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反圍剿中黨建與思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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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反圍剿中黨建與思政工作

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是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紅軍在戰略轉變階段以運動戰方式殲敵的第一次戰役行動,為以后各次反“圍剿”作戰積累了經驗。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深化研究第一次反“圍剿”戰役的勝利,總結第一次反“圍剿”勝利中黨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寶貴經驗,對于繼承和發揚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歷史背景

1930年夏,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和地方武裝迅速發展到約10萬人,并開辟了10余塊蘇區。10月,在同馮玉祥、閻錫山的中原大戰結束后,即迅速抽調兵力,組織對蘇區的大規模“圍剿”,并將重點置于中央蘇區,令駐江西的國民黨軍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組織實施。這時,紅一方面軍約4萬人正在中央蘇區西北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兩岸地區活動。在查明敵情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提出,在紅軍和蘇區尚未鞏固、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應采取“誘敵深入”方針,并主張紅軍主力東渡贛江,在地形、群眾條件較好,便于爾后發展的贛江以東地區作戰。12月上旬,到南昌親自組織對中央蘇區的“圍剿”,確定于中旬開始,各路“圍剿”軍以東固地區為會攻目標,分進合擊。并設立了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魯滌平兼主任,國民黨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此時,“圍剿”軍總兵力增至11個師又2個旅,共10萬余人。16日,“圍剿”軍開始向蘇區中心區大舉進攻。28日,魯滌平即令其深入蘇區的5個師向寧都以北黃陂、小布、麻田地區紅軍發起總攻。其中張輝瓚率第十八師師部及2個旅,于29日由東固孤軍冒進龍岡。30日,紅一方面軍趁該師于運動中,突然發起猛攻,將其全殲,斃傷俘敵近萬人,俘張輝瓚。第一次反“圍剿”首戰告捷。紅一方面軍乘勝追擊,于1931年1月3日在東韶地區再殲國民黨軍第五十師(師長譚道源)1個多旅。至此,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被徹底粉碎。

二、第一次反“圍剿”中黨的建設

1939年10月4日,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將“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視為黨的三大法寶,他說,“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黨的建設是領導紅軍取得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的一個重要法寶,我們可以從黨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來進行具體的分析。

1.組織建設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的組織建設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自己的基層組織。例如,同志在秋收起義失利后為什么選擇上井岡山?這是因為在江西,不僅在省會城市南昌建立了中共江西省委,即使在落后的井岡山地區也同樣建立了中共黨的組織。當年,正是中共江西省委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內容就是“寧岡有我們黨的武裝,有幾十條槍”)堅定了引兵井岡的決心,從而保存了革命火種。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不久,為加強對各革命根據地的領導,1931年1月15日,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布成立。隨即第一號《中共蘇區中央局通告》,指出:“中央為加強對蘇區的領導和工作的指導起見,在中央之下設立全國蘇維埃區黨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組織上,同南方局、長江局一樣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導)。管理全國蘇維埃區域內各級黨部……現在決定、項英、、、任弼時、余飛、曾山及湘贛邊特一人,駐中央一人組織之。”“以后全國各蘇區及紅軍黨部(總前委取消)應直接受蘇區中央局指導。”通告根據中央精神,對蘇區中央局人選、組成以及管轄范圍的明確規定,使各蘇區地方和軍隊的黨部從此有了統一領導和管理,結束了各行其是的局面。在蘇區中央局成立的同時,還建立了歸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各蘇區的武裝力量統歸這個軍委領導。從此,各蘇區的武裝力量結束各自為戰的局面,有利于統一部署和指揮,有利于互相支援和戰爭經驗的傳播,為各蘇區紅軍之間的聯系和發展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2.思想建設加強黨的建設,首先必須加強黨的思想建設。1930年4月,在李立三“左”傾錯誤統治下的中共中央致信朱毛紅軍前委,批評、等創造“紅色割據”是“極端錯誤”的“保守觀念”。為了反對當時黨和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抵制中央某些人的“左”傾指令,第一次反“圍剿”前,專門寫了題為《調查工作》(即1930年5月所著《反對本本主義》)的文章,在我黨歷史上首次提出了黨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的基本思想,他鮮明地提出,那種“以為現在的斗爭策略已經是再好沒有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勝利,只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1]此前,黨內曾批判過“立三路線”的錯誤,但不徹底,這影響到黨的健康發展和革命的發展。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黨立即批判了“立三路線”。1931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徹底糾正“立三路線”錯誤。認為,反對“立三路線”的斗爭,必須深入到實際工作中去。不久,寫下了一系列著名的《尋烏調查》(1930年5月)、《興國調查》(1930年9月至1931年1月),注重調查實際、實際同理論相結合的風氣逐漸在黨內盛行開來,為后來我黨在延安時期形成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作風建設作風建設也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黨員、黨組織的作風如何直接影響黨的形象,影響紅軍的威望,甚至在關鍵時刻影響黨的前程和革命的未來。為此,我黨歷來十分注重黨的作風建設。第一次反“圍剿”中,4萬紅軍主力按照部署,先后轉移到黃陂、小布、洛口地區隱蔽集中。雖然是紅軍總司令,但從沒有一點架子。他來到黃陂、小布后,不僅經常找地方干部和人民群眾談心,了解地方工作的情況和人民群眾的疾苦,而且同紅軍戰士打成一片。有個剛參加紅軍不久的小通訊員一次在打草鞋時,因為沒有掌握好打草鞋的技術,手里拿著黃麻和破布,怎么擺弄也編織不好。他又急又氣,拿起棍子在不成形的草鞋上亂打亂敲,嘴里氣呼呼地說:“打草鞋!打草鞋!”這時,忽然聽到背后有笑聲,扭頭一看,原來是站在那里。走向前去,對小通訊員說:“小同志,別著急,來,我來教你。”說著彎下腰去,指點這位年輕戰士打草鞋。經過的耐心幫助,一雙又合適又好看的草鞋很快打成了,這種平易近人的作風和愛兵如子的精神,在紅軍中人人皆知,廣大官兵從中受到了很大教育。

三、第一次反“圍剿”中黨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黨歷來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是我黨幾十年以來的寶貴經驗。第一次反“圍剿”時期的思想政治工作,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吸取了蘇聯早期有關思想政治工作的經驗,也繼承和發揚了我國歷史上“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和“強調教化”“重視人和”的思想,把思想政治工作搞得生動活潑,十分出色,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1.貫徹“古田會議”精神,明確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這一科學論斷,從理論上創新了紅軍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奠定了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的思想基礎1929年1月,、率領紅四軍主力進軍贛南、閩西,開始了創建中央蘇區的偉大斗爭。然而,由于紅四軍長期處于農村游擊戰爭環境,黨內軍內的絕大部分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加上舊軍隊的影響和紅四軍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段時間內又有所放松,致使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逐漸滋長蔓延起來。在黨中央分管軍事工作的主持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的指導下,和、等同志一起共同努力,于1929年12月成功地召開了古田會議。針對紅四軍內部的單純軍事觀點,明確指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所以,必須“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必須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這就確立了政治工作在軍隊建設中的重要地位。確定了“軍政一致、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則,發展了紅軍內部的民主生活,同時對紅軍政治工作的作風和方法進行了科學的闡述。這就使黨在紅軍中的政治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2.確立較為明晰的紅軍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從制度上保證了第一次反“圍剿”中紅軍思想政治工作能較好地落到實處古田會議頒布的決議案中,明確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這就是: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第一次反“圍剿”前夕(1930年9月),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頒布了《紅軍士兵會章程》,要求全體官兵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次反“圍剿”發生后(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這是關于紅軍政治工作的第一個正式條例。它包括總則、10個具體條例和政治機關系統表三個部分。總則提出,在紅軍中建立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鞏固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紅軍成為有戰斗力的工農革命武裝力量。10個具體條例對指導員、政治委員的任職條件、工作職責以及各級政治工作機關的設立等均作了詳細的規定。為加強對紅軍政治工作的領導,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不久,1931年2月17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總政治部,以為主任(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暫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并發出通令,對總政治部、政治部與政治委員的關系作了具體說明:總政治部是全國紅軍政治工作的最高領導機關,統轄各地紅軍中的政治部,指導政治委員開展工作;政治部與政治委員在組織上是各有單獨的組織系統,在工作上下級政治部服從上級政治部的指揮,同時要服從同級政治委員的指導,下級政治委員服從上級政治委員的指導,同時在政治工作方面同樣受上級政治部的指導。在總政治部的領導下,中央蘇區紅軍從多方面開展政治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根據地的軍事斗爭。[2]

3.重視紅軍的宣傳工作,是推動第一次反“圍剿”紅軍思想政治工作取得顯著成效的前提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由這個宣傳任務之實現,才可以達到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促進革命高潮等紅軍的總任務。所以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若忽視了這個工作就是放棄了紅軍的重要任務,實際上就等于幫助政治階級削弱紅軍的勢力。[3]第一次反“圍剿”時期的文字宣傳形式有:印發張貼各類布告、宣言、傳單,刷寫標語、口號、紅色歌謠。布告、宣言、傳單的內容豐富、具體,語言生動流暢。這些布告、宣言、傳單,或印刷,或手抄,紅軍每到一地,則貼滿通衢大道、村旁路口顯眼之處,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至于標語、口號和紅色歌謠等,除書寫在紙張上到處張貼外,更多的是用白灰、紅硃、碳黑等刷寫在墻壁上、樹桿上、屋內屋外、村內村外、祠堂廟宇甚至牛欄廁所的墻壁上,直至野外山坡、巖石上,到處寫滿紅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大小標語、口號、歌謠。這些標語、口號、歌謠,言簡意賅,鮮明醒目,宣傳效果十分強烈,而且簡便易行。紅軍宣傳人員每到一地,隨處隨地可寫,甚至邊行軍也可邊刷寫。有時,紅軍宣傳員還將標語、口號寫在竹片上、木板上,放在江河中漂流而下,擴大宣傳效果。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1930年10月在向中央的報告中說:蘇區范圍內的農民,無論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國際歌,少先歌,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十罵,紅軍歌,及各種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階級意識的歌,無論三歲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蘇維埃及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幾乎成了每個群眾的口頭禪,最顯著的是許多不認識字的工農分子,都能作很長的演說,國民黨與共產黨,每個人都能分別能解釋。試問我們的每一個紅軍戰士,為什么要當紅軍,他們都會回答你是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進一步地問他,他會回答你:為了蘇維埃新中國!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更進一步問,他會回答你:為了實現共產主義!每個農民參軍,都經歷了一個對革命目的由不認識到認識的過程,由初步有這種認識,隨后就變成每個革命戰士終生為之奮斗的政治目標、政治理想和斗爭信念。蘇區軍民之所以有這么高的政治覺悟,原因就在于黨和紅軍加強了政治領導,加強了思想政治工作。

4.注重對敵人的政治工作,力圖從思想上瓦解敵人瓦解敵軍歷來為兵家所重視。孫子說:攻心為上,攻城次之!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第一次反“圍剿”戰爭中,紅軍吸收了傳統兵家思想,制定正確的策略方針,并付之實踐,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如攻城或野外作戰時,或通過戰場喊話,或通過河漂,利用弓箭、石頭等夾帶宣傳品,對敵人展開宣傳攻勢,以動搖其軍心,瓦解其斗志。對被俘虜的敵軍官兵,則實行善俘、釋俘的政策,派干部戰士與俘虜談話,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爭取他們掉轉槍口。對愿意留下的歡迎加入紅軍,要求回去的則發給路費。通過這些工作,爭取了大量貧苦出身的國民黨軍士兵參加紅軍。

四、第一次反“圍剿”中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對我黨新時期工作的啟示

由于加強了黨的建設以及注重紅軍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得到具體的落實和體現,這就使中央蘇區紅軍迅速成長為一支堅決服從黨的領導,自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具有堅強戰斗力的朝氣蓬勃的人民軍隊,從而取得了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鞏固和發展了中央蘇區,為第二、三、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奠定了組織和思想基礎。第一次反“圍剿”時期體現出來的紅軍作風和戰斗精神是日后“蘇區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黨在第一次反“圍剿”時期探索了一條黨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對我黨新時期的黨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借鑒性。

第一,弘揚第一次反“圍剿”時期的紅軍作風和戰斗精神,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在思想上,發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抵制因循守舊和弄虛作假的歪風。我們黨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和發展觀點,研究創新、銳意進取,努力開拓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境界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對于當前黨內一些干部不認真學習領會和貫徹黨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不注意汲取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不尊重客觀規律,思想嚴重脫離實際,習慣于單憑老方式老辦法想問題、做工作,習慣于憑主觀意志辦事等作風必須堅決改變。此外,還要黨內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通過調查,了解真實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總結經驗,探索規律,指導工作,解決問題。

第二,我黨要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馬列主義是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一個有力保障,用馬列主義武裝我們的頭腦戰勝敵人,把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具體實際,使理論與群眾生活、實際工作的經驗聯系起來,從實際工作來認識黨的正確路線,這樣才能加強群眾對于共產主義的決心而執行黨的目前任務,更好的動員全民為社會主義及構建和諧社會而奮斗。

第三,我黨應該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基本原則。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問題。在思想政治工作過程中要時時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原則,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開展在實踐中。

第四,我黨要開展多元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式,使思想政治工作日常化、大眾化。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我黨把先進的科學技術運用到思想政治工作中,使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變得形式多樣、生動活潑、通俗易懂、喜聞樂見。我們除了可以運用一些傳統的政治課、個別談話、政治討論會等形式外,還可以用文字宣傳、影視作品、戲劇歌曲、學術專題講座、遠程視頻等方式開展思想政治工作。

第五,我黨應該在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層面上進行分析,嚴格制定科學規章制度,建立陽光的監督體制,堅持反腐倡廉,建設廉潔、陽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