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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稅的取消，對農民來說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政治、人文意義。農村干群關系由賦稅征繳變成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上級政府領導基于賦稅對本部門和個人利益的作用而控制下級干部的基礎不復存在，插手村干部任免和村委會工作等行為勢必減少，鄉村干部的工作重心由“催糧催款、刮宮引產”轉向鄉村建設，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通過各種方式向農村輸送物質資本，開展鄉村建設。鄉村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其內容不僅關乎經濟，還關乎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不僅有賴于政府的領導和政府財政的支持，更主要還是要靠作為鄉村主人的村民自己，即所謂“上帝助自助之人”。鄉村開始進入農民自主、鄉村自治時代。

自治的前提是主體要有自主能力，自主權利運用的程度和效果取決于自主能力。自主能力對外表現為獨立的是非判斷能力、選擇能力、爭取和維護權利能力,對內表現為自我認知、自我約束能力。它是精神素質的一部分，是人在超越了生理需求階段后所凸現的一種能力。毋庸諱言，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矛盾，長期的小農生產方式的制約和幾千年封建奴役文化的殘留，農民經濟狀況差、文化素質低、缺少實踐鍛煉等等，造成我國農民的人生需求始終停留在飲食男女這一最低層次，缺乏超越性精神追求。目前我國農民在承擔鄉村主體這一社會角色時的自主能力雖然較過去有大幅度加強，但整體上還比較弱。表現為比較注重個人利益、物質利益、眼前利益，缺乏公益心和公共利益維護、公共產品建設能力。譬如而今鄉村實行一事一議制度搞建設，總有人找各種各樣的借口拒絕參加，甚至對積極出錢辦公益的熱心人冷嘲熱諷。大家都奉行明哲保身哲學，不愿得罪人，對這些沒有公益心的人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使一事一議活動難以開展，部分鄉村因此取消了一事一議制度。湖北省大悟縣新城鎮魏灣村前幾年村里收過兩次“一事一議”的費用，因收不起來，反而惹了不少麻煩，后來村里便停收了。2003年，縣里修鄉公路，要求農民承擔三分之一的費用，村里便要求農民人平集資10元。按這一標準，村里應集資8860元，結果全村只收了2000多元，最后大部分錢都是鎮上出的。（《農村新報》2005-04-02）缺乏公益心和公共利益維護、公共產品建設能力，加上或多或少的自主焦慮心態，除影響公益事業的興辦外，還導致以下幾種后果：第一，對地方政治、群體利益不太關心。少數村民在村干部選舉中見利忘義，拿選票當兒戲，誰給他錢物就投誰的票。村干部的行為得不到應有的監督和約束，給村干部胡作非為、貪污腐敗和有關部門向農民亂收費以可乘之機。以致時至今日，借征收農業稅而搭車收費的途徑被斬斷了，仍有一些地方和村組干部膽敢向農民攤派報刊征訂費，截留種糧補貼，亂收費。現在城郊鄉村土地大量變賣，環境污染嚴重，跟農民抵制不力有很大關系；第二，鄉村地痞強人缺乏制約，橫行霸道，暴力規則仍在一定程度上通行。如有的鄉村強人抗旱時搶水、偷水，排澇時只顧自己往別人田排，不讓高處田排水。勢單力薄、老實巴交的農民處處受欺壓，交了水費卻享受不到水利的益處，種田只能望天收。對此少有人出來主持公道。這種現象又反過來影響了農民開展農田水利建設的積極性。第三，劣幣驅逐良幣。當一個鄉村的某一產業比較興旺時，總有些人以劣充好，強買強賣，其他村民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聽之任之，鮮見聯合起來捍衛該產業的信譽，保住自己的生財之道，好不容易有了市場知名度的產業往往很快變得臭名昭著。凡此種種，造成農村人文環境落后，限制了人力物力資源作用的發揮，阻礙了農村社會的文明進程。

有什么樣的農民就有什么樣的鄉村。鄉村要解決公共產品供應不足和無效的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能單純依靠政府集中控制或個人獨立行動，只能依靠農民建立的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制度的設計和運作。自主組織有效運作的關鍵在于社會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有效結合。目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應不足或無效，主要不在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不足，而在于由信任、互惠規范和參與網絡構成的社會資本的缺乏。農民的自主能力在此時顯得既關鍵又稀缺。另一方面，鄉村建設過程也應該是農民素質不斷提高、自主能力不斷增強的過程。農業結構調整初期，農民普遍盼望政府部門提供生產信息和農產品銷售服務。經過幾年的鍛煉，現在農民都習慣了“不找市長找市場”。因此只要通過學習和實踐，自主焦慮心態是能夠很快消除的。經過十幾年的村民自治實踐，農民對村民自治的認同度和參與積極性大大提高，政治鑒別力和實踐基層民主的能力顯著增強。村委會選舉期間，一些地方外出打工人員紛紛回家投票，有些地方的村民為保證選舉的公平、公正，還不惜出上幾百元錢對選舉進行公證。這些新興的、可喜的現象證明，只要環境適宜，自主意識和能力就會像春天的種子一樣發芽生長。

當然，要從根本上扭轉農民注重個人利益、物質利益、眼前利益的傾向，將農民的需求重心提高到超越性精神追求層面，還需要一個艱苦長期的過程。對此，我們要有明確的目標，將培育農村社會資本、提高農民自主能力作為農村零賦稅時代的工作重點，制定明智的政策，積極創造條件，解放農民，扶助農民。

首先，文化素質是一切精神素質的基礎。應解決目前社會反響強烈的教育不公正問題，增加農村人口受教育機會。根據農村實際情況，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增強農村教育的經濟促進功能，解決農民現階段經濟技能差、收入低的普遍問題，提高農民受教育的積極性。

其次，促進村民自治工作健康發展。對村委會選舉、村民自治既要反對操縱干預，又要反對漠不關心，放任自流，應該加強引導和管理，尤其要杜絕村民選票換錢和村干部以權謀私行為。村干部無法用權力尋租，村民的選票就不可能換錢參與分租，“草根民主”才能走上正軌。為了保證湖北農民在今年9月的第六屆村委換屆選舉中選出自己滿意的當家人，省民政廳將推出四大創新舉措：引入司法公證程序，對選舉的全過程進行司法監督；“海選”候選人之前，村民可以自薦報名；通過投票站“海選”確立候選人；候選人提名后可在選委會的監督下開展自我宣傳和競選。這四大舉措進一步完善了村委會選舉程序。除村委會選舉外，政府要以逐步實現村委會工作的民主化、法制化為目標，加強對村干部的行為表現、村委會日常工作的開展、考核評估等方面的監督管理，發動群眾積極參與村委會工作規劃的制定和落實，對村委會實行有效監督。在此基礎上擴大村委會的自我管理權力尤其是懲戒權。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第三，積極幫助農民建立農村經濟合作組織，鼓勵農民建立一些自娛自助的自主組織，如防盜協會、用水協會、環保協會、老人協會等等，增加這些組織及村委會的自我管理權力，強化他們的自治功能，使農民通過組織活動的鍛煉培養，增強自主能力。湖北省云夢縣道橋鎮部分村組織本村有名望、有經濟實力、熱心公益事業的人士成立村公益事業促進委員會，是新形勢下發展鄉村公益事業的一個比較好的嘗試。

第四，農民物質和精神雙重貧困、農村相對落后的根源是信息擁有量小，流通更新慢。加快發展農村的交通、通訊產業特別是網絡通訊產業，降低產品和服務價格，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鄉交流，增加、擴大農民的信息流通渠道，對提高農民素質、增強其自主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