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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潘宏紋鄧路遙工作單位：廣西社會主義學院

宗教和順文化從本質上來說是三種文化的復合體，其中“和內外，順古今”是宗教和順文化的主要精神旨歸。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從產生之初就與整個人類社會發生互動與影響。從政教關系角度來說，宗教和順文化體現了在政教分離前提下，國教并重，愛國與愛教的統一；從社會功能角度來說，宗教和順文化體現為反觀于內、求諸于外時都能夠達到一種理想有序狀態及其倫理道德資源對于社會公序良俗的構建；從文化視角看，宗教和順文化體現為一種凝聚力與向心力。（一）宗教和順文化是一種愛國文化歷史上，宗教間的戰爭或宗教迫害往往成為國家、民族災難的開始。從中東局勢和蘇聯解體來看，宗教因素是影響現代世界區域政治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由宗教間的仇恨或分歧導致的國家分裂、政教滅亡的情況客觀存在。因此，宗教間的和諧團結是一個國家發展統一的前提。所謂“和”，即與己和，與他和。“和”的最高境界就是與祖國和衷共濟、生死相契的愛國之心、赤子情懷。愛國主義是我國各大宗教秉承的優秀傳統。“不依國主，法事難立”，我國宗教將自身命運與國家興衰視為唇齒相依的關系。宗教和順文化是我國宗教處理政教關系、教教關系，愛國護邦的重要表現。雖然我國各大宗教教理教義不同，但在國家、民族利益面前卻殊途同歸，形成愛國統一戰線。在民族危亡的重大歷史時刻，五大宗教往往能夠深明民族大義，精誠團結，一致對外?？谷諔馉帟r期，伊斯蘭教代表人士提出了“爭國不爭教，保國即保教，愛國即愛身”的抗戰主張，號召全國的穆斯林兄弟放下信仰的狹隘，與其他擁有不同信仰的同胞并肩作戰，擊退日寇，捍衛中華民族領土與主權的統一，涌現出以馬本齋為代表的一大批抗日愛國民族英雄。佛教界則一貫主張把上報國恩放在教義的首位，“救國即是學佛，學佛必須救國”，認為“無國就無法衛道”，[3]佛教經典中還有《仁王護國經》、《報國土恩經》等愛國典籍。當時，中國佛教會會長敬安禪師也說“我雖學佛未忘世，國仇未報老僧羞”，表達了佛門弟子抗日救國、抵御日寇的愛國決心。（二）宗教和順文化是一種秩序構建“和順”的目標是各宗教在反觀于內、求諸于外時都能夠達到一種理想有序狀態。宗教和順文化從目標上來說，是為了達到一種良好關系的維護與保持，強調了宗教自身、宗教與社會、宗教與國家及宗教間的一種秩序構建。一是教內關系和順，各大宗教能夠做到組織團結，信眾和睦。二是教與教關系和順，我國各大宗教地位平等，歷史上沒有產生一教獨大的特權宗教或國教，相應地減少了宗教間的利益、權力紛爭，五教同輝成為宗教和順格局的直接寫照。三是宗教與國家特別是國家政權的關系和順。政教關系反映了宗教與國家的親疏遠近。歷史上，政教關系之間往往存在著較大的張力。尤其是在政教合一、神權高于王權的時刻，這種張力表現得更為明顯。從中世紀的神權至上到近代政教分離原則的確立，西方的基督教興衰史集中反映了這種張力的存在。我國的政教關系始于商周，從先秦開始，秦始皇的“天人之分”原則確立和“人定勝天”思想的形成，使中國的政教關系從政權創建之初就形成了政教分離、皇權高于神權的例制。大一統的封建政權以絕對的力量優勢凌駕于宗教的權威和神圣之上，所以我國宗教從立教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于從屬文化的角色，自身主動作出調整和改變，積極尋找與傳統主流文化的契合點，從大局出發，以國家利益為重，妥善處理了政教關系。四是宗教與社會關系和順，這主要體現了宗教倫理的價值所在。宗教普遍具有止惡揚善、濟苦扶弱、精進節制、奉獻利他等豐富的倫理文化資源。從社會功用看，宗教慈同和愛等超越性倫理是對忠信節義等世俗倫理的有益補充，對人心秩序、社會秩序的構建起到撫慰、疏導的作用。近代佛教領袖太虛曾提出“宗佛法以建信基”、“用老莊以解世紛”、“宗孔孟以全人德”[4]的理念，強調的就是佛道和順倫理在構建社會秩序中的獨特價值。（三）宗教和順文化是一種軟實力從約瑟•耐提出文化軟實力理論以來，文化的力量與價值正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5]從國家文化強國戰略來看，文化雖然不是直接生產力，但由文化所生發出來的民族凝聚力卻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力源。從文化視角來看，宗教和順文化代表的是一種文化軟實力。它是我國宗教界對民族、國家的一種文化認同，是其凝聚力、向心力的集中體現。宗教狂熱、宗教極端和宗教分裂勢力一直是宗教界內部不和諧的因素，也是影響我國和諧政教關系、破壞我國穩定團結的消極力量。在此情境下，宗教和順文化作為一種價值引領，積極教育引導信教群眾愛國愛教、與黨同心，發揮了凝心聚力、團結信眾、爭取民心的作用。伊斯蘭教主張的寬恕、誠實、公正、團結、以禮待人，基督教強調的“愛人如己”、“愛人是最大的法則”，佛教倡導的眾生平等、自覺覺他、諸善奉行、諸惡莫做、樂善好施、敬老愛幼、懲惡揚善，道教追求的寧靜、淡泊、寬忍、重生等這些人文精神都是宗教和順文化的精華，通過合理利用和積極弘揚，能夠轉化為信教群眾對國家的認同。

弘揚宗教和順文化既是興國興教的現實之需，也是符合文化發展特別是先進文化發展規律的必然。宗教和順文化是處理宗教與社會關系、積極推進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有效途徑。發揚宗教思想中的和順文化，有助于提升宗教自身的文化品位，改善宗教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一）弘揚宗教和順文化，符合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創新能力，只有在不斷創新和升華中，一種文化形態才能保持持久的生命力與活力。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文化，需要保持其文化的時代性與創新性，不能墨守成規、故步自封，否則，必然受到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就像歐陽竟無所說的，宗教如果“不方便善巧，則必將滯于一隅”。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認為，歷史上眾多的民族宗教、部落宗教之所以最終消亡，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文化沒有做到及時推陳出新、與時俱進，進而被后來的先進文化所替代?；浇獭⒁了固m教、佛教之所以能夠從民族宗教、地域宗教中脫穎而出發展成為世界性的宗教，主要在于它們保持文化嬗變，能夠適應不同歷史時空。“基督教是‘適應時勢的宗教’，即基督教能不斷自我更新，以適應變化著的時代的要求，這是宗教發展的帶有普遍性的規律。”[6]宗教和順文化的提出，是我國宗教界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又一次理論升華與創新。歷代以來，我國宗教界十分重視自身文化創新與思想建設，通過自身的調適，積極地與主流文化融通對話。唐代佛教界在傳統山林佛教的基礎上提出了“農禪并重”的思想，把參禪悟道與勞動實踐相結合。近現代再次提出了佛教“學術化”的主張，倡導加強佛學思想研究，闡釋佛法精義，提升佛教的文化品位。當前“人間佛教”建設凸顯了佛教契理契機的入世性，說明佛教并非完全出世、蹈空，出離世間，而是具有務實救世的實際作用。此外，基督教的“神學建設”、伊斯蘭教的新“臥爾茲”解經活動，都是現代宗教在當前社會大發展、思想大變革時期所作出的文化回應。宗教之所以千年不朽，沒有像社會學家預設的那樣，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宗教會在世界“趨魅化”的過程中逐漸消亡，主要還在于宗教內部所進行的思想創新與文化突破。宗教和順文化是我國宗教在新的歷史時期，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所作的一種積極努力，也是宗教順應時勢的一種文化姿態。（二）弘揚宗教和順文化，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現實要求宗教和順文化的主旨在于“和而不同”前提下的求同存異，息爭而謂之和，同歸同向而謂之順。宗教和順文化的意義在于協調相異事物間的關系、縮小兩者分歧、尋求最多的契合點。弘揚宗教和順文化，是促進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現實要求，也是妥善解決制約宗教發展的消極因素的重要手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從“三教合一”到“五教并存”，再到“相適應”，我國宗教發展始終與現實國情緊密結合。宗教作為一種堅持有神論的意識形態，與馬克思主義存在本質的區別，“宗教與社會主義是一道政治難題”[7]，合理解釋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關系，既是理論問題，也是現實問題。在以唯物主義無神論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國度，宗教如何求同存異、揚長避短、發揮優勢，積極增強宗教的社會適應力是我國宗教面臨的時代課題。當前，我國宗教界內部矛盾繁雜，存在諸多不和諧因素，沖突與對抗普遍存在。例如，有的宗教組織內部戒律松弛，自律不嚴；宗教管理機構權責不分，人員分歧大、合作難；邪教、地下教會、家庭教會等非法組織活動擾亂秩序、誤導信眾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制約著宗教與我國社會的關系。宗教和順文化的提出，有助于宗教間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在求大同、存小異的基礎上增進理解，從而把矛盾斗爭的離心力轉化為投身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合力。（三）弘揚宗教和順文化應注意的兩個問題弘揚宗教和順文化應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宗教文化是糟粕與精華并存，在弘揚宗教和順文化中要做到合理揚棄、理性取舍，避免盲目的宗教崇拜或宗教狂熱。二是堅持差異性與統一性的并舉。宗教和順文化重在止爭求和，同向存異，在此過程中不能忽視各大宗教的文化差異性，不能一味地強調同而不尊重異，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美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