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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參與是人民群眾旨在影響黨和政府及自治組織的干部及其決策的活動。當前，我國農民的政治參與就是指我國農民參與政治生活、試圖影響各級部門的干部及其決策的行為。我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農民人口占我國總人口的大半，因此，農民的政治參與程度直接影響著我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對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學者們對農民政治參與的研究逐步深入，研究農民的政治參與成為學術界的熱點，學者們主要是從農民政治參與現狀、參與方式、參與動機、影響因素及提高農民政治參與質量的思路等幾方面來研究的。

一、我國農民政治參與的現狀

當前，我國農民政治參與呈現如下特點：政治參與與政治冷漠并存；政治參與主體呈現多元化狀態；參與意識較強而參與能力較低；制度化政治參與與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并存；政治參與期望值高而政治效能感低（李雪卿，1998）。郭正林則認為當代農民政治參與不再是服從性參與，開始從過去的政治卷入轉變為具有權利主張的政治參與形態。由此，當代中國農民政治參與呈現出制度性、權力性和自主性等多重特征（郭正林，2003）。還有的人認為，一方面中國農民政治參與的水平并不低，即便是難度較大的參與方式——與人合作解決問題也有10％左右的農民嘗試；另一方面也說明大多數中國農民的政治參與水平有待提高，被動的參與——基層選舉、參加村民大會等還是中國農民政治參與的主要方式（楊明，2000；徐煒，2001）。

農民政治參與還存在如下問題：參與的主動性和自覺程度低，參與的高指向性，參與要求與能力之間的反差大（胥莉，1997）；參與的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基本上是手段參與，非制度化參與有擴大的危險，非制度化參與、抗議性參與和暴力參與往往合而為一（程同順，1995）；農民掌握政治知識的整體水平仍然很低，農民政治參與態度也較低調，對政治的評價傾向于消極，農村社會分層、經濟和社會地位、宗族和新聞媒體影響著政治參與，在中國農村宗族仍然是左右決策的主要力量（謝岳，1997）；政治參與形式的多樣性與規范性之間存在矛盾，政治參與的政治性與利益性之間存在矛盾，農民政治參與中的家族性色彩濃厚與國家的凝聚力淡化之間存在矛盾（宋海春，2002）；政治參與熱情有待進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熱衷實利、忽視政治是主要表現，政治參與的質量較低，主要表現在從眾性參與較多、參與僅限于社區性參與或問題性參與，政治參與的有效性較低，質量不高（張祝平，鄭曉麗，2003）；農村婦女在政治參與中有較強的依賴性，處于政治邊緣化狀態（張鳳華，2002）；農民工政治參與率較低，政治參與受到各種限制（黃輝祥，2003）。

總的來說，雖然我國農民政治參與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體水平較之以前有了較大提高，當前，我國農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的自主意識增強，參與意識大大提高，政治心態由保守轉向變革、開放，政治信任感和認同感增強（葉笑云，2001）。尤令人可喜的是在政治參與過程中有一支生力軍在起主導作用，即黨員干部、文化程度較高者（初中以上）、退伍軍人、外出打工者，他們無論政治知識、態度還是技能都較好，而且這部分人的態度在政治參與過程中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基本上能左右政治參與過程（謝岳，1997）。這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二、政治參與方式

當前，大多數學者將我國農民政治參與方式分為制度化政治參與和非制度化政治參與來研究，而且大多著重研究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學者們對二者的定義基本是一致的，所謂制度化參與是指依據國家的憲法、法律、規章、政策、條例等所規定的制度和程序，參與公共事務和國家事務的行為。非制度化參與即是指采取不符合國家憲法、法律、規章、政策、條例所規定的制度和程序而進行的影響政治決策過程的活動（章榮君，2001）。

對于制度化參與的具體形式，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劃分。宋偉強（2001）認為，農民制度化參與主要是投票選舉等活動，從實際意義上可進一步區分為選舉人大代表和對村民自治活動的參與。徐煒（2001）則將之分為四種形式：基層民主選舉；參加村民會議；與人大代表打交道及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馬寶成、謝蕾（2000）則從民主的角度把農民制度化參與分為選舉式參與、決策式參與和監督式參與。

學者們對非制度化參與的具體形式也有不同劃分。宋維強（2001）認為非制度化參與主要有這么幾種：家族或宗族活動；人格化參與（包括個人結交、行賄、宴請活動等）；非正常參與（包括合法的上訪、投訴以及不合法的上訪、抗議甚至暴力對抗、私人報復犯罪等）。倪承海（2001）則把農民的非制度化參與分為：行賄活動，越級上訪活動，家族或宗族對基層政權的干預活動，報復和暴力對抗活動。還有的人把它分為四種類型：暴力對抗型，上訪抗議型，違法操縱型，反參與抵制型（孫德厚，2002）。

學者們還從不同角度分析了農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原因。邢克鑫（2003）從主客觀的角度來分析，認為主觀方面主要是由于農民政治參與意識處于萌發階段，對政治參與缺乏明確的認知，多數參與超不出社區、問題性范圍，法制意識弱化等；客觀方面主要是農村政治制度化有待提高，鄉村兩委班子缺乏感召力，肆意加重農民負擔，少數村干部素質低劣，態度蠻橫。孫德厚（2002）則從社會文化背景、宗族勢力重新抬頭、政治運動造成的政治恐懼心理、村干部作風不正、地方惡勢力興風作浪等幾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章榮君（2001）則將這些原因歸結為：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農民心理顯失平衡；地方政府行為失范，農民利益屢遭侵犯；農民利益表達不暢，參政機制尚未健全；政治文化多元交織，影響農民價值選擇；農民整體素質低下，民主法制觀念淡?。焕娣只?，地區貧困，農民尋求利益保護等六個方面。還有學者認為，這是我國當前農民制度化參與受到限制的結果（穆曉，2002）。

農民非制度化參與導致很多消極后果，極大地影響了我國農村的民主化進程。為此學者們紛紛獻策以改善這一現狀。趙寅科（2002）提出靠制度創新化解農民的非制度化參與的觀點。穆曉（2002）也認為根本措施是加強農民的制度化政治參與建設。倪承海（2001）提出較為具體的四項措施：大力發展農村商品經濟；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建立健全農民參與機制和制度；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村干部素質。另有學者主張使農民的政治參與法制化（白呈明，2002）。還有學者提出了更為細致的方法，因多與上述重復，不再贅述。從上述可知，當前我國學者對農民非制度化參與研究較多，而且業已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對制度化政治參與的研究則明顯不夠，還需要深入而全面地加強這方面的研究。隨著我國農村社會經濟政治形勢的日益復雜，我們還應開辟新的視角和新的方法來進一步研究農民的政治參與。

三、農民政治參與的動機

對于當前農民政治參與的動機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見解，但總的來看主要有兩類觀點，一類是經濟動因，一類是非經濟動因。徐勇認為支配和影響村民選舉的因素主要是利益機制，而驅動村民政治參與的利益，既包括集體公利、小團體公利，也包括個人私利（徐勇，1999：298——299）。何包綱、郎友興經過研究發現，經濟發達村要比經濟落后村的村民選舉的競爭程度高，選民對投票回報或選舉的誤工補貼的期望是村民高參選的重要因素（何包綱、郎友興，2002：163——165）。胡榮的案例研究則強調農村選民的經濟理性選擇，其研究也發現村民參選的回報和候選人競選的經濟利益是農民參選的主要動機（胡榮，2001：57、100）。程同順則強調農民經濟利益對政治參與的決定作用，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民、集體、國家之間存在經常性的利益沖突，農民為了保護和表達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更多地參與政治。國外學者也從經濟發展與民主參與關系的角度探討農民政治參與的動力和動機問題（Oi，1996；Oi&Rozelle，2000；Shi，1999）。這些研究都說明農民經濟主體地位的確立及尋求經濟利益保護的機制是農民政治參與的基本動力和動機。

許多學者還研究了農民政治參與的非經濟動機。于建嶸在湖南的田野調查支持這樣的結論：農民公共參與（政治參與）的顯著特征是非經濟化和自愿不足。參加選舉的農民并不認為選舉投票對他們的自身利益很重要，他們尋求的是“辦事公道”（于建嶸，2001：415）。何包綱、郎友興的實證調查則顯示，農村選民的投票行動主要受其政治權利及公民責任意識驅使，表明農村社會公民意識正在形成（何包綱、郎友興，2002）。周曉紅則從自上而下的視野，認為時期農民政治參與的歷史動機主要是破舊立新，以后的農民政治參與動機主要是制度重建及制度創新（周曉紅，2000）。國外學者中，歐博文和李連江對農民政治文化的研究特別值得關注。他們的研究發現，轉型期中國農民的選舉參與、依法抗爭等政治參與活動，正在把老實巴交的“順民”、愛頂撞權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公民（Obrien&Li，1996；歐博文，2001）。無論是經濟動因的研究還是非經濟動因的研究，研究的對象都是某一地方甚至是某一村莊的具體情況，地域特色濃厚，而共性的研究卻鮮見。

四、影響農民政治參與的因素

學者們主要從經濟、文化、心理、制度及其他因素幾個方面來分析農民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徐煒（2001）從經濟和文化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認為經濟因素是影響村民政治參與的決定性因素，文化因素即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傳統政治文化（如家庭意識、鄉土意識、重禮俗不重法治等心理狀態）的影響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王禎（2003）則認為，影響農民政治參與的因素主要是農村利益格局的變化（由單一走向多元）和農村社會的階層分化。李雪卿（1998）在強調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同時指出政治參與制度的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民的政治參與。葉笑云（2001）從心理的角度分析認為影響農民政治參與的因素是傳統的雙重政治心理（對皇權既崇拜又疏遠的二元情感、既逆來順受又官逼民反的矛盾心態、既有均平思想又有特權觀念的雙重人格）和政治依附心理即一方面企盼“明君”、“賢相”、“清官”，一方面又做著“順民”、“良民”。郭玉蘭（2003）則更為具體地從文化心理上作了詳細分析，提出了影響農民政治參與的十大文化心理因素：宗族意識和鄉土觀念；禮俗重于法制的“關系學”概念；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傳統；無爭無為思想；知足怕變思想；權力崇拜與畏懼心理；清高自許的落后美德觀；官本位思想；小生產者心態；從眾主義心態。楊明（2000）通過他的研究認為，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參政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性別差異在人們的參政行為中也起著重要作用；農民的年齡對農民參政行為影響不明顯，收入水平影響也不是很明顯。郭正林（2003）通過他對廣東農村的調查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民的政治參與程度同個人收入水平幾乎不相關，而同個人的社會政治面貌及社會身份（通過職務經歷來體現）關系密切。楊立華（1998）通過調查發現，農民的政治參與盡管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經濟狀況的影響，但這不是決定因素，農民的參與興趣、能力和客觀因素如體制的弊端同前兩種因素一起起作用。仝志輝（2002）則以獨特的視角從政治社會分層將農民分為政治精英和普通村民，認為精英動員是當前農民投票率增高的重要因素，而抽象的公民文化理論和理性選擇理論無法解釋村民的高投票率，這為研究中國農民政治參與的性質提供了新的視野。

五、提高農民政治參與質量的思路

針對當前農民政治參與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學者們提出了許多提高農民參與意識和參與質量的設想。張祝平、鄭曉麗（2003）在三個方面提出設想：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政治參與質量；增強主體意識，提高農民的政治熱情；加強參與制度化建設，拓寬參與渠道。陳強虎（1999）從分析村民權利虛化的小農經濟原因入手，提出中國鄉村現代化的內生動力的培養必須重新塑造新的經濟基礎，這就需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推進農業產業化。吳志明（2001）則提出，通過加強對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宣傳黨的政策，幫助農民樹立現代化公民意識，也是解決當前農民政治參與問題的一條措施。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程通順和張長虹（2003）介紹了西方農民自組織的情況和經驗。王智軍、項生華（2003）則提出了加強農民自組織建設的解決思路，認為農民自組織作為農民抗拒市場風險，維護自身利益的組織形式、作為農民進行政治參與表達自身利益要求的話語途徑，其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組織無法替代的，并提出我國農民自組織建設的設想：從縱向層面建設成農民自組織、地方農民自組織和全國農民自組織；從橫向層面可建設成立涉及農村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經濟自組織、政治自組織、文化自組織和社會服務自組織等。

張寧認為，大眾傳媒作為一條渠道在當前中國農民的政治參與中正扮演著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并通過對大眾傳媒雙重功能的分析提出要大力發展和推進大眾傳媒在農民政治參與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張龍平（1999）也提出，媒體作為一種輿論工具是“射程最遠的大炮”，農民可以借助媒介來表達自身利益要求，實現和維護自身利益。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當前學者們對我國農民政治參與的研究呈現以下特點：農民非制度化參與研究較多而且深入，制度化參與研究較少而且多停留于表面；對農民政治參與影響因素的研究較為分散，某個角度的研究較為深入，而綜合性的研究鮮見，對提高農民政治參與水平和質量方法的研究也是如此；有關農民政治參與實證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但多數分析得比較簡單，還需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