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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開發西部,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它引起了各級政府、專家學者以及國內外投資者的廣泛重視和興趣。本文主要就金融如何支持西部開發問題談點粗淺看法。

一、開發西部的戰略原則

1、重點開發與綜合統籌相結合。對于開發西部的戰略安排,目前專家學者見仁見智,但一般都主張將重點放在江河綜合治理、環境保護、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等方面。應該說,這些主張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是開發西部必須重點考慮的。但持這些觀點的學者也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分析問題,缺乏統籌性。筆者認為,開發西部應進行系統規劃。

首先,在時間安排上應分階段進行。自80年代初開始,在特區理論和“梯級理論”兩個重要理論的支持下,我們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開發了東部。由于良好的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伴隨著國內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全球經濟的復蘇及較長時期的繁榮,東部地區的經濟從開發到成熟只用了二十年時間。相比而言,西部地區基礎設施落后,自然條件嚴酷,因而開發所需時間可能不會短于東部地區,也就是說不會短于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對于這二十年時間的安排,我們考慮至少應該用大約五年左右的時間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交通、通訊、生態以及環保等建設;接著再用大約五年左右的時間進行資源開發,主要是資源本身的開發,同時做好生態與環保工作;然后用五年到十年的時間發展西部地區的加工工業,這種加工工業必須以西部的資源為依托,以提高產業關聯度為基礎。當然,這三個階段開發的內容雖然各有重點,但也不能截然分開。

其次,西部開發必須走綜合規劃、綜合開發之路。在中央提出開發西部的戰略構想后,西部各省區都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列出了諸多開發項目。但冷靜觀察就會發現,在熱情的背后卻缺乏一個開發的整體構想和綜合規劃。而這正是目前西部開發中最需要的。之所以如此考慮,理由在于,一是考慮到該地區發展的可持續性。在人們的意識中,西部地區蘊藏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原材料,開發西部就是將這些能源、原材料開發出來,源源不斷地輸向中東部地區。如果按這種認識和思路開發西部,一旦將來西部地區的資源枯竭,這一地區經濟的發展將面臨無法估計的困難。前蘇聯巴庫石油城的盛衰過程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二是考慮到戰略大循環因素。從戰略循環講,將來東部地區應該、也必定率先溶入國際大循環,即走兩頭在外的路(這一跡象已現端倪),至少部分依賴于外部,而廣大的西部地區則更容易走一頭在外之路。這樣,西部地區就不能只作為中東部地區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而開發,必須從長遠著想,做好開發前的綜合發展規劃,走綜合開發和可持續發展之路。

2、區域開發與整體帶動相結合。對于開發西部的主張,許多人認為不過是開發完東部后的又一區域開發戰略,其最大的受益者是西部諸省區,所以,他們對西部開發不報什么熱情。其實,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v觀二十年的經濟發展,我國經濟增長主要經歷了兩個大的周期,第一個周期的復蘇期開始于1982年,第二個周期的復蘇期開始于1991年,每個周期大約10年左右時間。如果純粹從時間輪回過程分析這種周期,可以看出我國經濟的周期波動大約十年左右時間為一個周期。按這種時間周期分析,我國宏觀經濟在經過90年代末的幾年衰退后,應該在2001—2003年出現一個新的復蘇,開始一個新的周期。進一步講,以往兩個復蘇,都與當時國家宏觀經濟戰略中的兩次大規模開發有直接關系。眾所周知,80年代初我國實施了以開發深圳為龍頭的特區開發計劃,這是整個80年代經濟增長的基礎;90年代初國家又實施了海南開發(后來擱淺)與上海浦東開發計劃,這次開發(尤其是上海開發)成了整個90年代全國經濟繁榮的基點。因此,在宏觀經濟增長中除了常規增長的部分外,國家實施地區開發則是宏觀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初始推動力。

不過,前兩次開發說到底還只是一種“點”式開發,形成的也不過是一種增長點。與此不同,西部開發涉及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以及新疆等省(區),形成了一條面對中東部地區的弧線或稱為弓型線,該線極易輻射成面,從而成為面的開發。同時西部開發在難度、輻射面、投資量、縱深度等方面都遠非東部開發所能比,國家在過去20年中一直未走這步棋,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在時間上和力度上均會大于以往兩次。從這個意義上講,西部開發不但是西部地區的事,更是全國的事。退而言之,根據“短邊理論”,盡管短邊所占比重小,但它會影響整體達到最高水平。西部地區占國土面積廣,人口雖然相對較少,但貧困人口占比高,如果現在不開發西部地區,使西部地區經濟有一個迅速發展并在20年左右的時間內趕上東部地區,那么要在21世紀實現全國宏觀戰略目標,不但可能性不大,而且還會因為地區差異過大而導致整個西部地區的不穩定,以致使全國穩定的政治環境遭到破壞,全國的經濟發展也將受到干擾,甚至完全破壞。從這層意義上說,西部開發也不僅是西部地區自身的事,而且是全國的事。

3、政府干預與市場配置相結合。縱觀國內外對相對落后地區的開發史,其形式和措施各有不同。美國開發西部時,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投資者在西部每開墾一英畝土地,政府只收取1.25美元的象征性費用,然后承認開墾者對土地的所有權。在這種開發模式下,開發缺乏規劃性和整體性,投資者只從自身利益出發,對土地進行了掠奪式開發,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和破壞。

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五”時期,我國主要從軍事戰略利益出發,也對西部地區進行了開發。但這種開發是在中央計劃經濟模式下進行的,在開發中,一方面是中央加大直接投資,另一方面則由中央號召各地無償提供人財物。中央加大對該地區的投資,應該說是符合投資規劃要求的;而各地在西部所進行的所謂投資,卻是靠行政命令進行的,甚至違背了投資者的意愿。因而,盡管這一時期的投資對我國西部地區近半個世紀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也不能說這是一種成功的運作方式,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這種投資運作方式必然走向失敗。另一方面,在這次開發中,中央政府采取了“鉗入式”投資模式,所形成的項目缺乏與當地經濟的產業聯系,形成了“飛地”經濟,導致廣大的西部地區長期難以統一的“二元經濟結構”。

改革開放以后的90年代初,我國對海南省也進行了開發,雖然當時我們已有了開發深圳的經驗,但還是采取了一種近乎自由化的開發模式,一哄而上,沒有體現出海南特色,卻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類似美國西部開發時的混亂。

今天重開開發西部之戰,我們已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也積累了一定的管理市場的經驗,因此,不能再采取前面幾種模式,而應該體現新體制下市場機制對社會資源的配置作用。現市場經濟,是政府干預下市場對資源進行配置的機制,既不完全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也不是中央行政命令型的計劃經濟。在西部開發中所謂體現市場經濟的特點,就是既要運用市場進行社會資源的配置,又不能放棄政府對開發的規劃和干預。具體來講,首先,如前文所述,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須對整個開發進行總體規劃,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拋開可持續發展談開發西部;其次,除了政府的財政投資外,其他投資基本上都應實行有償投資,要尊重和保護投資者的權益;再次,中央政府對西部的投資應結合西部地區產業特征,并加強新投資與原有基礎之間的產業聯系,對民間投資進行產業規劃指導,甚至在必要時對部分不符合產業發展要求的投資堅決采取拒入的強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