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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上海、廣東、天津等地自由貿易區的逐步成立，中國的對外貿易往來日益密切。在雙邊貿易中，不可避免地要分析中國企業向各國進行直接投資的問題。本文通過梳理直接對外投資領域的相關文獻，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闡述了中國在對外進行直接投資時所涉及的六個決定性因素。具體而言，這六個核心影響因素分別為：各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的基礎設施狀況、東道國的出口情況、東道國貨幣的匯率、東道國的勞動力成本、東道國的稅收水平。此外，本文還針對這六個影響因素，提出了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對外投資；市場規模；基礎設施；匯率；勞動力成本；稅收

隨著全球化經濟的發展，中國各省市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日益繁榮。這意味著中國對外投資者迎來了更為穩定、開放的投資環境。在這樣的投資環境下，我國在對外進行投資活動的投資壁壘逐漸被打破。如2007年底至2009年底，中國向東盟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總額從39.5億美元增至95.7億美元，短短兩年時間，迅速增長了142％。由此可見，中國投資者的對外投資熱點逐步增大。目前，關于中國對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研究較多，但范圍偏大。隨著中國自貿區的形成，研究中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因素應該成為熱點問題之一。但是，極少文獻致力于全面地闡述中國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因素分析。因此，本文的目標是系統地梳理現有文獻，提取中國對各國開展直接投資活動時所需考慮的主要因素，進而為我國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提供有益的參考。

1.對外直接投資與實證分析

國內外學者對發達國家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成果較豐富，但對發展中國家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相對較少。現有文獻的實證研究重點集中在兩個模型，分別是IDP理論模型的拓展、引力模型，利用面板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李輝（2007）通過增加相關變量對IDP模型進行改進，并將數據范圍拓展到55個國家和地區，利用面板數據對擴展后的新模型進行了估計。程惠芳和阮翔（2004）使用引力模型來分析中國在其他32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活動。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投資國與東道國的經濟規模總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及雙邊貿易量與兩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流量呈正相關，投資國與東道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水平越相似，兩國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流量越大。邱立成、王鳳麗（2008）以我國的對外貿易、資源需求、工資水平為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宏觀解釋變量，利用1993-2006年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結果顯示，對外貿易、資源需求、工資水平因素都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影響。張新樂等（2007）利用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四個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在實證過程中，得出結論，認為接受投資的國家（以下簡稱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出口、匯率和工資影響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然而，時間序列短，樣本量小。

2.主要影響因素的梳理

本文認為，在考慮到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時，需要分別對其加以梳理。同時，以中國對某國的直接投資作為因變量。

2.1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市場規模

一些理論研究表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這是影響投資國對其進行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如Nigh（1986）在研究美國FDI時認為，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是導致美國FDI流出的顯著因素；Hennart和Park（1994）研究日本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市場規模龐大的美國產品市場對日本跨國公司極具吸引力。數據顯示，2006年，商品服務、批發零售、制造業等市場依賴型產業占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近70%。由此可見，市場規模在中國對外投資中的重要性。根據以上的研究結果，本文認為在考慮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問題上，東道國的市場規模不可或缺。

2.2對外直接投資與雙邊貿易關系

總體上來說，雙邊貿易量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是相互替代、相互互補的（方齊云和項本武，2005）。FDI和貿易量是相輔相成的，這是一個企業國際化的持續過程（Johansonandvahnle,1997)。張如慶（2005）利用1982-2002年的相關數據，運用granger檢驗、誤差修正模型和協整理論等研究方法，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FDI）與進出口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進出口與FDI分別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出口與FDI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因此，在研究中國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時，有必要考慮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

2.3對外直接投資與匯率

最早研究匯率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是美國學者Cushman（1985），他從國家層面入手，利用美國與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英國等國家16年的匯率與對外投資量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美國貨幣的升值有利于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一方面，匯率的不穩定將會增加跨國公司的選擇機會，但另一方面，匯率的不穩定會使當期的外商直接投資減少（Campa，1993）。毫無疑問，在研究中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的過程中，離不開對匯率的分析。

2.4對外直接投資與勞動力成本

區位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認為，勞動工資差異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Weber，1929）。研究表明，東道國國內的廉價勞動力成為推動對方國家直接投資的動力（Vernon，1966）。Dunning的折中理論也指出，區位優勢也包含著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因此，當東道國的勞動力成本低于投資國的相應指標時，投資國有產生對該國直接投資的動機。

2.5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基礎設施狀況

中國企業向各國進行投資，是為了順利進行生產、購買、運輸、銷售。波特（1990）認為，一國的基礎設施狀況對投資國的FDI具有重要意義。投資國企業的銷售、運輸、生產和采購日益依賴東道國的水電供應、信息、運輸和通信等基礎設施。由此可見，東道國的基礎設施狀況已成為影響FDI的重要因素。而東道國基礎設施狀況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出于數據來源的便利性角度，本文建議以TELE（擁有電話數/千人）指標來代表該國的基礎設施狀況。

2.6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稅收

投資國在進行投資時，必然會考慮當地的稅收問題，以此作為投資成本的一部分。理論上，如Dunning（1996）認為稅收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因為高公司稅會增加投資成本，從而減少了公司的凈收益，進而阻礙投資國的投資支出。大多數實證研究表明，稅收是FDI的重要決定因素。在20世紀后期，Guisinger發現，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稅率是FDI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本文提出，可將GR作為政府稅收的變量，即計算東道國年度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GR)。

3.結語

國際投資經驗表明，由于缺乏投資經驗，大多數國家在投資初期都會優先考慮經濟技術相近的國家，以充分利用地緣優勢。因此，地理位置和文化環境類似的國家往往是投資國家首選的投資目的地。所以在跨境投資最明顯的優勢是具備地緣優勢。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擁有小型制造業的優勢。通過學習和改進發達國家的技術，我們可以形成適合我國國情的技術，然后結合自身小型制造業的優勢，投資于發展中國家。事實上，東道國吸引FDI的水平,往往受到其自身發展優勢的限制。發展優勢不僅包含市場規模方面的潛在優勢，還包含勞動力和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對于基礎設施狀況不佳的情況，中國在進行對該國直接投資時，是不可避免的一個考慮因素。本文通過梳理現有文獻，結合具體國情，總結出影響中國在對外投資的六個決定性因素。換句話說，東道國的市場規模、雙邊貿易額、匯率、工資、基礎設施以及稅收均對FDI有重要影響。因此，為了使中國在各國的投資達到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也為了使雙方在自由貿易中獲得較好的收入和發展。雙方均需要在這六個顯著性因素上下功夫。

作者：胡李裔 吳雯雯 單位：鄭州工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