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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幣匯率是最近爭論的熱點問題。本文對有關人民幣匯率爭論的觀點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綜述，把爭論的觀點歸納為三類：人民幣升值論、人民幣穩定論和增加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論（人民幣溫和升值論）。本文還就人民幣匯率爭論背后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升值；外匯儲備

前言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人民幣升值的內外壓力不斷升溫。國內外一些主流經濟學媒體、政府官員以及著名的經濟學家都紛紛加入到人民幣匯率的大討論之中，對人民幣是否應當升值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綜觀各方爭論觀點，主要有三種：人民幣升值論、人民幣穩定論和增加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論（人民幣溫和升值論）。

一、人民幣升值論

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較早言論，一是2001年8月7日英國《金融時報》上的文章《中國的廉價貨幣》；二是在2001年9月6日《日本經濟新聞》上的文章《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中國威脅論的升級》。其后，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在《中國因素》一文中提出“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的觀點，認為亞洲生產商在當今生產全球化的環境下，已經能夠影響世界商品的價格水平，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以低價輸出商品，對世界通貨緊縮的影響越來越大，是造成全球通貨緊縮的一個重要原因。接著不少亞洲國家尤其是日本政府官員開始在不同場合紛紛鼓噪，力促人民幣升值。2002年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HaruhikoKuroda)及其副手河合正弘（MasahiroKawai）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署名文章《全球性通貨再膨脹正當其時》；2003年2月22日，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MasajuroShiokawa)在OECD七國集團會議上向其他六國提交通過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幣升值。2003年3月2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文章稱“中國向亞洲輸出了通貨緊縮”。同時，在歐美，健全美元聯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經濟學家畢格斯（BartonBiggs）、伯格斯坦(FredBergsten)、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芬里頓(EamonnFingleton)等以及美國財長斯諾、歐洲央行總裁德伊森貝赫和歐洲委員會主席普羅迪等均認為人民幣存在著嚴重低估，而且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另外國際清算銀行（BIS）在2003年年度報告中，批評了亞洲國家不惜余力地阻止貨幣升值獲取外貿順差的行為。

主張人民幣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根本原因。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與世界經濟萎靡不振的強烈反差。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一蹶不振，持續低迷，給日本國內的就業和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隨著進入21世紀美國新經濟的破滅，美國經濟進出了衰退期，世界經濟走向了蕭條，全球籠罩在通貨緊縮。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好象黑夜中的一顆明珠，特別引人注目。他們認為是中國向世界輸出大量的廉價商品，是造成世界性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第二、持續的雙順差和巨額的外匯儲備是人民幣升值的直接理由。他們認為中國通過嚴重低估人民幣幣值，一方面提高出口競爭力，向世界大量輸出廉價商品，獲取貿易順差，另一方面憑借廉價勞動力吸引大量外資，拉動國內經濟增長，促進就業。巨額雙順差，是造成美國失業增加的原因。第三，他們還認為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有好處。人民幣升值可以減輕中國外債壓力，可以提高人民收入，用來購買更多的進口產品，可以增加中國貨幣的吸引力，為國內經濟向制造高質量產品轉軌提供條件，以進一步加大中國出口產業的競爭力。同時，人民幣升值可以降低人們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減少投機資本的流入。

二、人民幣穩定論

針對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輿論，我國政府和國家高級領導多次在不同場合聲明，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安排是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監管水平和企業承受能力相適應的，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制度選擇；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后我國將繼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同時也將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野村證券、蒙代爾(RobertMundell)、麥金農(RonaldMckinnon)、謝國忠等國際機構和學者以及國內學者李揚、張曙光、華民、干杏娣等都認為必須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人民幣升值百害而無一利。

他們反對人民幣升值，主張人民幣幣值穩定，主要有以下理由。一是人民幣升值信號“失真”，人民幣匯率走勢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存在被嚴重低估的問題。他們認為在雙順差的構成中，主要是資本、金融項目下的順差，對外貿易順差占的比重不大，并且外貿出口增加往往是由于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增加拉動。二是人民幣升值不利于我國經濟發展。他們認為人，首先民幣升值會造成出口順差減少，甚至會出現逆差，同時會提高勞動力成本，不利于吸引外資。經濟增長速度將由此而下降，并對就業產生巨大的壓力；其次人民幣一旦升值就會形成升值預期，升值預期將導致大量投機性資本流入，會對金融穩定造成沖擊，加大了中國經濟走勢的不確定性；最后人民幣升值對國內外消費需求和國內投資具有抑制作用，將導致通貨緊縮惡化，甚至會步日本后塵，陷入長期通貨緊縮的困境等。三是中國匯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貨緊縮的根源，不能夸大中國通貨緊縮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是解決全球性通貨緊縮的靈丹妙藥。另外有的學者（如徐明棋）還認為主張人民幣升值，是西方國家想搞跨中國經濟的陰謀詭計。

三、人民幣溫和升值論

增加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論（人民幣溫和升值論）的國際機構和學者都認為人民幣幣值存在低估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考慮到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中國金融體系的尚不健全，監管能力不高，同時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或自由浮動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們認為應當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短期內溫和升值，并放寬浮動范圍。近來，持這種觀點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有MorrisGoldstein，NicholasLardy、張志超、劉遵義、胡六祖、余永定、楊帆、張紀康、許少強等專家學者。

主張人民幣溫和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一是人民幣溫和升值對出口和引進外資影響不大。余永定（2003）認為中國對外貿易以出口加工工業為主導，一般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相當低，在人民幣升值幅度不大的情況下，出口加工企業的贏利性和中國貿易狀況不會受到很大影響。胡六祖（2003）也認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溫和調整不會帶來出口很大變化。強永昌和尹翔碩（2003）通過實證分析也認為人民幣溫和升值不會對出口造成影響。張紀康（2003）認為對華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是追逐市場效應和資源要素效應，人民幣溫和升值不會對吸引外資造成很大影響，他認為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正逢其時。二是溫和升值可以緩解人民幣升值預期壓力。許少強（2003）認為可以通過人民幣溫和升值，讓人民幣升值預期壓力逐步釋放，以免長期人民幣升值預期壓力積聚，集中釋放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沖擊。余永定（2003）認為：“認為同堅稱人民幣不升值相比，人民幣小幅升值將大大強化升值預期，從而導致短期投機資本進一步大量流入，以及我們對這種流入無能為力的觀點是缺乏理論和實際依據的。反之，人民幣小幅升值，逐步釋放升值壓力則應該是一種可以嘗試的方法。”三是人民幣溫和升值不會使通貨緊縮加劇。王任言（2003）通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物價影響的實證分析，認為人民幣升值與通貨緊縮沒有必然聯系。四是人民幣溫和升值，可以促使企業技術創新，優化經濟結構，提高企業的出口競爭力，有利于經濟長期持續發展。

四、對人民幣匯率爭論的幾點思考

匯率政策只不過是一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一部分，在當今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資本流動日益頻繁的情況下，匯率的波動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一個市場機制完善的國家，人們往往不會太關注日常匯率的波動（除非是劇烈的震蕩，對金融體系造成嚴重的沖擊）。當前我國人民幣匯率能夠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其背后的深層原因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一）、在經濟全球一體化不斷深化的情況下，一國在經濟發展中該如何實現內外均衡？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不斷深化，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中國越來越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經濟的整體。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同時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也越來越大。也就是說，世界的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國，同樣中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世界。在當今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外部不平衡是經常出現的，從全球來看，各國的順差值之和只能為零，一國的順差必然意味著另一國的逆差，不可能所有國家同時保持順差。我國長期持續的雙順差，導致巨額外匯儲備，已經處在嚴重的外部不平衡狀態。匯率作為一種調節外部不平衡有效的政策工具，對匯率進行調整理所當然的事情。匯率調整，短期對我國經濟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參與世界經濟發展，分享世界經濟發展給人類帶來福利的時候，也應當對世界經濟均衡發展承擔應盡的責任。作為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中國必須成為世界經濟調整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如果中國對國際貨幣政策的辨論采取冷淡態度，或全然漠視外界對人民幣匯率的關注，將有可能導致貿易伙伴國不滿，為潛在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提供借口。面對巨額順差給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動用外匯儲備，增加中國戰略物質（如石油）的儲備，以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這些措施是一種舍本逐末的做法。針對外部不平衡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我們為什么就不能最有效的匯率調整的辦法呢？那我們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該如何實現內外均衡呢？筆者認為在開放的社會，我們必須要有開放的思想。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涉及到多國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們應當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建立更加廣泛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邀請國際組織和有關國家共同研討人民幣升值問題，力爭求得一個均衡解，達到多方共贏的結果。

（二）、如何退出盯住匯率制度，完善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盯住美元匯率政策是我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迫不得已的選擇，這種制度的弊端已經顯現，實現人民幣與美元脫鉤是一種必然。我們應當考慮在適當的時機采取適當的方式對匯率制度進行調整，采取更加具有靈活性的匯率制度，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關于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退出策略，文獻資料做了比較詳盡的論述，本文在此不再累述。筆者認為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目標區匯率制度是過渡時期可行的策略。完善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關鍵在于資本市場（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建設和深化。在資本項目逐步開放的條件下，要大力發展債券市場，放寬發行外幣債券限制，豐富債券品種，完善債券的期限結構，不斷增加債券市場的流動性。同時，大力發展外匯市場，廢除限制市場主體參與外匯交易的規定，擴大外匯市場的參與主體，適時推出外匯期貨交易、外匯遠期交易、外匯期權交易等交易品種，不斷完善外匯市場的功能。這樣就會建成一個功能完全，且具有一定深度和較高流動性的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一方面有助于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操作，提高干預的效果；另一方面外匯市場可以充分地反映外匯的供需狀況，市場參與者對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的預期，形成較接近實際均衡匯率的匯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