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內核的嬗變與民俗文化研究

時間:2022-01-07 11: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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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內核的嬗變與民俗文化研究

摘要:晉東南特殊的地域環境,孕育了諸如二仙、成湯、三嵕等以司雨為主要功能的祠神。北宋時,這些地方性祠神迅速向周邊擴布,形成了以保護農業為主的既相對封閉又開放的祭祀文化圈。在信仰的積淀下,催生出年年輪轉、代代傳承的迎神賽社民俗。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遷,昔日的雨神信仰發生蛻變,辯證地看待當今祠神信仰的倫理價值,努力挖掘其在教化民眾、鄉村振興中的積極內涵,進行民俗文化重構,以期實現良性傳承。

關鍵詞:祠神信仰;民俗文化;傳承;鄉村振興

晉東南即山西省東南部,古曰“上黨”。該詞初見《國語》,秦統一后始設上黨郡,至兩漢與今天的地域大體相當,隋唐改置為澤潞二州,后隨歷展,范圍名稱幾經變化,現包括長治、晉城二市。這里群山環繞,地勢險要,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孕育了豐富的神話傳說,留存了眾多的明清乃至宋金以前的古寺廟,積淀了淳樸厚重的民風民俗,可謂山西民間信仰的核心地帶。“民間信仰”亦稱“民俗宗教”,1897年由日本學者姊崎正治提出,指潛伏棲生于地域社會底部與正統的組織宗教相對立的信仰習慣,它無教祖教義,不成體系,受共同體生活限制,具有很強的地域性[1]。它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在民眾中自發產生的一套神靈崇拜觀念、行為習慣和相應的儀式制度”[2]。民間信仰作為中國漫長的農業社會的產物,與中國鄉土社會以血緣、地緣為核心的社會結構互生互長,呈現為祖宗崇拜與地方性神靈信仰兩大系統[3]。由于本文以祠廟為載體,探討民間信仰與民俗傳承,故采用“祠神信仰”一詞,“祠神信仰”可以說是狹義的“民間信仰”。說到這個詞,更多人想到的是“迷信”,但這種信仰中亦包含有“合理的習慣”[4]。其信仰形態以“小庵小廟”為載體,根植于地域社會生活的土壤之中,既包括民眾對超自然力及其精神體的崇拜,也包括由此產生的原生態民俗[5]。

一、祠廟分布與信仰的產生

作為地域社會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綜合,祠神信仰物化為一座座廟宇,晉東南地區古祠廟遍及城邑鄉里,幾乎“村村有廟,戶戶敬神”,不少村莊有四五座廟,其中一村中氣勢宏大的廟稱為“大廟”。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眾多祠廟,彰顯出澤、潞二州祠神信仰的地域性、兼容性、多樣性與廣泛性,也反映出當地民眾樸素的生活愿景。(一)二仙信仰。二仙廟以陵川、高平、壺關為中心,遍布晉東南地域。二仙信仰歷史悠久,作為地域性俗神,二仙傳說豐富多彩,當地流傳較多的二仙本為唐末潞州壺關普通農家樂氏二女,天資聰穎,后母虐待刁難,但二女純孝不渝,因“至孝感天”幻化成仙,自此興云布雨、圣跡頻現,每逢大旱,鄉民祈禱,必降甘霖。宋徽宗崇寧年間,曾顯靈于邊戍,助宋抗夏,鬻飯救度軍將,被朝廷加封為沖惠、沖淑真人,廟號真澤,始派官員祭祀[6]。明清時期二仙被賦予更強的神力,擢升為以布雨為主,集醫藥、生育、守護等多種神職于一體的全能神[7],形成了以孝德為核心,壺關紫團山真澤二仙廟為祖庭,遍布晉東南的民俗信仰文化體系。(二)三嵕信仰。三嵕信仰發源于屯留,后主要向南流布,以長子、高平為盛。三嵕,本山名,“數峰并峙曰嵕”,《新唐書》卷43《地理志》載:“屯留,上有三嵕山。”碑載:“逮宋崇寧間,緣屯留縣申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郡守敷奏于朝,敕賜三嵕山,以‘靈貺’為額。”說明在宋崇寧年間,原始的山神三嵕受朝廷敕封,成為正祀之神。在其后的傳播過程中,逐附會上古英雄———羿神,有關羿的身份界定有三,當地人普遍認為三嵕主祭之神為射日羿神[8]。明洪武間改號“三嵕山之神”,有司歲祭,復以山名為神名。清代長治三嵕廟“在城西街,禱雨多應,俗以為神司冰雹,故農民祀之最誠,鄉村建廟甚多”[9]。可見,三嵕神在歷展過程中已由射日之神變為致雨司雹之神,行祠遍布各州縣。(三)成湯信仰。成湯神廟群落眾多,相對集中于陽城、澤州、高平,湯帝行宮以陽城為最,達76處。湯本為商開國君主,但民間流傳的此信仰并無政治因素,而是源于古老的雩祭。雩祭即祈雨,《尚書》《論語》等典籍記載:為救困于七年大旱之黎民,湯以己為祭品,祈雨于桑林,燔柴焚身之際,至誠之心感動上蒼,終普降甘霖。祈雨圣地———桑林,被認為是陽城境內的析城山[10]。至宋,湯帝禱雨的具體地點首載史冊:“析城山,在縣西南七十五里。應劭注《漢書》云‘析山在陽城西南’,即此也。山領有湯王池,俗傳旱祈雨于此。”[11]建湯廟祈雨,可溯至唐[12]。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賜“廣淵廟”敕額,封析城山神為“嘉潤公”。之后開始大規模營建湯帝廟祈雨。湯帝歷代都以賜雨潤民為主要職能。以上傳說故事,或為行孝之女,或為上古英雄,或為古之帝王,因能“御大災、捍大患”,徽宗時,這些人格化祠神被國家封祀,開始納入皇權支配的國家信仰體系中。之后,其信仰形態隨陸路、水路向周邊擴布,受自然環境、交通條件影響,同時受各地已有神靈的牽制,形成了一個個既相對封閉又開放的祭祀文化圈。各祠廟以主神為中心,神神共存、各司其職,福佑一方。宋末,晉東南地區鄉村神廟系統已初具輪廓[12]。

二、信仰成因與民俗表征

(一)祠神信仰的緣起。二仙、成湯、三嵕信仰在唐末北宋就已盛行。作為覆蓋晉東南廣泛地域的地方文化事象,深深根植于該地域社會的生活土壤,是特殊社會環境、文化生態下民眾的自然選擇。“上黨,……以其地極高,與天同黨”而名。因其地高燥,掘地三千尺猶不及泉,山多地少,灌溉不易,故農事艱難。據史書、碑刻資料載,該地干旱連年不斷、大旱隔三岔五,“開元十二年(724),澤、潞大旱,帝設壇宮中,親禱暴立三日”[13]7。“土地干燥,不能下種,四月至十月無雨,河干井涸,顆粒無收”[14]。清代更是大旱連年,在1401—1900年,共發生旱災117次[15]。位于今晉城高平市河西鎮西李門村二仙廟內的《記荒警世碑》記載了光緒三年(1877)當地人民生活的慘象:“丙子春亢旱,夏無麥,秋禾半。丁丑春徂夏。旱既太甚。……而高邑亦成災之區也。”“且又有殺子女以省米食,更有父食子,兄食弟,夫食妻,婦食夫……饑餓頻死之人,遂竊抱而煮食,誠不乏矣。”碑中所言“高邑”,即現高平市,因干旱導致人食人現象發生。農業文明的先天不足,古代科學技術的落后,人們對自然環境的困惑,只能將自身的生活需要祈求于超自然力的神靈。嚴重的旱情使得晉東南“雨神”信仰極為發達,二仙、成湯、三嵕神均被賦予司雨功能,反映了民眾企盼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樸素的生活愿景,也體現了祠神信仰現實功利的特點。(二)信仰的民俗表征。留存至今的大量廟宇既是民眾對地域神靈信仰的積累與體現,也是進行春祈秋報的重要場所,更是信仰持久傳播的有力載體。至遲在唐末,晉東南已經開始筑廟禱雨;宋代至清,每逢大旱,地方官員親自虔誠祈雨,以求普降甘霖。出于對神靈的敬畏,形成了諸多的年年輪轉、代代傳承的祭神、娛神儀式,催生出當地悠久繁雜的迎神賽社民俗,成為古老祭祀中鮮活的生命形態。1.迎神賽社上黨地區的賽社很多。“賽社”,泛指報謝神明的祭祀活動。神廟中集樂戶歌舞神前曰“賽”[16];“社”字的本意為“地祇”,即土地神,祭祀土地神的場所也被稱為“社”。傳統的賽社活動都依托廟宇進行。“賽社”一詞晚至南宋出現,上黨地區的賽社亦淵于宋,盛極明清,衍及民初[12]。作為北方迎神賽會的縮影,2006年賈村賽社入選首批國家非遺名錄,因其保存較為完整,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民間賽社抄本。光緒本《排神簿》中所迎請的各類神祇,大唐沖淑真人、沖惠真人(二仙)、護國靈貺王(三嵕)各出現6次[17],足見民間祠神在當時的影響力。傳統的賽社活動大都在春夏,為期6天,一般要舉行下請、迎神、享賽、送神等儀式程序。享賽分頭賽、正賽和末賽,主要表現儀式為在正殿神前供盞,即向神上香供饌。頭賽一般在獻殿舉行,之后轉移到神殿對面的舞樓。供盞次數為“前七后八中十二”,最后一盞朝太陽,共二十八盞。每供一盞都是禮節繁雜,音樂不絕。祭祀奏樂體系承襲了唐宋樂曲[18],廟內樂戶上演的祭祀酬神戲劇的演出形態有宋金遺存的隊戲(如《過五關》《斬華雄》《鴻門宴》《長坂坡》等歷史故事)、院本(如《土地堂》《三人齊》《錯立身》《鬧五更》等),元明雜劇(如《虎牢關》)等。服裝原始粗獷,道具極為粗糙,賽社成為了解宋元以來晉東南社會的活史料。可見,賽社滋養豐富了信仰,它們深深地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成為該地域重要的文化標識。2.眾多的廟會古代中國有神就有廟,有廟就有會。晉東南廟宇星羅棋布,成就了大大小小的廟會。鼎盛時期,該地一年內的廟會多達千余,現仍留存大半。廟會是以廟宇為依托,以民間信仰為核心,在特定時空舉行的,祭祀神靈、交易貨物、娛樂身心的民俗活動[19]。陵川小會嶺二仙廟內碑文記載了當時廟會的盛況:“每四月十五日,演戲成會,百劇并陳,一時車馬輻輳,士女繽紛,亦可謂極盛云。”時至今日小會村、黑土門、神眼嶺等6村村民或獨辦或聯辦廟會,在廟前搭臺唱戲以祭祀二仙。蔭城鎮的村民們也在這天手持燈籠、沿途供香,將二仙神像抬出來巡游再送到鄰村,稱為“十轉賽”。《潞城縣志》載:“祀三嵕,仲春仲秋上戊日,縣官具雞豕致祭,儀如明宦。五月朔日、六月六日,民間獻薦馨以祀,有司□□拜如常儀。”[20]六月初六是三嵕神的生日,這一天各地三嵕廟大都會舉辦祭祀和廟會,上香供饌,隆重有序。湯帝廟會更是傳承久遠,大致固定為每年的春祈秋報時,農歷二月二或五月十二迎神獻供,七月十五或九月初九秋報感恩[21]。在陽城析城山,人們會將南峪村的木質“湯王走像”抬入各村湯帝廟祭拜供奉,等廟會結束后送還,整個場景熙熙攘攘、熱鬧非凡。祭祀是歌、舞、樂的自然結合,只有通過音樂、演劇才能達到酬神、娛神的目的,完成禮的傳播。演劇豐富了廟會,廟會傳承發展了演劇。在目前我國的348個劇種中,山西省現有劇種38個,排名第一[22],八音會、上黨梆子、上黨落子、潞安大鼓、上黨二簧、眉戶等都被選入國家非遺名錄,不能不說這與廟會祭祀儀式有很大關系。廟會還為耍鐃鈸、高蹺、抬閣、旱船、扛樁、打鐵花、舞龍、舞獅、竹馬、打鞭等形式活潑、精彩紛呈的傳統民間社火表演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文化生態空間,長治市潞城縣的民間社火更是聞名全國,入選國家非遺名錄。廟會還孕育了彰顯地方文化色彩的風味美食,以及皮影、面塑(陽城)、布藝(黎侯虎)等傳統手工工藝。可以說,廟會造就了千姿百態的民俗,民俗滋養了信仰,信仰為廟會之魂。

三、新時代的祠神信仰與民俗傳承

如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已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而鄉村振興的持久動力應該是文化。民俗文化作為鄉村重要的傳統文化,是在鄉村發展過程中民眾長期積累、創造、形成、傳承的風俗習慣[23]。信仰作為民俗文化之魂,與當地的民俗活動融為一體,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與廣泛的群眾基礎。因此,要想發揮民俗文化在鄉村振興中的積極作用,就有必要辯證地認識祠神信仰,興利革弊,結合時代特點進行合理的文化重構,革故鼎新,以期被良性地長久傳承。(一)傳故育新,服務鄉村振興。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祠神信仰帶有明顯的局限性與不足,因此,需要去偽存真,仔細甄別。二仙、成湯、三嵕信仰自唐始傳承千年,作為中華農耕文明積淀最深的文化類型之一,不可否認亦包含著豐富的可為今用的倫理價值[24]。嘉慶五年(1800)《重修真澤宮碑記》載:“二仙真人,其忠孝之精誠。”長子縣陽魯鄉成湯廟康熙七年(1668)《重修商湯圣帝廟記》載“商湯圣帝神……禱雨以蘇百姓……本村立廟祀之,歲以報賽相祀也。”二仙的仁愛孝悌、謙和好禮,三嵕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態文明,成湯的為社稷獻身、體恤民情、懲惡揚善精神,具有催生個體向善、推動社會向善,形成“善村善鄉”的社會作用[25]。在傳統民俗文化與我們漸行漸遠的今天,不少年輕人對民間信仰的態度總體上反應遲鈍、情緒淡漠,甚至對傳統民俗活動存在排斥心理。內心認同才能自覺踐行,因此有必要讓他們認識到民間信仰在規范世俗人心與民眾價值取向方面的積極作用,克服自鄙心理,樹立自珍意識。同時還要樹立“俗因時變”的理念,在講好地域故事的同時融入中國夢,使民俗活動常過常新。目前,賈村正在打造“上黨賽社第一村”的文化品牌,在全國的影響日漸廣泛,如何利用這一文化名片,串聯更多的文化因子,營造地域民族文化氛圍,并賦予信仰新內涵,注入民俗新活力,構建富有時代特點的新民俗,以吸引更多的國內外文化群體,使他們自覺內生文化訴求,形成新的群體效應,是民俗傳承時應該思考的。同時,還要利用互聯網、新媒體等積極宣傳,讓民俗走出地域、走出國門,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民俗文化的理解和認同,讓古文化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軟實力。(二)時空、人際錯位,融洽、秩序鄉井。歷史上,民間信仰與民俗活動雜糅互構,曾作為古代鄉土中國的社會治理力量,成為鄉土文明的關鍵部分[26]。自古以來,晉東南的迎神賽社都以村落為單位,通過敬神娛人的民俗活動,將不同社會身份、不同經濟利益的人聚集起來,實現了神與人的對話,人與人的互動。既豐富了民眾的精神生活,又凝聚了人心,達到了增強地域認同感與歸依感的社會效應。在傳統的農業社會,祠神信仰受地緣關系影響顯著,在安土重遷的社會環境下,多采用家庭或村落“世襲”方式不斷傳承。例如:清末民初,長子縣著名的迎神賽社主禮———東大關村牛振國,祖上五輩人均擔任過大賽主禮[27]。今天中國正進行著亙古未有的大變革,鄉土中國逐漸轉型為城鎮中國,農地關系松弛,年輕人逐漸從鄉村流向城鎮,聚集于附近都市圈,由務農轉變為務工,作為民俗傳承的主體,參加祭祀活動、表演的時間受到限制,而民俗傳承的生活空間———農村,空心化嚴重,參加、主持民俗傳統節目者日益衰老,傳承人力資源缺失,承載民俗文化存續的基石岌岌可危。再者,隨著經濟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鎮中關注精神文化的群體逐年遞增,國民文化意識不斷高漲,文化素養日益提高。因此,可以考慮將民俗活動的日期錯位,由固定日期調整為節假日,以適應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與精神追求,便于都市居民愛好者參與村落民俗文化傳承的儀式,通過祭拜獲得精神的慰藉、心理的安寧;在狂歡中釋放平日生活之壓力,感受神圣,忘掉俗世煩憂,增加生活的動力與信心。同時,建議通過自愿報名的方式,允許有興趣的周邊、外地人員參與民俗活動項目,完成超人際的轉變。鄉村振興換言之就是讓鄉村充滿活力,因此需要讓這些傳承久遠的民俗活動繼續煥發凝聚人心、締結鄉井情結的功能。目前,賽社廟會活動少則三五天,多則半個月,從本研究小組采訪壺關縣真澤宮信眾來看,二仙廟會盛況空前,自農歷四月初一至四月十五,近半個月的廟會,加上前期準備工作,耗時耗財,減少廟會日期,有利于減輕人民負擔,減少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使新時代的民眾樂于傳承。

四、結語

地域民俗文化是農村傳統文化的底色,是該地域社會民眾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長期以來該地域倫理價值與道德情操的體現。目前,國家、地方政府將民俗文化視為鄉村振興的優質資源,如何挖掘民俗文化之魂———民間信仰中的隱性積極因素,傳舊立新,服務于鄉村文明建設,還需要不斷嘗試探索。

作者:白美云 趙振煥 路恒 單位:山西農業大學文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