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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學術界在外商直接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這一問題上存在爭議。鑒于FDI的凈溢出效應是隨時間而動態變化的，本文選取我國1986年～2007年度宏觀數據，對GDP與FDI進行協整檢驗，采用EG兩步法構建誤差修正模型，探討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并提出建議。

[關鍵詞]FDIGDP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溢出效應

一、引言

學術界對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影響有不同看法，部分認為FDI對GDP有促進作用：Abende-Nabende，J.L.Ford(1998)以我國臺灣省為例討論FDI對經濟的潛在推動。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結論：L.P.King與B.Varadi(2002)分析了匈牙利59家公司相關數據,認為短期內FDI促進經濟增長,長期有阻礙作用。多數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FDI凈溢出效應不顯著,甚至為負,而在發達國家有正效應。

2003年中國接受外國直接投資530億美元，居全球首位。FDI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學者最初持肯定態度：ChungChen,YiminZhang(1995)研究表明1978年后FDI對中國經濟的推動。后陸續有異議：趙奇偉、張誠(2006)檢驗京津冀1980～2003年數據發現以1995年為拐點,FDI溢出效應逐漸消失,至與區域經濟增長顯著負相關。

少有學者對近幾年宏觀數據進行分析，而FDI的凈溢出效應是隨時間變化的；也少有學者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該模型有不存在虛假回歸的顯著優點。本文取1986年～2007年數據，通過協整分析構造ECM，探討FDI對我國GDP在長短期內的影響，并提出合理建議。

二、實證分析

1.變量和數據的選取

以GDP衡量經濟增長，FDI與GDP取自CCER宏觀數據庫(2007年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2007年國家經濟運行情況會及商務部網站)，CPI取自《中國統計年鑒2007》及CCER(取1978=100)。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折算出年度匯率。

(1)統一單位：FDI乘以年度匯率，以人民幣表示。

(2)消除物價因素：FDI,GDP除以當年CPI。

(3)消除列異方差：消除物價因素后的FDI與GDP取對數表示為lnGDP，lnFDI。

2.單整階數檢驗。（下述檢驗結果均來自EVIEWS5.0）

變量單整階數相同才可能具有協整性。單位根檢驗可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從而知其單整階數。建立ADF模型如下，進行單位根檢驗。當ADF統計量小于臨界值時，變量具有平穩性。

表一lnGDP，lnFDI及差分序列的單位根檢驗

lnGDP,lnFDI非平穩，經一階差分，△lnGDP，△lnFDI平穩，故lnGDP,lnFDI為一階單整序列。

3.協整檢驗與ECM

本文采用EG兩步法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第一步基于動態分布滯后模型(ADL)進行回歸，這時需要檢驗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第二步是以第一步得到的殘差值作為誤差修正項加入到ECM模型中，用OLS法估計短期參數。

（1）建立ADL模型，進行協整回歸（括號中數值為對應的t檢驗值）

（403.21）（4.16）（-3.85）=0.998,DW=1.50

（2）對回歸所得的非均衡誤差進行EG檢驗：

(-3.784)

Prob.=0.0013小于0.05，=0.43，DW=1.55，協整檢驗通過，lnGDP與lnFDI間存在協整關系,可繼續EG兩步法，分析長期關系并建立ECM模型。

（3）ADL模型分析

根據ADL模型，短期看來，當期的FDI對當期的GDP有促進作用，然而對下年度的GDP則有反向影響。

長期關系:

長期看來FDI對GDP的平均彈性為-1.27，FDI對GDP并沒有想象中的推動作用。

（4）ECM

已檢驗變量存在協整關系，由格蘭杰定理，可建立ECM：

(對數的)FDI年增長量以0.2的比率影響GDP的年增長量變化，上一年度的非均衡誤差以0.018的比率對本年度的取值做反向調整。

4.格蘭杰因果性檢驗

假設變量A對B存在格蘭杰非因果性，若Prob.<0.05則拒絕假設，變量A對B存在格蘭杰因果性。隨著滯后期不同，檢驗結果也不同。經檢驗，lnFDI與lnGDP在滯后1—3期互相沒有明顯影響，滯后期為4時，lnFDI與lnGDP互相存在因果性，lnGDP與lnFDI相互影響。

表二：格蘭杰因果性檢驗結果

三、結論

1.計量結果表明：FDI與GDP間存在協整關系。短期內，FDI對該年的國民經濟有一定的刺激促進作用，但就長期而言，FDI對GDP的平均彈性約為-1.27，即與經濟增長負相關。根據格蘭杰因果檢驗，滯后期不同，FDI與GDP的相互作用不同。

2.FDI以其“溢出效應”給東道國帶來經濟發展，本文得出結論FDI對GDP有負作用，這與趙奇偉、張誠(2006)發現FDI溢出效應逐漸消失相符。目前我國的金融和勞動力市場尚不能為企業獲取FDI溢出效應提供足夠的資金和人才支持，我們不能片面否定FDI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而是需要提供相應的完善的外部條件。

3.基于稅收視角：政府為了吸引外資所提供的“兩免三減半”“五免五減半”等稅收優惠，加劇了外商投資的“超國民待遇”，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平競爭。

4.FDI在促進關聯產業發展同時，打擊了直接相關的國內民族產業。故在充分吸收“溢出效應”的同時，應對外資比重過高的行業的引資規模加以限制,保持適度的內外資比例，保證民族資本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A.Bende-NabendeandJ.L.Ford:FDI,PolicyandEndogenousGrowth:MultiplierEffectsfromASmallDynamicModelforTaiwan.1959-1995,WorldDevelopmentVol.26,No.7.(1998)

[2]L.P.KingandB.Varadi:BeyondManicheanEconomics:munistandPost-CommunistStudies，35(2002),1～21

[3]ChungChen,LawrenceChangandYiminZhang:Therol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china’spost—1987development,WorldDevelopmentVol.23,No.4.(1995).691～703

[4]趙奇偉張誠:FDI技術溢出與區域經濟增長:以京津冀都市圈為例[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3)

[5]趙奇偉張誠:FDI溢出效應與區域經濟增長_基于東道國要素市場發展的理論視角及中國經驗[J].世界經濟研究,2007(7)

[6]任永菊: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