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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歷史悠久綿長，在歷史的長河中積淀下了總量豐富、形式多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國高度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體系已經基本形成，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更加完善，保護利用傳承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形成了中國經驗。從昆曲、書法、篆刻到二十四節氣，中國目前已有39項非遺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總數為世界第一；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保護名錄體系，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四批共1372項，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四批共1986人，（1）先后批準設立了閩南文化、徽州文化、熱貢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等21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頒布實施《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對傳統工藝振興進行總體部署。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面臨著眾多新的挑戰。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便是其中的挑戰之一，它不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發展帶來沖擊，也對協調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與經濟社會發展提出更高要求。

一、城市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新挑戰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農耕文明的典型代表,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在鄉村。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梁漱溟也曾表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在農村。提出的“記得住鄉愁”，撥動了多少人的心弦。當代民間文化學者馮驥才同樣認為中華民族5000年歷史都在農耕文明里，民間文化一直存在于村落里，大量從屬于村落的民間文化——非遺隨著傳統村落的消失灰飛煙滅了。馮驥才發出這樣的感嘆不難理解。其實通過對近些年來各級非遺項目的了解，我們有一個印象，那就是多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產生和分布在鄉村的。通常認為，鄉村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相伴相生的。然而，隨著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提速，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城市的面積越來越大，城市化水平在不斷地提高。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已達57.35%。另一方面，鄉村則處在快速的衰落之中。在剛進入21世紀的2000年，我國自然村總數為363萬個，到了2010年，僅僅過去十年，總數銳減為271萬個。[1]7-12鄉村的快速衰落，使得大多數非物質文化遺產原來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在不斷地縮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任務變得更為艱巨。此時，在城市化進程中如何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實現非遺的現代轉型成為我們需要直面的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在城市化進程中如何保護好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關注。江玉祥指出城市化進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存在“重申、輕保護，重開發、輕投入”的問題，城市化進程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需要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和《中國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為指導。[2]吳安新、鄧江凌在分析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化的關系時，認為城市化是歷史趨勢，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化二者不該完全對立，我們要看到城市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產生助推作用的一面，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善于利用城市化帶來的有利條件，并且進行現代化轉型，最終才能實現城市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兼容、共生發展。[3]安麗哲以山東濰坊風箏為例，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城市化中要結合現代社會發展的各種因素，發揮自身優勢，實現在新的歷史環境下的轉型，最終實現復興。[4]黃江平認為城市化進程中非遺的保護存在著農村非遺的變異、城市非遺的變遷、非遺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身份認同等難題，并提出應加強非遺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等方法。[5]46-49張軍軍從海南城市化進程中“非遺”保護面臨的挑戰和問題出發，從市場化、產業化和品牌文化出發探索海南“非遺”保護和發展的模式。[6]65-70綜合以上研究，我們發現有一個共同點：不論是從整體上看，抑或是從區域和局部著眼，城市化雖然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出了新的挑戰，但兩者之間并不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雖然現階段存在著一些問題，但總體還是向著好的方向發展。聯系到身邊的實際，似乎也應證了這一點。近年來，深圳在非遺保護與傳承中采取了一些創新的舉措，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通過對深圳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所采取的一些創新舉措進行梳理，可以探索如何在城市化中更好地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實現非遺的現代轉型。

二、深圳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

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歷史只有30余年，然而在7000多年前，這里便有著人類活動。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至今的400年間，隨著客家人大規模的遷入，使得深圳的文化更加的厚重和多彩。深圳名稱的由來，也與客家人密不可分。在客家話中，稱田野間的水溝為“圳”，這種帶有圳字的地名在客家地區是十分常見的。深圳正因其水澤密布，村落邊有一條深水溝而得名。如今的深圳，已由昔日的小漁村成長為與北京、上海、廣州并列的全國性經濟中心和國際化城市。2004年，深圳成為全國首個無農村無農民的城市。按理來說，在深圳這樣一個現代化國際化的城市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傳統文化應該是“絕緣”的。然而事實恰好與此相反，深圳的包容性使得傳統與現代、東方文化與西方文明在這里完美的交融。尤其是近年來深圳重視對本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使得深圳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研究上甚至是走在全國前列的。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眾多，自2008年至今，深圳先后公布了四批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以及項目保護單位、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目前已經逐步建立起相對完善的“國家級-省級-市級-區級”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現深圳擁有市級以上非遺項目59個，其中包括了大船坑麒麟舞、坂田永勝堂麒麟舞、沙頭角魚燈舞、松崗七星獅舞、下沙祭祖習俗、安琪廣式月餅制作技藝、平樂郭氏正骨醫術等7項國家級非遺項目，甘坑客家涼帽制作技藝、大鵬山歌、黎圍舞麒麟等24項省級非遺項目，以及西鄉北帝古廟三月三廟會、平湖紙龍、觀瀾客家山歌等市級非遺項目28項。此外，還有為數眾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正在發掘當中。深圳市在積極挖掘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同時，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目前全市已建成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習所共有18個，“非遺”博物館（展館）有7家。2012年，平樂郭氏正骨法及福永醒獅兩個項目保護單位成為廣東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此后，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被列入第一批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基地名單，成為深圳首個列入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基地名單的研究機構；2015年，紅釉彩瓷“滿堂紅”燒制技藝被列入廣東省第二批生產性保護基地；2016年，塘朗小學被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授予“客家山歌傳播基地”，成為首家被授予非遺傳播基地的學校。現在，非遺進校園、進社區及相關培訓已成常態。深圳市每年用于扶持市級以上非遺項目和傳承人、非遺進校園、非遺進社區、非遺傳承培訓等活動項目的經費在不斷增加。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上，深圳也陸續出版了一系列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研究成果。如天后宮博物館先后出版了《赤灣天后宮》《赤灣天后宮志》《媽祖傳》《赤灣媽祖文化》；萬豐粵劇團出版了《萬豐粵劇史話》；光明新區出版了故事集《陳仙姑的故事》；大鵬街道文體中心編印了《大鵬山歌》；寶安區石巖街道文體中心編輯出版了《石巖客家山歌》《石巖民間故事》《應人石傳說》，福永街道出版了《福永故事》；龍華區觀瀾街道文體中心編輯出版了《觀瀾百年客家山歌》；深圳市“非遺”保護中心資助出版了重點反映深圳“非遺”內容的《深圳民俗尋蹤》等。（2）綜上所述，我們看到，深圳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掘保護、傳承、研究三個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三、深圳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創新之處

深圳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所取得的卓越成效一方面與其近年來大力加強文化建設有關，尤其是較早地出臺了“文化立市”“文化強市”等一系列文化發展戰略；另一方面，也與其包容、創新的文化觀念有著密切的關聯。這使得深圳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也敢于創新、善于創新。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創新之處：一是提出了“非地非遺”這一新概念新模式；二是在探索了一條“非遺+文創”的融合發展路徑。“非地非遺”是深圳率先提出來的一種獨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新模式，該模式充分地體現了文化的流動性。“非地”指非本土本地，“非地非遺”特指那些非深圳本土本地產生，而是隨著非遺傳承人來到深圳發展超過15年，有一定的歷史積淀和社會影響，并在深圳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格、獲得扶持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從四面八方流入這里，文化隨著人的流動而遷移和傳播。深圳開放、包容、創新的環境使得那些隨著非遺傳承人來到深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在這里落地生根、傳承發展，這也正是深圳非遺保護的獨特之處。客家文化是深圳的本土文化之一，在如今深圳挖掘出的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中，有很多非遺項目都與客家人有關，比如客家麒麟舞、客家山歌、涼帽制作技藝等。但是在這些客家非遺項目之外，還有很多非遺項目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非遺傳承人來到深圳、在深圳被列入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平樂郭氏正骨醫術是深圳的一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深圳“非地非遺”的例證之一。平樂正骨醫術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796年，產生于河南省洛陽市平樂村，1985年隨著第五代傳人郭春園來到深圳，在深圳落地生根并最終成功申報為國家級非遺項目。始源于周代但自20世紀初消失了近一個世紀的佾舞，也在深圳得到有效的傳承與保護，不僅進入大學校園進行傳授教學，作為弘揚傳統文化的項目課程加以扶，并且還舉辦中國佾舞保護與傳承論壇，加強學術研究，使佾舞這一古老非遺在深圳有“傳人”，在現代化大都市得以發揚光大。[7]筆者曾獲邀參加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舉辦的佾舞傳承與研討活動，親身見證了佾舞在深圳的“非地非遺”的發展歷程。此外，深圳的“非地非遺”還包括源于陜西省宜君縣的田氏剪紙，源于潮汕地區的潮俗皮影戲、潮彩、紅釉彩瓷（滿堂紅）燒制技藝，源于山東臨清的肘錘。“非地非遺”成了深圳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非遺+文創”是深圳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另一大亮點。“非遺+文創”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展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具有重要轉化價值的文化資源，“非遺+文創”則是在保護非遺本真性的前提下，通過創意的方式對其進行轉化，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重要方式之一。當前，非遺正在緊密地擁抱其他業態，努力嘗試實現跨界融合和現代化轉型，一些資本、技術、品牌等也開始逐步進入到非遺保護領域。以2017年深圳舉辦的第十三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簡稱“文博會”）為例，非物質文化遺產館是其八個專業展館之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館，非遺與文創緊密融合，帶來了一股創新時尚的風潮，譬如場館內的潮繡手工箱包等，吸引了大量的關注。此外，深圳不少企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在深圳不僅產生并成長起來了一批依托非遺進行設計、制作衍生產品的文創企業。甚至騰訊和華僑城等企業在產業布局上也非常重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和利用。騰訊讓電子游戲、動漫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傳統文化產生了交集。《百心百匠》是一檔探尋民間匠人、致敬匠人精神的大型公益文化節目，騰訊近年推出的一款國民游戲《王者榮耀》不僅為《百心百匠》獨家冠名，還深度參與到節目的選題和制作，向游戲玩家詳細地展示了傳統工藝和非遺藝人的匠人匠心，引導大家關注傳統文化。另外，蔚縣刻紙藝術、絳州木版年畫等非遺項目在騰訊動漫中也有很好的運用。華僑城集團是一家以文化旅游為主營業務的企業。早在1991年，華僑城便打造了中國第一個薈萃各民族民間藝術、民俗風情和民居建筑于一園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區——中國民俗文化村，一直被當作是發展民俗文化旅游的范本。目前華僑城依托省級非遺項目甘坑客家涼帽制作技藝打造的小涼帽IP，在運營上也十分成功。自小涼帽的形象誕生，到在深圳創意十二月活動中首次面世，只有三個月的時間，爾后即開發出了充電寶、繪本、手機殼、小涼帽表情包等系列小涼帽衍生品，舉辦小涼帽國際繪本大賽等活動，依托小涼帽IP衍生的VR電影《小涼帽之白鷺歸來》奪得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的兩項大獎，在國際舞臺完美綻放。騰訊和華僑城在“非遺+文創”的實踐只是深圳在非遺與文化創意產業融合實踐中的一個縮影。“非地非遺”突破了非遺的地域限制，讓非遺保護有了更寬闊的發展空間。“非遺+文創”則讓更多的人了解、接受、欣賞非遺，讓非遺與現代生活進行更廣泛的連接，讓非遺源于生活，又歸于生活，融入生活，從而獲得源源不斷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深圳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上充分調動了民間的力量，這體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民間立場和現代化傳承，表明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發展需要堅持民眾主體化，傳承活態化。

四、城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啟示

非遺由曾經的衰微到時下的熱點這一華麗轉身，與我國當下倡導的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非遺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被賦予了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城市化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提出了新的挑戰，因此，我們需要加強研究，積極探索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城市中實現活態傳承和創新發展的可行性路徑。多數研究也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積極適應城市化的進程從而實現現代化轉型，參與到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城市文化的建構當中。深圳是一座因創新而生的城市。當前，深圳正在發揮它的創新優勢，為非遺的保護傳承注入新的活力。近年來，深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卓有成效，形成了獨具特色、行之有效的保護經驗和工作模式，我們希望這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深圳經驗”“深圳模式”能為我國其他省市區和城市的非遺保護提供有益的借鑒參考。

作者:周建新 嚴輪 單位:深圳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