高，還要普及。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要當作一個政治任務來注意這個問題。”他在為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起草的決議，即著名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一文中又指出：“我黨在不要很久的時期內，是能夠有把握地取得全國政權的。為了保證勝利，一九四九年還要進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說是學會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學了，我們還要學習很多東西。”。

其次，他著力強調學習經濟工作，認為這是全黨所面臨的最迫切的任務。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為了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我們的同志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又一次強調指出：“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他對全黨的學習能力充滿信心：“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建國初期，還就干部學習問題談到了學習的目的、范圍和方法。他強調：一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黨內就沒有共同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要學辯證法，講辯證法就是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潑起來。二是在與自然界斗爭方面，我們的第一個先生是蘇聯，我們首先要學習蘇聯，但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三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機械地搬用，包括馬克思的話都不能照搬。學習要與獨創相結合。四是必須堅持調查研究，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實踐中學習，要當群眾的先生，就得先當群眾的學生。五是政治家必須懂些業務，不能當空頭政治家。不厭其煩地要求全黨要不斷地學習，就是要引導全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提高黨執政興國的能力。

在黨中央和的號召下，建國初期，全黨掀起了學習工業、農業、商業、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的熱潮，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并得到發展，各項工作順利進展，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本領不斷提高。

二、重視研究黨執政的政策、策略和方法，不斷提高執政水平

非常重視黨的政策、策略及方法的研究。他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他在黨的七大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又向全黨宣告：“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要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的確，一個政黨的政策與策略的制定，反映了這個黨的執政能力與水平，反映了民心所向。

建國初期，多次要求黨的領導干部必須根據政治形勢、階級情況及其變化制定黨的政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領導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錯誤，就要注重領導方法加強領導。”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搞調查研究和走群眾路線，同時還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設性的領導方法。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明確提出：“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方法是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任何工作時必須采用的方法；領導干部要善于“解剖麻雀”，從個別中發現一般的、普遍的東西，推廣典型經驗時要經過試驗，由點到面；抓工作時要在用主要力量抓緊中心工作的同時，還要處理好中心工作與其他一般工作的關系，學會“彈鋼琴”；要將質量和數量辯證統一的原理運用于領導工作，還提出了“胸中有‘數’的工作方法”；他在制定規劃和計劃時還提出了“留有余地”的思想，要求各級干部要考慮兩方面問題：一是把各方面的情況都考慮進去，二是要量力而行，他稱這種方法為四面受敵法，也就是全方位思考問題，同時又要給自己留有余地和可供機動的力量；認為任何運動都不可能是直線式的運動，表現在工作上有時前進、有時后退，有時要上、有時要下，有時要快一點、有時要慢一點，按照這種運動規律安排工作就叫波浪式前進。結合革命和建設的任務所提出的這些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很重要，至今對于指導我們運用正確的領導方法、提高執政能力和水平都有積極意義。

三、從嚴治黨，增強黨拒腐防變的能力

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切實提高執政黨的思想政治素質。革命勝利之初，清醒地認識到，在黨內，“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從黨外來看，“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針對這些新情況與新問題，他警告說：“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為此，他語重心長地勉勵黨內同志：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切實做到“兩個務必”，這是反驕破滿、拒腐防變、增強黨性的客觀要求，也是提高黨員干部自身思想政治素質的需要。只有轉變作風，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才能永遠保持黨的健康肌體，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

開展整黨整風運動，堅決清除黨內的腐敗分子，純潔隊伍。建國之初，以為首的黨中央發出了利用三年時間在全黨有計劃地進行一次整風的決定。1953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了在全黨開展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為內容的新三反運動的指示。到6月，經審查，已查出了一批陷入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泥坑的不良分子。被這種現象震怒了，他極其嚴肅地向全黨指出：“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他還在一份中央的復電中說：“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已料到的這種情況，并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1951年12月，中央發出了由親自起草的《關于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指示》，《指示》強調：這次斗爭必須“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三反”與“五反”運動的結合進行，形成了建國初期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敗斗爭。自始至終抓了斗爭的領導工作。據不完全統計，僅1951年10至12月，他批轉的有關“三反”的指示和報告就有40多件，到1952年2月，他批轉的文件高達85件。這次反腐敗的斗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被處決；一批犯罪的貪污犯，根據不同情況也得到不同懲辦。之所以下狠心處決像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人，是因為：“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這場反腐敗斗爭，更加提高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同時，它也用行動向社會表明：“我們黨決不會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決不會讓千千萬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改變顏色!”

四、加強制度建設，夯實黨的執政基礎

建國初期，黨和通過制度建設加強各方面對執政黨的監督，密切黨群關系，注重用制度建設來解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問題。

“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這是跳出歷史周期律的重要思想。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創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最高權力，讓人民當家作主。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也領導人民遵守和執行法律。這是依法治國的一個根本思路。

還領導我們黨創立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制定了同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了“兩個萬歲”的思想。認為，“我們要千秋萬代坐北京，沒有黨外人士進入政府就不行”。所以在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中，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所占比重很大。在整風運動中，動員派幫助中共整風，給中共提意見，形成內外夾攻之勢，也是提出來的。

為了便于人民對執政黨的監督和克服官僚主義，倡導建立干部參加勞動制度。要求干部同工、農、兵打成一片，堅持同吃、同住、同勞動。為保障人民授予各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力不被濫用，提出，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接受群眾監督。他還提出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社員代表大會制度，實行技術人員、工人、干部三結合等群眾管理形式，注意發揮工、青、婦等群眾組織的監督作用。堅信“群眾監督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良藥”。

還十分重視輿論監督。1953年1月，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強調：“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強調：“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可擺官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在的領導下和廣大人民群眾、派的監督下，廣大干部工作謹慎，腐敗現象、官僚主義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即使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嚴重困難時期，在“反右”、“”嚴重失誤的情況下，中國人民仍然堅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動搖過對黨執政的信念。

五、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保證黨和國家永不變色

建國初期，黨和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針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圖謀，提出了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干部隊伍體制，以保證黨不變質，國不變色。

培養接班人問題，是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關于培養接班人的一系列戰略思想和我們黨在培養接班人問題上的偉大實踐，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走向勝利的歷史進程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高瞻遠矚，從防止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出發。向全黨提出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任務。他認為，從根本上來說，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關于培養接班人的戰略思想非常豐富，明確提出培養接班人的五條標準：第一條，要懂得馬克思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為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的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干部，團結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條，有事要同群眾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取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一開會就自己講幾個鐘頭，不讓人家講話。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強調，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不是在學校里、書齋里培養出來的，而是在社會實踐中、在階級斗爭中造就的，是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五條標準是對我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選拔和培養干部的經驗總結，也是結合執政實踐和蘇共經驗教訓提出來的。既包括對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方面的要求，也包括方法論和工作作風方面的要求。這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自覺地、有計劃地培養接班人的一種積極嘗試。

六、正確認識和科學判斷形勢，不斷提高黨總攬全局和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

總攬全局的能力主要是立足全黨全國工作大局，把黨的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解決帶全局性、戰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問題上，牢牢把握正確的前進方向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動權。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必須善于駕馭整個國家的全局，站在全局上思考和謀劃問題，從全局的角度、戰略的角度有效地領導整個國家的事業。1957年提出的“統籌兼顧”方針，就包含了這種總攬全局的思想。

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中就提出一個基本方針：“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1957年，他進一步提出：“現在是我們管事了，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就是說：我們已成為執政黨了，執政黨的方針就是要對所有的人負責，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重要著作中，深刻地闡述了“統籌兼顧”這種執政黨總攬全局的思想：“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的這些論述，特別是統籌兼顧的思想告訴我們：執政黨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必須正視人民群眾中存在著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利益關系的實際情況，采取統籌兼顧的方針。黨的八大前后確定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目標，也可以說突出地表現了黨總攬全局的能力。這對于我們今天正確處理改革開放過程中各方面的關系和矛盾、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國情比較復雜。作為執政黨，必須提高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在突發事件和各種不測事件到來時，才能做到清醒判斷、從容應對、趨利避害、為我所用。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國家面臨非常復雜的社會情況和繁重任務。在我黨執政后的第一次中央全會即1950年6月的七屆三中全會上，集中全黨智慧，科學判斷形勢，提出了“不要四面出擊”的方針，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解決主要任務，孤立和打擊了當時的主要敵人，較好地完成了肅清“三大敵人”的殘余勢力，促使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任務。

1956年是新中國進入社會大變動的歷史轉折時期，是“多事之秋”。國際上，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的一系列嚴重錯誤，引起東歐一些國家政局動蕩，陸續發生了波蘭的波茲南大罷工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國內，社會主義改造進入了高潮，由于社會大變動、經濟建設冒進等原因，發生了少數人鬧事的情況。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時間內，全國發生多起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請愿事件，農村中不少地方發生農民鬧退社、鬧缺糧的風潮。這些是新的復雜的情況，執政剛剛七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面對老百姓向自己的罷工、罷課，許多黨員和干部感到了茫然，缺乏準備，陷于被動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問題，一概視為階級斗爭的表現，企圖采取簡單粗暴的辦法進行壓制。

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面對復雜的局面，冷靜分析，深入研究。1957年2月，在長時間考慮和醞釀的基礎上，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理論，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思想，對當時出現的一些復雜情況，有了科學的解釋和解決辦法，穩定了局勢。這一思想對于調動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對于正確解決社會主義內部的各種矛盾，起著長期的指導作用。

正因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不斷在實踐中學習、鍛煉、提高，我們黨在執掌新中國政權的早期階段，創造性地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并經過艱苦努力，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我們黨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創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人民民主制度，為人民當家作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證。我們黨確立了指導文化建設的“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不斷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發展。我們黨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安全，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這一切，都使黨的執政能力得到進一步提高、黨的執政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由于歷史的局限性，這一時期黨執政方面也有一些缺憾和失誤。例如，以不間斷的政治運動的方式反腐敗，防演變；沒有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導致黨內斗爭擴大化；一些好的思路、制度由于沒有得到進一步堅持和完善，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今天我們學習、研究和總結建國初期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歷史經驗，就是為了借鑒歷史的經驗教訓，探索黨的執政規律，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執政水平，保證黨的長期執政地位不動搖。

注釋：

①②《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38頁，第232頁。

③④⑤《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頁，第688頁，第667頁。

⑥⑨⑩(11)(12)《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頁，第1438－1439頁，第1438－1439頁，第1438－1439頁。第1438－1439頁。

⑦《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頁。

⑧《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6頁。

(13)(14)《、鄧小平、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183頁，第182頁。

(1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頁。

(16)羅廣武《統一戰線工作100例》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頁。

(12)(18)《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頁，第225頁。

(19)(21)(22)《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頁，第186頁，第227－228頁。

(20)《建國以來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