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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當人們對一些經典概念和模式，如經濟最優化模式、生態最適模式、最低安全標準、承載力概念等提出疑問之后，環境與發展規劃的方法論也隨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本文指出：①以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模式指導規劃都是非常局限和困難的，規劃決不是一個環境和經濟決定論的過程，而是一個可辯護的過程；②環境可能會對發展產生所謂的“頂極的”“絕對的”制約，對此，規劃必須服從。但是，這種“頂極的”和“絕對的”界線是很難確切定義的，也往往是難以操作的，因而其在環境與發展規劃中的意義是相當有限的。必須尋找一些新的有效的戰略使規劃過程具有可辯護性和可操作性。如何尋求和設計這種辯護戰略是可持續發展規劃方法論的一個重要領域。生態安全格局途徑正是在這一方向上所做的努力。

1從最優化值到最小—最大值：環境與發展的可持續性規劃途徑

關于方法論總起來說可以分為兩類：即最大—最優化途徑(maximization-optimizationapproaches)和最小—最大約束途徑(minimax-constraintapproaches)。每類途徑又可根據經濟和生態指標進一步劃分，形成一個2×2方陣的方法類型（表1)。

表1環境與發展規劃中的可持續途徑[1]

TableApproachestowardsutainable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planning

生態最優化途徑和經濟最大效益途徑都基于理性模式，依賴于完全的信息并相信基于科學知識，人們能制定一個最好方案。而最小—最大值約束途徑的一個共同點是追求回避最壞結果的出現，而不是追求最佳狀態。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于搏弈論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來說明競爭雙方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應采取的戰略。最小—最大值是一種平衡點，這一原理提倡對政策與策略進行多角度的或雙向的選擇，這種選擇實質上是一種反復辯護的過程，本文所取之義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條件下，允許對方尋求最大利益的一種戰略。

2最大—最優化途徑

2.1經濟最大效益途徑

在經濟最大效益途徑中，貨幣價值被用來計量自然資產和人造資產，基本指標是成本效益。它根據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環境資源保護與利用的最大社會效益，允許以人造資產來取代被消耗的環境資產。如果這樣，只要最大地獲取自然資本與人為資本的總和，我們的后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說當代人的經濟活動肯定可以使后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這一途徑在環境的可持續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懷疑和反對[4、5]。理由包括：

(1)它用貨幣價值來衡量環境資產的成本或效益可能導致“定量偏差”(quantitativebi-as),因為估價大多基于人的偏好，即“支付意愿”(willinesstopay)。一個合理的環境計價必須依賴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這種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今日的雜草也許正是明日的癌癥良藥。

(2)它假設自然資產是可以用人為資產來取代的。這樣一來，所謂的可持續性就被誤以為可以通過維護最大的人為資產和自然資產之和來實現，而不是通過保護環境資產來取得。

(3)它把效益作為人類代際之間以及人與其它物種之間環境資產分配的唯一決定指標。但實際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當代人的此時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種的偏好。所以，以經濟最優化和經濟效益指標無法指導可持續環境與發展的規劃。

2.2生態最適途徑

生態最適途徑基于資源的適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質、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規劃的目標是尋求土地利用和人類活動的生態最適性。通過景觀規劃師I.McHarg的“自然設計”(designwithnature)[6],這一途徑被系統化而成為本世紀規劃史在方法論上的一個重大發展。McHarg把該方法總結為“所有系統都追求生存與成功。這種狀態可以描述為負熵—適應—健康。其對立面則是正熵—不適應—病態。要達到第一種狀態，系統需要找到最適的環境，使環境適應自己，也使自己適應于環境”[7]。景觀規劃的目標是尋求一個生態最適的土地和資源利用狀態。這時，對景觀的每一種利用都反映景觀本身的內在價值，而這種內在價值可以通過對所在地進行系統的科學分析來發掘。正如McHarg所相信的“我們可以因此判別生態系統、機體和土地利用的合適環境。環境在本質上越適合于它們，適應過程所做的功就越小。這種適合是一種創造，這是一種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徑”[6]。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生態最適途徑與經濟最大效益途徑在本質上遵循同樣的理性思維。

生態最適模式在景觀及環境規劃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并廣為應用。但其弱點也很明顯。它被作為自然決定論和技術崇拜論的模式而遭到許多學者的嚴厲批評。Litton和Kieiger[8]認為，這一模式對解決問題并無益處反而有誤導之嫌。

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模型都相信人類的知識可以為人類尋求一條明確無誤的、最佳的行動路線，認為這正是規劃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統的科學研究是取得這一目標充分必要的條件。這一規劃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們的懷疑[9、10]。人類的知識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確定性。有人甚至認為知識尚不能完全告訴我們應該做什么[11]。這種觀點得到Simon的認知學研究的支持[12]。他認為人們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存在著許多局限性。沒有一個決策過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則。人類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時考慮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決策。人類并不追求最優，而是追求滿意的、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徑。

盡管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實際上兩者所導致的結果是不能兼容的[13]，經濟上的最優化途徑并不是生態上的最適途徑，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相矛盾的。由于對這種矛盾的認識，人們提出眾多的通過限制經濟發展來保證生態過程和環境健康的途徑。

3最小—最大約束途徑

3.1對經濟過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標準(SafeMinimumStandard,簡稱SMS)是經濟學家提出的眾多關于限制經濟活動和發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Ciriacy-Wantrup[14]提出，用來解決瀕危物種的保護問題。這一概念試圖闡明怎樣避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最壞狀態，如物種的滅絕。這種最糟狀態是不可逆的，而其社會損失又是不可確定的。SMS認為物種是一種可再生的資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閾限之內。一旦超出這一閾限，資源的進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導致人類可利用資源庫的枯竭。由于社會和自然的不確定性，這種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防止這種災難后果或最壞后果的一個辦法是采用最低安全標準。利用這一標準，使足夠的棲息地得以保護。SMS實際上來源于搏弈論的最小—最大值原理[2、3]。

假設社會必須在兩種可能的選擇中取其一：一是建水壩，從而獲得電力，但導致瀕危物種的滅絕；二是根據SMS，不建水壩，從而保存了瀕危生物，但喪失了電力。再假設，可以獲得的電力價值為X；而瀕危物種對未來的價值有兩種可能性：可能性一，價值為0；可能性二，價值巨大，為Y。這樣，兩種政策選擇與瀕危物種價值的兩種可能性構成最大社會損失（表2)

表2不同政策選擇的社會損失矩陣

Table2Societallossmatrixfordifferentpolicyoptions

由表2可以看出，在采取建壩政策時，最大的社會損失發生在瀕危生物對未來具有巨大價值Y的情況下，此時的損失為Y；在采取SMS的不建壩政策時，最大的社會損失出現在瀕危生物對未來并無價值的情況下，此時的損失為X。最終選擇哪一個政策，取決于Y與X的大小比較。如果X

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沒有把利益的代際之間的分配考慮進去，也缺乏可變通性。對此Bishop[15]提出了一條改進原則：除非社會利益的損失大到無法接受，SMS都應該被選擇。至于多大的損失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問題，不僅僅應從經濟上來分析，還應從倫理上來分析當代人會愿意承受多大的損失而不去向后代強加某種不確定的環境陰影。有人認為，SMS概念可以直接應用于所有可再生資源的保護和利用規劃問題。因為它允許現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資源，同時能保護它們為后代所享用。SMS也能間接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而鼓勵資源的節制利用[4]。

除SMS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學者們也提出了其它類似概念，如“可持續限制”(Sus-tainableConstraints,簡稱CS),“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即PP)等[4、5、16]。這些概念都強調節制地使用自然資源而給后代預留以備不測，防止“最壞”事件或“很高損失”的發生。

但這種最小—最大值途徑應用于規劃中同樣產生一系列問題。第一：關于“最壞事件”，在規劃過程中，只能是根據不完全信息來判斷的。最壞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預見的一系列后果之極壞狀態，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壞事件。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紅皂白地被作為任何政策的借口，來處理環境損失不可知時的情況，結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辯護性。第二是關于“很高”的社會損失。無論是SMS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確什么是“很高”的社會損失[16]。SMS、PP等發展限制概念在發達國家中的小范圍景觀或環境改變時看來有意義，爭議的只不過是新建一個度假區還是增設一塊保護地的問題。但在發展中國家則困難得多，在那里，為了生存而開墾一片自然地也許會帶來非常高的社會損失（包括稀有物種和棲息地的消失),但是不開墾這片自然地帶來的損失也同樣是非常高昂的，因為它關系到居民的生存和溫飽。

3.1.2發展閾限概念

發展閾限的概念自Malisz在60年代提出后進一步由Kozlowski等人發展完善[17～19]。該分析方法最早用于城市規劃，特別是居民區的規劃，是針對開發過程中受到的客觀環境制約這一現象提出的。這些限制導致開發過程的間斷，表現為開發速度的減緩，甚至停頓。克服這些制約需要額外的成本，即閾值成本，俗稱“門檻費”。這些“門檻費”通常很高，它們不僅僅是一般投資費用，同時也是社會和生態代價。

在某一地域內的一系列閾限中，有一些是關鍵閾限，比其它閾限強加給開發過程的限制要大得多。克服這些關鍵閾限面臨異常的困難，需要異常高的額外成本，并有可能為開發戰略的形成起關鍵作用。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無法克服或只能通過換取地理環境的不可逆轉的損失來克服的閾限，被稱為頂級（或邊界）閾限。這些閾限標志著城市發展和土地開發的“最終”位置、規模、類型和時間限制[18]。

閾限分析方法有幾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它基本上是一種定量化方法，多種開發方案都折算成單一的衡量指標，即閾限費用。盡管該方法聲稱也考慮社會和生態效益，實際上它只落實到經濟成本問題。在房地產開發方案中，效益指標由每一種開發方案中的閾限費用除以住房單元數來求得。其次，閾限分析方法的適用范圍也非常局限，主要只適用于住宅區的開發，而對其城市發展問題只起到間接的參考作用。

3.2生態約束途徑

3.2.1承載力

承載力(CarryingCapacity，即CC)是用以限制發展的一個最常用概念。CC最早在生態學中用以衡量某一特定地域維持某一物種最大個體數目的潛力[20],現在則廣泛用于說明環境或生態系統承受發展和特定活動能力的限度。它被定義為“一個生態系統在維持生命機體的再生能力、適應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機體數量的限度”[21]。CC意味著我們應該在對環境造成的總的沖擊與我們所估計的地球環境承受能力之間留有足夠的安全余地，因為盡管我們知道環境存在著某種頂極的界限，但我們并不知道什么時候我們會越過這種界限。

正象可持續性概念一樣，承載力也是非常難以定義的。它必須同時考慮資源、基礎設施和生產活動，另外還要考慮社會對生活質量的偏好。在區域環境規劃和管理中，CC一般包括4個方面的內容[22]：①生產過程賴以進行的資源；②人們對生活水平的期望，包括物質需求和服務需求；③生產原材料和生活用品分配方式及提供服務的基礎設施；④環境對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物的同化能力。

CC概念應用較多的是自然公園游人容量的控制[23、24]。在這些應用中，承載力的定義包含兩層意義：一是社會承載力，涉及到游人對其體驗的滿意程度；二是自然承載力，它與自然本身的環境和生物過程有關，并與自然地的保護相聯系。前者可以根據對公園使用者的抽樣調查來確定；而后者則通過某些方法來測定，如簡單的專家評定，復雜的模擬、遙感技術和長期的定點觀察。只有當CC能真正被定義之后，其在環境與發展中的應用才有意義。然而，定義CC的方法遠未成熟，定義CC必須依賴于建立某些限制因素與增長因素之間的定量關系，而這種關系是很難確定的，這正是CC研究很難有成效的主要原因[25]。CC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是某一地域的內在的某種數值，環境能承受的沖擊在很大程序上取決于環境管理者對環境維護的目標，所以，有多少觀點就可能有多少種承載力的定義。因此，Hardin[26]提出了文化承載力(CulturalCarryingCapacity)的概念。

3.2.2頂極環境閾限

頂極環境閾限(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s簡稱UETs)是上述城市與經濟發展規劃中的閾限分析方法的最新發展和延伸，用以討論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及其對發展的種種限制。在自然資源與環境強加在發展過程的閾限中，有一些限制是絕對的、最終的，即頂極閾限。Kozlowski對UETs的定義是“一種壓力極限，超過這一極限，特定的生態系統將難以回復到原有的條件和平衡。某種旅游或其它開發活動一旦超越這種極限后，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導致整個生態系統或其重要局部的不可逆的破壞”[18]。

UETs是開發過程的最終環境邊界，它們在為開發過程確定生態上健康的“答案空間”(SolutionSpace)上有關鍵的意義，每一層次的規劃都在這種“答案空間”中尋求開發的途徑和方案。這種“答案空間”被認為是對定義“承載力”的一個貢獻。規劃應在保護自然的同時指導甚至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一矛盾可以通過把規劃過程分解成兩個相互獨立的階段來解決：即限制性的和促進性的[19]。在限制性階段中，優先權應歸于生態和資源的保護，而在促進階段中，規劃應注重在“答案空間”中探索各種開發的可能性方案，而這些可能性方案的邊界是由規劃的限制階段所決定的。

UETs從環境的4個方面來定義“答案空間”：地域邊界、定性邊界、定量邊界和時間性邊界，由此來確定特定開發項目的區位、規模、類型和時間。可以通過分析開發活動形式與自然資源的關系并結合對主要環境因素的評價，來確定UETs，這種環境評價包括下列各方面：①特有度(DegreesofUniqueness),即一種環境元素或成分在某一空間范圍內出現的頻度；②變異度(DegreesofTransformation)，即環境元素或成分偏離原先自然狀態的程度；③耐受度(DegreesofResistance)，即忍耐不良沖擊的能力和受破壞后的自我恢復能力；④生物學價值(BiologicalSignificance)。

UETs方法雖有許多啟發意義，但也存在著一些局限。其中的一個重要局限是由于不確定因素的存在。UETs的定義基于對發展形式與其對環境沖擊之間的關系的分析，以及對環境因素的評價。但這種分析和評價所依賴的信息通常是不易得到的。UETs方法的主要目標是為開發規劃定義一個生態上健康的“答案空間”。超過這一空間，自然資源的保護應具有優先權。但當人類自身的生存與其它物種的生存同樣面臨著威脅時，UETs方法就顯得無能為力。也就是說，當人類生存的“答案空間”與物種生存的“答案空間”重疊并相互排斥時，誰應有優先權呢？這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與資源規劃中必須面臨的問題。

UETs方法最早從旅游開發活動中總結出來。在那種情況下，人類生存不是一個問題，而且，旅游活動帶來的生態破壞相對來說較易解決。但在其它情況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應用UETs有許多因難。

3.3安全格局途徑

在分析以上各種可持續規劃途徑，比較其利弊的基礎上，筆者曾提出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簡稱SP)概念[27～29]。與城市和經濟發展過程的閾限一樣，生態過程也存在著一系列閾限或安全層次，但是這些閾限對整體生態過程和環境來說都不是頂極的或是絕對的。它們是維護與控制生態過程的關鍵性的量或時空格局，如生物保護中體現在不同安全水平上的保護對象的種群數量、保護地的面積、保護地的數目以及與保護地之間的距離等閾限[30～33]。與這些生態閾限相對應，景觀中存在著一些關鍵性的局部、點及位置關系，構成某種潛在空間格局。這種格局被稱為景觀生態安全格局，它們對維護和控制某種生態過程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同樣，景觀中也存在對維持其它過程起關鍵作用的安全格局[1]，包括：農業安全格局，它由農田保護地的面積、保護地的數目以及與保護地之間的關系等構成，并與人口和社會安全水平相對應，使農業生產過程得以維持在相應的安全水平上；視覺安全格局，它們由對視知覺有關鍵影響的局部、點及位置關系所構成，使環境的視知覺過程得以維護在某一水平上；文化安全格局，它們由對鄉土文化有關鍵影響的局部、點及位置關系所構成，使地方精神與鄉土文化過程得以維護，等等。基于安全格局的定義、識別和應用的規劃方法稱為安全格局途徑。安全格局途徑認為生態過程和其它過程對經濟發展和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沖擊的忍受能力是有閾限的，但不承認最終邊界的存在。同樣，經濟發展過程對環境與資源的依賴也是不均勻的，或是階梯狀的。安全格局是各方利益代表為維護各種過程進行辯護和交易的有效戰略，它在盡量避免犧牲他人利益的同時，努力使自身利益得到最有效的維護。不論最終的發展與環境規劃決策和共識在哪一種安全水平上達成，安全格局途徑都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在相應的安全水平上達到高效。同時，安全格局把對應于不同安全水平的閾限值轉變為具體的空間維量，成為可操作的城市規劃、景觀規劃、環境及生態規劃設計的語言，因此具有可操性。作為一種新的規劃方法論，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安全是有等級層次的和相對的，不同水平上的安全格局可以使生態或其它過程維護在不同的健康和安全水平上。

(2)安全格局可以根據過程的動態和趨勢來定義，而過程的動態和趨勢是可以通過趨勢表面來表達的。所以，根據趨勢表面的空間特性可以判別對控制過程具有戰略意義的局部、點和空間聯系，即安全格局。(3)多層次的安全格局是維護生態或其它過程的層層防線，為規劃和決策過程提供辯護依據，為環境和發展提供可操作的空間戰略。

4討論

作為總結，可以作以下幾點討論：

(1)無論是以經濟最優或是以生態最適為目標的可持續規劃都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規劃不可能是絕對的、唯一的，既非經濟決定論的，也非環境決定論的。規劃是多樣化的、可替代的和可選擇的，即規劃應是可辯護的。(2)環境會對發展強加某種“最終”的或是“絕對”的限制，對此規劃必須遵循。但是，這種限制或邊界是很難定義的，或是難以接受的，它在規劃中缺乏實際的可操作性。

(3)在規劃所依賴的許多經典概念和模式受到懷疑和摒棄之后，規劃方法論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就需要探討和發展面向21世紀的可持續環境與發展規劃的新概念和模式，使可持續規劃更為有效。安全格局途徑正是在這一方面的一個嘗試，它是否具有生命力還有賴于廣泛的實踐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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