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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困惑.

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什么，“許多人，包括圖書館界內和圖書館界外的人們，都毫不遲疑地斷言：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工作”[1]。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事實上，從圖書館學誕生之日起，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就成為人們長期爭論的問題，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1]依時間順序，我們可以把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粗略分為如下幾種：

一是圖書整理說。“圖書館學”這一名稱首先是由德國人施雷廷格在1807年提出來的，因此，他被譽為現代圖書館學的奠基人。施氏認為圖書館學研究內容應為符合圖書館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題的總和。施雷廷還認為圖書館工作的核心是目錄的編制。他不僅編制出12個大類、200個小類的分類表，而且編制過主題目錄和字順目錄。另一位德國圖書館學家艾伯·特發展了施雷廷格的觀點。他明確地指出“圖書館學應當研究圖書館工作中的實際技術。”這與美國圖書館學家杜威的觀點十分相似。把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圖書整理”或“圖書館工作中的技術經驗”，是早期圖書館學家的主要觀點，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

二是圖書館管理說。“圖書館管理說”也是早期圖書館學思想之一。1821年艾伯·特首次提出“圖書館管理學”之詞。法國人海塞(1893)認為圖書館學的宗旨是解決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圖書館。英國人愛德華茲和帕尼茲也致力于圖書館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對17世紀-19世紀以來的圖書館管理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杜威的圖書館學思想在本質上也是提高圖書館管理和成本效益。我國第一代圖書館學人的學術思想也是源出此。

三是知識信息交流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科技信息的交流日趨頻繁，邊緣學科、交叉學科、橫斷學科紛紛問世，情報學也從圖書館學這個母體中剝離出來。20世紀40年代-70年代，國外一些圖書館學者對知識、信息、情報的交流問題給予了很大關注。如美國圖書館學家謝拉在《圖書館學教育基礎》一書中提出，“交流是社會結構的膠粘劑”、“圖書館是社會交流鏈中的一環。”“圖書館具有教育作用和傳遞情報的作用。它是人們與文字記錄知識之間的中介，是促使記錄知識最大限度地為社會利用的交流系統”。前蘇聯學者米哈依諾夫、丘巴梁也認為情報交流是信息部門的主要任務。20世紀80年代，“交流說”引入圖書館學領域。“知識交流說”在理論形態上自稱是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實際上它是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一種新解。它擺脫了從圖書館實體出發確定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封閉思維模式，以新的視角、新的方法探討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

四是信息資源說。20世紀80年代，歐美國家興起了一個新的專業術語“信息資源管理”（InformationResourcesManagement，簡稱IRM）。IRM理論形成后不久就滲入圖書情報學領域。80年代末，IRM傳入我國，并引起強烈的反映。如90年代初，國內圖書情報學系紛紛更名為信息管理或相關系名。并在教學中加大了信息資源管理課程的比重。1999年，徐引篪、霍國慶的《現代圖書館學理論》一書出版，該書明確提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動態的信息資源體系”。信息資源說將圖書館視為動態的、有機的信息資源體系，力圖揭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本質。“信息資源說”雖挾西風而傳布，但是也有不少“本土化”的成果，如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的信息資源管理方向碩士點博士點，以及一些信息管理學專著的問世都有一定的影響。

五是知識組織說。知識組織(KnowledgeOrganization)的概念產生得較早，1929年英國分類學家布利斯曾出版過《知識組織和科學系統》和《圖書館的知識組織》兩部著作。20世紀60年代，英國情報學家布魯克斯也對知識組織進行了闡釋。他認為，圖書館中的文獻分類是文獻組織而非知識組織，知識組織是對文獻中所含的知識內容進行分析，找到相互影響及聯系的結點，像地圖一樣，為人們尋找信息提供服務。但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這種深入知識內部，對知識內容進行分析的思想是不可能實現的。20世紀90年代，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知識組織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1989年—1990年馬費成、胡昌平、劉植惠等撰文探討了知識組織、知識揭示和知識基因的關系。豐成君則稱知識組織是圖書情報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黃俊貴主張用知識組織思想全面改組改造圖書館工作流程。“知識組織說”順應了網絡時代知識管理的需求，揭示了圖書館活動的本質，成為轉換圖書館學研究范式的重要推力。

六是圖書館事業說。“圖書館事業說”20世紀后半葉在我國一直處于主導地位，至今仍為一種主流意識。[2]它包容了“矛盾說”“規律說”“活動說”“中介說”等諸多觀點，是具有中國特色圖書館學說的一個有力佐證。代表人物有吳慰慈、黃宗忠等。王子舟認為，以“圖書館事業說”為代表的一系列論點，是本土化的圖書館學，它們表現出中國圖書館學者的創新意識與開拓精神。

七是知識集合論。王子舟認為“圖書館學研究如何將知識組成知識集合，并為人們所使用的一門社會科學。”[2]他在《圖書館學基礎教程》一書中，明確指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知識集合”[2]。知識集合論是個全新的圖書館學理論，它以“知識”為核心概念（元概念），以知識社會為立足點，構建了一個嶄新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體系。

2圖書館研究對象的反思

以上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概述是相當約略的，限于篇幅，筆者不再把其它觀點一一列舉。那么，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說圖書館學所要闡釋的本質現象是什么？這里先不必急于回答，讓我們換一個角度，重新審視一下這個被人們認為是想當然式的問題，或許會有一個新的發現。

反思之一：探究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有沒有必要？

2006年《大學圖書館學報》第2期發表了周九常的文章《圖書館學對象研究：審問與批判》，該作者認為：“1957年，圖書館學大家劉國鈞先生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上發表《什么是圖書館學》，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這是與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緊密相關，爭鳴有助于社會主義新中國圖書館學的建立，促進了當時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次有關研究對象的討論有其合理性。”[3]“1980年代，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舊事重提，其隱含的背景和任務是學科重建；因為經過了十年浩劫，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被糟蹋得一片荒蕪，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百廢待興，圖書館學也不例外，這樣研究對象的重新審視和論爭就成了一個契機。這表明此次舊事重提也有其合理性。但是進入1990年代中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改革開放日益深入，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一日千里，特別是國際互聯網向全球各個角落廣泛延伸，圖書館實踐提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學科重建也基本完成，因此研究對象問題成了一個并非緊要的問題。”[3]

這種說法值行商榷。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新技術革命，不僅給“圖書館實踐提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同時，也給圖書館學學科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事實上，此時的圖書館學系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危機，全國圖書館學專業由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50多個，下降到20多個，改名風潮、合并風潮一浪高過一浪。弱小的圖書館學學科能在這場強大的沖擊波面前獨善其身嗎？就我系而言，1990年以來，圖書館學的學科調整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種調整無一例外地在擴大圖書館學的研究視域。再看一下1990年以來關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新說，資源說、知識說、知識組織說、知識可獲得性說、知識集合說、符號信息說、公共信息交流說、有序化信息時空說等等，這本身就說明在新的環境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面臨一個發展問題，圖書館學也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研究對象，以回答時代提出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研究對象問題并非一個不緊要的問題。

據馬恒通在1999年《大學圖書館學報》第6期發表的《新中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50年(1949-1999)》統計，關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之說大約17種，大部分是近20年的創新[4]。黃宗忠在《關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定義、功能的新思考》，也列舉了1957年以來的20種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5]。觀點林立，又不加以梳理，實不利于學科的健康發展，因此“舊事重擔”實有必要，更有其時代意義。

反思之二：圖書館學研究對象，一個還是多個。

在關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問題為什么至今爭論不休時，黃宗忠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研究者從外延上探求研究對象是什么；二是研究者從內涵上探求圖書館的本質是什么，并以圖書館本質為研究對象。“由于上述兩方面探討的目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對本質認識的不同，從而產生不同的看法。”[5]吳慰慈則認為，對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紛爭，“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個：一是圖書館學所研究的主要對象的圖書館現象本身外在的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在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圖書館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在信息時代它又將呈現與以前完全不同的形態，圖書館的發展無止境，人們對于它的認識也是發展變化著的；二是由于圖書館現象的復雜性，研究者因各人所站角度、所用方法的不同，所觀察對象的范圍有差異，也會造成結論的差異。”[1]因此，他認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是圖書館學最復雜的基本理論問題之一。”[1]

那么什么是科學研究對象《辭海》(1999)認為“對象是指觀察或思考的客體，也指行動目標。”[6]《現代漢語詞典》把對象表述為，“行動或思考時作為目標的人或事物。”[7]王子舟把研究對象表述為“一門科學所要闡釋的本質現象”，[3]并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3]可見，誰也沒有肯定地說每門科學只能有一個研究對象。如果有多個研究對象就不是一門獨立的科學了。問題的爭論也是從這里開始的。黃宗忠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表述就是有差別的。1962年，他在《試談圖書館的藏與用》一文中提出，藏與用是圖書館的特有矛盾，規定著圖書館特有的本質，“是圖書館學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根本點”。接著黃宗忠在《對圖書館學幾個問題的初步探討》(1963)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圖書館事業”。1988年，黃宗忠在《圖書館學導論》又解釋到：“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不是具體形態的圖書館，不是各種不同類型的具體的圖書館，而是不受時空影響的圖書館，是一種科學概念圖書館。”“由于圖書館事業與圖書館都是一個整體，在含義上區別不大，而且后者含義更廣泛、更明確、更確切、更與世界大多數人的看法一致。”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黃宗忠把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表述為“圖書館”。[8]

據劉烈在《論圖書館學研究對象》(1985)一文中的統計，國內外有關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觀點有50多種，而且新的提法還在不斷地出現。這表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并非不證自明和一成不變。交流說、資源說、知識組織說、知識集合說等并非沒有其合理性。特別是2003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館學基礎教程》（王子舟著），以一個全新的角度爬梳了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引發了關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問題新一輪的思考。作者認為知識是當代圖書館學的核心概念，圖書館員將以新的角色（知識工作者）融入到知識社會當中，由于圖書館的形態在信息時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無墻圖書館、虛擬圖書館及數字圖書館，以“機構圖書館學”研究重點的研究范式發生了動搖這就是各種新說出現的原因。作者進一步指出：“我試圖站在知識論者的立場，希望圖書館能在知識的領域里前行，并使圖書館學成為對社會人群有益的一門科學”[3]。

面對諸說的紛爭，有人擔心這會擾亂人們的思想，使人們對圖書館學的認識陷入“你不說我倒還明了，你越說我越糊涂了”的境地。那么情報學是否存在認識上的紛爭呢？《我國情報概念的特點及其對學科發展的影響》（《

情報科學》2003年第4期）認為：“信息化在促進事業（情報）大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一場觀念的大變革。如國家科委將‘科技情報’改為‘科技信息’，北京大學圖書情報學系更名為信息管理所引發的改名風潮，1998年教育部將情報學本科與經濟信息等四個專業合并成為‘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傳統圖書情報課程的一再改造和壓縮等等”[9]，并引用梁戰平的觀點原科委（現科技部）的改名是“我國科技情報界歷史上最大的學案”[9]，并指出“學術界對于情報改信息的是非曲直至今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說法”[9]。這也是一個研究對象之爭。爭論就是學術研究的一部分。吳慰慈指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不同。“這些不同觀點的內在傾向性是一致的，都是落腳在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圖書館事業之上的。這種爭論對于促進圖書館學的發展十分有益”。[1]黃宗忠則認為這種爭論是正常的。因為真理是不怕爭論的，真理會愈辯愈明。看來爭論還會繼續下去。

反思之三：是多研究“問題”還是多談“主義”。

《圖書館學對象研究：審問與批判》一文引用胡適的名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來探討當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之爭。作者認為：“研究對象問題就是圖書館學研究領域中的‘主義’而不是‘問題’，或者說研究對象問題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而是一個‘偽問題’。”[3]這里我們姑且不論這個比喻是否恰當，讓我們首先回顧一下這個“偽問題”是如何出籠的。“20世紀20年代以前，圖書館研究主要以圖書館技術方法為主，圖書館學理論不受重視。20世紀20年代以后，隨著圖書館學理論受到重視，而作為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重要部分的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自然被突出出來（黃宗忠語）。”[5]也就是說，在巴特勒和謝拉出現之前將近150余年，西方學術界并沒有把圖書館學當作一門理論科學來對待。和我們今天的很多人一樣，認為圖書館學就是圖書館工作，負責借書、還書、管理圖書的工作。隱含的背景是圖書館學屬于工作方法（技術），而非一種理論。劉國鈞就曾在20世紀50年代撰文指出，整個學界沒有給圖書館學應有的學術地位，就是針對這種情況有感而發的。

由此看來，圖書館學基礎理論被人們所關注，也僅僅只有50余年的歷史，而這50余年中近20年為最活躍期。那么這20余年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又是什么樣呢（注：這里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與其研究對象是不可分的）《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認識的分析》一文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圖書館學基礎研究由于沒能（實際上也不可能）解決圖書館事業發展所面臨的困境，要求理論研究從思辨玄空落到現實中來的呼聲急切，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對科學理性的追求，圖書館學基礎研究從此陷入低迷徘徊的境地。短暫而略有建樹的實踐應用研究（如發展戰略研究、文獻資源建設研究等），由于只是圖書館學人的‘紙上談兵’和‘一廂情愿’，并引起政府甚至同行的認可和踐行，因而這個所謂的‘結合點’實際上并沒有解決好圖書館理論與圖書館實踐的有機結合問題，更不消奢望能解決圖書館學的學科建設問題，事實上也沒解決好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大計問題，圖書館固有的模式和運用方式都未見有根本的轉變。”[10]圖書館學研究的技術化傾向甚囂塵上，基礎研究被技術的迷信和狂熱所湮沒。然而在新世紀黎明醒來的每一個有學術良知、有理性的圖書館學人都不會否認這樣一個現實“技術手段無論如何先進，功能如何強大都不能解決圖書館學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嚴重危機，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圖書館事業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圖書館學理性的回歸是歷史的啟迪和現實對我們的呼喚。我們有必要對圖書館學的認識歷程進行重新認識和反思。”[10]

由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一直生活在一種技術化、技能化的環境當中，一直被所謂“指導圖書館實踐”的繩子所束縛，對理性、對思辨、對精神的探求被認為是脫離實際，很少有人覺悟到圖書館學應該基礎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研究并重，融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于一爐，因為圖書館學不僅是“館”學，而且是“人”學。21世紀的今天，人們還在這個問題上糾纏，這不能不說是圖書館學的一個悲劇。2003年10月23日，中國圖書館學會第四次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討論會在鄭州大學舉行，會議爭論的一個焦點就是圖書館學研究是否與實踐相脫節，并形成了明顯的兩派人馬、兩種觀點。一方是以圖書館工作人士為主的“實踐派”，他們認為當前的圖書館學理論研究不能指導實踐，理論脫離實際；另一方被稱為“學院派”，以來自于學校者居多，他們認為理論不存在脫離實踐之說。

今天的圖書館學研究對象之爭，其實質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問題的再現。應該說，這場爭論是非常好的，是符合客觀規律的。不但不應該“擱置”，而是應該進一步擴大。并以此為契機，徹底解決一些圖書館學基礎理論中懸而未決和模糊的認識，為圖書館學的發展掃清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