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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法官釋明規則是各國普遍重視的一項重要民事訴訟制度，其目的在于保證并促使當事人處于平等地位開展訴訟。一方面法官有必要適用釋明權實施程序控制，另一方面過度釋明會破壞司法中立。因而，法官釋明權的行使必須在程序控制與司法中立之間尋找平衡點。只有一定限度內的依法釋明行為才是合理的，這個限度就是“保證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因此，構建法官釋明權制度要遵循相應的原則、規定明確的限度并完善監督制約機制，使法官釋明制度真正促進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

關鍵詞：法官釋明權程序控制司法中立

在民事訴訟過程中，把握程序控制與司法中立的平衡是在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和提高民事訴訟效率的必要條件。當前，作為法院職權行為的法官釋明權制度，在大陸法系國家正在逐步完善或重新引起重視，英美法系主要國家也引入了這項制度。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使健全和完善法官釋明權制度成為當務之急，其中把握程序控制與司法中立的平衡又是立法思路和司法實踐的核心。

一、兩大法系國家的法官釋明權及其法律屬性

釋明權又稱為釋明權、闡釋權，源于德語“Aufklarungsreckt”。釋明權是法官專有的一項職權，是指在民事訴訟當事人的主張或陳述的意見不明確、不充分、不恰當、或提供的證據不夠充分而誤認為自己證據足夠充分時，由法官行使的對當事人進行發問、提醒或啟發，引導當事人澄清問題、補充完整、排除與法律意義上的爭議無關的事實或證據的職權。法官釋明權的基礎是法院專有的對民事訴訟的程序控制和指揮職權，價值在于保證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法官釋明權與大陸法系國家的職權主義模式緊密聯系，最早出現于德國的民事訴訟法；近幾年英美法系主要國家也引入了法官釋明制度。盡管各國法官釋明制度的價值取向不同，但均與法官必須在恪守司法中立原則的前提下，嚴格掌握訴訟程序指揮控制權的適度性密切聯系。

法官釋明權是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的用語。在19世紀的德國，理論界普遍認為民事訴訟并不僅僅是當事人私人之間的事務，在交給法院裁判后也具有公共事務的性質，法官有責任保證當事人主導原則的充分發揮，以推動程序展開.當今德國的民事訴訟法（即1999年修改后）第139條第1項規定了法官的釋明義務：審判長應當使當事人就一切重要事實作充分說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請，特別在對所提事實說明不夠時要加以補充，還要表明證據方法。在必要時，審判長應與當事人共同從事實和法律兩方面對事實關系和法律關系進行闡明并且發問。法國民事訴訟法第442條還規定了法官闡明的內容。自50年代后期起，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明確規定法官在必要時應當行使釋明權.我國民事訴訟制度也規定了法官釋明權規則。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頒行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條是法官對當事人舉證的闡明，第8條第2款是法院對當事人自認的闡明，第35條是法院對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的闡明。這部司法解釋雖未提出法官釋明權概念，但初步構建了法官釋明的基本訴訟制度。民事訴訟法也有相關規定，如法院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的條款等。

法官行使釋明權是為了保證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依職權所采取的一項程序管理和控制措施。在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活動中，法官扮演的是“指揮官”角色，具有對訴訟程序的一定控制權力，處于積極主動的地位。法官釋明權制度體現了這種訴訟模式的特點，即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預當事人享有的訴訟權利義務。尤其在市場經濟不是很發達的國家，在不推行律師強行制的條件下，當事人往往是自己在法庭上維護權利，這就產生了當事人之間訴訟能力差異和當事人與法官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當事人雙方之間的地位、身份、職業及專業知識背景的差異，可能影響到他們訴訟權利的發揮，進而決定訴訟的勝敗。當事人可能會將自己了解的案情及與之相關的前因后果和盤托出并提供相應資料，而法院所審查的只是具有法律意義上并且與本案相關的事實與證據，兩者之間可能發生錯位。因而由于法官與當事人之間法律背景的懸殊，使得法官釋明權的存在有一定必要。為避免當事人因弱勢地位而不利于維權和出于提高訴訟效率的目的，法律賦予法官一定的釋明權，以促使當事人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陳述事實和提供證據，減少不必要的“濫訴”。這就是法官釋明權產生的原因。可見，大陸法系國家法官釋明權制度的價值取向側重于維護當事人之間訴訟權利的平等性。

英美法系主要國家也引進了法官釋明權制度。在采取當事人主義、法官必須嚴格被動地恪守司法中立原則的英美法系國家，原本是不應當出現法官干預當事人訴訟現象的。但長期的審判實踐使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和學者都認識到，絕對的、不摻任何干預的當事人主義會帶來“訴訟冗長和浪費司法資源”、“過分注重形式而忽略實體正義”等問題。由于訴訟程序的不斷改革，英美法系主要國家受大陸法系的影響，在訴訟過程中強化了法官的程序管理和控制職能。這些國家的法官釋明權主要體現在審前程序。如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規則》第16條第3款規定：在審前會議中，法院可以采取相應的行為商議下列問題：（1）爭點的明確和簡化，包括無根據的請求或答辯的排除；（2）補正訴答書狀的必要性與妥當性等，即在審前程序中，法官可以通過一定的行為控制程序。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釋明權是當事人主義的一種例外，也可以說是對其的恰當補充，目的在于減少當事人辯論主義之弊端，發揮法官主持審判之作用。可見，英美法系國家法官釋明權制度的價值取向側重于提高司法效率。

圍繞法官釋明權的法律性質，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存在諸多觀點：一是權利論。在德國早期，法官釋明被認為是一種權利，因此出現了“釋明權”術語，現在也有學者認為釋明權是法官的訴訟指揮權.二是義務論。有學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法官釋明權使用了“應當”一詞，即法官“必須”為說明和告知行為。因而從實質意義上說，釋明是法官的義務.三是權利兼義務論。這是目前最廣泛的觀點。大多數學者都贊成釋明既是法官的權利，又是法官的義務。即從法院職權的角度來看，釋明是法官干預訴訟的權利；從保護當事人訴訟法利益的角度來看，釋明又是法官的義務。四是轉化論。日本學者谷口安平認為，法官釋明在某一程度內是義務，在該程序之上就轉化為權利，而再超過一定限度，將變成違法（違反辯論原則）。五是權力兼權利、義務論。有學者認為，法官的闡明既是權力、又是職責，既是權利、又是義務，法官不能也無權隨意放棄，違反職責或不作為都可能導致上訴時的審查和校正.當今大多數國家的立法都逐漸偏重法官義務，強調法官應當為適度的釋明行為，以保護當事人訴訟利益和提高司法效率。

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即釋明權即是法官的權利又是法官的義務，但準確來說，應當是法官的職權。因為權利一般具有私權性質，而法官釋明權屬于國家司法公權且由國家法律賦予，它與國家行政職權類似。法官自己是沒有權力放棄、變更和處分釋明權的，否則就是失職或瀆職且應當承擔發回重審、再審改判、錯案追究等相應的法律后果。從不同角度分析，法官釋明權的行使范圍包括審前階段、庭審階段、二審階段和再審階段等民事訴訟程序的各個不同環節，審前階段要求圍繞舉證及法律后果進行釋明、或就爭議焦點進行舉證等問題釋明；庭審階段要求圍繞提出或變更訴訟請求、質證或辯論中主張觀點等問題進行釋明；二審階段要求圍繞上訴請求、新證據的提出等問題進行釋明；再審階段要求圍繞申訴請求、新證據的提出等問題進行釋明。釋明方式包括書面或口頭方式的發問、告知、說明和提醒等；釋明內容包括對當事人舉證的釋明、對法律概念的釋明、對當事人訴訟請求的釋明、對當事人訴訟行為的釋明、除去不當行為的釋明等，這些均屬于法官在審判民事案件過程中應當履行、而不能過度履行、怠于履行或放棄履行的職責。可見，釋明權是法官代表國家行使的對訴訟程序的指揮和控制權，它即是代表國家行使的審判權，也是依法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的法定義務。與國家利益密切聯系的是提高司法效率，與當事人利益密切聯系的是促進訴訟權利平等，兩種利益平衡所體現的是司法活動的社會效益，為法官從事審判活動的一項法定職責。

二、現行民事訴訟結構下法官釋明權的適度行使

法官釋明權制度與保持法官審判活動的中立地位密切聯系。司法中立是現代司法理念的重要內容，保持司法中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必要條件。法官釋明制度的價值在于維護當事人訴訟地位的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為在當前社會文化和社會經濟條件下有效實行程序控制和指揮、以保證訴訟活動高效順利進行之必需，但法官過度或濫用釋明權將扭曲司法中立，進而危害司法公正。因此，必須嚴格把握程序控制與司法中立的平衡度。

我國近十年的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以往的超職權主義做法。如果對當前的民事訴訟結構中當事人與法官之間的相對關系作出評估的話，它是在整體上屬于職權主義色彩的、但已具有了當事人主義的若干特性的結構式樣.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事訴訟的觀念和基本原理，審判方式改革正朝著適當弱化法官職權、理順法官與當事人的關系、在二者之間構筑具有分權制約的訴訟機制和程序結構的目標邁進.然而，在削弱法官職權和強化當事人權利的過程中，理論與實踐面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1）當事人訴訟行為的盲目性。在司法實踐中，大量的民事案件都是由當事人自己出庭起訴、應訴和舉證的。當事人法律知識相對欠缺，往往以自己認為的事實和證據進行告訴和答辯，在法庭上不能圍繞爭議焦點開展辯論，造成訴訟拖延和司法資源的浪費，直接影響司法效率。（2）當事人實現權利的依賴性。尤其在一些邊遠地區和貧困地區，許多人文化水平低，這些弱勢訴訟群體不知如何維護自身合法享有的訴訟權利，不知道也很難理解法律規定。同時，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律師數量較少、當事人聘請律師的經濟能力相對較低的社會現狀，使我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能實現律師強制制。當事人只能依賴法官的適度干預才能實現自己程序意義上的平等訴訟權利。（3）當事人訴訟能力的失衡性。從某種角度上來講，當事人的經濟實力直接制約著其訴訟能力。在許多情形下，當事人的訴訟地位實質上從一開始就不平等，尤其是個人與單位之間的訴訟。無力聘請律師的個人一方一般處于弱勢地位，而單位一般由法律顧問訴訟和參加開庭，雙方的法律知識水平和訴訟能力懸殊。若法官完全放任當事人自由舉證、質證和辯論，弱勢一方勝訴的可能性極小，使雙方當事人處于事實上的訴訟不平等地位。

可見，在我國社會文化和經濟背景仍不具備完全實行當事人主義模式的條件下，現行司法體制中的當事人仍然要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法官和執法者。如果法官完全放開對訴訟程序的控制和干預，那么當事人將無所適從，盲目訴訟和對判決的疑惑只會導致當事人上訴、上訪案件的增多和公民對人民法院的不信任，造成訴訟重復和不公。因此，規范法官釋明權的適度行使，把法官的更多工作職權引向訴訟指揮上來是改革的應有之意，以法官釋明權對訴訟程序的控制和對當事人訴訟行為的干預也就成為必需。

同時，法官釋明制度直接引導司法效率的良性提升。經濟學對效率的經典定義是指“這樣一種狀態，當任何偏離該狀態的方案都不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損.”司法效率以訴訟經濟為價值取向，充分體現訴訟程序的及時性和終結性。程序控制除了具有保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趨于平等狀態的功能以外，它還可以“防止程序被不合理地持續或過分急速，進而使相關利益長期處于不確定狀態或無法達到理性要求.”法官可以通過對實體上某些問題的依法闡釋，使當事人明白自己的何種權益受到侵犯、需要提出什么訴訟請求、舉出何種證據才能證明等，從而避免當事人漫無邊際地糾纏是非，有效節約人力、物力和時間，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北京市一中院規范法官適度行使釋明權就取得了明顯效果。當事人說：“我不懂法律知識，法官在辦案過程中主動給我講解法律規定……，我心服口服，關鍵是這場官司我打得清楚明白。”自建立法官釋明制度后，該院民事案件的撤訴率和調解率不斷上升，大大提高了司法效率.也使司法效率與當事人平等訴訟等綜合因素產生了源于程序的適度控制并表現為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功能的社會效益。

但是，法官釋明權并不能無限制地濫用，過度行使的法官釋明權將扭曲其在審判活動中的中立性。司法中立是司法公正的關鍵要素之一，司法中立具體體現為法官中立。其目的是為了保證雙方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實現司法公正；其實質是要求法官以公平之心對待訴訟案件，即從事審判活動的法官必須是與各方當事人都無牽連關系的第三人且法官在對當事人之間必須保持超然的態度；其內容體現為回避制度，即法官不能私自會見當事人、不得對當事人發表案件的看法、不得向當事人透露司法秘密、不得接受當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請客送禮等等。在指揮、控制訴訟程序過程中，如果法官對某一方當事人的指導實施過度的釋明，可能會有意或無意地傾向于一方當事人，造成幫助或偏袒一方當事人的現象，從而影響司法者的中立形象。如果法官是無意的，可能使另一方當事人覺得不公正；如果法官是有意的，就涉及到他的廉潔問題了。因此，法官釋明權的適用不能超過必要的限度，超過即構成違法。

因此，健全完善法官釋明權制度的關鍵在于實現程序控制與司法中立的平衡。程序控制的最終目的側重于提高司法效率，司法中立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司法公正。公正與效率都是法律追求的價值目標，且兩者是對立統一體，不可偏廢。片面追求效率會喪失司法意義，片面追求公正不符合社會現實，只有兼顧公正和效率才是最佳的選擇，其中公正又占有更重要地位。法官釋明權的本質在于程序控制，以促進當事人之間的訴訟地位趨于平等。具體來說：一是法官要使當事人明確自己的訴訟請求并恰當地提供證據，保證當事人對訴訟過程的參與權利不會因法律知識的欠缺而喪失；二是使雙方當事人圍繞案件爭議焦點舉證、質證和辯論，使庭審具有法律意義且節約訴訟時間。同時，適當的法官釋明有助于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正，而過度的法官釋明不僅違反程序意義上的司法中立原則，也違反實體意義上的公正原則。因此，法官必須保持中立的態度，禁止過度行使釋明權。釋明權的適用必須在程序控制和司法中立之間尋找一個恰當的平衡點，使釋明權既達到程序控制的目的，又實現司法中立的目標即司法公正。

可見，法官釋明權的適度性是保證程序控制與司法中立平衡的核心問題。筆者認為，應當把握程序控制與司法中立的平衡點，也即對法官釋明權“適度行使”的標準應當定位于“保持當事人的平等訴訟地位”。建立法官釋明權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促使雙方當事人在處于事實上平等地位的基礎上展開訴訟，那么程序控制與司法中立平衡的基本限度標準就是“保證當事人的平等訴訟地位”。因為“保證當事人的平等訴訟地位”符合法官釋明權制度的立法精神，也符合司法中立的內涵，與司法中立原則保持了內在統一。因此，在“保證當事人的平等訴訟地位”目標下，對法官適度釋明的具體要求：一是并非對所有民事訴訟案件都必須由法官行使釋明權，而是只有在當事人訴訟地位處于事實上的不平等狀況時，法官才可通過行使釋明權進行調整。二是即使出于提高訴訟效率的目的而必須行使釋明權，法官也應當時刻注重自己的言行舉止且恪守中立準則，不能通過釋明權使一方勝訴幾率偏高，也不能強行推動訴訟程序快速進行。三是法官釋明權的適用對雙方當事人來說是平等的，不得對應當適用釋明權的當事人而怠于適用，也不得對不應適用釋明權的當事人而積極適用。

三、對健全完善我國法官釋明權制度的構想和建議

我國應當繼續義無反顧地朝著建立具有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的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事訴訟的方向深化改革，理順當事人和法官之間的分權和制約關系，建立起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以陳述的方法來確定爭執的事實、以明確當事人證明的對象和法官認定事實范圍、由當事人決定和左右訴訟后果的訴訟機理.法官釋明權制度的價值在于實現程序控制與司法中立的平衡，依法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提高司法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官釋明權與司法中立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為在我國目前社會文化和經濟條件下健全完善民事訴訟制度所必需。對于享有相當自由裁量權的法官而言，釋明權的正確適用不僅要靠其本人的良心、道德和專業素質，而且應當從立法和司法解釋上進行規范。筆者認為，為實現程序控制與司法中立之平衡，進而達到提高司法效率和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的目的，對法官釋明權制度應當從三個方面進行規范和完善：

（一）行使釋明權應當遵守的原則：一是保持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的原則。法官必須在保持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的基礎上行使釋明權。法官對當事人訴訟請求和舉證的闡明都是為使當事人更好地參與訴訟和行使訴訟權利，對雙方當事人都可以適用。二是尊重當事人處分權利原則。法官釋明權的適用只是程序控制的需要，并不是通過干預訴訟而影響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在闡明有關事項后，只能由當事人在了解相關法律的基礎上作出自己的判斷和決定，當事人擁有充分、完全的對自己實體和訴訟權利的處分自由。三是釋明法定原則。法官行使釋明權應有法律依據，行使釋明權的階段、范圍、方式都必須遵循相關的法律規定。將法官釋明的權利義務及其行為規則納入法律或司法解釋的規范中來。四是司法效率原則。法官行使釋明權也是為了避免當事人拖延訴訟，將法庭辯論定位于法律意義上的對爭議焦點的辯論。

（二）規定法官行使釋明權的限度。有的學者認為，闡明發揮作用的邊線也只能從其與辯論原則的關系中劃定，闡明的行使應當以不至于損及辯論原則在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機制中的正常存在和保證其恰當發揮“決定、形成審理對象”的作用為限.筆者認為，法官釋明權的行使限度既然定位于“保持當事人的平等訴訟地位”，那么這種限度就應當在不損害當事人處分自由權利的前提下，包括對當事人正當的、或不正當的訴訟行為及其法律后果的指導、發問、提示、告知等表現為作為或不作為等形式的廣泛釋明事項。一是應當規定必須行使釋明權的情形。特別是對不為釋明行為可能損害當事人合法訴訟利益的情形，明確規定此時法官不行使釋明權即為失職。如在雙方力量懸殊時所作的釋明、對自認的釋明、舉證要求和舉證失權后果的釋明等。二是界定法官行使釋明權的范圍并作為法官行使該權能的依據，如法律規定的訴訟風險提示、變更訴請求提示、補充舉證提示等。三是規定釋明超過必要限度的責任，制約法官無限制地釋明.當然，立法不可能窮盡所有行使釋明權的情形，在司法實踐中也需要法官依原則性規定予以裁量之，并作為對法律規定的有效補充。但對違反司法中立原則、構成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偏袒一方當事人的違法釋明行為，法官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三）賦予當事人對違法釋明的異議權。通過立法賦予當事人對法官過度釋明行為且損害自己訴訟權利的法定救濟途經，即當事人有權對法官違法釋明行為提出異議。與英美法系一方當事人就對方訴訟行為提出異議不同，此處的異議權是由當事人享有的對法官的違法釋明行為提出異議的權利。如果當事人認為法官在行使釋明權時有錯誤或偏袒對方當事人，可以提出異議且申請回避，由院長或審判委員會裁決并作出決定。一是當法官的釋明有錯誤時，接受釋明的一方和對方當事人均有權提出異議；二是認為法官的釋明超過必要限度、有偏袒一方之嫌疑時，對方當事人可以提出異議；三是認為法官在必須行使釋明權的法定職責范圍內沒有行使釋明權，導致己方訴訟權利或實體權利受損時，可以由當事人或其委托人在知道或應當知道時提出異議。當知道或應當知道法官違法行使釋明權而沒有在一定期限內提出異議的，則視為異議權喪失。法院收到當事人的異議后，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作出決定。審前階段提出異議的，可以適當延長舉證期限；庭審階段提出異議的，可以恢復法庭調查或法庭辯論。當事人有權以法官釋明行為違法且損害自己的訴訟權利為由提起上訴或申請再審，法官的違法釋明行為也可以成為發回重審、或決定再審的法定事由，以恢復受到損害一方當事人應當享有的訴訟權利。法官釋明權異議權制度完善了對法官釋明權的監督制約和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多途徑救濟機制，它能夠促使法官更好地行使釋明權，真正實現訴訟程序的公正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