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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日益深化。如何在國際分工中占據優勢地位（獲得較高的附加值），是發展中國家能否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更大利益的關鍵。

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都是以比較優勢為基礎參與國際分工的，這種比較優勢又是以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優勢為基礎的，這種比較優勢理論在全球化背景下遭到了嚴峻的考驗。因此，比較優勢理論是否適應，比較優勢的內涵與外延是否有待進一步拓展，以及如何繼續發揮比較優勢等是本文思考的問題。

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質疑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是指建立在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基礎之上的比較優勢理論，這種比較優勢是以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等與現實不符的假設基礎之上，是一種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這個假設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因此，許多學者都對這種比較優勢提出了質疑，概括來說主要可分為比較優勢陷阱說和比較優勢弱化說。

比較優勢陷阱說

比較優勢陷阱說認為，如果一國完全以靜態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即完全接受由邊際生產成本狀況確定的國際分工角色，運用本國自然資源優勢和廉價勞動力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獲得較低的附加值，而忽視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則最終將陷入低附加值循環，與先進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目前有學者發展了上述比較優勢陷阱（張小蒂，李風華，2001），指出如果一國技術創新的路徑選擇不當，即過度地依賴技術引進，使自主創新能力長期得不到提高，無法完全地發揮后發優勢，則只能跟在先進國家之后，從而陷入比較優勢陷阱。

比較優勢弱化說

比較優勢弱化主要是指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之上，從長期來看這種比較優勢將逐漸弱化。比較優勢弱化的原因可以從發展中國家國內國際兩個角度來分析。從國內環境看，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一般人口眾多，人均占有資源數量不豐裕，經濟增長使國內資源消耗顯著上升，導致國內不少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過國際市場，使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優勢逐漸弱化；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工資水平必然會不斷上升，使勞動力成本優勢不斷弱化。從國際環境看，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彈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現出口的“貧困化增長”；同時，隨著新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擴展，使資源與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受到諸多貿易壁壘的限制，在國際上發展的空間越來越有限。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是存在比較優勢陷阱和比較優勢弱化并不意味著比較優勢理論已經過時或者不適用了。本文通過合理地拓展比較優勢理論的內涵和外延，發現比較優勢理論仍然是指導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內涵和外延的拓展

從靜態比較優勢到動態比較優勢

從20世紀中期以來，許多學者在將靜態比較優勢動態化方面做了許多努力。理論上來說，第一次將靜態比較優勢動態化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分為創新期、發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處于創新期的產品實際上屬于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入發展期則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入成熟期則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當進入衰退期時基本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轉變，產品的生產也從一國轉移到另一國，比較優勢也將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而變化。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斯蒂格利茲、克魯格曼、格羅斯曼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發展了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其對傳統理論的重要發展是將技術進步、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等問題結合起來綜合動態地研究一國的比較優勢。

在國際貿易的根源上，動態比較優勢認為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不僅僅來自于兩國要素稟賦差異產生的產品相對價格的差異，而且受技術因素影響的規模經濟差異將會導致生產成本差異，從而產生價格差異，因此，國家間相對要素稟賦差異和規模經濟差異共同決定貿易格局。在貿易的構成上，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方面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每一個國家根據產業內專業化模式僅能生產某一產業內廣泛的潛在的產品系列的一個或幾個子集；另一方面由于示范效應的作用，消費者總在效用最大化原則支配下，偏好商品種類的增加，這樣從生產和需求兩方面找到了產業內貿易的依據。在貿易利益上，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動態理論認為，貿易利益不僅來自于比較優勢利益，而且還會因生產效率提高、生產集中、生產的合理化以及產品多樣性而存在潛在利益。

比較優勢理論的動態化，為發展中國家先天比較優勢的升級和后天比較優勢的培育奠定了基礎，這是對比較優勢理論第一層次的拓展。

從先天優勢到后天優勢

所謂的先天優勢是指一國先天存在的資源稟賦和勞動力成本等優勢，也叫自然優勢；后天優勢則是指原本沒有，通過后天培育而形成的優勢。后天優勢的培育不僅要通過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還要通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帶來產業部門的制度創新，使得先天的比較優勢上升到后天的比較優勢。“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往往成為后進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獲得“后發優勢”的源泉。有的學者甚至將這種“后發優勢”納入廣義的比較優勢（張小蒂，2002）。但是，本文認為“后發優勢”僅僅是后進國家所具有的潛在的比較優勢，它要轉化為現實的比較優勢，還要取決于“技術外溢”效應的大小和“干中學”中學習效應的大小，如果一國僅僅被動地接受先進國家的技術外溢，并且在“干中學”中缺乏消化、吸收與創新，則不可避免地陷入由于技術創新路徑選擇錯誤而導致的比較優勢陷阱。因此，本文認為后進國家如果能在主動接受先進國家的技術外溢效應和干中學過程中，加快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就可以在特定產品或特定行業上，或者在技術、管理、營銷上，替代或趕超同類的國際競爭者，獲得后天優勢。

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

競爭優勢理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邁克·波特創立并發展完善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波特相繼發表了《競爭戰略》（1980）、《競爭優勢》（1985）、《國家競爭優勢》（1990），系統地闡述了競爭優勢理論。波特把國內競爭優勢理論運用到國際競爭領域，提出了著名的波特菱形理論。該理論包括四個要素：生產要素，包括一國先天擁有的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等基本要素和后天通過投資和發展而創造出來的推進要素，且后者對競爭優勢更為重要；國內需求，包括國內需求結構、規模、成長率、高級購買者壓力以及需求的國際化，波特認為擴大國內需求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進而獲得競爭優勢；相關支持產業，即為主導產業提供投入品的國內產業，包括上游供給產業及其他相關產業，其是影響一國主導產業取得規模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企業的戰略結構與競爭程度，包括企業的形成與組織方式、競爭激烈程度、創新與企業家才能，公平有效的競爭環境有利于企業成長和競爭力的維持，政府應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此外還有政府和機遇兩個輔助要素。波特指出，上述要素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共同構成一個動態激勵創新的競爭環境，進而產生一些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

競爭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相對具有以下新特點：競爭優勢理論除了考慮現實的利益外，還考慮潛在利益對比，考慮一國取得或保持競爭優勢，從國際分工中獲得更大的利益；競爭優勢理論認為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一國的創新機制，取決于企業后天的努力和進取，只要勇于創新、積極競爭，后進的國家可能成為具有競爭優勢的國家。此外，競爭優勢理論涉及產業和企業，強調非價格競爭，更注重要素質量和市場的需求檔次。

總之，比較優勢理論主要論證國家間產業分布與產業互補的合理性，強調不同產業之間生產率的比較；而競爭優勢理論主要論證國家間產業沖突和產業替代的因果關系，強調各國間相同產業之間生產率的比較。競爭優勢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較優勢，但一國產業的比較優勢要通過競爭優勢才能體現出來。因此，有必要將原有的比較優勢拓展到競爭優勢。

上述比較優勢三個緯度的拓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系的。傳統靜態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可以視為對比較優勢理論內涵的拓展；從先天優勢到后天優勢，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可以視為對比較優勢理論外延的拓展。比較優勢動態化要求比較優勢內容即外延的不斷拓展，以資源稟賦等先天優勢為基礎的狹義的比較優勢必然發展到以后天通過努力而培育形成的優勢為基礎的廣義的比較優勢。

推動比較優勢升級的因素

比較優勢既然是動態的，那么如何推動比較優勢的升級呢？一種觀點認為，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市場力量實現自動升級，持這種觀點的人主張貿易自由化，政府不應該干預自由貿易；另一種觀點認為，一國的比較優勢不能自動升級，主張國家保護幼稚工業。本文支持后一種觀點。在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極不平等，發達國家占據高附加值的一端，而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低附加值的一端，導致了全球化利益嚴重偏向發達國家。實際上，如果通過市場力量來推動一國比較優勢的升級，不僅做不到，而且在利潤最大化的作用下，各國都偏向于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就使原有的比較優勢不斷強化。發達國家繼續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獲得高額附加值，而發展中國家則繼續出口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獲得較低的附加值。因此，通過國家力量推動比較優勢的升級就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現實的選擇。

發展中國家要變潛在的后發優勢為現實的比較優勢，就要技術創新。而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目前的技術創新經費投入和人力資本現狀都不能構成堅強的支持，因此，發展中國家應當增加技術創新投入、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此外，發展中國家新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或者企業的形成，也需要國家力量的扶持。一些具有戰略性意義的產業，如航空航天、船舶、電子、核、常規武器等應成為發展中國家扶持的重點，因為這些產業集中了大量的高精尖技術，可以創造長期動態的比較優勢（楊帆，2001）。

本文所指的比較優勢升級應該還包括傳統比較優勢產業的升級，如要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使之向資源-技術密集型、資源-資本密集型、勞動-技術密集型和勞動-資本密集型轉化。總之，在經濟全球化下，廣大發展中國家必須同時走兩條道路：一是以國家力量支持傳統產業的升級；二是要以國家力量扶持新的具有動態比較優勢的產業或企業的發展。前者是鞏固和發展現有比較優勢的需要，后者是培育長期動態比較優勢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