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文化自信推動社會治理及當代價值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積極探索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路徑，并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治理效果。這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嫻熟地運用了各種政治、經濟等剛性措施，實現對邊區社會治理的有效策動，還充分利用了文化的教化、熏陶、涵養功能，強化文化建設，培養邊區民眾文化自信，探索出了一條由文化自信到行為自覺的社會治理模式。延安時期黨在文化領域對社會治理路徑、方法的有效探索，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治理效果，是延安時期社會治理的特點和亮點，也為和平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治理提供了寶貴經驗。目前學界對于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如何建立服務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層面，即以政府的服務與調節為核心的治理模式。這種研究強調了政治、經濟等硬性手段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的作用，突出了社會治理的政府主體性，忽視了作為治理對象的人的主體性，進而也忽視了文化所具有的推動治理對象自覺接近主體目的的功能。部分研究認為新時代提升文化自信與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文化治理密切相關，應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導地位，強化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提升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推進文化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創新[1]。延安時期的文化的自覺與自信所形成的文化合力是構建文化創造力以創新社會治理的前提[2]，同時文化治理融合文化自信思想進一步提升了政府社會治理能力[3]。在理論實踐的探索中文化自信可以解決文化與治理脫節的問題，更進一步地豐富社會治理的內容[4]。延安時期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堅持文化自信的基礎上重點從創建基層組織與改善落后社會風氣兩方面入手[5]，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文化手段推進社會治理[6]，潛移默化地改善了延安時期社會整體風貌，實現了社會治理的更深層次目標。報告把堅定文化自信與創新社會治理作為兩大部分集中闡釋，其深層的邏輯是，堅定文化自信是創新社會治理的本源及推動力。如何構建長效的社會治理機制，不能僅停留在政策的構建與執行方面，要更深層次地追求社會治理能力的本質來源。正確理解文化自信與社會治理之間的關系不僅是當前深入學習貫徹精神的需要，也是學界需要進行深入研究的課題。本文通過探究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治理與文化自信的關系，明確開展社會文化建設的必要性，運用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堅持文化自信之路的理論實踐，如“人民本位理論”“內源發展理論”等，提出創新當前社會治理模式以補齊當前治理短板，促進延安時期的歷史經驗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融合，使文化自信始終貫穿于整個社會治理過程中。

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展社會治理的原因

（一）延安時期社會治理的現實針對性。1.延安時期社會治理的歷史背景。政治方面，中國共產黨開展邊區建設之前，陜甘寧邊區尚未形成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政治生態環境。一方面，日本侵華勢力范圍正在我國逐步擴大，國民政府的妥協退讓進一步加深了我國的民族危機，邊區民眾對于國土相繼淪陷而國民政府毫無作為的事實感到失望與焦慮；另一方面，當地土匪、駐軍、地主相互勾結，肆意地剝削民眾、榨取民脂民膏，農民沒有土地但卻要支付高額的地租、苛捐雜稅、高利貸等，大量的普通民眾負債累累甚至因此死亡，當地人民極度缺乏安全感，這就急需中國共產黨這一不同以往的全新的革命力量掌握邊區政權，為邊區建設提供新的道路，開創全新的局面。社會文化方面，在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前當地的文化教育事業極度落后，基礎教育的覆蓋面極其狹小，全邊區的中小學僅有120處[7]。文盲占總人口的98%[8]327，當地識字的民眾屈指可數，知識分子幾乎為零。彌漫在當地的封建迷信思想、封建禮教嚴重地阻礙了民眾身心健康的發展及文化知識的傳播。由于民眾大多目不識丁且在愚昧的封建思想的迫害下麻木不仁、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地方教育的水平始終無法提高，守舊的民眾往往并不愿意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禮，對于民主政治的參與也產生了一定的抗拒。落后的教育水平與封建思想的長期存續兩種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新文化發展遲緩的問題始終無法從根源得到改善。同時，當地存在著相當一部分不務正業、不參與生產活動、敗壞社會風氣的“二流子”，這部分群體相互勾結，進行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嚴重影響了社會治安與農村的秩序。這些問題一方面嚴重危害著民眾的生產生活，使得當地群眾的生活極其困苦，另一方面也阻礙了社會的發展。經濟環境方面，中國共產黨開展邊區建設之前經濟發展動力已接近枯竭，邊區經濟凋敝、封建地主經濟的剝削、人口稀少及惡劣的自然環境等問題使得社會生產力低下、生產技術落后。地主階級壟斷了土地與大多的生產工具，農民只能在有限的條件下進行耕種，同時還要繳納高額的租金及各種苛捐雜稅。負擔過重的普通民眾絲毫沒有改善生產條件的能力，大多生產工具源于租用；同時依靠剝削農民獲取財富的地主也安于現狀，不愿意花費成本改善生產條件。上述兩種因素的制約，致使邊區生產力始終處于極為低下落后的水平，且發展緩慢。在苛捐雜稅、地主剝削、艱苦的自然環境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許多群眾為了發展生產，不得不接受利息的盤剝，最終導致破產，邊區經濟發展極為緩慢。2.黨的建設自身的問題。延安時期黨的建設面臨很多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問題，這為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通過文化自信建設解決自身問題并推動社會治理提供了內部動機。思想路線問題。十月革命后，中國共產黨在俄國與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并逐漸壯大，俄國的革命雖有很多值得借鑒的經驗，但在動蕩的社會環境與思想界極端思潮的影響下，黨內一部分人走上了思想僵化的誤區。長期的“唯書唯上”致使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與共產國際及蘇聯的指示淪為教條，黨內出現了嚴重的“左”傾與右傾錯誤思想，并長期陷于“左”和右的兩面漩渦之中。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不僅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還多次把黨的事業推向生死存亡的艱難境地。因此，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認真地糾正了之前所發生的錯誤，總結革命失敗的教訓，在進一步明確我國國情與革命實際的基礎上，尋找適合我國革命實際的道路，開展文化建設，走文化自信之路，整頓黨風，糾正黨內錯誤的思想，穩定了黨內秩序，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進一步結合。意識形態領導權問題。鴉片戰爭使中國的國門被強行打開，中國歷史發展進入了近代。中國近代史的進程，是帝國主義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最后取得勝利的兩個過程的交織。其間，始終伴隨著中西文化的不斷碰撞與融合。在這一段特殊的歷史背景中，對于社會指導性文化意識形態的選擇至關重要。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使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真切地意識到了領導權問題的重要性。認為，領導權不僅僅是體現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文化方面的領導也同等重要。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堅持走文化自信之路，堅持以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待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堅持新民主主義的方針與原則。在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充分吸收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高度尊重我國的歷史，同時也反對“文化保守主義”[9]，不簡單地以外來文化壓制取代本土文化，避免傳統文化的斷裂。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群眾為中心，堅持社會文化建設應汲取群眾的觀點與要求，通過社會文化的建設，推動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這一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眾文化在邊區的廣泛傳播，使延安時期文藝工作煥然一新，革命的前進方向更加明朗，同時也對新時期的社會文化建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展社會治理的理論基礎。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社會治理工作，是以馬克思主義社會治理思想為基礎，同時結合我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社會治理思想的偉大實踐。1.馬克思主義社會治理的思想。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治理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治理思想為基礎，首先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公平正義思想。馬克思的公平正義思想，蘊含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科學社會主義旨在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實現真正的公有制進而達到社會公平。其次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保障思想。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采用的社會保障政策僅僅是為了緩解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但是并未從根本上改變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削。馬克思對社會保障的設想是建立在共產主義社會消除階級對立，社會成員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等基礎上。對失去勞動能力社會成員及弱勢群體，需要從社會產品分配及再分配中扣除剩余價值中的一部分作為社保資金，以保障社會成員都能公平的在社會中發展。再次，吸收了按勞分配思想。馬克思主義提倡的收入分配的方式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按生產要素占有分配資產的方式，而是采用公平的按勞分配的收入分配方式，以勞動作為尺度來衡量一個人收入的標準，這就能從根源上避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第四，吸收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勞動就業的思想。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以利潤為唯一的勞動投資動力，馬克思主義勞動就業思想是在解決社會失業的前提下，以實現生產資料與勞動生產者真正的結合，使勞動者能在整體合力的安排下進行社會勞動，所有勞動者的勞動目標是一致的，都是按照整體性的計劃進行社會勞動。這種勞動就業思想就能很好地避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由于資本的過度積累而產生的勞動力溢出所導致的大面積失業。2.優秀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社會治理思想。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的傳承中，關于社會治理的思想在不斷地豐富、發展。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于陜甘寧地區的社會建設，在強調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指導作用的同時，不僅沒有丟棄中國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而是積極地汲取傳統優秀思想文化養分，推陳出新，通過實踐發展超越。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涵蓋了儒家經學、墨家思想、道家“自然觀”、古代兵學文化等多個方面，并取其精華運用到革命實踐之中。中華文化中關于“和諧”“人和”“民本”“禮”等思想內容對中國共產黨提升自身社會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首先，中國共產黨認為“和諧”思想對于建立和諧社會、縮減社會貧富差距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其次，認為傳統的“民本”思想中所提出興國安邦的前提就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以此緩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的穩定，這一思想對于陜甘寧邊區的建設仍然具有重要價值。再次，中國共產黨認同“禮”是中國古代國家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在社會治理實踐中，剔除了“禮”思想中的局限性，以“禮”規范社會秩序，通過對社會人際關系的規范、社會群體行為的約束以達到保障社會長治久安、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

二、在建構文化自信過程中推動社會治理的經驗

延安時期，以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立足于實際，放眼全國，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提出發展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統一戰線，匯聚優秀知識分子、文藝作品、理論研究，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思想的形成。這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下中國開始走向文化自信的起點，也是中國共產黨與國家始終堅持走文化自信道路、推進文化建設的必然性所在。（一）堅持“人民本位”的文化自信建設。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延安革命根據地作為當時中國革命圣地，吸引了眾多懷有救國熱情的文藝工作者。為救國救亡，他們創作了大量的文藝作品，出版多種文藝刊物，群眾文藝活動也開始蓬勃發展，群眾性寫作活動，也得到熱烈的響應。但當時取得的這些成就，還不能完全滿足廣大群眾的需要。來自城市的作家，不熟悉工農兵生活，不懂他們的語言，他們所運用的文學形式與工農兵群眾在藝術趣味和欣賞習慣上還存在隔閡，導致部分作品出現了脫離群眾的文藝傾向。此外，當時延安文藝界還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諸如應該首先努力表現根據地的新生活還是為“大后方”服務，怎樣處理歌頌根據地的光明面和批評其陰暗面的關系，怎樣對待文藝的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學習政治理論是否妨礙創作情緒等問題。因此，高度重視文化工作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群體，在1942年開展整風運動的同時也開展了文藝整風運動，親自找延安部分作家談話，了解情況，聽取意見。1942年5月，在延安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講話中，強調了“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首次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明確了文藝工作必須堅持“人民本位”，使文化為人民大眾服務，為政治服務。講話指出，文藝要從農民的角度出發，為普及提高農民使其沿著無產階級的方向前進，團結一起有利于抗戰的力量，使不符合廣大群眾斗爭要求的藝術成為符合廣大群眾斗爭要求的藝術，抵制宗派主義，從實際出發，明確在這個全新的由人民領導的革命根據地，文化知識分子也必須很好的與群眾結合，服務于群眾[10]。《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開始按照所指出的文藝方向深入生活和向民間藝術學習。在延安地區很快便形成了學習秧歌、研究秧歌、加工發展秧歌，并用秧歌的形式進行新的藝術創造的熱潮，不久便發展成為波及整個解放區的轟轟烈烈的新秧歌運動。由于藝術家的整理和創造，使秧歌從形式到內容都有了巨大的變化，以其嶄新的面貌出現。它在解放區作為宣傳群眾、鼓舞抗戰、開展大生產以及開展擁政愛民、擁軍優屬等活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秧歌深受人民喜愛，優秀劇目層出不窮。在《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產生之后，新秧歌劇以其突出的成果而獨放異彩。陜甘寧邊區的群眾秧歌運動，推動了專業戲劇工作。1945年，延安魯迅藝術劇院師生集體創作的歌劇《白毛女》在延安上演，反響巨大，標志著新秧歌劇改革的成功。傳統戲劇的改革也取得了成就。1943年延安平劇院上演《逼上梁山》轟動了延安城。稱贊這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8]323陜甘寧邊區欣欣向榮的巨變，被女作家丁玲寫入了散文《陜北風光》。作曲家呂驥創作了《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畢業上前線》，鄭律成的《延水謠》、馬可的《南泥灣》等歌曲則表現了抗日軍民戰斗生活的諸多側面。從抗戰開始之時起，大批作家藝術家匯集到當時的臨時軍事中心———武漢。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1938年4月在武漢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文協”是一個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組織。這一協會旨在為停止國內戰爭，建成統一戰線，將文化組織成功的轉化為中國的革命運動中的一支重要戰斗力量。它成立后，建立了全國作家通訊網，在延安、成都、昆明、香港等地建立了分會。延安這個黃土高原上的小城，此時也彰顯出了它在全國文藝界的重要地位。其他如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新哲學研究會、延安美術者工作協會、中華戲劇界抗敵協會邊區分會等也為促進邊區社會穩定發展、凝聚抗戰力量做出了很大貢獻。此外，邊區還在中國共產黨的集體領導下創辦了紅色文藝宣傳隊，通過各種各樣引人入勝且通俗易懂的方式使文化深入群眾內部，以此動員和啟發民眾的民族意識。蓬勃發展的文化藝術不但為當時文藝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也豐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提高了大眾的思想文化意識，為其后文化建設奠定了基礎。邊區文藝創作的蓬勃發展，推動社會治理同文化自信的進一步融合，社會治理也由權威化的單方面統治轉化轉換為制度化的公共權威，社會公共化程度提高，形成高度流動的社會治理系統。（二）“內源發展”與文化自信動態交融。針對于陜甘寧邊區文化教育事業“荒漠化”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在堅持文化自信的基礎上選擇了“內源發展”。依據亨利•明茨伯格的理論，落后地區的發展“需要重新回到內生式發展為主的路線上來”[11]。這種內生式發展,注重“以個體或群體方式獨立自主解決問題而帶來的自尊。而這種自尊，又是由立足于本土文化傳統、能夠獨立自主、并且找到適合自己的經營之道的組織培育出來的”。在教育方面，抗戰爆發不久，即提出了建立“國防教育”的口號。他要求“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務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廢棄。”1937年8月，中國共產黨制定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中教育綱領是：“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1938年又進一步提出“創設并擴大增強各種干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干部”，“廣泛發展民眾教育”[8]326。在八年抗戰期間，陜甘寧邊區依據自身的獨特條件（黨中央所在地），采取不同方式，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取得了重大成績。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原名抗日紅軍大學，其前身是1933年在江西中央根據地成立的紅軍大學，長征到陜北后建校于瓦窯堡，后遷到延安，是干部學校的典范。抗戰期間共培養20多萬名抗日軍政干部。陜北公學，1937年成立于延安，培養一般抗戰干部。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1938年成立于延安，以培養文藝干部為主。中國女子大學，1939年成立于延安，專門培養婦女干部。澤東青年干部學校，1940年由安吳青訓班發展而成，培養青年運動干部。延安大學，1941年成立，是一所比較全面的綜合性大學。此外還有中共中央黨校、民族學院、白求恩衛生學校等校。除了這些高等學校之外，陜甘寧邊區設立的中等學校也有不少。如魯迅師范學校、陜甘寧邊區中學、陜甘寧邊區醫藥專門學校、婦女職業學校等等。小學教育方面，邊區對貧苦兒童與軍烈屬子弟給予入學困難補助，小學教育得到迅速發展。社會教育分為識字組、識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學、民教館等六種形式。陜甘寧邊區不僅有從小學、中學到高等學校的一系列教育體系，而且在1939年創辦了更高層次的自然科學研究院，1940年9月1日改稱自然科學院。學院的科研和學術活動十分活躍。學員不僅幫助建起了西北制糖廠，還發現了著名的南泥灣“糧倉”。在新聞出版方面，盡管當時處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之下，陜甘寧邊區也不甘落后，充滿著文化自信。繼1938年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創辦第一張機關報《新華日報》后，1941年中共中央大型機關報《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它不僅在當時起過重要的作用，而且為新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培養了人才，積累了經驗。延安新華廣播電臺1940年12月建成并開始廣播。這是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出版方面，1938年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創辦了中國出版社。同年，在延安創辦了解放出版社，出版了《列寧選集》《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及、的一些論著。總之，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大力興辦教育與發展新聞出版事業，一方面以正確的革命理論體系武裝干部與群眾的頭腦，使革命信念深入人心，邊區群眾在個人的追求與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需要上形成了有機的統一，促進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另一方面，伴隨著基于“內源發展”的教育事業和新聞出版事業的不斷發展，中國共產黨又進一步增強了自己的文化自信，社會治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獲得了文化自信建設與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領域的雙贏。

三、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融社會治理于文化自信建設經驗的當代價值

中國共產黨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治理思想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明確了當時社會治理的方向，并且從中抽象概括出新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同時也轉變了黨的工作作風，抑制黨內官僚主義的滋生，進一步強化了黨和群眾的密切聯系。通過促進就業，解決群眾生活基本問題，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興辦學校消除文盲，大力投資教育事業，并將教育逐步引入勞動中去，使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當地的教育事業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為中國共產黨將陜甘寧邊區建設成為社會秩序穩定的革命根據地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文化基礎。這一具有跨時代意義的社會治理成果對于當前提升文化自信、強化大眾的文化認同感，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一）文化功能的事實印證價值。雖然“文化軟實力”已經成為極度流行的熱詞，但并不代表絕大多數民眾已經從內心認同文化對于社會建設、社會治理的強大作用。這種現象的產生基于兩個原因。首先，文化發揮作用的表現形式是潛移默化的，并不具有直觀性，也無法產生即時性效果。其次，很多人認為“富裕”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GDP的增長是最為顯著和直觀的政績，“唯GDP論”依然是相當多的黨員干部的社會治理思維的基點。因此，文化對社會治理潛移默化的功能雖然早已從學術理論的層面得到了證實，但在現實中忽視文化對于社會治理作用的人不在少數。文化自信推動社會治理的延安經驗用鑿鑿事實印證了文化的社會治理功能，對于糾偏“文化虛無論”“文化無用論”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第一，文化自信是推動社會治理能力提升的先決條件。為了提升邊區政府社會治理能力，中國共產黨以提升自身文化自信為先決條件。作為文化自信思想的先覺者，帶領著邊區政府與人民在相當艱苦的條件下，在不斷地實踐中，以革命文化建設積累社會治理經驗，并進行理論上的創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社會文化的建設即文化戰線的拓展要想取得大的進展，必須使黨內先進分子及文藝工作者在邊區社會治理的重大問題上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在這一時期，誕生了嶄新的文化力量———“新民主主義文化”。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思想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包含著我們獨特的民族性與歷史性，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的文化血脈中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的具體體現，同時也實現了延安時期社會治理真正意義上的革新。第二，社會治理是豐富文化自信的實踐保證。延安時期，以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堅持文化自信，在黨內整風的同時，將整風范圍逐漸擴展到文藝戰線層面，通過大眾文化知識普及與文藝表現形式的革新，形成了“新秧歌”等民間藝術形式，在釋放其自身活力的同時也反饋了著當時社會信息，使文化自信在社會治理實踐中得到進一步的豐富與發展。同時，中國共產黨立足“內源發展”，通過“紅色教育”的開展，一方面發揮了文化自信在社會治理方面獨特的治理功能，實現了社會價值的正面引導，構建了不完全依賴于政府作用的社會自主協調機制，發揮了大眾的自治功能，提升了大眾的民主參與度，進一步的將文化自信在社會文化的建設過程中上升到了實踐與自覺的高度，實現了文化自信與社會治理的良性互動。（二）新時代延安經驗的價值。第一，發展性價值。明確文化自信始終是黨和政府在中西方意識形態較量中提升建設文化強國能力的基礎與前提。在延安時期以前，中國由于主權的淪喪、西方文化的沖擊逐漸喪失了民族文化自信，雖不斷地進行民族救亡嘗試，但這一過程僅僅只是中國的民族志士借鑒西方成功思想經驗，而這樣的照搬經驗最終導致了黨內嚴重的“左”傾錯誤。到延安時期，清楚地認識到社會治理應當實事求是，并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同我國實際國情相結合，形成了一套適于我國國情的革命思想體系，重新找回了我黨的文化自信，使得延安時期成為中國走向文化自信的邏輯起點，推進了革命的進一步發展。而當前在新的發展時期，我國民眾的文化自信已經得到了相應的提升，許多弘揚本國文化的優秀作品層出不窮，但面對不斷發展的經濟與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崇洋媚外、低俗等現象依然存在，這對于我國政府開展工作，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也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因此黨和政府應當引導群眾與文藝工作者，堅守文化自信道路，創造能夠強國為民，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的優秀文化，使大眾與政府都明確文化自信是推動建設文化強國的基礎與前提，始終堅定不移的走文化自信發展道路，提升我國優秀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進一步融合，不忘初心，堅定建設與發展的信念不斷前行。第二，傳承性價值。堅守延安時期紅色先進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使其更進一步作用于政府推進文化強國能力。延安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知識分子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所形成的具有強烈民主色彩的優秀文化，它源于大眾最終服務于大眾，也通過自身強大的磁場吸引著一批又一批渴望獻身革命的先進知識分子參與到邊區社會建設的隊伍中去。紅色先進文化具有極強的感召力，在國家最艱難的階段激勵了人民，點燃了群眾勝利的希望。而這一先進的紅色文化對于當前社會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問題的解決至關重要，黨和政府要鞏固自身的在思想文化陣地的領導地位必須堅守文化自信，首先成立紅色文化研究基地，從充實理論性研究的基礎上開發紅色先進文化資源，鼓勵申報相關紅色課題項目，充分發揮高等院校的人才資源優勢；在充分研究理論的基礎上擴展大眾參與紅色先進文化建設，豐富對紅色先進文化的推廣和應用方式，在充分反映民族特性的前提下以適于大眾接受的方式積極地傳承同時創新發展延安紅色文化，如建立紅色教育基地、紅色體驗旅游等，搶占意識形態領域新高地，不遺忘傳統，使延安紅色先進文化以新的形態、新的方式滲透進中國社會治理與國家建設的方方面面。第三，引導性價值。以文化自信引領黨和政府化解當代多元價值與社會主導價值的沖突與矛盾，凝聚社會共識。中國自延安時期至今，為了融入全球化的經濟發展趨勢，應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發展形勢，政治、經濟的客觀政策幾經變化。中國經歷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折，也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性轉變。而目前開放的國內環境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家各種社會價值的沖擊，多元的價值與我國社會主導價值間的沖突凸現。要解決這一沖突，確保核心價值體系的主導地位，就必須堅守紅色傳統文化[12]，更廣泛有效的在社會中傳播當代優秀文化，發揮主流思想文化對人民大眾正確價值觀的引導力與號召力，使中國能在應對多元文化價值沖擊的形勢下發展中國力量，以文化自信參與到全球文明秩序的重建中去。同時延安時期在中國共產黨不斷實現社會治理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以馬克思主義社會治理思想為基礎，指導建構優秀紅色革命文化，這一過程始終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以其強大的文化感召力與引導力指引著延安時期民眾走向抗戰的勝利，使反帝反封建這一重大的歷史革命性任務被大眾廣泛接受并達成共識。在新時期，我國的社會治理與文化自信發展已經走入了一個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依然作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為人類進步事業貢獻智慧和力量的政黨，是大眾擁戴和信任的執政黨。在黨的指引下，只有凝聚社會共識增強社會文化的認同感[13]，才能更好的堅持文化自信，發揚主流精神，建設穩定的社會，實現中國夢。

四、結語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結合實際創造性的將社會治理同文化領域的發展相結合，走出了一條不同于以往的文化自信之路。在新時期，建設新的社會治理體系依舊不能脫離傳統，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所構建的新政治生態環境是在走文化自信之路的前提下生成的，文化與政治的多元共治與交融互補能夠為社會信息的反饋與社會政策的改革創造良性條件。我們應當以史為鑒，借鑒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社會文化建設的基本經驗與教訓，利用前人留給我們的寶貴的歷史資源服務當下，以文化思想的引導為主要的手段，發揮黨和政府的凝聚力與領導力，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穩步前進。黨和政府在創新社會治理過程中要明確其政策執行力的提升與文化自信的關系，要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治理思想的基礎上推動創新，探索通過文化自信提升中國共產黨社會治理能力的新路徑，以實現更深層次的發展。

作者:李沛楠 單位:延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