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民工荒是否是對中國模式的象征性挑戰？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民工荒”現象存在嗎？

最近，我國南方的一些地區相繼發生“民工荒”。據有關報道，在廣東的廣州、深圳、東莞等地急缺200萬人。招收大量的生產工人，成為珠江三角洲一些企業的頭等大事。福建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一季度福建省勞動力市場供求分析報告顯示，福州、泉州、莆田等市勞動力市場均呈現求大于供的狀況，目前已有不少企業因招不到工人而停產或開工不足。2004年春節后，晉江市大部分企業工人尤其是技術工人嚴重短缺，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生產活動，工業企業開工率只有80％-85％。在石獅市，不少企業的招工人員明確表示，每幫助挖一名工人，支付100元的酬金。在長江三角洲，這種現象也開始出現。

——如何看待“民工荒”現象，人們的看法不盡一致。

讓我們從一些最簡單的事實開始。

基本事實之一：民工短缺現象的客觀存在。在媒體對“民工荒”現象進行了大量報道之后，有關方面開始有意淡化“民工荒”問題。即便如此，有關方面還是不得不承認，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存在不同程度的用工難問題，甚至存在著“大量的空缺崗位”。

基本事實之二：“民工荒”最基本的原因是工資水平低和社會保障不健全。有關官員強調：“說到底是價格問題。如果工廠保持正常的利潤水平而并非盲目追求高額利潤，只要提供正當的勞動力價格，就不會找不到工人。”但問題是，這里的“正當的勞動力價格”是假設的，而現實恰恰是，正因為農民工的勞動力價格達不到“正當”的水平，“民工荒”的現象才得以出現。

基本事實之三：在“民工荒”中，最緊缺的是熟練工。正如媒體報道的，無論在珠江三角洲還是在長江三角洲，沒有技術特長而四處奔波找不到活兒干的民工比比皆是，而最缺乏的則是熟練的技工。而“低工資、輕保障”的問題，在企業迫切需要的熟練技工身上就顯得更為突出。

——“民工荒”形成的原因

從最直接的角度說，這次“民工荒”現象的出現與下面幾個因素有密切關系。

一是過低的工資和惡劣的工作條件。說起這次“民工荒”，工資低甚至工資被拖欠、工作條件差尤其在一些地方工傷事故頻仍、福利和社會保障待遇缺失，都是顯而易見的原因。但要注意的是，這些問題實際上早就存在，為什么此前沒有引起“民工荒”而現在引起了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幾方面在2004年出現了更為惡化的跡象。其實，最直接的一個因素，就是物價的上升與農民工生活費用的提高。最近的統計數據表明，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3.6%，其中，食品價格上漲9.5%。但這個數據遠遠不能表明物價上漲對農民工生活費用的影響程度。我們都知道，在農民工的生活費用中，食品的開銷占了很大的比重。在整個物價水平上漲3.6%的時候，許多地方大米的價格幾乎上漲了一倍。僅此一項，農民工的生活費用就可能上漲幾十元。這還不包括副食品價格上漲的影響。按照經濟學家陳淮的數據，在珠三角這個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農民工工資12年增長的幅度只有68元人民幣。也就是說，12年間工資的增長，趕不上這半年食品價格的上漲。現在，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的生活成本達到每月500元左右，而其每個月的工資只有600-1000元。在一些企業中，民工在正常時間里工作的收入只能維持其生活開銷，而要剩下錢，就只能靠加班。因此可以說，是物價和生活費用的上升，使民工收入過低以及其他一系列相關問題凸現出來。

二是農業收入的緩慢增長。我們在一些地方進行的農民工調查得到一個基本結論，即一部分民工(特別是其中年輕的打工者)的收入與開銷幾乎差不多，也就是說，他們在打工時獲得的收入幾乎都同時消費掉了。這就說明，農民出來打工固然是為了獲得打工的收入，但現實生活中的邏輯要更為復雜。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農業已經成為一個基本不能贏利的“產業”，一些村莊更是衰敗得成為一種無法令年輕人忍受的場所，這是許多人不計代價出來打工的原因。但這種情況從今年開始發生初步的變化。今年出臺了糧食補貼、糧種補貼、農業稅減免、大型農機具購置補貼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據有關專家透露，今年各級財政支農達400億元，平均每個農民可得到政策性補貼50元。糧食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和糧食產量的增加，也使農民出售農產品的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上半年，農民出售農產品的收入增長18.9％，農民的整體收入實際增長7.8％。正因為如此，人們又從農業中看到了些許希望。這說明，只要農業稍微有利可圖，農民不計代價出來打工的現象就不會出現，那種無論工資怎樣低、勞動條件怎樣差，打工者的供應都是源源不斷的邏輯難以成立。

第三個原因，是與近年來的經濟快速增長以及由此造成的對勞動力大量需求有關。有報道說，在號稱“中國休閑鞋都”的晉江市，2002年的財政收入是20個億，2003年則達到27個億，增長速度高達30％。而流入人口的增長比例顯然遠遠低于這個數字。在整個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都使得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農民工較多的26個城市2600多家企業進行的調查顯示，“2004年企業雇用的農民工人數比2003年增加13％”。這說明目前的“民工荒”不僅有供的因素也有求的因素。

——維持過低價格勞動力供給的條件

盡管對這次“民工荒”現象的嚴重程度不能過分夸張，但畢竟這一現象的出現還是第一次。更重要的，這個現象在支撐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邏輯中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過去，相當一部分學者曾經論證說，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幾乎沒有上漲，并將其看作是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源泉之所在。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低工資——高競爭力，這三者之間似乎構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鏈條。不錯，在剩余勞動力數以億計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無奈地承認這個邏輯的存在。

工資低似乎打不破這個鏈條。有人說，在東莞和深圳等地方，在20年的時間里打工者的工資沒有變化。原來是三四百元，現在是五六百元，扣除物價因素，實際上沒有增加。而且，從打工者的工資上可以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即在全國，不論東西南北，不論大城市小城市，也不論該城市的物價和生活費水平如何，打工者的工資幾乎都是一樣的。在像北京這樣生活費昂貴的大城市中，打工者的工資也只有區區五六百元。而像廣州這樣的地方，一個普通農民工每月平均吃住行都算在內，生活成本就要500元。一個打工者干一年，到年底也只能剩兩三千塊錢，還要扣掉回家的路費。

拖欠工資似乎也打不破這個鏈條。根據新華社在北京、浙江等地的調查，72.5%的民工不能按時拿到工資。全國打工者被拖欠的工資估計在人民幣1000億元。這意味著全國有幾千萬的打工者被拖欠過工資，還可以換算為有上千萬的打工者白白干了一年。

工作條件差甚至身體受到侵害似乎也打不破這個鏈條。根據珠三角地區勞動部門的調查，在生產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時間將近12個小時。1998年，深圳市工傷鑒定人數12189人，其中90％以上為斷指、斷掌或斷臂；工傷死亡人數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傷致殘，每4天半有1人工傷死亡。《重慶晚報》的數字則是，中國每年因工傷被軋掉的手指頭超過5萬個。

對于這種現象，解釋是蠻橫而有力的：中國的勞動力幾乎是無限供給，你不干有人干。蠻橫的解釋代表著現實中蠻橫的邏輯，任何提高打工者工資改善他們工作條件的呼吁在所謂“無限供給”的邏輯下都顯得蒼白無力。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國2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中，出現了三個令人困惑的現象。第一，日本、韓國等國家經過2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由一個發展中國家變成了發達國家，而中國在經歷同樣長的時間、同樣快甚至更快速度的增長后，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第二，在那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經歷了20多年的經濟起飛之后，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都有可觀的增長。然而，在中國20多年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作為許多工廠生產者主體的打工者的收入沒有實質性的增加。第三，消費率持續走低。從發達國家看，消費率一般在80％左右，而我國則在60％上下，2003年更是下降到56％左右。

更多的人則將這種廉價勞動力的優勢看作是形成中國國際競爭力的基本條件。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中心一份分析報告指出，目前我國制造業人工成本近1200美元，相當于亞洲“四小龍”的5％至6％，不足發達國家的3％。與發展中國家比，亞洲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其制造業人工成本在2000至6000美元之間，我國不到這些國家的50％，相當于馬來西亞的22.7％、泰國的44.2％和菲律賓的48.3％。我國制造業人工成本略低于印度，相當于印度的95.6％，但僅相當于巴西的18％和墨西哥的11.3％。許多人認為，正是較低的人工成本，加上我國巨大的潛在市場和不斷改善的投資環境，才使得我國經濟得以保持高速的增長。勞動力價格低的優勢突出表現在對出口快速增長的促進作用上。

——開始斷裂的鏈條

“民工荒”的出現，使得這樣一個邏輯的鏈條開始斷裂。盡管我們承認，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現實有了根本的改變，或打工者爭取自己利益的條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但是，打工者畢竟是第一次用“離開”這種方式向這種邏輯鏈條進行挑戰，而且這種挑戰使得他們在面對資方的時候第一次有了討價還價的力量。盡管這種力量還是非常弱的。

這種鏈條開始破裂的另一種跡象，是雇主一方在用工上出現競爭甚至爭奪。在這次“民工荒”中，一些企業為了留住工人，開始在工資待遇等問題上做出新的承諾，以增加對民工的吸引力。在溫州，為了招到足夠的工人，許多工廠把招工車開到了馬路上，對工人進行現場招聘。有的企業甚至采取扣身份證、強制交押金等非法手段。這種現象，在過去“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下幾乎是沒有過的。盡管這也許并不會意味著勞動力已經由買方市場變成賣方市場，但無論如何，過去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勞動力無限供給下勞方的絕對弱勢地位”開始發生初步的變化。

“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低工資——高競爭力”的模式維持了20多年的時間，還有人仍然寄希望于這樣的模式還能維持幾十年。但“民工荒”現象告訴我們，這種模式可能開始走向盡頭。這時，難免有人擔心由此會導致中國經濟在國際上競爭力的下降。不能說這種擔心是沒有道理的，但這種思維明顯過于簡單和僵硬。我們至少可以指出兩點：第一，正如有的論者已經指出的，吸引投資和保持國際上的競爭力，并非只有壓低工資這條路，培養競爭優勢可以有多方面的選擇，如提高勞動力的熟練程度、技術的先進性、良好的發展環境等等。這也許會涉及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第二，如同人們將“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低工資——高競爭力”論證成一種客觀的市場規律一樣，伴隨著“民工荒”而導致這一鏈條的松動和終結，也是一種客觀的市場規律使然。事實上，這種模式的終結，對于平衡社會的利益格局，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雄厚國內基礎，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但同時也必須看到，這種鏈條的斷裂，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這次“民工荒”意味著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根本性變化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目前我國耕地總面積不到20億畝,人均耕地約為1.4畝。而現在農村勞動人口在5.5億人左右，實際上如果再加上沒有列入勞動人口的所謂半勞動力，農村中的勞動力可以達到6億以上。按照90年代初的技術標準，每個農業勞動力可以耕種20畝土地。這就意味著，要耕種目前我國擁有這不到20億畝耕地，大約需要一億個勞動力。如果再去掉在農村中從事其他產業的勞動力，在鄉村工業和城市中的打工者，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仍然多達上億人。因此，勞動力的供應幾乎是無限的這一事實不可能在短期發生根本性變化。

從另一方面來說，促使“民工荒”發生的因素，也取決于特定的背景。如果這些背景因素發生變化，這些因素本身也會發生變化。首先，經濟的宏觀調控將使一些過熱的產業放慢發展速度。比如房地產是近些年來最熱的產業之一，同時也是吸納農民工最集中的產業之一。隨著房地產業的降溫，其吸納農民工的能力也會下降。其次，有關農村政策造成農民增收的效應將很快穩定下來。70年代末期的農村改革，力度是如此之大，其潛力的釋放也只有七、八年的時間，而目前有關農村政策的力度，并不會大于70年代末的改革。這兩個因素的作用，決定了“民工荒”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勞動力市場中的基本供求關系。

但盡管如此，這次“民工荒”的發生，仍將對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甚至中國的經濟運行模式產生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將會表現在，過去在勞動力無限供給下形成的幾乎是絕對的強資弱勞格局，有可能轉變為相對的強資弱勞格局，勞方開始獲得有限的討價還價能力。由此，打工者的工資以及工作條件會出現有限度的改善機會。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勞資互動的一些新機制有可能出現，并由此導致過去“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低工資高競爭力”經濟發展模式的松動和轉型。問題的關鍵，是需要用制度安排來鞏固打破舊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的結果。

——“民工荒”中的“技工悖論”

“技工短缺”問題不是始于今日。早在幾年前，“技工短缺”的問題就已經頻頻見諸報端。在成都舉辦的一次高級技術和管理人才聘請會上，一個企業開出年薪30萬元的高價招聘高級技工，居然未能如愿。有資料顯示，我國現有技術工人7000萬人，其中高級工只占3.5%，即使是全國最大工業基地的上海，高級技工的比例也不足7％，與發達國家高級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遠。而現有的技工大多年事已高，大多數青年工人的技術水平達不到規定標準，技術工人緊缺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據國家有關部門公布的資料顯示，目前我國的企業產品平均合格率不到七成，不良產品造成的損失每年近2000億元，而這與合格技工短缺的問題密切聯系。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職業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事業衰敗。全國各地的技校、職業高中大都處于不景氣狀態，有的職高和技校甚至因招不到學生而停辦。據報道，2001年武漢市38所技校中有10所關停并轉，其他20余所也難以為繼，處于半癱瘓狀態；陜西省173所技校中幾乎有一半學校只能勉強做到“一校一班”，三分之一的技校被迫分流或停辦。而且，就是在職高和技校中，絕大多數學生的職業選擇也是白領工作，而不情愿做技術工人。相反，每年的高考則是千軍萬馬上獨木橋，進入大學的校門成為共同的追求。

一方面是企業對熟練技工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卻是不愿意學技術做技工。我們可以將這稱之為“技工悖論”。如果將這個悖論置于就業困難、甚至每年有幾十萬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背景之中，這個悖論就顯得尤為令人費解。

對于技工的短缺，有人將之歸咎為所謂白領情節。即在人們的觀念上輕視體力勞動，當干部、當工程師、坐辦公室，成為許多人求學和就業的首要標準。有人認為原因是在教育體制上過于偏重學歷教育、文憑教育，忽視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這特別表現為國家對技術人才培養的投入遠遠不足。還有一種解釋就是用人單位只看文憑。

其實，熟練技術工種是一種投入大(如果費用由個人承擔的話，而且理應由個人承擔)、地位低、收入少的工種。也就是說，成本與收益是不對稱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技術工人的平均年收入僅為7000到1萬元，最高也不過2萬元左右。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北京市，初級工的平均年收入為1.1萬元，而技師也只有1.5到1.8萬元。而且，一般地說，技術工人身份地位偏低，職稱難評。另一方面，職業技術教育的費用往往不低于學歷文憑教育，因為職業技術教育必須有先進的設備、原材料讓學生操作實習。

那么，在目前的情況下能否通過企業提高熟練技術工人工資待遇的方式造就人們接受職業技術教育的動力(即人們通常所說的通過勞動力市場中的價格機制來起作用)？

這就涉及到我國現有經濟發展模式的問題。以珠江三角洲為例。近些年來，在這里發展起來的企業，基本是以加工和組裝為主。2002年廣東一般貿易出口比重不到三成，而進料加工和來料加工產品的加工貿易占了71.8％。由于國際貿易條件，也由于國內市場的狹小，這些產品只能以極低的價格出口。在這種工廠中，流行一種說法：賺的就是人工的錢。也就是說，只有靠壓低工資，才能有利可圖。在這樣的企業中，如果大量使用熟練技術工人，并支付熟練技術工人較高的工資，是難以想象的。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從這里可以看出，“技工悖論”所體現的，決不僅僅是職業技術教育、工資報酬和市場供求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它是我們現有經濟模式內在邏輯的一種體現。在這種經濟模式中，我們看到一種惡性循環：國內需求嚴重不足，只能依賴出口；迅速增長的出口，只能以低廉的價格才能實現；低廉的出口價格導致的低利潤使得企業只有靠賺取工人的廉價勞動，才有微薄的利潤可圖；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下的幾乎壓到最低水平的勞動力成本，為這種模式的維持提供了可能；企業無力使用熟練的技術工人，勞動者也無經濟能力使自己得到更好的技術教育；低利潤與低工資又反過來抑制國內有效需求的形成。而“技工悖論”就是在這樣的循環中產生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