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中國特色文化發展歷程分析3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第一篇

一、人民主體性的價值維度

從價值維度去揭示人民的主體性，就是認為人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價值主體。所謂價值主體，就是指需要者，具有一定需要的人，價值關系的承擔者之一方，與一定客體發生價值關系的人［1］。馬克思歷史主體理論認為，人民的需要是一切歷史活動的出發點和價值所在，人民群眾是歷史活動手段和目的的統一。具體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上來說，即指滿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文化發展為了誰”是貫穿其中的一條主題線索。馬克思認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2］從歷史上看，封建主義文化的目的是將老百姓的意志統一到“君權神授”的幌子下，從而能更好地為封建王朝服務，而資本主義文化的任務則是將全體民眾的意志統一到“天賦人權”的觀念中去，以符合資產階級的需要。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正確解釋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馬克思認為，歷史活動能否取得成功，取決于該歷史活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群眾的利益，因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主體論，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文化建設中不斷強調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將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同志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3］863，“一切革命的文學藝術家只有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3］864。“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的熱忱，必須聯系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3］1012的一系列論述為我黨文化建設的主體理論奠定了正確的基礎，也成為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歷程中，始終堅持這一根本方針，將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我黨文化建設的價值取向。鄧小平堅持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他說:“任何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不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不能不考慮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4］256同志提出“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不允許毒害人民、污染社會和反社會主義的東西泛濫”［5］。新世紀以來，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加強發展文化產業，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強調“要把人民作為表現主體，著力歌頌人民生動實踐、展示人民精神風貌，走到生活深處，走進人民心中”［6］。習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質結合起來。總之，正是我們黨始終將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化建設的根本價值追求，贏得了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得到了廣大人民的廣泛參與，從而使我們黨的文化建設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力量。

二、人民主體性的創造維度

馬克思指出:“歷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7］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3］1031人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創造主體。作為文化創作主體的“人民”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包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貢獻力量的廣大人民群眾，各種文化人才和組織。我們要從社會、個人、群體三個角度去區分理解。

(一)從社會角度來看人民是文化創造主體

從社會角度來看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文化的創作主體，就是將“人民群眾”作為一個社會整體的概念來看待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歷史推動作用。

1．人民群眾的物質生產活動為精神文化生產奠定了物質基礎。文化創作是一種高級的精神活動，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同等程度地參與其中。由于文化水平、生活環境和職業分工等因素的不同，很多人并不直接進行文化生產，但這并不影響其作為文化建設的主體性地位。人們要進行精神文化活動，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具備物質生活資料和文化生產設備，而這一切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斷破浪前行，取得了可喜成績，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浪潮中創造了豐富的經濟財富、政治財富，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積累了深厚的物質基礎，營造了穩定的社會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人民群眾雖然并不直接從事文化生產，但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主體力量。

2．人民群眾的物質生產和生活為精神文化生產提供了創作源泉。指出:“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3］860鄧小平指出要“自覺在人民生活中汲取題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用人民創造歷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自己”［4］211。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的物質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為社會主義文化積累了極其豐富的創作主題、素材和原料，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不竭源泉。

3．人民群眾是精神文化的直接生產者。人民群眾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還是精神文化的直接生產者。新中國成立后，勞動人民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翁，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建設方面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正確方針，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創造積極性，激發了蘊藏于人民群眾之中的創造潛能，全社會的文化創作活力競相迸發、爭相涌流，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廣大人民群眾集體智慧的結晶。

(二)從個體角度來看人民是文化創造主體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隊伍是基礎，人才是關鍵。”從個體角度來理解人民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就是要看到不同層次的文化人才在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具體來說，我國文化建設人才主要包括高層次文化領軍人物、專業文化工作者、基層文化人才等。

1．高層次文化領軍人物是文化建設的先鋒力量。在我國文化建設領域，高層次文化領軍人物是指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各領域和行業中做出突出貢獻、具有較大影響力、發揮引領帶頭作用的杰出文化工作者，主要包括中央所確定的“四個一批”人才、文化名家大師、各文化領域的首席專家、民族文化代表人物等等。高層次領軍人物是我國文化人才隊伍中的核心力量，是我國文化建設的先鋒隊和引領者，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揮著領頭羊和攻堅者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高層次領軍人物代表著我國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是我國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窗口和名片。其次，高層次領軍人物引領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文化建設從本質上來說就是高智力的精神創作活動，離不開高層次人才的引領。高層次領軍人物代表著社會文化建設的最高水平，體現著我國文化建設的民族特色，必然引領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具體來說，就是能夠在引領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推動文化發展的不斷創新、提高文化發展的整體水平、擴大文化發展的國際影響力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再次，高層次領軍人物引導文化人才成長進步。一般而言，高層次文化領軍人物有著正確的政治方向、高超的專業水平、高尚的職業道德和良好的人格魅力，對其他文化人才的成長有著很強的引導和示范作用。

2．專業文化工作者是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專業文化工作者是以精神文化生產或傳播作為自己的專門行業、在某一專業領域中作出較大貢獻的文化人才。一般來說，專業文化工作者是指所有專門從事文化創作的人員，其內涵包括我們前面所說的高層次領軍人物。但是，為了更加清楚地區分我國文化人才隊伍構成，筆者對二者進行了范圍上的區別，因此這里說的專業文化工作者特指中青年理論研究者、新聞媒體編輯記者、出版業工作人員、文藝工作者、文化經營管理者等等文化創作人才。專業文化工作者是我國文化人才隊伍中人數最多、涉及領域最為廣泛的一個部分，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首先，專業文化工作者是文化建設的主力軍。文化建設是精神領域的創作，文化建設更多地要求從業人員具備較高的專業素質和文化水平，因此具備高素質、高學歷的廣大專業文化工作者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的主力軍。從理論研究到傳媒影視，從圖書出版到文藝創作，專業文化工作者遍布文化領域的不同層次、各行各業。其次，專業文化工作者的創作水平體現著一個國家文化發展的整體水平。專業文化工作者是文化建設的主要力量，其整體素質決定著一個國家文化發展的整體水平。因此，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整體進步，必須要立足于廣大的專業文化工作者。再次，專業文化工作者還擔負著培養文化人才的重任。文化人才的培養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有力保障，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專業文化工作者有著扎實的專業技能，具備培養人、教育人的能力，不僅是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者，還是文化人才的主要培養者。

3．基層文化人才隊伍是文化建設的基礎力量。基層文化人才指地方縣級和城鄉基層宣傳文化工作者，主要包括縣(市、區、旗)、鄉鎮、村和街道、社區從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干部和文化工作者。基層文化人才隊伍由專職隊伍和業余隊伍兩個部分組成，專職文化隊伍主要包括鄉鎮、街道黨委宣傳委員、宣傳干事和鄉鎮綜合文化站專職人員。業余文化隊伍主要包括業余文藝骨干、村(社區)文化活動室工作人員等。據統計，截至2010年，全國共有24.27萬名縣鄉專職文化隊伍和366.85萬名的業余文化隊伍(數據來源于2010年10月21日文化部下發的《關于開展全國基層文化隊伍培訓工作的意見》)。基層文化人才隊伍是我國文化人才隊伍中的重要部分，是我國文化建設的基礎力量，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同樣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首先，基層文化人才是文化部門面向農村、面向群眾開展文化管理，進行文化服務的直接承擔者。人民基本文化需求的滿足離不開基層文化工作者的精心組織和熱心服務。基層文化工作者是廣大群眾享受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成果、開展群眾性公共文化活動的重要服務者和組織者，是組織實施農村和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主要力量。其次，基層文化人才也是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生產者。基層文化人才與群眾的聯系最為緊密，最能貼近群眾生活，因此他們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最能從群眾生活中汲取素材，激發創作靈感，往往更容易創作出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優秀作品。很多基層文化工作者本身就是鄉土文化能人、民族文化和民間文化的創作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他們在弘揚鄉土特色文化、傳承民族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發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主體中，除了我們以上所說的三支隊伍，還包括文化產業領域的一些從業人員，如文化企業、文化娛樂業、文化服務業等行業的普通員工，他們也是我國文化建設的參與者，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三)從群體的角度來看人民是文化創造主體

人作為歷史主體，是個體性與群體性的統一。既要看到在歷史發展中個體起到的作用，又要看到群體的作用。從群體的角度來看，文化創造主體主要是指參與文化建設的社會群體。按照這些組織在文化建設中的基本作用，可分為文化管理組織、文化生產傳播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

1．文化管理組織。文化管理部門是指在文化建設中發揮領導、管理和組織作用的黨和政府的各級部門機構。從國家層面來說，文化管理部門主要包括、文化部、國家新聞出版署、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文物總局、國務院新聞辦以及新華社等部門。從地方層面來說，文化管理部門主要包括各級地方黨委宣傳部門，地方政府的文化廳、文化局、新聞出版局、文物局等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是一項浩大的系統工程，涉及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各個領域。對于這樣一項復雜系統的社會工程，首先需要一個科學的管理體系和功能強大的管理機構。因此，我國的各級文化管理部門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擔負著領導、管理和組織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

2．文化生產傳播組織。文化生產和傳播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文化生產傳播組織是社會主義文化的主要建設群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生產和傳播組織可以按照性質劃分為文化事業單位和文化企業單位。參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發的《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筆者認為，事業單位性質的文化生產傳播組織主要包括國家興辦的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站)、科技館、群眾藝術館、美術館等為群眾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單位，黨報、黨刊、電視臺、通訊社、重點新聞網站和時政類報刊，少數承擔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務的出版單位，重要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高等院校，體現民族特色和國家水準的藝術院團等，主要承擔著滿足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即讀書看報、聽廣播看電視、進行公共文化鑒賞、參加公共文化活動的任務，體現了社會主義文化產品的意識形態屬性。企業性質的文化生產傳播組織主要包括一般藝術院團、一般出版單位和文化、藝術、生活、科普類等報刊社，以及新華書店、電影制品廠、影劇院、電視劇制作單位和文化經營中介機構、文化產品銷售單位等等。這一類文化生產傳播組織承擔著滿足人民群眾的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他們主要關注文化產品的經濟效益和商品屬性。

3．各種非政府組織。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主體中，除了上述的文化管理組織、文化生產和傳播組織之外，還存在著各種非政府組織，它們也在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貢獻著力量。所謂非政府組織(NGO)，就是指那些獨立于政府之外、不以營利為目的、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并致力于公益事業的民間組織。在我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公民意識的增強，非政府組織獲得長足發展，數量上快速增長，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有關資料介紹，截至2012年，我國取得執照資格和注冊登記的各類市場中介組織約有90多萬個［8］。此外還有大量未注冊的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成為一支廣泛活躍在各個社會領域，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聰明才智的有生力量。非政府組織是對政府和市場的補充。非政府組織不以經濟利益和權利欲望為驅動，秉承利他主義和互利主義，有著強烈的志愿精神和奉獻意識。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過程中，非政府組織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發揮著不可代替的作用，尤其是涉及文化領域的非政府組織，如各類文化志愿者組織、群眾性文化協會等，在基層文化工作和公共文化服務中發揮著重要文化產品供給和組織協調作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人民主體性的接受維度

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中的主體地位，還體現在人民是社會主義文化的接受主體。所謂接受主體，就是指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落腳點，是社會主義文化成果的享有者。

(一)人民群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接受者

接受主體的問題是文化發展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從歷史上來看，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接受主體。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建設歷來以人民群眾作為接受主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將革命文藝的接受主體界定為“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3］855。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以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從人民群眾偉大的改革實踐和火熱的社會生活中汲取豐富營養和素材，從人民群眾中獲取強大的力量源泉，從而創造出繁花似錦、異彩紛呈的社會主義文化，深受人民喜愛和廣泛接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以人民群眾作為接受主體。首先，這是由我們所建設的文化的性質所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其他文化根本不同的一點，就是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和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這就決定了我們所創造的文化必能符合人民群眾的需要，為人民群眾所接受。其次，這是由人民群眾的強烈文化需求所決定的。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條件的限制和歷史的原因，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需求遠沒有得到滿足，始終處于一種饑渴狀態。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決定了人民群眾必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接受主體。

(二)人民群眾在文化接受中充分展現其主體地位

1．人民群眾的評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衡量標準。人民對文化的接受也是對文化的評價過程。鄧小平指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藝術成就，應當由人民來評定。”［4］212群眾是文化消費的主體，是文化產品的最終評判者，也是文化企業的衣食父母，群眾的評價是文化創新的強大動力。李長春指出:“堅持把群眾喜歡不喜歡、滿意不滿意、接受不接受、認可不認可作為評價作品的最終標準。”［9］人民群眾的評價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動力。

2．文化的接受沿續著文化的生產。馬克思認為消費直接也是生產。文化的消費與文化生產相輔相成，互為中介。首先，文化的接受使文化產品得以實現。馬克思說:“產品不同于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品，才成為產品。”［10］9文化的消費是文化產品顯現自身價值的根本途徑。沒有消費，社會主義文化產品就會如同海德格爾所說的“地窖里的馬鈴薯”［11］那樣，只具有物的因素。其次，文化的接受創造出文化的生產動力。“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后者是生產的前提。”［10］9社會主義文化的消費體現了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文化產品的需求和喜愛，從而為社會主義文化產品的生產提供了可能。

3．文化的接受是文化的再創作過程。接受美學理論認為，接受者總是依據自己既有的知識和理解結構去接受文化產品。面對同一件作品，不同的接受主體會有不同見解。這種既有的知識和理解結構，就是接受美學派學者姚斯說的“審美經驗期待視界”。一方面，接受者有著不同的“期待視界”，而另一方面，作品本身也存在著“空白”和“未定點”。只有在接受過程中，這些“空白”才得到填補，作品的意義就是從這種填補“空白”的接受過程中生成的，因此，對作品的接受是一種解釋和再創作活動。如姚斯所言，一部文學作品“更多地像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文本從詞的物質形態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種當下的存在”［12］。不僅文學作品如此，作為精神成果的文化產品皆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文化的接受并不意味著文化生產的徹底完成，文化接受不僅是一種消費的過程，更是對社會主義文化產品的意義填充和詮釋，這就是文化的再創作過程。人民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通過其對社會主義文化產品的接受得到了充分體現。（本文來自于《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雜志。《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陳輝吾1，2工作單位：1．解放軍外國語學院2．國防大學

第二篇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歷史反思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我們黨在不斷探索、不斷創新的歷史實踐過程中形成的。要盡快改變我國在文化建設上“西強我弱”的狀況，使經濟和文化能夠協調發展，就必須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堅持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固守原來的作法。這是從總結和反思文化建設的歷史經驗中得出的一般結論，是推動我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必由之路。

(一)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體”“用”之爭

自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仁人志士就在艱難探索中國文化的發展之路。為了抵御外國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維新派人士主張積極吸收西方的先進技術，“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因而在文化上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對這種“中體西用”觀點作了系統的論證。他認為，中國“道統”“綱紀”“倫常”是能變的，而西方的“器用文明”包括某些體制則是可以借鑒的。這種觀點相對于繼續奉行閉關鎖國的頑固守舊派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在本質上仍然是保守的。當時的改良派人士梁啟超和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都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批判。爾后，現代新儒家提出了“中國文化本位論”，他們承認中國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但是反對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以貫之的道統中本身包含有開出西方科學和民主的種子。因此，向西方學習不是把西方的東西機械地添加到中國文化中去，而是通過學習和吸納西方先進文化，從中國文化里面發展出現代的東西。這種觀點正確地看到了文化發展中堅持“以我為主”的主體地位的重要性，看到了文化的創新和發展必須以批判改造傳統文化為基礎和前提，但是，它過高估計了傳統文化的合理性，認為一切現代化的東西都可以從傳統文化中生發出來。新儒家的這種觀點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在20世紀80—90年代的文化熱潮中，一些學者又提出了“西體中用”論，其所說的“體”主要是指生產和生活中的“器用”之體，而對于政治制度，則主張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循序漸進地推動改革，并實行“轉換性的創造”。這種觀點本質上是一種“西化論”，但又滲透了某些保守主義的東西，實質上如其所言就是康有為的“改良主義”思想的一種“再說”。除此之外，我國另外一些學人們還提出“互為體用”論，認為以誰為“體”誰為“用”，都要從具體實際情況出發，從有利于文化自身的發展出發，而不能將其定型化和機械化。持這種觀點的理由是，任何文化相對于一定的環境條件來說，都有其長處和短處，或適應和不適應之處。因此，對于中、西文化，應該根據具體條件用其所長而避其所短。以上這些觀點，經過歷史實踐的檢驗，已經證明“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論不僅在理論上存在嚴重的錯誤(“中體西用”論割裂了“體”和“用”的關系，導致理論上不徹底;“全盤西化”在理論上犯了絕對主義的錯誤)，在實踐上也是行不通的。至于“西體中用”論，雖然在闡釋上存在著種種矛盾，但在本質上仍舊是“全盤西化”論的翻版。現代新儒家“中國文化本位”論雖然肯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文化現代化過程中的基礎和前提作用，確立了在文化變革中“以我為主”的主體作用，但是，它的所謂從“內圣”開出“外王”的觀點，還是人為地夸大了傳統文化的意義，本質上屬于一種文化保守主義。“互為體用”論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卻回避了中西文化在矛盾沖突中的主次關系這個根本問題。中國仁人志士們經過近一個世紀關于中西文化關系的論爭及其歷史實踐最終證明，所謂“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全盤西化”“中國文化本位”等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二)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早期思考與實踐

在20世紀上半葉，馬克思主義者關于文化建設的“中國道路”的觀點，是一種嶄新的文化觀，這種文化觀的影響日益擴大，并最終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文化理論。在前后，馬克思主義者和陳獨秀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及建立在這種新歷史觀基礎上的文化思想。李達、艾思奇等馬克思主義者也為此作出了貢獻。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也開始投入到這種宣傳中去。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發表的關于文化問題的一系列論著，特別是《新民主主義論》《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青年運動的方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對中國文化的性質、任務、特點、道路、方向和前途都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在文化建設的“中國道路”問題上，強調的基本觀點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化的性質屬于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它的根本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舊文化，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文化建設的根本路徑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社會文化現象，認識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以歷史的辯證的態度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在與工農大眾及其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建設和發展新的文化。實踐證明，在20世紀上半葉紛紜復雜的文化論爭中，各種文化流派都在理論的舞臺上競相上演。但是，除了馬克思主義外，其他文化流派都只是上陣打了幾個回合，就敗下陣來，偃旗息鼓了。而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辯證的歷史的態度，對于文化的唯物辯證的分析，確實比其他文化流派的觀點來得高明和深刻，因而受到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工農群眾的認可和接受，其影響越來越大。

(三)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艱難探索與曲折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曲折而艱難。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就提出了在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同時，開展大規模的文化建設，建設具有高度文化的先進文明國家的目標。當時文化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掃除文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破除迷信，移風易俗;在知識分子和廣大干部群眾中進行社會發展觀的教育，讓其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為現代化建設培養急需的各類人才等。但是，隨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路線的推行和發展，正常的文化建設遭到扭曲，文化和教育領域成了階級斗爭的主戰場和重災區。十年“”使文化遭到空前破壞，在文化領域，“唯心主義猖獗，形而上學盛行”是最為嚴重的。但是，把新中國成立后這一時期的文化建設和文化理論說成一團漆黑也是片面的。關于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共同發展的思想，關于實現科技現代化和建設高度文化國家的思想，關于大力發展文化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質的思想，特別是在經濟和文化建設上對于如何突破蘇聯既有模式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發展道路所作的探索，對于我們今天正在從事的文化改革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總的來看，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屬于文化發展道路曲折探索的三十年。我們曾依靠革命的激情，希望盡快在中國大地上建立純粹的社會主義文化。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們開展掃除文盲的運動，在干部群眾中進行社會發展觀的教育和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在全社會進行破除封建迷信的科學宣傳活動，等等。應該肯定，這些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這種利用行政的力量，從主觀愿望出發所進行的種種“文化革命”，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違背了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特別是對傳統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采取全盤否定和全面打倒的態度，其結果是造成了“”這樣災難性的破壞。但這一時期也不是一團漆黑，提出的關于文化發展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關于文化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關于對傳統文化批判繼承的觀點等，對我們今天文化改革和發展仍然具有指導意義，其反面的教訓也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形成和發展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文化建設與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創造的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即改革之初至黨的十六大，第二個階段即黨的“十六大”之后。在第一個階段，我們黨主要通過闡述“兩個文明”即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來表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在這一階段，我們黨作出了關于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對于精神文明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地位、指導思想、目標任務、根本方針、具體舉措等都作了全面的論證。特別是在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明確地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的概念，指明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統一關系，對如何搞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作了專門的論述和具體的部署，特別是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綱領。在第二個階段，我們黨在深刻總結文化改革和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把對“中國道路”的認識推進到一個新階段。這主要表現在:其一，對文化建設作用的認識更加深刻。在當代條件下，文化不僅對現代化建設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而且它本身就是生產力即“文化生產力”，“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其二，“十六大”明確地把社會主義文化區分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并提出了“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的方針。其三，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建設和諧文化”的思想，并明確概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涵。其四，“十七大”提出了“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思想，表明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更加科學和深刻。其五，十七屆六中全會所作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不僅提出了“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而且對如何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作了全面部署，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成為新時期鼓舞人心、催人奮進的重要時代命題。通過對我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歷史總結，我們深刻認識到，文化發展有其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歷史文化傳統作為一個“客觀知識的世界”和“主觀心理的世界”的總和，和“物質世界”一樣，也有它的客觀性，不是主觀人為地能夠加以改變的。文化發展的“中國道路”只能是也必然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這才是一條根本的文化繁榮和復興之路。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理性思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所反映的是中國文化改革和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它并不是一個不變的固定模式。從根本上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不是現成的，而是遵循歷史和邏輯一致的觀點，在文化改革和發展的實踐中，按照文化發展道路的一般規律不斷開辟和創建出來的。（本文來自于《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簡介詳見.）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決定性和選擇性

文化發展的規律不是離開人而獨立存在的，它本質上就是人的文化創造規律。文化規律的運行是決定性和選擇性的統一，片面夸大人的選擇性，把文化發展看成是人的主觀設計的產物的觀點，是主觀唯意志論;而把文化創造簡單地看成一個離開人而自發演進的過程，否定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觀點，則是機械主義的宿命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基礎上的決定性和選擇性的辯證統一。一方面，它必須遵循文化發展的自身規律，這個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一脈相承的。過去，我們之所以常常犯割裂歷史文化傳統的錯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正確認識到文化發展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雖然離不開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但這種規律并不是機械的，它是建立在人的現實的文化實踐基礎上的，通過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而實現的。由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問題上，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其基本走向是一致的，即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方向是不變的，但在文化發展的路徑選擇上卻是多樣的，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文化發展道路選擇的關鍵。這就是，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基本趨向的一致性和路徑選擇的多樣性的統一。任何規律包括文化規律并不是一個命定的線性運行過程，而只是指明了文化發展規律的總的趨勢和方向，但通往這一基本趨勢和方向的可供選擇的路徑卻是多種多樣的。所謂“條條道路通羅馬”，就形象地說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基本趨向的一致性和路徑選擇的多樣性的辯證關系。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統一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反映了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統一性的辯證關系。任何形態的文化都是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的產物。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文化形態呈現出多樣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是歷史的必然。但是，不同形態文化之間在日益頻繁交往中，其共識性和統一性的東西也日益增多。它們之間并不是一方克服一方的關系，而是在“和而不同”中一同向前演進的。中國正處于改革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生活方式深刻變化，社會呈現出利益主體、生活方式、就業方式、社會組織形式等多樣化的局面，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人們價值觀念的多樣化、多變化趨勢不斷加深。與此相適應，文化作為人類生活原貌的濃縮，是抽象化的人類生活，人類生活的豐富性、多樣性客觀上要求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同時，人們不同的文化需求也會在客觀上產生不同的文化形式;而且，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間的碰撞、交流、融合還會產生新的文化形式。這就導致了文化多樣化的必然結果。縱觀中國當前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風格和文化樣式異彩紛呈，多樣的文化畫面和文化氣息撲面而來，正統文化、先進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通俗文化、商業文化、時尚文化、另類文化、地域文化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這些多樣性的文化，相互交織、相互融合，體現了人們多樣化的觀念和多樣化的價值選擇。但是，從總體來看，這些不同的文化樣態并不是絕對沖突和互相抵觸的，它們內在品性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是在社會實踐中產生的，共同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統一性，是多樣化基礎上的統一，排除了多樣化就是對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人或利益群體在理想、信仰、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精神文化等多方面需求的不尊重，也就無所謂統一性。同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多樣化無時無刻不表現出文化的統一性，它們是人類文明演進的自然結果和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它們對于人類社會就如同生物多樣性對于生物界那樣必不可少。促進當代文化多樣性的發展，不僅是人類文化良性成長的自身要求，也是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重要基石。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統一性是通過其民族性和世界性而具體表現出來的，民族的必然是多樣的，而世界的即是統一的。世界的統一性存在于民族的多樣性之中，而民族的多樣性又包含著世界的統一性。我們常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反映的就是這種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辯證關系。這一原理告訴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絕不是要固守民族性，也不是全盤“西方化”，而是要把民族性和世界性統一起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中華多民族全體成員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創造、形成和發展的文化新形態，離開了文化的民族性，離開了民族文化的世代傳承和積累，也就沒有了文化的“認同依據”和“中國特色”，正如所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沒有靈魂，就會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3］。民族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生存之根，它賦予了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以頑強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并進一步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和昌盛。曾指出:“一個沒有文化底蘊的民族，一個不能不斷進行文化創新的民族，是很難發展的，也是很難自立于民族之林的。”［4］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本民族所獨創的不朽文化精神，離不開對民族傳統和文化遺產的繼承和發揚。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民族性又絕不是孤立的、封閉的、保守的和排除了一切外來文化的，相反它是在與世界不同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中，以彼之長補己之短，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的。事實上，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強，文化發展的全球化也不可避免。馬克思曾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5］馬克思這里的“文學”實質上就是指“文化”，也就是說，文化全球化或文化的世界性已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景觀和共同趨勢。在這種文化態勢下，各種文化通過平等交流和對話，一方面形成維護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一些基本文化價值，促進世界文化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在向世界文化的開放和交流中使其自身不斷得到修正、豐富、完善與發展。最后，文化的世界性并不是文化的“西方化”。雖然在文化的跨民族交往過程中，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之間的落差還存在，但隨著眾多亞文化群體的增多和新的文化平等對話機制的形成，西方單一文化中心地位正被逐漸消解，傳統意義上的文化“西方化”只是一場夢境而已。

作者：韓美群工作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

第三篇

一、相對圓滿的時期

這是先秦時期，即進入秦朝之前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基本特點是：社會對人的素質發展的要求相對來說比較圓滿，當然，這是一種較低水平的圓滿，這種圓滿不僅表現在人們對人的素質發展的價值追求上，而且表現在人的素質發展的廣泛現實上。這里舉三個例子。其一是西周時期的“六藝”體現的人的素質發展觀。“六藝”系指禮、樂、射、御、書、數這六門課程。禮、樂是“六藝”教育的主干，禮與樂互為表里、不可分割。樂在古代是藝術的總稱，其中包括音樂、舞蹈等多項表演藝術。射，是射箭的技術；御，是駕御戰車的技術，射和御是武士必備的技能。書，指識字和著文，在文字產生之初，識字教學之中往往還要傳授自然博物常識。數，是數術的簡稱，數的教學不僅有數學知識的傳授，而且還包括一些“技術性”知識的傳授，例如“數日”，即關于記日、記月、記年的方法，甚至八卦也屬于數教的范圍。“六藝”起源于原始社會，后來經過夏、商的發展，到西周時期而定型，達到完備的狀態，它體現出人的素質發展的圓滿性。其二是孔子的“成人”觀。孔子很注重“成人”，即成為一個合格的人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那么，“成人”應該具備哪些素質呢？下述話語體現了他的基本觀點：“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5］210不難看出，這種“成人”的觀點對人的素質發展的要求是比較圓滿、比較全面的，這對當時的素質文化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三是墨子的理想人格的素質標準。我國先秦時期的墨子，提出了理想人格的如下素質標準：“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6］50具體而言，墨子主張的理想人格的素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厚乎德行，具體包括兼愛正義、刻苦儉樸、守紀奉公等品質；二是辯乎言談，即能夠用最適當的語言表達最合理的思想；三是博乎道術，具體包括具備生產勞動工藝技巧、軍事防御守備技巧等。這樣的素質發展標準，體現了較為圓滿的素質，它在當時受到較廣泛的重視。在先秦時期，人們較普遍地強調追求人的相對圓滿的素質，這就形成了一種人類精神，并表現為各種相應的形式，因此也就形成了與之相應的素質文化。如何從人學角度來解讀先秦時期人們較普遍地追求人的相對圓滿的素質呢？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由于那時社會上層的控制性較弱，即并不是處于將一切注意力放在控制人這個方面，因此較多地以人為本，人性比較真實，這樣，能夠較多地關注人自身（而不過多地關注人的社會地位），而人自身首先是人的素質，既然較多地直接關注人的素質，就注重人的素質的圓滿。第二，由于那個時期并非把過多的努力放在社會控制上，因此在人類價值體系中，人的素質重于人的社會地位，人們將較多的追求放在人的素質上，這樣，人們較多地追求人的素質的圓滿。第三，在那個時期，由于社會分工尚未過于細化，單個人的生活較為完整，為適應人的較為完整的生活，人的素質也較為圓滿。

二、相對片面注重德性發展的時期

這是從秦漢到清朝末年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基本特點是：在較大的范圍內，社會對人的素質發展的要求相對來說比較片面，即基本上聚焦于人的德性的發展。這個重要特點既體現在人對素質發展的價值追求上，也較廣泛地體現在人的素質發展的現實上。這里舉幾個例子。其一是漢代的選士制度。漢代選拔人才使用察舉制，采用四項基本標準：“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復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可以看出，這四項標準的主要內涵是德和智，其中特別注重德，尤其是，雖然分為不同科目，但是任何一科都必須具備“孝弟廉公”這一條［7］134。漢代的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更強調，人的素質發展應該聚焦于德性，他強調，人致力于養性冶情以養成“以仁安人，以義正我”的君子［8］82。其二是宋學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朱熹把“明人倫”作為人格的基本內容，使受教者通過對以三綱五常為核心內容的人倫道德的認識和踐行，強調“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勉焉以盡其力”［9］13，成為自覺地遵循當時的“禮”的秩序的人，甚至養成圣賢人格———這種圣賢人格包括“孔顏樂處”和“圣賢氣象”兩個基本方面。他明確宣稱，倫理是本，技術是末，只要人們的倫理修養好了，自然會綱舉目張，甚至，他還強調，道義為重、死生為輕、衣食則更是微末之事，因此德性是唯一最重要的［10］409。其三是明代的文教政策。到了明代，在文化教育政策上，比以前各個時代都注重德性，而且在許多文教政策中，明確地宣稱德性是最重要的，才藝是其次的［11］385－392。其四是清代張之洞的重要主張。雖然到洋務運動時期，人們開始較多地注重科學技術，但總的來說，還是在人的素質發展上較片面地注重德性，這集中體現在張之洞的思想中。他在名著《勸學篇》中強調：“三綱為中國神圣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12］；“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圣人之所以為圣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實在于此”“天不變，道亦不變”［12］24－25；“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朝廷、衛社稷為第一義”［12］12。也許有人會問：從隋唐到清末，盛行科舉考試制度，這還能片面地注重德性嗎？其實，科舉考試滲透的主要也是道德思想，特別注重考察人的道德知識、道德意識、道德氣魄；尤其是到了明代中期，開始實行八股文，這就把文章的結構格式上的要求都固定下來了，因此更加集中于考察人的道德素質。怎樣從人學角度來解讀這個時期相對片面地注重德性的素質文化呢？這特別要注意如下幾點。第一，就人性來講，在這個時期，基本上是從德性角度來詮釋人性的，即從儒家的義理角度來詮釋人性，“性善論”尤其如此，認為只要關注了人的德性，就關注了人性，也就真正關注了人的素質發展。第二，在人的價值方面，這個時期，由于幾乎一切努力都放在維系等級化的社會秩序上，因此放在首位的是人的社會地位，而不是人本身，不是人自身的全面素質，即已經基本上不是完整的“以人為本”，而為了維系等級化的社會秩序，主要的是養成人們適應于等級化社會秩序的德性。第三，從人的生活來看，備受關注的生活是“統治”與“被統治”的生活，而且是一種固定化甚至凝固化的生活，適應這種生活要求的最重要的素質就是相應的德性。

三、追求全面發展但存在尖銳矛盾的時期

這是在中華民國成立到現在的時期，這個時期處于現代化歷程之中。這個時期的基本特點是：在社會期望上追求人的素質的全面發展，但存在尖銳的矛盾，這種追求在現實中的實現程度不高。追求人的素質全面發展的具體表現有多種，諸如德、智、體全面發展；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等，其中，最為普遍的表現為前面兩種。

（一）主觀上追求全面發展

近現代明確地追求人的素質的全面發展，在思想家們那里開始得較早。例如，追求德、智、體全面發展，可以說始于嚴復1895年的《原強》一文，當時他是提“智、德、力”三個方面，他的主張很快就流行起來，并演變為“德、智、體”三個方面。又如，追求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可以說始于王國維1906年的《論教育之宗旨》一文，他說：“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人之能力分為內外二者：一曰身體之能力，是曰精神之能力。發達其身體而萎縮其精神，或發達其精神而罷敝其身體，皆非所謂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與身體必不可不為調和之發達。而精神之中又分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對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備真美善之三德，欲達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備此三者。”［13］580不過，追求人的素質的全面發展真正較廣泛地滲入人類精神，成為一種文化價值，成為素質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大致始于中華民國建立之后。這里舉幾個例子。其一是追求德、智、體諸方面發展的例子：1．1915年7月公布，1916年10月修正的《國民學校令》提出：“國民學校施行國家根本教育，以注意兒童身心之發育，施以適當之陶冶，并授以國民道德之基礎及國民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識技能為宗旨。”［14］772．1942年的《小學課程標準第二次修訂經過》中強調：“國民教育小學部之課程，可分析為三大訓練：①道德的訓練；②身體的訓練；③知能的訓練。即小學整個教育之設施，應以德、體、智三大訓練為中心目標。”［14］1743．1982方針12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培養青年、少年、兒童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其二是追求德、智、體、美諸方面發展的幾個例子：1．1919年4月，教育調查會通過了“教育宗旨研究案”，該案明確提出“以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為宗旨。該“宗旨案”提出的健全人格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私德為立身之本，公德為服務社會國家之本；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識技能；第三，強健活潑之體格；第四，優美和樂之感情。顯而易見，這體現了將人格的基本內涵劃分為德、智、體、美四個方面的觀念。2．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如下的教育目標：“堅持全面發展。全面加強和改進德育、智育、體育、美育……促進德育、智育、體育、美育有機融合，提高學生綜合素質，使學生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以上例子在教育領域體現了追求全面發展的素質文化。

（二）存在尖銳矛盾

在這個時期，基本上并沒有實現人的素質的全面發展，而只在較小的范圍內實現了這個素質文化的理想。事實上，在較大范圍內，存在尖銳矛盾，這種尖銳矛盾最突出的情況有如下三種情況。其一是政治素質與其他素質矛盾，在個別時期內走向較片面注重政治素質。例如，國民黨統治時期開展“新生活運動”，對于人的素質發展的要求就有過度政治化的傾向，該運動提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德”，而其中特別關注“效忠”國民黨的“黨國”。又如，在“”時期，雖然對人的素質發展的要求強調“又紅又專”，但從根本上講還是相對片面地強調“紅”，強調“政治掛帥”。這兩個例子，都既表現在學校教育中，也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其二是知識素質與其他素質的矛盾，在較多的時期內走向片面注重知識素質。這種情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由于考試制度的實施，就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過，在1977年恢復高考后到現在變得日益嚴重。1977年以來，在片面追求升學率等傾向的影響之下，首先在學校教育中，然后在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人們更多地只注重知識素質，而相對忽視其他素質，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們的許多素質都較差，例如：道德素質較差———人們普遍認識到的“道德滑坡”就是道德素質差的表現；創造力素質較差———中國經濟結構過度地依賴國外的科學技術和創造設計、而中國自己只能“制造”或模仿的情況，其主要原因就是大多中國人的創造力素質較差；身體素質下降，對此人們也有較普遍的認識。在此情況之下，許多人產生了對國民素質的憂慮性的反思，較為流行的“國民性改造”就是一例。其三是專才與通才矛盾，在較多的時期內走向注重專才。本來，現代社會素質文化中主導性的價值追求是人的全面發展，這表現在人的才能上應該是追求“通才”，但在現實中，人們往往只追求在單個領域內獲得專長，成為“專才”，這實際上是一種片面發展。很長時間以來，“通才”實際上較少，而不像古希臘時期雅典城邦那樣存在大量的“通才”。

（三）人學解讀

如何從人學角度來解讀這個時期的素質文化發展呢？這特別要注重如下幾點。第一，從人性方面上講，一方面，人性在進化，其趨勢是逐漸傾向于發展較全面而圓滿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民族解放戰爭、政治斗爭和經濟落后于西方國家因而亟需追趕的現實，人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片面化，有時甚至走向異化。第二，從人的價值方面來講，一方面，人們日益追求人本身的價值，包括追求人自身的素質；另一方面，由于中國正處于追趕西方國家的時期，單個人的價值的自我實現尚不具備充足的條件，因此，在現實中，個人素質的價值、人的自由發展等受到的重視程度并不高。第三，從人的生活來看，由于現代社會中人的分工精細而較為固定，因此，雖然追求人的全面發展，但與精細而較固定的分工相適應，人的素質發展又相對片面化。

四、反思與前瞻

中國素質文化的發展歷程值得我們反思，我們應該在反思的基礎上前瞻，展望我國素質文化發展的應有走向。

（一）反思

中國人素質發展的歷史進程并不令人滿意，可以說，隨著社會歷史的迅速變遷，人的素質發展并沒有迅速提升，有時甚至存在下降的情況，許多人對此進行了批判，例如，張宏杰分析中國人的國民性演變時說：“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程如同直跌下來的三疊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15］雖然他的批判未必適當，但人的素質發展進程確實緩慢。那么，導致人的素質發展進程緩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這主要是素質文化發展緩慢。人的素質具有多方面的極端重要性，本來，隨著社會歷史的前進，人的素質發展水平應該迅速提升，人的素質應該日益全面均衡。然而，人是一種有能動性、自覺目的性的存在，人要致力于發展自己的素質，就需要有價值追求上的有力推動，而要有價值追求上的有力推動，就需要具備這個條件：人的素質發展成為一種強有力的文化價值。這就需要素質文化在整個文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需要大力發展素質文化。而在中國，長期以來，素質文化的發展是很緩慢的，在文化中一直處于核心地位的是利益文化，即以財富、權力、地位等為主導價值追求的文化［16］。

（二）前瞻

文化學者錢穆強調：“今天的中國問題……已是一個整個世界人類的文化問題。一切問題都從文化問題產生，也都該從文化問題來解決。”［17］1基于上述分析，解決中國人素質發展的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從以利益文化為整個文化的核心，走向以素質文化為整個文化的核心。首先一步是增強人們對人的素質發展的文化自覺，所謂文化自覺，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說法，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18］195。我們需要在此基礎上，從文化層面認識到素質發展對個人、國家和整個人類的極端重要性，認識到素質文化雖然一直存在但一直發展不夠，未來應該居于整個人類文化的核心，并致力于尋求素質文化建設的有效策略。馬克思曾強調“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19］594，未來社會的基本原則是“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20］649。這就把人的素質發展置于整個人類社會的核心位置。當前，我們需要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如何把人的素質發展置于整個社會的核心，素質文化置于整個人類文化的核心，大力而有效地發展素質文化。這是一個緊迫的文化問題，也是一個緊迫的人學問題。（本文來自于《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丁念金工作單位：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