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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題】魏晉南北朝時期，氣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動植物資源雖不及先秦秦漢豐富，但較之今日，還是遠遠勝出；黃河、淮河、海河、長江的流路與河性，頗有不同于今日者，湖泊的變遷則尤為巨大，海岸線也與現今多有不同。又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災害，頻繁而且嚴重，并與人類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互動關系

。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氣候/動植物資源/河流/湖泊/海岸線/自然災害

【正文】

1944年，李長傅先生在《淮域形勢與》一文中指出：“離地無人，離人無史，人類活動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歷史。我們固然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說一切歷史，都受地理環境的支配，但要是徹底明了人類歷史的因果，不能不對于人類與其活動的空間在歷史上的相互關系有深切的認識。”[1]

就魏晉南北朝史而言，當然也不例外。無論自然地理還是人文地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狀況與現今的狀況都存在種種的不同，如此，便不能以現今的地理狀況闡釋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又魏晉南北朝之自然地理狀況與人文地理狀況，本身就是魏晉南北朝史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狹義”的歷史研究的必要前提與基礎。

有鑒于此，本篇略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以供治魏晉南北朝史者。

一、氣候形勢

魏晉南北朝時期氣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寒冷的氣候既反映在農業物候上，也反映在氣候事件的極端情況上。[2]

以農業物候來說，約成書于公533—544年的北朝賈思勰所撰《齊民要術》頗能說明。作為一部農業專著，《齊民要術》大體反映了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農業經驗。據該書《種谷》記載：“三月上旬及清明節桃始花為中時，四月上旬及棗葉生、桑花落為下時。”與現在相比較，當時春季物候推遲了十天至半個月，即春季溫度比低，這顯然是寒冷期的現象。又《齊民要術·安石榴》：“十月中，以藁裹而纏之（不裹則凍死也），二月初解放。”現在河南、山東等地石榴樹可在露地過冬，無需包裹，這表明當時冬季氣溫冷于現代。

類似的物候記載在《齊民要術》中還有一些。如《黍穄》：“常記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凍樹日種之，萬不失一”，自注云：“凍樹者，凝霜封著木條也。”此種凍樹現象即現代的霧淞。當時霧淞現象應該相當普遍，否則賈氏不會以此作為第二年黍子播種宜日的指示現象，而出現霧淞的季節，一般氣溫較低。

據上，以代表平均狀況的物候而論，《齊民要術》所反映的公元六世紀上半葉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氣候，無疑是寒冷的。然而，更能表明此期寒冷氣候的，還是一些極端氣候事件，如霜雪日期的異常現象[3]：

嘉禾四年七月(235.8.2-8.31)，南京一帶隕霜；

泰始九年四月(273.5.4-6.2)，洛陽一帶隕霜；

咸寧三年八月(277.9.15-10.15)，河北中部至山東中部暴風寒冰及隕霜；

太康八年四月(287.4.30-5.30)，山東中部隕霜；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306.9.24)，洛陽一帶霰雪；

太寧元年三月丙戌(323.4.30)，南京一帶隕霜；

太寧三年三月癸已(325.4.26)，南京一帶隕霜；

建元元年八月(343.9.6-10.4)，南京一帶大雪；

永和二年八月(346.9.2-10.1)，河北中北部大雪，人馬凍死；

永和十一年四月壬申(355.4.28)，南京一帶隕霜；

天賜五年七月(408.7.9-8.7)，河北中部隕霜；

義熙五年三月己亥(409.4.11)，南京一帶雪深數尺；

太和六年四月(482.5.4-6.1)，河南中部隕霜；

太和九年四月(485.4.30-5.29)，山東中部隕霜；

太和九年六月(485.6.28-7.27)，河南中部、河北中部隕霜；

景明元年八月(500.9.9-10.8)，河南中部暴風隕霜；

天監三年三月(504.4.1-4.29)，南京一帶隕霜；

正始二年四月(505.5.19-6.16)，山東中部隕霜；

正始四年九月(507.9.22-10.21)，洛陽一帶大雪；

延昌四年三月(515.3.31-4.28)，黃河中上游南部八州隕霜；

熙平元年七月(516.8.14-9.11)，黃河中下游南北地區十一州隕霜。

以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極端霜雪現象，具有氣候指示意義。一般來說，霜雪初日提早，則秋季氣溫下降提前，秋季平均氣溫較常年偏低；又霜雪終日的推遲，表明春季氣溫的偏低。以此衡量，上面所列霜雪日期，大部分是接近或超過現代的極端，這說明當時氣溫較現代低。如吳嘉禾四年七月南京一帶隕霜，初霜日至少提前70天，由此推算，該年秋季平均氣溫要比現代低2.8℃；其它年的資料也可作類似的推算。

當時一些年份霜雪期的延續時間，也反映了嚴寒冬季的存在。如太元二十一年(396)十二月，南京一帶“雨雪二十三日”；元嘉二十九年(452)“自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次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又建元三年(481)十一月“雨雪，或陰或晦，八十余日，至四年二月乃止”。[4]現代南京一帶年雪日數的平均值僅8.4天，以上雨雪日大大超過現代極值，其為嚴寒冬季無疑。有學者還據此推測，以上東晉南朝時的這三個嚴寒冬季，蘇北沿海或錢塘江等江河可能出現凍結現象，其嚴寒極端情況，均超過現代氣候所見極端現象，而仿佛于明清小冰期時的極端情況。[5](P25)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特征呈現為寒冷的該時期，寒冷程度也有著一定的波動。據《晉書》、《宋書》、《南齊書》之《五行志》、《魏書·靈征志》及相關正史本紀所見資料，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第一個寒冷低值過程，出現在三世紀八十年代至四世紀四十年代，時間長約60年；在這60年中，寒冷事件的出現頻率很高。[6](P26)又第二個寒冷低值過程至遲在北魏初年已有跡象，如神瑞元年(414)后，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一帶“比歲霜旱，五谷不登”，云、代等郡人民死亡甚多。[7]此后一直到北魏遷都洛陽間，這一帶霜雪極端事件屢見記載。據《魏書·靈征志》，太延元年(435)七月，平城一帶“大隕霜，殺草木”；太平真君八年(447)五月，“北鎮寒雪，人畜凍死”；又465、479、483、485等年，情況也都類似。直到太和十七年(493)，“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8]，將都城由平城遷往洛陽。當時平城一帶六月雨雪，而現代大同一帶平均在陽歷4月上旬已經斷雪，7月正是一年中溫度最高的月份，平均溫度達20℃左右。又當時長江流域也不例外，如劉宋大明六年(462)，設置凌室于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市），修藏冰之禮。[9]現代南京一帶1月平均氣溫2℃，河湖結冰時間不長，冰塊很薄，不能儲藏；當時南京一帶既有冰可供收藏，可見當時冬季氣溫比現在大約冷2℃左右。然則綜合有關寒冷事件的各種記載，這第二個寒冷低值過程大約延續到了六世紀的二十年代。

以上兩個寒冷低值過程，累計170年左右。這170年左右，是時間跨度長達360余年的寒冷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相對更為寒冷的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氣候的另一大要素即濕度，呈現出相對于干旱的特征。統計正史五行志、正史本紀有關大水年與大旱年的記載，大旱年出現的次數稍多于大水年；[10](P408-409)換言之，魏晉南北朝總體上可以被認作是一個寒冷干燥的時期。

二、動植物資源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動植物資源，受自然條件（特別是其中的氣候因素）與人為活動的，已不及先秦秦漢豐富，但是較之今日，還是遠遠勝出。又各地區動植物資源及其影響因素，也每有不同。

大興安嶺北段的寒溫帶林、小興安嶺和長白山的溫帶林，植被發育良好，以森林為主，三江平原則廣布沼澤植被。該地區擁有多量的鹿、貂等野生動物資源。

華北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地帶，由于強烈的人類活動影響，森林迅速減少，許多平原森林采伐殆盡，不少地方因缺乏木材，不得不遠途去外地伐木。另一方面，長期而大規模的戰亂，引起大片土地拋荒，變成次生的草地和灌木叢。據《三國志·魏志·高柔傳》，魏明帝時(227—239)，滎陽附近千余里因人口耗散，土地荒蕪，林木獲得，野生動物如狼、虎、狐、麋、鹿又在此棲息。

華北地帶的少數山區，出現了“上無草木”的荒涼現象，但大部分山區及一些相對僻遠的平原，仍分布著茂密的森林。依賴森林環境的動物，如獼猴、鸚鵡、虎等等，在華北廣為分布。據《魏書·靈征志》，直到東魏時，淮北仍可見到從南方來的并不過冬的野象。

相對于華北，華東華中西南的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地帶，動植物資源更為豐富。以華東言，北部沿長江淮河一帶，次生林成為主要的林相，而東部寧紹地區，雖經人類的大肆采伐，原始林木仍多有留存，如直到劉宋時，當地還有先秦的古樟。華中之漢水上游陜鄂邊境，“秀林茂木，隆冬不凋”；[11]西南方面，秦嶺巴山一帶山地仍是茂密的北亞熱帶森林和竹林，三峽地區“林高木茂”[12]，云貴高原植被良好。

今日一些珍稀動物，如犀、象、虎、孔雀、鸚鵡、麋鹿、長臂猿、大熊貓、竹鼠、揚子鱷等，在當時的華東華中西南地區廣泛分布。如野象，上至四川盆地，下達淮北江南，南及江西、廣西，都曾經見于記載；三峽、湘西、浙西、閩中，處處可見長臂猿的活動；江淮長江中下游活動著揚子鱷；孔雀當時在四川盆地相當常見。動植物資源尤為豐富多彩的地區，是包括今閩南、嶺南和滇南的熱帶林地帶。以嶺南為例，熱帶雨林、季雨林發育良好，熱帶海洋林也有留存。椰子、荔枝、龍眼、榕桂、紫荊、鐵力木、八角茴香、沉香等植物品種，犀、象、虎、孔雀、猩猩、馬來鱷等動物品種，生長、棲息于熱帶林中。比如孔雀，在嶺南是常見的飛禽，由于容易獵獲，大都作為食物，其羽毛則作為裝飾品，大量使用。

區別于以上各地區的，是北部溫帶草原。據《魏書·序紀》，拓跋推寅從大興安嶺以北南遷，經過呼倫貝爾時，這里還是大片沼澤，湖面也比以后大得多，這表明了漢晉呼倫貝爾草原優越的植被狀況與濕潤條件。今內蒙高原的草原景觀，北齊的《敕勒歌》“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是形象精到的概括。在黃土高原西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帶，直到南北朝時期，森林資源仍十分豐富，《魏書·世祖本紀》載北魏時曾“就陰山伐木，大造攻具”，可知陰山一帶森林的茂密。又河西的植被狀況，較之兩漢有了若干變化，又僅屯田大多廢棄，而且由于從事游牧生活的部族大量進入河西地區，退耕還牧，使畜牧業生產比重大為提高。如北魏平北涼，獲“牛馬畜產二十余萬”[13]，這說明了當地畜牧業已占到了主導地位，由此又可見河西一帶次生草原在東晉以后逐漸恢復的事實。在隴右、湟中和祁連山等山區，森林資源比中原豐富得多，《水經·河水注》即稱黃河上游“河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為事”。

三、河流湖泊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河流湖泊，頗有不同于今日之面貌者；與先秦秦漢時期相比較，也有眾多的河流湖泊發生了頻繁而復雜的變遷。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黃河，仍沿襲著東漢王景公元69—70年治理后所固定的河道。這一河道是從長壽津（今河南濮陽縣西旺賓一帶）自西漢大河故道別出，循古漯水河道，經今范縣南，在今陽谷縣西與古漯水分流，經今黃河和馬頰河之間，至今利津入海。這條河道比較順直，距海里程比西漢大河短，所以在形成以后的大約800年時間里，河道比較穩定。魏晉南北朝時期，正處于河道的最穩定階段，一共只發生了6次河溢，即黃魏時兩次，西晉時兩次，北魏時兩次，平均每60年一次，遠遠低于王景治河后至東漢滅亡的平均37.5年一次河溢及唐代平均18年一次的河患。

該時期黃河下游河道相對穩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東漢以后大批游牧民族入居泥沙來源最多的黃河中游的黃土高原地區，原來的農耕民族內遷，中游許多土地退耕還牧，次生植被開始恢復，水土流失相對減輕，下游河道的淤積速度減緩，決溢次數就必然減少了。其次，黃河下游兩岸存在著許多分流和湖泊，洪水來時起著調節水沙的作用，減輕了干流的負擔。再次，十六國時期下游河道兩岸土地荒棄頗多，灌木雜草叢生，對固堤有一定作用。還有下游河道入海比較順直，水流迅急，可將泥沙大量輸送入海，有一段時間可能沖刷超過堆積。還可能有海平面下降等因素，也在其中起著一定的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淮河，干流相對穩定，獨流入海。依據《水經·淮水注》的記述，淮水干流源出桐柏胎簪山，上中游流路與今淮河基本一致，下游自今盱胎以下，與今流路完全不同，它穿過今洪澤湖，東北至今淮陰市，沿廢黃河流路至今漣水縣東境入海。

淮河是一條多支流的河流，這與黃河不同。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下游的分流和汊道逐漸淤淺和減少，南岸分流除了漯水外，主要分流是鴻溝水系，內岸則基本上已無分流和汊道。淮河支流卻相當密集。《水經·淮水注》記載的淮北平原，有大小19條支流，自西北向東南流注淮河，如汝、潁、沙、濄、渙、睢、泗、汳、沂、沭、游等水，都屬重要的淮北支流；相對而言，淮河以南由于山地丘陵逼近淮河干流，平原狹窄，支流相對較少且多數為短小河流。又淮河支流的歷史演變，南岸支流除中瀆水外，大體穩定少變，北岸支流則變遷較為頻繁。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海河水系，演變情況復雜。當西漢時，今海河的五大干流即北運河（漢時的沽水）、永定河（漢時的治水）、大清河（漢時的泒水及滱水）、子牙河（漢時的虖池水）、南運河（漢時的清水），從北、西、南三面分別由天津附近的洼淀分流入勃海，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水系。成書于東漢至三國時期的《水經》沽河云：“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這是海河諸水同歸于海的最早記錄。東漢末曹操在統一北方的戰爭中，為了漕運的需要，于建安九年(204)“遏淇水東入白溝”[14]，使東北進入清河，成為日后的衛河，后又鑿利漕渠引漳水以增加白溝的水源，為以后南運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建安十一年(206)，開鑿了一條使虖池水改流向北入泒水的平虜渠，其故道大致相當于今青縣北至靜海獨流鎮間的一段南運河，把現在的南運河、子牙河、大清河等三大海河干流溝通起來。同年，又鑿泉州渠，從今寶坻縣西的泃河口入潞河，與南來的清河會合，為以后北運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以上平虜、泉州等渠的興建，使得河北平原上幾條大的支流相互連通起來；而這時的渤海西岸陸地又向海有所伸展，合流以后的河道，得以轉而向東并流入海，即形成了自今天津市的三岔口向東入海的海河尾閭部分（當時稱“泒河尾”，是泒河與其它各河匯流后的下游），至此，海河水系得以初步形成。

海河水系初步形成時，南部的淇水雖經曹操導入白溝與清河合，但在淇水以西今衛河上游的清河，仍由朝歌獨流入黃河，到東晉十六國時，始導清合淇入白溝，并入海河水系。又北部的鮑丘水（潮河前身）因未與沽河會合，也不屬海河水系。及北魏時，漯水（漢時的治水）、沽水在武清相匯，轉而東流，與潮流一起循今薊運河入海。雍丘縣以下的潞河，雖有水道存在，但只是一個枯瀆，海河水系被分割為南、北兩系。據此，北魏時期海河南北兩大水系，尚未正式進入合流局面。海河南北水系連成一體、海河水系各大河在天津附近匯流入海局面的固定，要晚到隋煬帝大業四年(608)開鑿永濟渠以后。

黃、淮、海以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又一重要河流是長江。據《水經·江水注》，當時仍把岷江作為長江的上源；長江變遷較為復雜者是長江中游的上段即荊江河段。荊江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磯，其江陵以西的荊江河段，最突出的問題是江、沱易位；江陵以東的荊江河段，統一河床的塑造。

所謂江、沱易位，緣于荊江分汊河道的南為江、北為沱。先秦兩漢時，江、沱約在今松滋涴市合流，然后沿今江道東流至江陵，當時沮水下游在今江陵西南附近折向東流至江陵城南，又東納入陽水，即江陵縣南的北江尚未形成。及魏晉時，江、沱的分流量逐漸趨于平衡，故東晉南朝之際，江又稱為外江，沱又稱為內江。內江流量增大的結果，沮水下游東折流路被江水劫奪，江水以此緊逼江陵城南，威脅江陵城的安全。東晉時開始沿江北岸創筑金堤，以策安全，同時逼沮南下，形成《水經注》所記載的江陵西南的北江分汊河道。原來江、沮之間的灘地則被水流沖斷，形成一系列沙洲，而沮水也改在今江陵西南附近入江。

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是江陵以下的荊江統一河床塑造的重要階段。魏晉時，今石首境內的荊江河段，開始擺脫湖沼區的漫流狀態，塑造自身的河床；這時監利境內的荊江河段，仍舊通過云夢湖沼區，尚無獨立河床可言，僅有東南方向的大體流路。至南北朝時，荊江河床仍然如此。據《水經·江水注》記載，石首境內的荊江河床形態極為清晰，兩岸不但有眾多的穴口分流，還有較高爽的自然提供人類定居，江中并有不少沙洲分布；但監利境內的荊江河段，幾乎不見任何記載，不但沒有城邑，連穴口分流和沙洲也不見記載，這反映了當時監利境內荊江河段橫穿云夢澤、尚處于漫流為主要形態的情況。荊江統一河床最后塑造完成，是監利境內云夢澤消失的結果，而這要晚到唐宋時期。

由以上黃、淮、海、江的簡單敘述，可以大致明了古今河流的變遷概況，然而與河流比較起來，古今湖泊的變遷尤為巨大，竟至每每有面目全非之處。

魏晉南北朝時，反映湖泊狀況最為全面的資料，當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水經注》共記有湖泊500余個，其名稱各有不同，據統計，有湖114，澤100，陂160，池117，淀12，藪11，海7，其它38。實際上，當時許多湖泊還未計入。還由當時比較大的湖泊的古今情況對照，則湖泊變遷之巨大可見一斑。現已堙沒或基本堙沒的湖泊如：屠申澤（內蒙古磴口縣）、芍陂（安徽壽縣）、孟諸澤（河南虞城縣）、圃田澤（河南中牟縣）、黃澤（河南湯陰、內黃一帶）、白洋陂（河南杞縣）、九澤（山西祁縣、介休一帶）、王澤（山西新絳縣

）、董澤（山西聞喜縣）、大陸澤（河北隆堯、巨鹿、任縣間）、林臺澤（河北魏縣、臨漳一帶）、雞澤（河北永年縣）、天井澤（河北安國市）、夏澤（河北大廠縣）、雍奴澤（河北霸州市、天津靜海間）、大野澤（山東巨野縣）、菏澤（山東定陶縣）、雷澤（山東菏澤縣）、夷安潭（山東高密布）、都野澤（甘肅民勒縣）、泑澤（羅布泊）、居延海（內蒙古額濟納旗）等，現已大為縮小或縮小的湖泊如：洞庭（洞庭湖）、鏡湖（浙江紹興縣）、巨淀（清水泊）、震澤（太湖）、參合陂（岱海）、青海（青海湖）、郭薨藪（博斯騰湖）等，彭蠡（鄱陽湖）則現已大為擴大。四、海岸推移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基巖岸線變化不大，而一些沙質海岸，受河流、波浪、潮汐等動力作用的，岸線較此前此后有所不同。

有關遼東灣頂部海岸線的資料較少。根據今遼寧黑山以南、臺安以西、北鎮以東的近海地區漢魏時空無城邑的情況，以及晉末到唐初遼東遼西間往返的相關記載，可以推測這一帶還是沼澤化灘地。長期的沼澤化，延緩了三角洲的形成和海岸的伸展。遼東灣濱海平原的主要入水道為遼河及大、小凌河，其上源在漢魏時期居住著烏桓族和鮮卑族，他們以游牧為生，原始植被未遭破壞，水土保持良好，河流來沙很少，海岸線因此長期處于較穩定的狀態。據，遼東灣頂部的古岸線，在今右屯衛、閭陽驛、杜家臺、盤山、沙嶺、牛莊、大石橋至蓋平一線，這一岸線直到十一世紀，仍無多大變動。[15]

灤河三角洲平原海岸漢末三國時在今河北省昌黎北碣石山南附近，曹操曾登臨碣石觀海。由于灤河入海尾閭在三角洲上游蕩不定，根據《水經注》的有關記載，可知當時的海岸線已在今樂亭縣治以南。

渤海灣西部岸線魏晉南北朝時期較為穩定，這緣于黃河入海口的南撤。公元11年以后，黃河在渤海灣南部的山東入海，渤海灣西部巖線接受黃河來沙顯著減少。在供沙不足的條件下所形成的貝殼堤，北起天津東郊白沙嶺、軍糧城，向南經泥沽、鄧嶺子、上沽村、馬棚口、歧口、張百河、賈家鋪、狼蛇子一線。該道貝殼堤的主體，代表著1500—2000年前的古岸線。[16](P208-210)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黃河尾閭長期穩定在今黃河口附近，今冀魯交接處海岸線因此向前伸展較快。《水經注》載五世紀時黃河在今山東博興、利津間以下分汊，一股東南出，是支津，與濟水匯合入海，一股是主流，出東北徑直入海。當時黃河口是一個扇形三角洲，三角洲南沿的海岸線與相近，三角洲北沿則遠在今海岸以內。

蘇北海岸線魏晉南北朝時期較為穩定。較為穩定的原因，仍是由于黃河安流于山東半島北部，及在蘇北入海的河流含沙量較少。南北朝時，蘇北海岸線的大致走向為今贛榆、連云港市、板浦鎮、響水西、云梯關、阜寧、建湖東、鹽城、東臺、富安、李堡、如東；當時云臺山及其周圍以及南通市，都仍在海中，為海島。

長江口南岸沙嘴，從四世紀起，開始向東推進。自孫吳征服山越和晉室東渡以后，由于大量山地得到開發，森林植被遭到破壞，水土流失，加大了固體徑流，泥沙逐漸在河水沉積。東晉時期，上海地區的海岸線大致北起婁塘，經嘉定城、南翔、諸翟、莘莊、閔行、南橋、柘林，然后進入杭州灣中的王盤山，再往西則至海鹽的澉浦。至于杭州灣的南沿今浙江寧紹地區的海岸，則在現代岸線以南。

五、災害

自然災害是指自然界的異常現象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然災害相當頻繁，對此，鄧云特有較為全面的說明：“終魏晉之世，黃河長江兩流域間，連歲兇災，幾無一年或斷。總計二百年中，遇災凡三百零四次。其頻度之密，遠逾前代。舉凡地震、水、旱、風、雹、蝗螟、霜雪、疾疫之災，無不紛至沓來，一時俱見。以言旱災，則二百年間，見于史書者，凡六十次；以言水災，亦達五十六次。至于風災，共達五十四次；次為地震，計五十三次，頻度亦密；再次為雨雹之災，計亦五十三次。此外疫災十七次；蝗災十四次；歉饑十三次。他如霜雪、‘地沸’，各僅兩次，不足述矣。”[17](P13)又南北朝時期，“所見之災更多。計水、旱、蝗螟、地震、霜雹、疫癘諸災，總共達三百十五次。以與一百六十九年之數目相較，所超者及一倍以上。如再加以詳細之，則此一百六十九年中，頻數最高者為水旱之災，計各七十七次；其次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為風災，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為災二十七；雨雹為災十八次；蝗災十七次；疫災亦如之，歉饑十六次。”[18](P15)

以上有關魏晉南北朝災害次數的統計，是比較粗略的。以地震為例，據地圖出版社1990年版《中國地震圖集（遠古至元時期）》，有感地震震級等于或超過4又3/4級者，三國時期14次，西晉時期37次，東晉十六國時期50次，南北朝時期95次，合計196次，這遠遠超過了鄧云特統計的93次。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自然災害，不僅次數頻繁，而且受災程度往往非常嚴重。此頻繁而嚴重的自然災害，加上頻繁而嚴重的人為戰爭，又往往引起歉飽之災與疾疫之災。[19]要之，這是一個天災人禍并作的時期。而天災與人禍之間，又往往存在著種種復雜的聯系，茲舉兩例如下。

例一，西晉末年，匈奴劉淵立國于今山西，開五胡十六國局面。劉淵的順利立國，與山西民戶的流失、并進而使當地胡漢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有關。山西民戶的大規模遷離本土，始自西晉末年，引發原因既有“人禍”，也有“天災”。“天災”如元康五年(295)，新興、雁門、太原、上黨大風，傷禾稼；永寧元年(301)自夏及秋，并州等地大旱，并引起大蝗。此后至于永嘉，疾疫兼以饑饉，災害不斷。永興元年(304)，劉淵遂反于山西，自號大單于。[20]

例二，梁天監十三年(514)，梁武帝蕭衍接受北魏降將王足堰淮水以灌壽陽之計，征發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筑浮山堰（今安徽嘉山縣北淮河上）。天監十五年夏四月堰成，長9里，下廣140丈，上廣45丈，高20丈。九月，淮水暴漲，浮山堰倒塌，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余萬口皆漂入海。若無浮山堰之筑，此次水患不致于如此猛烈。

其實不僅自然災害與人類社會之間有著復雜的互動關系，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與前述之氣候形勢、動植物資源，河流湖泊、海岸變遷等等，也都息息相關。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相對寒冷干燥的氣候與五胡的長期入主中原，就不能認為只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因為類似的歷史大格局的變化，如女真的南下與宋室的倉皇南渡、滿洲的入關與明帝國的土崩瓦解，都分別對應著寒冷的氣候；或者說，當時氣候的日趨寒冷，是促使本來就地處高緯度地區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個重要動因。

*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東晉南朝僑州郡縣與僑流人口研究”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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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是月刊.創刊號.1944.3.

[2]本節有關冷暖的標準，采用我國1951—1980年平均氣候及物候指標.

[3]以下資料來源于《晉書·五行志》、《明帝紀》，《魏書·靈征志》，《太平御覽》卷三、四，《南史》卷六.

[4]分見《惡書·五行志》、《宋書·二兇傳》、《南齊書·五行志》.

[5][6]鄒逸麟主編·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M].安徽出版社.1991.

[7]魏書·天象志·資治通鑒[M].卷一一七.

[8]資治通鑒[M].卷一三八.

[9]宋書.孝武帝本紀[A].

[10]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上冊[Z]，湖南大學出版社.1987.

[11][12][14]水經·沔水注、江水注、淇水注[A].

[13]魏書.世祖本紀[A].

[15]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16]在渤海灣西巖寬30—40公里的范圍內，由陸向海方向分布著數條貝殼堤，它們是古海岸線停頓的可靠標志。以上所述是第二道貝殼堤。詳《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

[17][18]鄧云特.中國救荒史[M].商務印書館.1937.

[19]如疾疫的發生與旱澇災害密切相關。大旱大澇之后，環境污染，病菌滋生，糧食奇缺，人們的體質和免疫力明顯下降，此時傳染最易流播。又戰爭也往往誘發疾疫，如孫權建衡年間，諸葛恪連年征戰，發州郡兵二十萬圍攻曹魏合肥新城。時值盛暑，因連月不克，軍人已十分疲憊，再由飲水不潔而致腹瀉，“病者大半，死傷涂地”（《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

[20]胡阿祥.東晉南朝山西州郡縣僑置考述[J].中國歷史地叢.1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