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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加入WTO是中國在更深層次上融入全球化進程的戰略性舉措，不僅體現了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也體現了積極應對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決心。但在以國家實力為核心的國際政治角逐中,隨著“入世”后生存環境的新變化，中國的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將受到嚴峻的挑戰。“入世”不僅是經濟體制的接軌，也是政治體制的適應過程，防止新一輪的“和平演變”將成為維護中國政治安全首要面對的重大挑戰。“入世”也是經濟權益的重新整合和資源的再分配過程，轉型的中國經濟如何應對世界的強勢沖擊，將成為制約中國未來國家安全重中之重的問題。“入世”同時也加速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交融，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預防“文化的迷失”將直接關系到民族的獨立與生存。當“入世”將中國的問題暴露無遺的時候，也正是我們清醒認識自我的最好時機，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才是真正維護國家安全不得不作出的歷史選擇。建設民主政治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也是維護中國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經濟是力國之本，實現經濟的健康發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是維護中國經濟安全的固本之策。文化上民族的象征，重塑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命力，以包容與自新實現文化的現代化，是真正維護中國文化安全的歷史選擇。“入世”必將帶來國家安全觀念的轉變，也就是在研究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規則和運行機制及重新認識以聯合國為基本框架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組織的作用的基礎上，以自力更生為根本，通過積極參與和執行多邊協商機制，加強對話與協作，以積極的姿態實現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需要。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自1972年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以來，中國在更深層次上融入全球化進程的戰略性舉措。中國“入世”之所以導致全球矚目，一方面是因為WTO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人們拭目以待作為新興經濟力量的中國將如何利用WTO機制實現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增長作出更大的貢獻；另一方面，作為現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結晶的WTO，從組織體系和運行規則等各個方面將對社會主義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提出巨大的挑戰，世人對中國將如何在適應WTO機制的前提下，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內政治的穩定，并進一步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也報有濃厚的興趣。

從本質上說，WTO不僅是一個國際性的經濟組織，也是一個國際性的政治組織，其根本目的是以WTO的運行機制和基本原則來規范成員政府的行為，減少政府的干預，并為自由貿易的發展提供有效的動力。同時，WTO也是一種推動全球化發展的有效途徑，“……全球化反映了一種廣泛的認識：在經濟力量和技術力量的推動下，世界正被塑造成一個共同分享的社會空間；在全球一個地區的發展能夠對另一個地方的個人和社群的生活機會產生深遠影響。”[①]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也使得WTO的基本原則和運行機制得以穩固和提升，并成為一種普適性的規范性體系。如作為WTO基本原則的“非歧視”和“國民待遇”對所有成員國或地區都有普遍的約束力，這種約束力是建立在成員的一致同意的基礎之上的，這正如《WTO協定》第9條第1款所規定的那樣：“WTO應繼續實行GATT1947所遵循的經協商一致作出決定的做法。”[②]與這種規范性體系相伴生而來的是一種新的國際政治秩序的生成，“換句話說，全球化有力地揭示了國家政治的限度”，[③]“是對傳統的國際關系，對國家主權及其他權利，對以國界標示人群活動區別的規則的一種深入持久的挑戰。”[④]

加入WTO，不僅體現了中國政府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承擔相應的權利和義務的能力，同時也體現了中國積極應對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決心。但不可否認的是，不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國際政治都是以國家實力為基本后盾的，這正如摩根索指出的，“國際社會的基礎是兩種因素：一是其多樣性，二是其要素即各個國家之間的對抗性”。[⑤]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全球化的浪潮曾經給中國創造了發展的良機，可以說中國目前得以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除了我們內部積極推進體制改革所創造的勃勃生機之外，堅定不移地走開放之路，充分利用全球化為我們提供的技術資源、資金資源和產品市場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入世”將為中國經濟的騰飛提供新的動力，加快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的步伐，但WTO就象一把雙刃劍一樣，在為我們提供機遇和福祉的同時，也向我們提出了挑戰。這種挑戰不僅針對于中國傳統政府管理體制的變革，也針對于中國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維護。如果說自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已經成為一個重要話題的話，那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會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提出更加嚴峻的挑戰。

一、“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國“入世”后國家安全的態勢分析

國家安全總是與國家利益的實現聯系在一起的。“國家利益是一種無形的客觀存在，從邊界糾紛、市場爭奪、人權觀念的辯論、國家結盟與斷交等國際行為中，我們就能體會到國家利益之所在。”[⑥]從本質上來說，維護國家安全正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利益的保證，同時國家利益的滿足也為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和心理基礎。如果按照內容來區分，國家利益是由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構成的。與此相對應，維護國家安全也就是要維護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和文化安全。

按照摩根索的觀點，“國際政治的本質與國內政治的本質是完全相同的。這兩種政治都是爭奪權力的斗爭，它們的不同僅僅在于這種斗爭在國內范圍和在國際范圍賴以進行的條件不同。”[⑦]加入WTO，雖然中國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實現國家利益的根本目標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相反，WTO所設立的新機制和新規則，在為實現國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時，也為實現國家利益設置了更多的障礙。民族國家是參與國際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主體，維護必要的國家安全是在“入世”后中國如何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獨立自主地進行經濟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所必須要認真對待的歷史性課題。

1、“入世”不僅是經濟體制的接軌，也是政治體制的適應過程，防止新一輪的“和平演變”將成為維護中國政治安全首要面對的重大挑戰

世界貿易組織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集大成者。作為世界上最大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加入WTO，積極投身于全球化的進程中，以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是正當的和無可厚非的。中國的“入世”之路之所以要走15年，除了本國的經濟體制一時難以適應有關WTO的原則和框架之外，更重要的可能還是要從政治體制的方面來尋找原因。

自1978年中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以來，特別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開始了全面的轉軌，盡管步履維艱，但已經初步確立了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經濟運行機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啟動以來，雖然幾經反復，但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向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邁出了可喜的步伐。然而，這種政治體制改革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渴望看到的“民主政治”體制依然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特別是在20實際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前蘇東地區的社會主義政權在西方“和平演變”的攻勢下土崩瓦解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將“和平演變”視為對社會主義國家“不戰而勝”的法寶。作為最后一塊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更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21世紀夢想要實現“一體化”的最大目標。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國力有了明顯的提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更是將社會主義中國看作最大的競爭對手，這也正如布熱津斯基所描述的那樣：“……中國無疑也是一個主要的地緣戰略棋手。……中國的各種選擇已經開始影響亞洲的地緣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經濟發展勢頭必將使它有更強的物質實力和更大雄心。”[⑧]伴隨著所謂“中國威脅論”的出臺，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及其仆從國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以各種借口來壓制中國，諸如人權問題，申奧問題等，甚至包括在中國“入世”談判的過程中，將意識形態及政治體制方面的差異與談判進程聯系在一起，從而為中國的“入世”進程設置重重障礙。

全球化進程發端于經濟的全球化過程，隨后擴及到政治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但全球化并不必然導致一體化，全球化只是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所必然經歷的歷史過程，它在尊重人類社會多樣性的前提下，通過現代技術和手段改變了以往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促進了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融合和共同繁榮。全球化本身并不帶有任何功能，它絕不是一種政治力量消滅另一種政治力量的手段和途徑。但現實世界往往是殘酷的，以西方國家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固守意識形態的偏見，致使全球化逐漸脫離了它應有的軌道，成為實現某種政治目的的手段。全球化的政治化，已成為全球化畸形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

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治體制，漸進于工業化中期的政治改革步伐，本身就為中國政治體制的穩定帶來了諸多不確定的因素，再加上國內民主政治的不完善，這些都為“入世”后中國的政治安全帶來了巨大的風險。“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⑨]中國加入WTO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機制，由此也催生了范圍更加廣泛的利益分化和利益整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借資本和商品的交換而附加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又起著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特別是以資本主義國家意志為主導的WTO“自由、平等、公正”原則的貫徹，不僅是對中國政府管理體制，也是對中國基本政治制度提出的嚴峻挑戰。將不僅使中國政治的運行模式，更重要的也將使中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礎面臨強有力的沖擊。

2、“入世”是經濟權益的重新整合和資源的再分配過程，轉型的中國經濟如何應對世界經濟的強勢沖擊，將成為制約中國未來國家安全重中之重的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首先是一個經濟組織，它是為提供一種國際經濟交往新秩序而產生的，在這種新秩序的建設過程中勢必要涉及到不同國家之間經濟權益的重新分配和整合，而對各種生產要素配置能力的強弱又成為決定性的因素。這種能力的強弱不僅來自于先進的生產技術，也來自于富有活力的經濟體制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適應現代經濟發展規律的經濟組織，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在生產本身中發生的各種活動和各種能力的交換，直接屬于生產，并且從本質上組成生產。”[⑩]

從性質上看，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是一種“內生”性的經濟體制改革，發展以“外貿導向型”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成為轉型時期的重要推動力量，并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經過20多年的發展，這一經濟模式可謂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根據相關統計，中國的出口額從1978年的100億美元增長到現在的2660億美元，[11]至2001年末，國家外匯儲備達到2122億美元，[12]這為推動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必須指出的是，過分依賴“外向型”經濟，一旦世界經濟陷入蕭條局面，又會對國家的經濟安全造成重大的風險，東南亞和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前車之鑒已為我們拉響了警報。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潛力說到底還是取決于國內經濟發展的活力，如果沒有國內生產的充足、國民需求的旺盛、投資的多元化和科學技術的更新換代，要維持經濟發展的動力將是難以想象的。而現實情況是，中國國內生產不僅充足而且過剩；需求不旺，要依靠巨額的財政赤字來提升需求的水平；投資還顯單一；生產技術落后，依賴性強。尤為突出的是，自計劃經濟體制而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一方面造成社會格局的城—鄉分裂，另一方面造成經濟生活中的“二元化”斷層，“三農”問題的積重難返，不僅折射出中國整個經濟結構的嚴重缺陷，也映射出中國經濟體制的脆弱性。

中國“入世”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在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的情況下，有助于從外部創立新的動力機制，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契機，加速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盡快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盡管在WTO《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議定書》中為中國規定了3-5年的調整和適應期，但中國經濟本身所存在的諸多問題絕不可能在短短的3-5年中就得以解決，隨著進入中國經濟生活門檻的降低，世界經濟對中國帶來的強勢沖擊將不可避免。這種沖擊絕不僅僅是對單一的經濟組織而言的，而是行業性的或是連鎖性的。面對著中國巨大的市場和消費潛能，“入世”為眾多的跨國巨頭提供了一方樂土，它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國可以實現巨額利潤和超值的投資回報。“入世”不僅為國人帶來了諸多美好的憧憬，也為那些在全球化進程中指點江山的國際性經濟組織提供了續寫神話的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它們的影響力將遍及中國的黃河兩岸和大江南北。如果說，單兵作戰的跨國企業可以通過政府的保護來阻擋的話，那么以群體或集團登陸的國際性經濟組織可能為眾多的國內企業帶來滅頂之災。對于眾多的國際知名企業來說，在完成了資本積累之后，全球化意味著更多的利益共享，在它們的商業鏈條上帶動的將是更多的相關產業，這也就是所謂的“跨國公司的群居關系”。[13]對于尚未完全適應市場經濟運行規則的中國企業來說，僅僅擁有信心是不夠的，更重要的則是自身實力的較量。無庸諱言，就自身的實力來說，中國企業與那些國際性的跨國公司相比，不論是管理水平，還是生產效能，往往都處于劣勢，這固然有中國企業自我發展方面的因素，但與中國企業長期處于政府羽翼的保護下所產生的依賴心理和惰性也有很大的關系。“入世”為中國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成長空間，但同樣也孕育著痛苦與風險，應對世界經濟的強勢挑戰，不僅關系到中國民族工業的興與衰，也關系到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和民族振興的希望。

經濟競爭說到底是生產力的競爭，而除了科學技術的因素之外，經濟制度與經濟運行模式之間的競爭也成為事關經濟競爭成敗的重要因素。經濟制度是有關資源配置的制度性規定，而經濟運行模式則是直接關系到資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雖然存在著難以彌補的先天性缺陷，但作為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已日趨成熟，其示范效應不可小覷。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采取的是一種“漸進式”的轉型模式，這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但也決定了中國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不可能一步到位，還難以完全割斷與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的聯系，而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模式勢必會對整個轉型過程產生長期的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國現有經濟運行模式的混亂和無序，降低其配置社會資源的能力。加入WTO，意味著中國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與國際通行規則的全面接軌，而建立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之上的世界貿易組織原則必然對中國現有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施加巨大的壓力，從現實出發，兩者之間尚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而“適者生存”這一亙古不變的定律也意味著中國將為此付出代價和承受苦難。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的衰落往往始于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的衰落，而經濟轉型本身就孕含著諸多的不確定因素，這些不確定因素進而又削弱了中國經濟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伴隨著中國全面融入全球化進程時刻的到來，中國經濟將真正面對暴風驟雨的洗禮。

3、“入世”加速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交融，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預防“文化的迷失”將直接關系到民族的獨立與生存盡管對“文化”這一概念有著多種多樣的解釋和理解，但對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卻得到了廣泛的認同；雖然文化的表現形式千差萬別，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載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歸屬感卻是唯一的。一個民族的消亡，并不僅僅是人口的滅絕和控制地域的喪失，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凋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全球化是一個消除差別性的歷史進程，依靠其強大的包容性和同化作用，全球化正在以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強勢文化形態蕩滌著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不僅使民族文化的維系處于懸崖的邊緣，也為民族文化的發揚光大鋪墊了布滿荊棘的道路，“文化全球化正在改變民族文化得以生產以及再生產的環境和手段，但是，文化全球化對民族文化的性質和功效產生的具體影響——對民族文化的要旨、價值和內容的影響——至今很難得到解釋。”[14]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厚重的，但或許正是由于文化根基的根深蒂固，才導致了中國文化在現代化方面的遲緩，“現代化意味著新文明的確立，它以工業生產力為基礎，對傳統文明形成沖擊。”[15]近代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往往處于弱者的地位，對西方文化形態多是采取仿效的姿態，從而扼制了自身文化的發展，再加上一段時期內對傳統文化的畸形改造，又進一步削弱了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時間里，伴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涌動，諸多域外的文化符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強勁勢頭侵蝕著中國文化賴以傳繼的基石。

文化的滲透力往往是與經濟力量的擴展相伴始終的。中國“入世”，就如同打開了一座塵封許久的閘門一樣，除了國外經濟力量的強勢進入之外，眾多西方的文化形態將以產業化的形式涌入這塊土地。當中國的文化形態還缺乏產業化運作的實際經驗，還在尋覓現代化途徑的時候，先進的管理理念及發達的運作模式固然成為一種可資借鑒和利用的資源，但隨之而來的價值觀念、人文倫理又將中國的傳統文化推到了邊緣化的境地。邊緣化意味著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喪失，而由此而來的最大危機莫過于對民族文化認同感的消失甚至否定。文化是一種看不見的財富，它是民族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對外來文化一味地迎合與仿效將在消除本民族文化獨特性的同時，導致民族文化的荒漠化，并進而侵蝕民族的創造力，最終造成民族生命力的枯竭。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或許我們可以抵制經濟的剝奪和政治的侵略，但強勢文化通過潛移默化的形式對人的意識的控制卻難以抵抗，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帝國主義”才比“經濟帝國主義”和“政治帝國主義”更可怕。在我們的傳統文化面對好萊塢、麥當勞及阿迪達斯等眾多西方強勢文化符號敗下陣來的時候，在我們盡情享受西方世界帶來的精神和物質滿足的時候，中國的傳統文化正站在一個不明方向的十字路口上哀號。“入世”后，中國的文化已經沒有任何壁壘可以依賴，當更多的好萊塢、麥當勞和阿迪達斯們通過傳媒、商品和網絡遍布我們周圍的時候，它們除了吸引中國人更多的注意力，賺取更多的利潤之外，也將生存和發展的難題留給了中國的文化甚至我們的民族。

二、“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入世”與中國國家安全的對策分析

我們有理由相信，全球化將大大推動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進程；我們也同樣有理由相信，“入世”可以縮短中國最終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但距離的拉近同時也意味著競爭的白熱化，其激烈程度也許并不亞于充滿刀光血影和戰火硝煙的戰爭。如果說一場重大戰爭的勝負可以影響一個國家一個或幾個時代的話，那么今天我們所置身于其中的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成敗將決定一個國家一個甚至幾個世紀的發展歷程。“入世”是國家實力之間的博弈，也是中國國家利益的重新整合過程，通過參與全球化進程來最大地實現國家利益是維系中國現代化過程和平與穩定發展的必然選擇。“安全是和平與穩定的同義語。”[16]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安全所面對的挑戰是嚴酷的，中國國家安全的維護絕不可能由競爭對手的同情和恩賜來實現，而更多的卻是要依賴于中國對自身問題的解決，當“入世”將中國的問題暴露無遺的時候，也正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清醒認識自我的機會，對自身肌體和行為模式的不斷完善，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或許是痛苦和充滿挫折的，但這才是真正維護國家安全不得不作出的歷史抉擇。

1、民主政治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也是維護中國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

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生活中一個古老的命題，當現代社會將它從夢想變為現實要求的時候，它將不僅意味著一種價值理念的樹立，更多的則意味著對政治生活的重新演進，必將涉及到政治體制和政治運行機制的各個方面。WTO體系所體現的實實在在的民主訴求，將對“入世”后的中國政治生活產生意義深遠的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中國建設民主政治提供了物質上的可能，但真正從體制的層面上進一步貫徹和完善民主制度才是應對政治安全挑戰的關鍵。但對于自古就缺乏“民主”觀念的中國來說，民主政治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降臨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這必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其復雜和艱難程度將不亞于中國革命的過程，從現實出發，通過漸進式的改革和完善，才是中國民主政治最終實現的必由之路。

（1）城鄉“二元”結構的“一元化”統一，將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培育廣泛的社會基礎。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結構是歷史的產物，它曾一度被人為地用作政治統治與經濟建設的工具，當它的歷史使命結束之后，又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一道沉重的壁壘阻隔在中國實現政治現代化的道路上。城鄉“二元”結構的消除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但通過中國政府積極地推動將極大地縮短這一過程。小城鎮建設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城市化進程是實現城鄉“二元”結構“一元化”統一的有益實踐，在加快市場機制形成的同時，也培育著對政治生活的民主參與。城市化運動不僅要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塑造現代城市生活的外部形態，更重要的是要確立現代城市生活的價值理念，即為現代市民社會在中國的最終形成奠定充實的心理基礎。

實現中國社會的“一元化”統一，城市化固然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現實選擇，但僅僅依靠政府的推動畢竟效果是有限的，關鍵還在于農民自身民主意識的培養和復蘇。從制度和體制上貫徹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的實施，維護農村村民自治的正常秩序，為農民提供寬松的參與環境，調動和保護農民參與政治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或許比大規模的城市化更能實現民主政治建設的目標。

（2）政府管理體制的民主改革，為實現政權的民主治理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入世”對中國政府管理體制所提出的挑戰要遠遠大于經濟體制，在WTO的整個法律框架內，甚至每一項條文都規定或隱含著對政府管理體制的約束和監督。洛克認為：“Saluspopulisupremalex[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的確是公正的和根本的原則，誰真誠地加以遵守誰就不會犯嚴重的錯誤”。[17]政府管理的最終目標是要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這一目標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公眾的利益滿足程度和價值認同感。政府的管理過程也是一個政治權威和利益的社會分配過程，而實現分配的手段不外乎集權和民主兩種模式，最終采取何種分配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狀況。中國現有的政府管理體制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曾經通過高度的集權有效地實現了社會利益的整合，并在很長時期內維護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政府管理體制的運轉越來越難以適應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社會和經濟良性運轉的障礙。雖然經過多次改革和調整，卻并未能真正理順政府管理與社會自我管理之間的關系，甚至某些方面的矛盾達到了激化的程度。“入世”為解決中國國內現存的問題創造了機遇，特別是在改革的內部動力不足的條件下，從外部為加快轉型時期的改革步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WTO作為一種超國家的政府監督機制，將催化民主政府的產生，但在實現政府民主行政過程中的決定力量還是取決于政府本身。“一切真正受群眾擁護的政府，其決定性機制是自由、公正和公開選舉。”[18]自由、公正和公開是對民主政府提出的基本要求，不僅體現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行為上的實踐與貫徹。作為民主政治的積極實踐者，民主政府首先是一種建立在民眾治理理念上的公共組織形式，相信民眾與依靠民眾是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寶貴經驗，充分信任民眾參與政府管理的能力同樣也是建設民主政府的根基；民主政府同時也是一個高度透明的政府，完備的政府信息公開機制不僅是世界貿易組織對政府管理過程提出的要求，也是社會公眾參與政府管理和對政府管理活動進行有效監督的保證；民主政府還是一個規范化的政府，民主作為現代社會的行為規范是通過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來加以確立的，政府機關是國家法律和法規的執行者，同時也是社會規范的履行者，其本身行為的規范性會對整個社會規范的形成起到積極的示范作用；民主政府更應該是一個人性化的政府，“以人為本”是WTO“非歧視”和“國民待遇”原則所內含的價值追求，在充分考慮社會個體自我價值實現的基礎上進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民主管理和決策，通過政府信譽機制的構建向社會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公平的正義”來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將不僅關系到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全，更是中國政府切實履行對WTO所作鄭重承諾的能力的體現。

（3）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推行民主和透明的政治運行機制，是實現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徑。阿爾蒙德認為“國內活動和國際活動是高度互相依存的”，[19]國際政治活動經常成為展示國內政治生活的舞臺，在這里會體現一個國家的興衰與榮辱。國際政治活動強調政治力量的主導作用，而任何一種主導力量的產生大都緣于其運行體制活力的積蓄與釋放，任何一種政治體制都是人為設計的結果，也必然是與作用于其中的社會和經濟條件相適應的。全球化加劇了國內社會和經濟的動蕩，它與推動轉型的內發性經濟力量一起，不僅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車輪，而且還將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推上了一條向縱深發展的快車道，向著難以阻擋的歷史方向前進。

亨廷頓認為，政治不穩定和內亂是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與發展的結果。[20]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以經濟和社會的轉型為起始的，轉型導致利益分化與重組，新興利益集團的產生成為這一過程的必然結果。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又改變了以往的利益表達方式和渠道，為各種社會利益的表達創造了條件。政治體制通過既定的運行機制，從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方面來實現社會利益的調整與平衡。中國“入世”必將極大地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發展進程，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體制在面對由市場經濟的發展而誘發的利益多元化及利益表達的多樣性時，已明顯地表現出了不適應。在通過制度化的途徑難以實現利益表達的訴求時，各種利益集團就會轉向非制度的、乃至極端的途徑，對政治體制造成巨大的壓力，甚至引發大規模的動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是緩解壓力的應對之策，更是清除積習，積蓄活力，實現政治穩定的自我更新過程，“穩定性涉及政治組織和程序的制度化，穩定性的程度反映了政治組織機構為那些企圖參與政治的集團和個人提供政治參與的渠道的程度。”[21]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入世”及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深化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的重要外部力量，正因為政治安全事關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才顯得如此的緊迫。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復雜和煩瑣的過程，絕非一日之功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通過走一條“調整—適應—再調整—再適應”的循序漸進的改革之路才是富有理性的選擇。建設民主政治是維護中國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但這取決于必要的勇氣和決心。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建設民主政治的正確方向，但要正確處理黨與人大、黨與政府及黨自身的建設問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建設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徑，提升人民代表大會的法律地位、維護其獨立性，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參政和監督功能，以塑造民主政治的中堅力量。充分發揮政治協商和多黨合作制度的參政議政功能，健全政治監督機制，增加政治運行的透明度，塑造民主參與政治的寬松環境，是建設民主政治的社會根基。

2、實現經濟的健康發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是維護中國經濟安全的固本之策。

經濟是立國之本，“入世”后首先面對挑戰的是中國的經濟安全，經濟安全又是維系國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經濟競爭力的獲得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的規模，其核心是合理的經濟結構以及催生經濟發展動力的經濟體制。2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釋放出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發展潛力，按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表明，2000年按匯率法計算的中國GDP占世界GDP總值的3.4%，已經超過意大利，躍居世界第6位。[22]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龐大經濟體“規模發展”的結果，并非來自于科學技術的創新力和經濟生產的效率，在經濟發展方面，1997年中國人均GNP為860美元，僅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24937.14美元的3.45％；全社會勞動生產率人均1225.5美元，為中等發達國家56220.20美元的2.18%，[23]同時，綜合考慮中國的自然地理背景、人類活動強度、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階段等因素，中國平均狀況下的發展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5倍，[24]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發展還尚難說是有效率的，經濟質量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經濟安全的獲得，實現經濟的現代化是必然選擇，但如果按照英克爾斯有關現代化的標準※來看，中國的經濟現代化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因此，實現經濟現代化除了要具有現代化的經濟規模之外，提升經濟運行的質量也成為關鍵因素。經濟運行的質量涉及到國際經濟環境、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經濟結構的調整、市場機制的效率、經濟資源的狀況、科學技術水平等各個方面的相互作用，而政府與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協調與合作又成為主導性的力量。

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已真正融入到國際經濟運行的軌道之中，并為了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國際經濟環境的冷暖變化也深刻地影響著國內經濟的發展狀況，隨著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增長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明顯增強，2001年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達44％，超過美國的20.7％和日本的20.1％，[25]尤其是“入世”后隨著關稅壁壘的消除和政府保護性措施的日益規范，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將更加緊密，這孕育著機遇，但同樣隱含著風險，難免使國內經濟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在經濟實力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改變國際經濟環境的時候，中國可以作出的最好選擇是依靠國內巨大的市場和經濟發展的潛力，通過推動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來爭取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國際經濟環境，“入世”不僅提供了有效的途徑，也創造了可能性。

國際經濟環境僅僅是影響經濟安全的外部性因素，中國經濟安全歸根結底還要依靠內部性因素，即通過提高經濟的整體實力來獲得。經濟發展本身具有諸多的不確定因素，再加上經濟發展的利益最大化的價值訴求，容易導致整體經濟運行的失衡，削弱國家的經濟實力。因此，通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調控，可以為經濟運行確定正確的發展方向和創建良好的發展環境。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通過制定和執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產業政策，成為維持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據統計，2001年中國GDP比2000年又增長7.3%，完成95933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6898億元，增長12.1%；市場物價穩定，居民消費物價總水平上升0.7%；金融運行平穩，現金凈投放1036億元；從1998年到2001年累積發行長期建設國債5100億元，有效地帶動了地方、部門、企業配套資金和銀行貸款以及其他方面投資的增加，國債項目投資總規模近3萬億元；同時，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農業布局不斷優化，工業結構調整取得新的進展，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的增長速度達到28%。[26]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逆境中，正是因為中國政府堅持貫徹穩健的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才使國內經濟秩序得以維護，沒有給中國的經濟安全帶來重大的損失。“入世”后面對外部經濟環境帶來的更多不穩定因素，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在維護中國經濟安全方面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僅僅依靠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于推動經濟發展和維護經濟安全并非長久之計，甚至過份依賴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將對國家經濟造成致命的損害，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擴大中央財政支出來拉動的，2002年中央財政赤字將達到3098億元，逼近GDP3%的國際警戒線，因此可以說，中國尚未實現健康的經濟增長。由此使經濟發展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財政負擔加劇，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經濟體自身缺乏發展的動力，這主要表現在國內需求疲軟，供過與求，投資不旺。究其原因，經濟結構不合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低下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在尚未完成的轉型過程中，中國原有的經濟結構得到了很大的調整，但要真正實現最終向現代化經濟結構的過渡還需要很長的過程，“入世”將產生一定的催化作用，大大加速這個進程。經濟結構的調整在實現工業和服務業的現代化過程中，農業將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首要問題。中國的農業問題，不僅僅是傳統生產方式的問題，而且是中國現代化進程與產業結構調整速度不平衡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如果說經濟轉型必然導致經濟結構的斷裂和重組，進而危及經濟基礎的穩定和安全的話，那么“三農”問題的凸顯已成為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瓶頸”。產業結構所代表的是一個經濟生活中的生態系統，其本身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具有自我調節功能，但通過產業生態鏈的內在機制所實現的轉型畢竟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并且蘊涵著脆弱與危機。產業結構也是人為設計的結果，在尊重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社會現實的基礎上，借助于有效的干預和指引，消除抑制現代化發展的薄弱環節，加速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對于中國應對“入世”后日益增加的經濟風險將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市場機制是經濟運行的“發動機”，其配置資源效率的高低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科學技術手段是實現市場機制效率的輪子，而規則是提高市場機制效率的路徑。落后的科技手段意味著市場機制的高投入與低產出，缺乏規則的競爭將加劇市場機制的扭曲，以巨大的社會成本支出抵消由效率的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世界貿易組織是建立在高效和規范的市場機制基礎之上的合作機制，WTO框架下的經濟競爭歸根結底是市場機制效率之間的競爭，一個低效和缺乏規范的市場機制將很難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中承擔起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重任，因此，提高市場機制的科技含量和法制化水平是中國經濟建設亟待完成的歷史任務。“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當今世界誰擁有和掌握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就將在國際競爭中占得先機，這已是被歷史和現實經驗所證明了的真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科技水平得到了極大地提高，在某些尖端領域已步入世界先進行列。但中國的整體科技水平還比較落后，特別是在工業和民用領域，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還比較少，在科技成果的市場轉化率方面還比較低，中國每年產生大約2萬項科技成果，然而轉化率尚不足20％，遠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在西方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80％，而中國只有20-30％。[27]在工業制成品中，仿制和改制產品占有很大的比重，眾多核心技術掌握在國外競爭者的手中，不僅使中國眾多的生產企業為購買技術付出巨大的代價，甚至使自己的命運掌控在別人的股掌之間。對國外技術過份依賴的經濟發展是沒有前途的，也是危險的，在大力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科技手段的同時，通過自己的力量實現科學技術的進步才是根本。科技水平的提高除了具有高素質的人才和大量的資金投入之外，寬松和規范的創新環境也是必不可少的，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從制度和機制上激發科技創新的活力，不僅可以鞏固經濟發展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可以創造明天的輝煌。

投資、需求和出口是維系經濟增長的三大支柱，良性運行的市場機制為充分發揮它們的推動作用提供了平臺。但市場機制并不是萬能的，逐利性作為其天生的屬性，從一開始就為這種機制的健康發展設置了自然的障礙，特別在轉型期內，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夠完善，還缺乏必備的抵御來自內部和外部風險的能力，因此，借助政府的力量對其進行規范和保障就成為促使其健康發展的當務之急。市場機制的規范化除了要具有完善的法律體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從機制上加強對法律和法規的執行和貫徹，真正使法律制度走下“圣壇”，讓法制的精神貫穿于市場機制所觸及的各個環節和各個領域。市場的存在和運轉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尤其是在“入世”后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進一步接軌會在帶來繁榮的同時衍生出震蕩，且并不會因為人們的美好愿望而有所避免，今天中國市場經濟所涉及的范圍是如此的廣泛，以致于每一次或大或小的震蕩都將直接關系到經濟的穩定與安全。市場機制的健全與否，除了提供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渠道之外，還在于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場保障機制。市場保障機制是一個涉及到市場運轉各個環節的系統，除了要提供必要的進入機制和退出機制之外，其主要的職能是要完善必要的預警機制和糾錯機制，從而使國內的產業和部門在受到損害時能夠加以必要的保護，進而為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鑄造抵抗風險的壁壘。

3、重塑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命力，以包容與自新實現文化的現代化，是真正維護中國文化安全的歷史選擇

“文化包含人類選擇的所有領域，既涉及其價值判斷的部分，也涉及其科學判斷的部分”。[28]雖然長期以來儒家思想在傳統文化中占據著統治地位，但中國是建立在多民族和多文化基礎上的多民族國家，從來都沒有拒絕過對先進文化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學習和吸收，因此，無論在價值判斷方面還是在科學判斷方面，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包容性很強的文化形態，這也正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羅素在比較中西方文明時，對中國文化中所表現出的寬容與禮節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依靠這種實力，中國最終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國的一切征服者。”[29]千年的歷史積淀為中國文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礎，也積蓄了厚積薄發的力量，在每一個緊要的歷史關頭，都是借助于傳統文化所培育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認同而轉危為安。但厚重的文化傳統難免帶有一定的腐朽性，成為阻礙民族發展的羈絆，尤其在面對外來先進科技和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價值沖擊時，文化傳統往往最先成為詰難的對象。對于一個民族來說，文化本身所承載的東西太多，對傳統文化弊端的責難并不能代替對民族歸屬感和民族情感的認同，而只能在更大范圍內激發對傳統文化價值觀及推動文化自新的動機。與其說“入世”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挑戰的話，毋寧說更多的是一種機遇。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文化自新運動，它將科學和民主的價值觀念植入中國人的意識和行為之中，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之門，盡管它是被迫作出的民族“求存”之選，但它在中國近代歷史中的地位怎么強調都不過份。“入世”第一次將中國文化真正展示于世界文化之林，有融合也有沖突，但融合是中西方文化交往的必然趨勢，究竟是中國文化在保持獨立性的同時積極借鑒西方的優秀文化成果，還是中國文化最終被強勢的西方文化所同化，則完全取決于中國文化的自新功能。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入世”也為中國提供了開展新一輪“新文化運動”的契機，只不過這次更多的是主動作出的民族“求強”之選。

優秀的文化不是狹隘的自我禁錮，也不是傲慢的自我標榜，而是博大的胸襟和謙遜的態度。全球化的結局并不是要消除文化的多樣性，而是為文化注入了新的意義，“文化的舊概念以連續性為基礎，文化的現代概念則以多樣性為基礎；舊的價值觀是傳統，當代的理想則是不同文化的結合。”[30]現代化永無止境，本民族文化的發揚光大與積極吸收國外先進的文化成果這兩個過程將伴隨其始終。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不僅是剔除積弊的過程，也是日臻完善的過程，當傳統文化受到西方強勢文化以各種形態的挑戰的時候，是拋棄還是回歸，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要認真考慮的問題。當傳統文化以她的涓涓細流注入我們精髓的時候，當傳統文化以她豐腴的乳汁哺育著我們的世世代代的時候，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保護她和依靠她，對祖先、對子孫這都是義不容辭的。但是發展和維護中國的傳統文化，僅有情感和決心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堅定有力的措施。“入世”為中國傳統的文化形態提供了更多的與世界其他文化形態交往的機會與選擇，多樣性正是中國文化得以成長的土壤。文化的影響是長期的，也是潛移默化的，在域外文化消融著我們的文化根基的時候，中國的文化也同樣改變著它們，或許正是在這種此消彼長的交往過程中中國文化才可以吸收到更多的養料，實現傳統文化現代性的嬗變。普適性并不是中國文化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也無意由此而引發所謂的“文明的沖突”，只是希望通過現代化的手段保有一塊屬于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三、多邊協商機制：一種新的國家安全觀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這需要通過國際范圍內國家之間的平等對話與合作來實現，霸權主義將日益失去其話語權，而奉行孤立主義的國家也會逐漸為歷史發展的腳步所遺忘，這也正如歷史學家湯因比所預言的那樣，“……一系列的文明或文化傳統將不得不學會如何在一個政治體制下和平共處。”[31]這種政治體制將逐漸以對話與合作代替殖民與征服，盡管戰亂與饑荒仍舊是人類社會隱隱的痛，盡管生命的價值還時常受到種族紛爭和宗教沖突的摧殘，盡管還經常有人在國際舞臺上頤指氣使，但在人類自身受到來自自然界巨大壓力的時候，平等發展已躍升為國際交往中的核心觀念。

自近代以來，中國屈辱和艱辛的生存史在中華民族的心靈深處刻上了難以抹平的烙印，尋求國家的繁榮昌盛，探索民族的復興之道，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統一成為幾代民族志士最壯麗的奮斗軌跡。中華民族性格的內斂與不嗜張揚使中國走上了一條依靠自力更生來實現國家強盛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道路，盡管這是一條布滿荊棘的道路，但是在這條道路上也曾經有過輝煌與榮耀。不可否認的是，在任何時代和任何情況下，自力更生都是維系國家的安全的根基，然而在全球化浪潮風起云涌的今天，固守“自力更生”并將之視為實現國家強大與安全的金科玉律，不僅是孤獨的，而且是狹隘的，畢竟閉關鎖國的年代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頁深埋于人們的記憶之中了。

如果說曾經喧囂一時的“南南合作”與“南北對話”曾經為推動國際和平與發展作出過重大的歷史貢獻的話，那么作為意識形態對抗的產物，伴隨著多極世界的形成它們將越來越難以適應以全球化及區域一體化為基本特征的國際社會發展所提出的挑戰。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土崩瓦解，迫使一度是“南南合作”與“南北對話”積極推動者的中國逐漸轉變了外交政策，“韜光養晦”成為對外政策的重要策略，為中國的發展爭取了先機。但“入世”和全面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使中國今后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因而必將帶來國家安全觀念的轉變，也就是在研究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規則和運行機制及重新認識以聯合國為基本框架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組織的作用的基礎上，以自力更生為根本，通過積極參與和執行多邊協商機制，加強對話與協作，以積極的姿態實現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需要。

新的國家安全觀是以多邊協商機制為基礎的，也即：“爭端各方均可接受且與適用協定相一致的解決辦法無疑是首選辦法”，[32]其核心為廣泛參與和平等對話，因此“多邊”與“協商”就成為新國家安全觀的兩個支柱。

所謂“多邊”，就是各方的共同參與。這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指參與領域的多樣性，也就是說中國在“入世”后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將會是全方位的，而在經濟生活中的全身投入僅僅是一種表現，通過積極的經濟參與來帶動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參與，并通過各種途徑實現政治立場和文化精神在國際生活中的確立和認同，從而減少因不了解和誤解所導致的敵意和仇視。另一方面是指交往國家的多樣性，意識形態對國際交往影響力的降低，使國際交往擁有了更加自由和廣闊的空間。交往國家的多樣性不僅可以多方位實現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而且可以在不同國家之間分攤風險，也就是所謂的“不要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通過與交往國家建立廣泛和穩固的合作關系來維系實現國家安全需要的紐帶。

所謂“協商”，就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平等對話。多樣性的國際社會必然隱含著沖突，對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的追求，以及宗教和種族的差異都會成為誘發沖突的催化劑。盡管流血和暴力還難以在短時期內從人類的記憶中消失，但文明的進步正在將爆發大規模沖突的可能性變得微乎其微。全球化固然增加了不同國家發生沖突的概率，但全球化所實現的共同利益將會使更多的國家愿意坐到談判桌上以對話和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雖然在今天看來，真正實現平等主體之間的平等對話或多或少還帶有一些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色彩，畢竟協商的底氣歸根結底來自于國家實力的強弱，但協商卻是人類到目前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決沖突的方法和途徑。

協商也是博弈和爭斗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根本的利益沖突可能并不能通過協商的方式來解決，進而還可能發生更大規模的沖突，但多邊協商機制為避免和降低沖突的烈度提供了現實可能性。WTO第一次在國際范圍內以“法律”的形式提出了一種為各方認可的、和平的解決爭端的運行機制，它是通過各方的共同參與實現制約和監督，并以一致性作為最終目標，從而為將沖突限定在最小的范圍內創造了機會。從這種機制運轉的情況來看，雖然一致性的達成降低了它的可操作性，但它要比聯合國的爭端解決機制更加有效，也更加人道，也更容易讓各方接受一些。“入世”不僅意味著中國政府對相關權利和義務的承擔，也是對這種沖突解決機制的認可，盡管這種機制目前的適用范圍還比較狹窄，但通過對這一機制原則的貫徹和執行，不僅將為推動整個世界的和平和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也將會減輕中國為維系國家安全所付出的代價。

WTO已不在遙遠，而是作為一個客觀實在真真切切地矗立在我們的面前，它除了帶來心跳的感覺之外，我們的國家及至我們的生活也將為此而改變。當魏源撰寫《海國圖志》以激勵國人向西方的科技文明學習的時候，他或許不會想到今天古老的中華民族能夠站得離世界如此得近。“入世”是中國自己作出的選擇，它不僅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在今天的延續，也是為明天實現強國夢而繪制的宏偉藍圖。自1840年以來的一百多年間，中國這個東方的大國總是在有意和無意之間被隔膜在世界發展的軌跡之外，在遍嘗了屈辱和辛酸之后，借助于對全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從而第一次真正駛上了歷史的快車道，并將民族千年的歷史重擔綁在了國家飛速前進的車輪上。

[①][英]戴維·赫爾德等著：《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楊雪冬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②]《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MarrakeshAgreementEstablishing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世界貿易組織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結果法律文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頁。

[③][英]戴維·赫爾德等著：《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楊雪冬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④]王逸舟著：《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頁。

[⑤][美]漢斯·J·摩根索著：《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徐昕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頁。

[⑥]閻學通著：《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頁。

[⑦][美]漢斯·J·摩根索著：《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徐昕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頁。

[⑧][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0頁。

[⑨][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28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頁。

[11]謝國忠：《中國企業為何缺乏全球競爭力》，《南方周末》，2002年3月21日。

[12]朱镕基：《政府工作報告》，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2002年3月5日。

[13]曾建偉、張鵬：《跨國公司的群居關系》，《南方周末》，2001年11月8日。

[14][英]戴維·赫爾德等著：《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楊雪冬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頁。

[15]錢乘旦、楊豫、陳曉律著：《世界現代化進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

[16]王逸舟著：《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頁。

[17][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97頁。

[18][美]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爾塔森、托馬斯·E·克羅寧著：《民治政府》（陸震綸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頁。

[19][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著：《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頁。

[20][美]塞繆爾·P·亨廷頓：《發展的目標》，《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羅榮渠主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頁。

[21][美]塞繆爾·P·亨廷頓、喬治·I·多明格斯：《政治發展》，《政治學手冊精選》（下卷），格林斯坦、波爾斯比編/儲復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56頁。

[22]《我國經濟可望邁入世界前列》，《新華日報》，2002年4月10日。

[23]黃抗生：《現代化離我們有多遠？》，《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4月30日。

[24]《我國發展成本與世界水平有大差距：辦同樣事情多花費25%》，《新華日報》，2002年2月28日。

※阿·英克爾斯提出的現代化的10條標準包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3000美元以上；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占12%至15%；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占45%以上；非農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70%以上；適齡青年受高等教育人數占10%至15%；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50%以上；平均每個醫生服務人口在1000人以下；平均預期壽命70歲以上；人口自然增長率在1‰以下；識字人口占80%以上。

[25]蕭灼基：《擴大內需潛力巨大——談擴大內需要正確處理五個關系》，《文匯報》，2002年3月11日。

[26]曾培炎：《關于200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0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2002年3月6日。

[27]《中國創業投資存在11大問題》，《中國經營報》，2001年7月6日。

[28][美]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頁。

[29][英]伯特蘭·羅素：《中國問題》（秦悅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頁。

[30][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頁。

[31][英]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劉北成、郭小凌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頁。

[32]《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SettlementofDisputes），《世界貿易組織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結果法律文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