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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之后，作為20世紀最大的政治經濟事件之一的原社會主義國家的“過渡”和“轉軌”問題還是各國經濟學家關注和研究的重大課題。近年來在國際重要的經濟學期刊上發表了一批有關過渡經濟和中國改革的論文，其中有兩篇論文的觀點值得中國經濟學家的高度關注。因為這兩篇論文新提出的如何判別“過渡”或“轉軌”成功與否的全局性標準問題，特別是所涉及的“過渡”的本質問題，關系到對中國經濟改革基本性質的判斷和今后走向的把握。

一、科爾奈：制度“品性”與過渡標準

科爾奈教授是中國經濟學家十分熟悉的。他現在除任匈牙利科學院資深研究員之外，還是美國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長期駐美研究。90年代以來，科爾奈教授的經濟改革理論已經定型。他認為，所謂“過渡”，就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這種過渡的歷史過程的完結，取決于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征和政治制度被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治制度所取代的過程。他的這一觀點，系統地反映在他在美國《經濟學展望雜志》2000年冬季號（2000年第一期）上發表的《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變化意味著什么》的長篇論文中。值得注意的是，該期雜志的主題是“千禧年”經濟學的回顧與展望，而這篇論文又是討論“過渡”問題唯一的一篇。因而，這篇文章不僅是對“過渡”問題的宏觀理論總結，而且由作者的身份所決定，實際上也系統地表達了國際經濟學界的一種“改革觀”。科爾奈在這篇論文中并沒有討論“過渡”和“改革”的具體枝節，而是構造了一個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總體模型。他認為，從各個歷史背景和文化中產生的各種形態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從其最基本層次分析，都有其共同的特征，可以將其稱為“體制的特殊品性”（TheSystem-SpecificAttributes）。由于這些“品性”，就成為判定社會經濟制度的重要標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制度就是由這些“品性”來支撐和發展的。按照這一思路，科爾奈構造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各自的“制度模型”：

（1）社會主義制度模型

在馬克思、列寧國有制和準國軟預算約束、弱長期短缺經濟、

主義政黨的統→有制占據支配→官僚行政協調→價格調節；計劃→賣方市場、勞動

一領導下地位占據優勢交易、數量控制力短缺，沒有失業

（2）資本主義制度模型

政治力量與私沒有長期短缺、

人產權、市場共→私有制占支配→市場協調占據→硬預算約束、價→買方市場；長期

同體親密配合地位優勢格發揮強有力失業、商業周期

發揮力量調節作用波動

乍看起來，以上的模型及體制的“品性”概括，與科爾奈過去的一些研究結果并沒有質的區別，不過是將其系統化了而已。但他以這二個模型為起點，進一步說明了“過渡”或“轉軌”的過程就是一個不同層次的體制品性不斷被代替的過程，從而闡發了他的論文主題。

所謂不同層次，科爾奈認為，每一模型的前三個方塊可以稱為每一制度的基礎性特征：政治力量特征；產權的分配特征；協調機制特征。一旦這三個方塊的內容“到位”，它們就會決定第四個方塊：經濟行為者的典型特征和第五方塊：經濟運行特征這兩個內容。當然，這里列出的經濟特征是主要的。在這五個方塊中還可以舉出許多現象。有些特征沒有列上去，如在各種經濟中大規模組織都顯示了擴張的傾向，但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中，這種傾向才會轉向為一種獨一無二的、密集的和持續的“投資饑渴”狀態。有的是互為對照的。如，從長期來說，所有經濟的經驗都證明會偏離瓦爾拉斯均衡，但從長期來看，總體上的短缺狀況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會產生。而長期失業狀況也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會產生，所以就把這兩者作為“制度的特殊品性”放在第五個方塊加以對照。

科爾奈強調，還要注意分辯系統特征和非系統特征。如，貨幣的貶值并不是體制的系統特征，而輸入貨幣的可兌換性卻是市場協調機制所要求的一種體制變化特征。同理，醫院床位的減少不能作為一種體制特征，而家庭醫生的私有制卻是一種體制特征，它跨越了從國有到私有的樊籬。

科爾奈指出，作為制度發展來看，要刻畫第4和第5個方塊的特征，僅僅靠第1至第3個方塊中一個的內容是不夠的，必須把1至3這三個方塊整體進行把握。正因為如此，奧地利（它有很大比重的國有經濟部門）或法國和瑞典（它們有強有力的行政協調力量和再分配機制），還須歸在資本主義制度這一類。

以上模型的設立和體制“品性”的刻畫在過渡經濟的理論分析中有什么作用呢？科爾奈認為這很有用。它可以用來回答什么時候“過渡”開始以及什么時候“過渡”結束這兩個帶有宏觀和歷史時間跨度的問題。科爾奈的答案是：當原來的社會主義體制開始偏離原有的體制特征時，特別是前3個方塊的特征時，可以說“過渡”開始了；而到了或具備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前三個方塊的內容或體制“品性”時，可以說“過渡”結束了。

根據以上理論模型，科爾奈進一步對改革的歷史進行了概括。他認為，理論模型是純粹的、純凈的，但歷史的現實卻往往表現為兩種制度的混合和擴展。盡管一個國家的制度特征，就像交響樂一樣，有時候會有一個主旋律和變奏的同時存在，但從長時期觀察，仍然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屬性。因此，過渡就是一個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過程，社會主義國家運用現行的體制去創造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的。

二、薩克斯等：經濟改革與憲政轉軌

由薩克斯、胡永泰和楊小凱三位教授共同撰寫的《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也是一篇有重要代表性的論文。這不僅是由于薩克斯教授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主張“激進改革”而聞名，后二位也是長期研究轉軌的華人經濟學家，經常到中國作報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歷經十年關于激進改革與漸進改革的辯論中肯定中國式的漸進改革的觀點占了相當比重的情況下，該文特別設計了一個理論框架來重新定義“轉軌”的含義，分析“過渡”的本質，從而為激進改革作辯護。這篇論文的中心思想是，轉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革。只有完成了憲政轉軌，才能說是真正完成了過渡。由于這篇論文也是由研究過渡問題的專家所作，且多次論述中國改革問題，論文已經中譯并在香港《信報》財經月刊2000年4月號、5月號和6月號分三期連載。

這篇論文首先設計了這樣一個問題引出了全文的討論：如果十九世紀法國的憲政轉軌是漸進式的話，是否轉軌將更加成功，人民的福利會更加改進？要回答這個問題，要解決三個困難：首先，憲政規則改變對經濟績效的長期效應與短期影響并不總是一致的，不容易彼此區分。有些憲政改革對短期有負面影響，特別是對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卻有長期正面經濟效應，如《拿破侖法典》的產生對法國經濟發展具有長期效應，美國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有短期負效應，但卻有長期正效應。顯然，這是作者對前蘇聯、東歐國家在“轉軌”中出現經濟下降現象的一種新的解釋。

第二個困難在于漸進式的改革與雙軌制之間國家機會主義與腐敗之間的兩難沖突。雙軌制以任意決定的政府權力和不公正、不穩定、不確定、不透明的游戲規則為特征，而一個公正、透明、穩定和確定的憲政規則轉軌與雙軌制并不能兼容，因為前者要以政府對游戲規則的承諾可信為特征，而后者則以政府對游戲規則的承諾不可信為特征。

第三個困難在于轉軌或憲政改革涉及到不同幾代人之間總貼現福利的比較。如美國獨立戰爭增加了盎格魯——薩克森傳統內制度和文化的多樣性，增加了年輕人幾代人的福利而以年老幾代人的福利為代價。法國大革命加劇了法國大陸文化和英國普通法傳統之間的競爭，這可能增加了制度試驗的多樣性，為人類社會的福利改善創造了更多的機會。當然，如果這樣的利益存在，它是由許多國家的年輕幾代人享受而以犧牲法國年老幾代人的利益為代價的。

該文認為，由于憲政規則的轉變通常要涉及到許多階段，分析轉軌的單一階段的全部影響非常困難。因此，研究憲政轉軌的推動機制比研究憲政規則轉軌的許多階段之一的短期經濟影響更重要。

那么什么是憲政呢？該文并沒有直接闡述，而是將其作為一個既定概念直接使用。這時引用另一個海外學人的闡述加以解釋：“所謂憲政，就是國家以成文憲法的形式，規定了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并能得到切實可靠的保護”。“憲政的濫觴是英國，憲政制度的最終確立，還是獨立戰爭之后的美國。《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肯定了人權是天賦自然之權。為了保障人權，在國家權力架上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各司其職，又互相制約。三權分立被寫進了憲法”。“一個人權、一個分權，構成了現代憲政的不可或缺的兩項內容。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重要成果。”（注：包遵信：《憲政和中國政制轉型》，為張伍樺《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一書所作的序，美國2000年版。）看到這個解釋，讀者就可以清楚，憲政實際上就是指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所謂憲政轉軌，也就是要求社會主義國家在過渡中采用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薩克斯等人的基本思想是，只有完成了這種憲政轉軌，才算真正完成了“過渡”，僅僅完成了市場取向的改革，并不能算完成了“過渡”。

根據以上理論框架，薩克斯等人在論文中進一步分析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模式和中國、越南等國家的改革模式。他們認為，在前蘇聯和東歐國有所采用的改革模式中，市場取向的改革只是憲政轉軌中的一部分內容，大量的過渡還表現在與市場取向改革同步進行的憲政轉軌中。而中國的改革是在共產黨的規則下實施的。這種約束表明中國的改革只能沿雙軌制前進。而采用這種方式所產生的長期代價，很可能超過它的短期好處。他們認為，中國的雙軌制并沒有提供世界上其他地方制度試驗不曾提供的多少新訊息。因此，現在斷言中國改革會成功還為時過早。

薩克斯等人在文中有用這樣一段話表達了他們的基本思想：所有的歷史經驗表明，存在一個制度核心，它是長期成功的經濟發展的根本。因此，轉軌是后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與全球資本主主義制度趨同的過程，而不是創造一個本質上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制度創新過程。

三、什么是過渡經濟的本質

以上兩篇論文雖然分析框架不同，但卻有異曲同工之處，即他們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過渡或轉軌，就是指從原來的社會主義制度走向資本主義制度。科爾奈的制度模型轉換的觀點，實際上就是薩克斯等人所主張的憲政或轉軌的內容。這兩篇論文的作者長期研究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他們的觀點一致性，實在給我們提出了如何估量中國經濟改革的道路和發展前景的理論任務，而在理論上搞清這一問題，對今后中國經濟改革又有著方向性的意義。本節首先討論過渡經濟的定義和本質。

前面介紹的這兩篇論文，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學界關于激進改革和漸進改革孰優孰劣的討論沿續了近十年后出現的。因此，簡要地回顧一下這場討論對進一步分析是必要的。這場討論的緣起是如何從理論上解釋韋茨曼教授提出的“怪事”：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設計的東歐和前蘇聯各國的改革，伴隨而來的是經濟大蕭條，而不那么正宗的或者說是形跡可疑的中國改革卻與高速經濟增長并行。（注：M.Weitzman，”EconomicTransition：CanTheoryHelp？”EuropeanEconomicReview，37（1993），PP.549-555）中國改革由于它獨特的道路和良好的業績（市場調節比重達到60％以上，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5％）而成為一個過渡經濟學的理論命題：“中國之謎”。破譯這一謎底的工作成為國際主流經濟學家90年代的重點課題。根據統計，1992年至1999年在國際上重要的經濟學刊物上討論有關中國改革問題的論文就有近千篇。現在回過頭看，國際經濟學界對韋茨曼教授提出的“中國之謎”的解釋大體是有四類：一是“大爆炸”的鼓吹者薩克斯教授等的“起點不同論”。他們認為，中國與前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績效不同是由于它們兩者改革啟動時的經濟結構不同所致。由于中國經濟中有個龐大的農村部門，可以通過勞動力向工業轉移而促進經濟增長，在低效率的國有部門的危害未超過整體經濟的承受能力之前，漸進式改革還可以產生一定效果（不過以后就必須推行“大爆炸”方式了）。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則過度工業化，國有部門過度膨脹，于是就必須推行激進式改革，迫使勞動力向高效率的非國有部門轉移。（注：代表作有J.Sachs&W.T.Woo，“ReforminChinaandRussia，”EconomicPolicy，18（1994）PP，101-145。）二是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分析進行解釋。90年代由中美經濟學家合作或單獨進行的這一系列研究的結論都很一致，表明是由于包括國有部門在內的中國工業經濟的生產率有顯著改進，從而支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因而勞動力轉移并不足以解釋整體經濟增長的原因。（注：代表作有K.Wang；Y.Zheng，G.Jefferson&T.Rawski，“ProductivityChangeinChineselndustry，1953--1985"，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12（1988）PP.570-591。）三是通過經濟演化分析來解釋中國改革與發展的關系。這種觀點認為，經濟演化表現為一種增長與市場形成的相互作用過程，強調市場形成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場“大爆炸”（價格自由化）就能形成的。在市場機制加強、配置效益提高和生產率改進方面有一個因果關系。其中市場競爭是重要的引致因素。（注：代表作有B.Naughton，”WhatisDistinctiveaboutChina’sEconomicTransition？StateEnterpriseReformandOverallSystemTransformation"，JournalofComporativeEconomics，18（1994），PP.470-490。）四是從經濟模式、文化因素等方面進行的探討。如認為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及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采用不同改革模式的原因，在于經濟模式采用了深M型（地域原則、塊塊為主）的結構，而蘇聯和東歐國家則是V型（條條為主）的結構。（注：代表作有是錢穎一，許成鋼：《中國非國有經濟出現和成長的制度背景》，載《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甘陽等編，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總的來看，這場討論雖然沒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結論，但卻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肯定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道路的觀點占據了較大的比重；二是在討論中采用的“過渡”、“轉軌”、“改革”等概念的基本定義，都是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FromPlanningEconomytoMarketEconomy），反映了經濟學界對“過渡”這一概念的一般認同。

90年代的國際經濟學界所采用的“過渡”一詞，之所以是以“從計劃到市場”作為基本定義，是因為它較形象和深刻地概括和反映了人類社會實踐中的一種特定現象。它的歷史推進和邏輯演進過程是：由于社會主義國家采用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長期的實踐中證明是低效率的，所以這些國家不約而同地在二十世紀后半葉先后展開了以市場取向為主要特征的改革，并在實踐中形成了激進式和漸進式改革兩條道路。過渡的結果，一部分國家推翻了原有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框架，采用了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與市場經濟相配合；另一部分國家卻在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逐步發展了市場經濟體制，并在實踐中取得了經濟發展的良好業績。盡管還存在許多問題，但是后一條道路的探索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也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發展的由來和走向。所以從這一實際進程和邏輯進程來看，“過渡”所代表的“從計劃到市場”這一基本含義，既有包容性，可以廣泛地包容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這一實踐現象和改革的各種模式，又有高度抽象性，可以較深刻地概括過渡或轉軌的本質內容，就是實現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或者說是用市場機制置換計劃機制。它在90年代得到廣泛傳播和應用，是與它的這一基本含義的廣泛包容性和高度概括性分不開的。簡言之，過渡的基本定義是“從計劃到市場”，也就是說，不管你用什么形式，走什么道路，只要你展開了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過程，就可以看作過渡開始。只要你已用市場機制置換了計劃機制，并在實踐中發揮重要作用，就可以認為完成了“過渡”。從這一定義出發，中國、越南等國的經濟改革道路無疑是社會主義國家過渡的一種重要的代表性模式。90年代的討論也正是從這一基礎上展開的。

在這個背景下看科爾奈和薩克斯等新發表的這兩篇論文，一個最突出的感覺是他們重新定義了過渡的含義，重新規定了過渡的本質。科爾奈認為，所謂過渡，就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這種轉變就表現在他所歸納的制度“品性”的取代過程。薩克斯等人則認為，過渡必須以憲政規則轉軌為標志，所謂市場取向的改革僅僅是憲政規則轉軌中的一小部分內容，而所謂憲政規則如前所述，就是指一個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因此他們認為，過渡的本質就是指從社會主義制度轉變為資本主義制度。如果從這個標準或定義出發來觀察中國的經濟改革，自然就會得出中國經濟改革是不完全、不合格的結論。原來理論界對漸進式改革的良好評價和高度肯定在這個新標準面前也就站不住腳了。

從理論上分析，這種對過渡的定義或判定的標準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不能成立。首先，它混淆了制度變革的幾種形態，企圖利用制度變革形態之間的可轉化性而否定了這些形態各自獨立存在的意義。人類社會對改變社會制度和體制的實踐有革命、改革、改良這三種基本形態。革命是指推翻原有社會基本制度的社會劇烈變革；改革是指在保持社會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礎上對原有的體制進行大規模或根本性的變化；改良則是在基本制度和體制都不變的前提下，對一些具體管理方法進行細致末微的變動。當然，這三種形態在實踐進展中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及其走向就是一例。這些國家在五、六十年代就開始了以引進市場機制為中心的經濟改革，但由于這種斷斷續續的漸進式改革并沒有在實踐中取得良好效果，最后導致了80年代末的東歐事變和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在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走上了激進改革的道路。從這一過程來看，這是改革向革命演變的一例。中國的辛亥革命是另一例。清朝末年，最高當權者為了保住自己的統治，也搞了一些改良運動，如“百日維新”等，對社會政治管理運作的一些具體辦法進行改變，但最后仍不能擺脫滅亡的命運。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中國的封建統治，成為一場改朝換代的革命。這可以看作從改良向革命演變的一例。此外，80年代中國改革中的計劃取向與市場取向之爭，也可以看作是改良（對計劃體制修修補補）還是改革（用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這兩種制度變革類型在實踐中碰撞的表現形式。實踐的結果是改革取代了改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提出就是這場改革的直接導向和邏輯結果。但是，這三種類型之間的互通，并不妨礙這三種類型的獨立存在及其意義。它們的形成、發展及其歷史作用都要有一系列的條件作為支撐的“平臺”，或者說是“路徑依賴”的結果。不能因為前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最后導致了社會變革，就得出所有的改革都要走向推翻原有的社會制度的革命的結局。正像不能因為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曾出現的改良最后走向了改革，而否定改良這一形態獨立存在的意義一樣，因此，用前蘇聯、東歐國家經濟改革的走向來概括和定義經濟改革、轉軌和過渡的本質內容是不恰當的。“過渡”，作為一個反映20世紀下半葉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變革和體制轉換的一個特定范疇，它的本質內容是指從計劃到市場，而不是反映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至于在過渡過程中出現了兩條道路，即有一些國家在從計劃到市場的過程中發生了基本制度層面的變化，另一些國家則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框架中進行機制置換和體制的轉換，應該看作是過渡在各個國家具體展開過程中一種“路徑依賴”的結果。而不能用前一條道路的出現來修改過渡的定義，用以規范走后一條道路的國家。

其次，用基本制度急劇變革的某一種形態來規定過渡的定義，在形式邏輯上也是講不通的。設有一個總的集合包含兩個子集合，即在過渡這個總的集合中包括了兩種類型的子集合，正是因為這兩個子集合都有從計劃到市場的共同點，所以它們作為一個同質的東西可以被包括在一個集合中，并用過渡這統一的名稱來命名。現在有人要用一個子集合的特征（革命、激進式改革、憲政轉軌）來重新定義、概括總集合的本質，用以規范和制約另一個子集合（漸進式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走向，顯然邏輯上就有問題。這個問題，讀者一看就明白，這里不擬展開討論。

再次，修改過渡的定義實際上是在為激進改革辯護。薩克斯等人強調憲政轉軌，并拿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等屬于基本制度變革類型的革命性質的事件來論證憲政改革盡管有短期負面效應，但它的長期正面效應卻大的多，顯然是為他們在90年代初為俄羅斯提供激進改革方案的做法做進一步辯護。他們的意思是，前蘇聯、東歐國家采用了以“大爆炸”為特征的經濟體制轉換方式，雖然連續幾年經濟下降，至今許多國家仍無大的起色，但從長遠來看，卻會收益大于付出，下一代會享受到這一變革所帶來的福利。對這個問題需要進行全面的分析。我們固然不能以經濟增長率的一時下降就一概認為是采用的改革方式有問題，但是也不能以從長期來看收益會大于付出的觀點來掩蓋對經濟改革方式缺陷的理性評判和檢討。對改革的研究，是過渡經濟學的中心內容。過渡經濟學的成果已經證明，改革方式或曰轉軌道路的合適與否，對社會經濟發展有重大的影響。特別是大規模的產出下降和金融危機經濟現象的存在，往往會中斷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正常進程，而導致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混亂。這種代價是否有必要？這種損失是否能夠以今后的增長來彌補？歷史并沒有給予肯定的結論。90年代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改革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種由于改革方式存在重大缺陷而影響經濟發展現象的存在，更應當使當年激進式改革的倡導者檢討一下自己的改革理論和“大爆炸”政策建議有無不當之處，而不能拿歷史作掩護，用重新修改過渡的定義，規定過渡本質的辦法為自己辯護。

從實踐層面看，把過渡規定為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有違于人類社會多樣性發展的趨勢。正像冷戰之后，世界政治格局走向多元化一樣，在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過渡和轉軌過程也必然充滿了制度多樣性的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試驗就是這種多樣性實踐的一個代表。這種制度實踐的本質，就是為了汲取人類文明成果和智慧力量，總結社會主義制度興起和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創造出一種既能保持公平，又能促進效率的經濟體制，為人類的發展探索一種更好的制度基礎。在這一背景下，經濟學家既要分析計劃經濟興起和退出歷史舞臺的原因，更要探索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的道路。這是實踐多樣性提出的學術多樣性的必然。對于中國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探索，許多經濟學家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如著名經濟學家諾思在近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就指出：“‘路徑依賴’能夠產生一個依賴于文化沉淀和特殊歷史經濟的廣闊的模型。中國鄉鎮企業的成功并不符合我們原來預計的成功的組織結構和體制。中國從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這一獨一無二的路徑已經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這一事例嚴肅地提醒我們，我們還有許多要學習的地方。”（注：DouglagC.North，"PathDependentandEconomylnstitution"，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Eeonomics，2000.MsKh.）而上述兩篇論文的作者斷然否定這種探索的意義，希圖用單一的資本主義模式來規定過渡的結局封殺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道路，必然在理論上顧此失彼，既不能圓滿概括過渡的實踐，也不可能很好地指導改革的未來，與人類發展多樣性的現實和學術研究多樣性的原則相去甚遠。

四、轉軌效果的實證分析

絕大多數轉軌經濟學家會在以下這一點取得共識，即由于計劃模式無法繼續推動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和降低人民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實施計劃經濟的國家選擇了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也就是說，這些轉軌國家，無論其在轉軌途徑上如何選擇——是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還是采取穩健的漸進式改革；是先進行政治變革再實施經濟轉軌，還是先進行經濟改革再輔之政治體制改革——其最終的福利目標都是為了改善本國的經濟狀況，重新啟動本國經濟，使國民生活水平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即在終極意義上都是為了實現國富民強。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引出一個結論，對轉軌模式的績效考察必須以國民的福利是否提高作為最重要的指標，轉軌是否成功最終也需要以國民福利水平提高與否來進行衡量。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考察福利績效，現存最有效的方法是判斷是否符合帕累托原則。根據新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個人是他本人福利的最好判斷者；社會福利取決于組成社會的所有個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個人的境況好起來，而沒有一個人的境況壞下去，那么整個社會的境況就算好了起來——這樣的改進稱之為帕累托改進。如果合乎帕累托改進原則，那么我們就認為這種福利變化有效率，反之則無效。故而對改革模式的福利績效考察，也必須從帕累托原則出發，否則將是不經濟的。

一個基本事實是，影響一國民眾福利水平高低的最關鍵因素是該國的經濟狀況。因為經濟狀況的好壞決定了國民經濟福利的高下，而經濟福利是國民所有福利的基礎。因此，考察福利績效勢必須從國家經濟狀況入手。

一般而言，描述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狀況最重要的三個指標是：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失業、通貨膨脹和低增長始終是每個國家經濟的最大困難。其中失業和通貨膨脹更是直接影響到國民的實際生活質量，故而可用其合成一個表示經濟困難程度的痛苦指數，來反映人民所處的經濟福利狀況的變化。如果不考慮其它因素，那么痛苦指數很高，則該國百姓的經濟福利將很低，而痛苦指數較低，百姓的經濟福利就相對較高。因此不同轉軌模式究竟對國民的福利產生怎樣的影響，可以通過它們各自的痛苦指數變化來進行比較。我們選擇了20世紀90年代捷克、保加利亞、波蘭、俄羅斯和中國的數據來進行痛苦指數和GDP變化率的比較。具體可見表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