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農民增收致富奔小康需要九種解脫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開宗明義地提到:“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中還存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突出的是農民增收困難”。

據統計：1979—1984年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年均提高15.19％，農民收入顯著提高，但從1985年到1988年，農民年收入增長率由15.19％下降到5.3％。1989－1991年，農民收入處于低谷時期，年均增長0.7％。1992－1996年，這五年是農民收入恢復性增長時期，年均增長5.3％。1997-2000年，農民收入增幅急劇下降，1996年為9％，1997年為6.4％，1998年為4.7％，1999年為3.3％，2000年為2.1％。從農民收入平均值看，還是在緩慢增長，而不是絕對量減少。正是這個“平均值”容易模糊人們的視線，看不清問題的嚴重性。根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調查，2萬多被調查農戶，2000年最高1％收入農戶擁有全部收入的9.6％。這部分1％的人口擁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計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計算達到26290元／人。每戶家庭純收入達到102700元，分別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這樣算下來，去掉高收入戶的份額，相當數量農戶的收入水平不是緩慢增長，而是絕對下降的，也就是馬克思所描述的那種絕對貧困化。難道說政府沒有采取措施嗎？費稅改革、機構改革、糧食改革、戶籍改革、結構調整、產業化、城市化、土地承包30年不變等等，一系列的政策的制定實施不可謂力度不大，措施不得力，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仔細觀察一下當今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這些政策措施還沒有最終解決農民增收問題，沒有使廣大農民朋友真正的富起來，如今很有一些地方農村的情況基本還是原地踏步，農民的日子依然還貧苦。這些已引起中央高層的重視，直至促成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的“一號文件”的下發。相隔十五年的這一個“一號文件”力度前所未有，含金量十足，他的出臺是中國農民的又一個春天。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不可治百病，促進農民增收使農民富起來更是如此。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致富問題，筆者認為中國農民還需要九種解脫，有些問題還很值得注意，并且要在實際中認真加以解決。

一是把農民從小農經濟意識中解脫出來

改革開放多年，在如今活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許多農民朋友仍局限在“種地打糧為吃飯”、“小富即安”等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里面。他們仍習慣于那種傳統的經營模式、傳統的種植結構，生產不講究經濟質量，不把資源當經濟財富，種地不講農業成本等等。幾千年的小農經濟意識還根深蒂固的影響著廣大農民朋友，看看《大學生》雜志實錄父親的賬單:

小麥：畝產400公斤，按每公斤1元算，折合成錢是400元錢。

交售公糧：80公斤

農藥費：30元

肥料費：45元（化肥30元，磷肥15元）

種子費：15元

收種費：35元（包括機械所用柴油錢）

修路費：10元

建橋費：15元

建校費：15元

修河費：10元

總計：250元

這是我在鄉下種地的父親的一張賬單，今年過春節回家，他一見我就讓我看一下，還笑著對我說：“一畝地凈賺150元，不錯了。”

我想抱著父親大哭一場，也想在他的賬單上補充兩點：

小麥從種到收用時：8個月（240天）

150除以8，每月18.75元，而每天呢，我可憐的父親呀，每天起早貪黑，每畝地賺回0.625元錢。

如此狀態還“不錯了”，已經很滿足了。看來這種小農經濟意識已經很危險，好像成了不思進取的思想基礎，中國農民需要從中解脫出來，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接受洗禮，前進奔向全面小康。

二是把農民從普遍社會歧視中解脫出來

曾幾何時“農民”一詞在某些人眼里成了個貶義詞，尤其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從事著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臟活兒，累活兒，為城市的建設發展做著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現實生活當中，歧視、排斥、侮辱農民的現象卻還是在不斷發生，各種厭農、排農的意識和情緒彌漫、充斥在眾多現代都市人、城里人之間，甚至相當一部分的農民也妄自菲薄，非常討厭、忌諱自己的農民身份，好像一提自己的農民身份就掉價似的。從眾多農業學校紛紛更改校名，從眾多農學專業遭遇招生寒流，從眾多農村大學生一旦躍出農門便改頭換面，極力掩藏自己的農村背景。還有就是大量拖欠的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城市工、農民工同工不同籌問題，如此這般我們的農民朋友們出門怕了，一怕遭受歧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難以承受，又投訴無門；二怕干活受累最后又分文沒有；三怕各種針對農民工的收費多，還動不動就被“送”回家。出門在外不容易就回家種地吧，還有太多太多的坑農、欺農事件，假種子、假農藥、假化肥、劣質農具種種現象，都在清楚地展示、印證著一個事實，那就是廣大的農民朋友正在遭受著空前的普遍的社會歧視。本來就承受如此之多的農民，怎還能承受如此之重的社會歧視呢。不強求給予農民多大尊重，至少要有廣泛的平等的國民待遇吧。我們的農民朋友需要在輕松的，社會給予的平等的環境中奔小康。

三是把農民從“秦漢時的耕犁”中解脫出來

歷史的腳步已快步走進了21世紀，舉目當今中國的各行各業，已經基本實現了現代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已是不容置疑，但看看我們的農村，尤其是相對貧困的山區農村，還在把秦漢時老祖宗的犁插入21世紀的土地。如此落后的耕作方式不能再繼續了，當然不是說祖宗的東西都該扔掉，舉此例子旨在說明我們現在有許多地區的農村生產生活各方面還很落后，無論用的還是種的，科技含量都很低，耕作用牛、收割用手、修路用鎬，十里八鄉的沒個圖書館，鄉鎮的農業技術人員也是少的可憐，比起廣大的農村人口這點農業技術人員實在是微不足道、杯水車薪。農村很需要現代化的科學技術，但這并不是因為我們的國家沒有新的農業科研成果，而是科研與農業生產脫節，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到位，所以類似科技“三下鄉”的活動還要多搞，搞的力度再大，再深入一點，把先進的科研成果轉化到農業生產實踐中去，而且要想方設法的為廣大農村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隊。同時政府要把農村的教育搞上去，尤其現在針對農民的再教育，職業教育，終身教育幾乎相當于空白。現代社會各行各業都要求行業準入，要求任職資格，為什么我們泱泱上下五千年的農業大國對農村，農民的科技教育投入如此的不足。我們的農民需要從現有的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中解脫出來，盡快實現先進的生產生活方式，跟上時代科技前進的腳步，以科技的力量推動農村的小康建設。

四是把農民從“無米之炊”的困境解脫出來

有相當大一部分農民是思富想富，但苦于沒有資金、沒有項目、沒有門路、沒有人才。這不但制約著農民致富，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有效落實，甚至影響干群、黨群關系，影響社會穩定。例如：封山育林，舍飼圈養，是政府為了改善自然環境造福子孫萬代的大好事，并為此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廣大的農民群眾心里也是十分歡迎，但為什么還要偷著摸著起早貪黑的上山放牧呢？為什么還要我們的鄉鎮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上山抓羊弄得大家都緊張呢？答案很簡單，一是現有的羊不適合圈養。二是圈養沒飼料。那為什么不換適合圈養的羊，不儲存飼料呢？答案還是很簡單，換好品種的羊無錢無門無路，儲存飼料也苦于沒有技術。這就需要我們的政府來做事了。農民想富可是資金有限，現在的農村信息還很不暢通，不通電話的地方還很多。那么我們的信貸政策是不是還要活一點，還要對農村對農民再傾斜一點呢？我們的干部是不是該為農民朋友再多提供一點致富的信息呢？科技干部是不是要多到鄉村走走轉轉辦點實實在在的事呢？我們要相信農民是有思想、有思路、有發家致富本領的。相信一旦從“資本”上解決基本問題的時候，農民有了“米”的時候，自然能“炊”，而且定能“炊”好，走向奔小康的路也定會勁頭十足。

五是把農民從城鄉間的“鴻溝”中解脫出來

隨著改革開放的步子加快，城鄉間的差距不僅僅是存在，而是越來越明顯，成了不得不叫人擔心的鴻溝，并且這種差距還不僅僅是收入上的，涉及到社會的好多方面。按照社會分工來看，農民也是一種職業，那為什么醫療、就業、教育、住房、使用公用設施等都與在城鎮的“職業”相比大不一樣。例如農村醫療，多年以來，好多農民朋友還沒擺脫“小病忍，大病抗，抗不過了見閻王”無奈，相比之下我們的市民就好多了。現在還有好多地方一個農民的子弟，如果通過考學、參軍等途徑，進了城鎮，取得了城鎮戶口，吃上商品糧，跳出了“農門”，那就是出人頭地，滿門生輝。在過去的許多年里，對于某些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干部的處罰，往往是取消其城市戶，回到農村。為什么會這樣，“非典”時期捉襟見肘的農村醫療、貧乏的業余文化生活、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交通的不便、信息的不暢、公共設施的空缺等等，這些都是社會差距之大，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明顯表現。農民為什么富不起來，有農民自身的原因，那么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社會方方面面是不是有必要把這些差距找平，把我們的農民朋友從城鄉之間的這道不應有的鴻溝中解脫出來，給每一個社會人一個平等的發展空間，全中國人一個不落的奔向小康呢？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六是把農民從精神文明貧困中解脫出來

據《燕趙都市報》報道：重慶開縣井噴事故5000萬元巨額賠款發到人均年收入僅千元的貧困山村高橋鎮后，在這里引發了一場道德危機，有的聚賭成風，甚至一夜之間把幾十萬元的賠款全部輸光；有的為了獲得孤兒遇難父母的賠償金，親屬爭相“撫養”，以致反目成仇；更有甚者，為了多獲賠款，惡母竟將事故中生還癱瘓的兒子毒死……從中我們看到了部分人的道德缺失，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農村、農民的精神文明貧困啊！如此的災難還不化悲痛為力量，抓緊脫貧致富奔小康，居然有如此諸多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現在確實有些地方生活貧困土地少，打工又太遠，也沒有好去處，所以在閑散的鄉村生活中滋生了許多與社會主義文明不相適應的丑惡現象。農閑了聚在一起賭博的、搞封建迷信的，還有打架斗毆、小偷小摸的。這些現象的產生在農民致富奔小康的路上起了阻礙的不良作用，它影響農民朋友想富思富的思想創造；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危機了農村改革的勝利成果；侵害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肌體。從任何一個利國利民的角度考慮，都迫切需要快速得力的把廣大農村的精神文明搞上去，使廣大農民朋友的精神風貌煥然一新，這就切實需要我們的政府加強農村地區的精神文明教育，豐富農村地區的業余精神文化生活，把農民從精神文明生活的貧困中解脫出來，必須使“三個文明”在廣大農村協調發展，才會有廣大農村的長久繁榮。另外，加快小康社會的建設也需要精神文明做動力，精神文明建設也是小康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七是把農民從“等、靠、要”的思想中解脫出來

貧困地區的很多長期困難群眾，普遍存在一種等、靠、要的思想，他們甘當伸手派等救濟，不思進取，沒有不怕苦不怕累的艱苦奮斗精神，長期以來習慣了政府救濟，社會救助。有相當一部分基層的鄉鎮干部也不同程度的存在這種等、靠、要思想。他們不是專心致志的搞生產，抓增收，而是一門心思的伸手要。在河北省全省上下轟轟烈烈開展的“推進農村小康社會建設宣講團”活動中，開始就有許多群眾對中央“一號文件”的宣講、農村政策的宣講等并不“感冒”，認為不給錢、不給物就是“耍嘴皮子”“玩虛的”，不是真心實意為老百姓辦事，甚至有的鄉鎮干部也是片面強調給錢給物第一，宣講其次。干部群眾這樣的思想狀態很難使黨和國家的好政策落實好，就算給錢給物在這種思想的作用下，不思進取的等、靠、要，許多人還是難以擺脫貧困，前幾年不就有把扶貧用的周轉羊、周轉兔殺了吃肉的事情發生嗎。這樣的“輸血”解決不了長久的“吃肉”問題，要想真正富起來，必須使其自身具有“造血”功能才行，要改變貧困落后的面貌必須首先改變等、靠、要的懶漢作風；必須有來自貧困群眾的內在動力才行。扶貧救困不能片面的追求錢和物，更需要把貧困群眾從等、靠、要的思想中解脫出來，要不然貧困的農民群眾將始終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只要其從自身的骨子里迸發出脫貧致富的力量來，政府和社會各方面再給予一定的物質和資金的支持幫助，脫貧致富何難，鼓足干勁的農民群眾走在奔小康的路上豈不是如虎添翼。

八是把農民從那“一畝三分地”中解脫出來

大家可以算一筆帳，中國13億人口中，70％以上是農民，大多數地方人均只有一畝地，而且還薄厚不均，看看《大學生》雜志實錄父親的賬單中“每天起早貪黑，每畝地賺回0.625元錢”結果，姑且不論他計算的合理準確與否，即使再多一點，但如果只是靠增產促收，僅僅就農業抓農業，靠這人均一畝耕地，你種上再高產地糧食作物，再優質綠色地果蔬，要想實現小康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不用算，這大家似乎很容易就明白。所以必須把農民朋友從那“一畝三分地”中解脫出來，解脫不是不種地了，也不是都不做農民了，而是要把地種好地同時把部分農民從土地中分離出來，這是要“兩手抓”，一手向里抓，抓農業第一產業增產促增收；一手向外抓，抓第二、三產業的非農增收。而且向外抓的一手還得要過硬才行，現代社會不再是土里刨食吃的年代了，要解決“三農”問題關鍵是把農民從那一畝三分地中解脫出來，全面推進小城鎮的發展，加快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充分利用我國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實現農民的有序分流，減少農民的數量，使大部分農民合理有序的向城鎮就業轉移，促進城鎮第二、三產業發展的同時，增加農民收入。這樣一來占中國70％的農民手里有錢了，購買力增強了，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就業機會增多，又進一步促使農民轉移加快，進而促進農民增收，周而復始，農民的數量減少，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民的收入增加了富裕了，小康不就實現了嗎。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九是把農民從政府的“家長制”中解脫出來

多年來，我們的政府習慣于為民作主，習慣于“家長制”，其實我們的農民朋友是有思想，有主見的，很多時候他們知道種什么賺錢，種什么合適，即使我們的農民確實不如政府“先知”，我們也不必大動干戈，有的地方政府為了成規模、出成績強迫農民拔掉剛剛長出的綠苗，栽果樹、蓋大棚，即使確實是為了農民的增收，也很傷農民的心，更何況有的地方官員根本就是為了一己私立，為了出政績，結果是官員得虛名，農民遭實禍。就拿修公路來說，本來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善事。但有些基層政府卻把它搞成領導工程，因為領導在此“定點”，“家長制”，所以該修的地方他不修，不該修的地方他瞎修。本來資金非常短缺，當地老百姓不堪重負，還要花大把的錢在道路兩旁栽種名貴花草樹木。為了建成什么“經濟帶”、“精品區”，不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把溫室大棚、精品果園、花卉基地，以及其它凡是有展示價值的“項目”，一股腦地排列在公路兩旁。老百姓把這樣的公路稱為“參觀路”、“旅游路”、“視察路”，好看不中用。路上沒有幾輛車跑，搞集資和攤派籌集修路款又增加了農民負擔，為了把公路兩旁“裝點”起來又要折騰一陣子，再加上占用耕地、動遷民房、耗費民力的支出，農民的所得補償不了所失。把公路變成了一條僅供人們觀賞的“風景線”，成了標榜官員“政績”的“紀念牌”。在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思想指導下，我們的基層政府確實該改變一下思路，多考慮考慮如何為農民搞好服務，少一點為農民作主的“家長制”作風，不再做農民的“父母官”，讓我們的農民朋友在奔向全面小康的路上充分發揮自身的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