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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的“一號文件”，是我黨執掌政權以來第一次就增加農民收入問題發出專門文件，可見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以及中央對此的關注程度。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農民增收速度就逐漸放緩。進入九十年代后，這種趨勢更為明顯，從一九九七年到去年的七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水平僅為百分之四，而同一時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了百分之八，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從八十年代中期的不足二比一，擴大到目前的超過三比一。這不僅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由于占人口六成以上的農民購買力持續不強，導致整體經濟發展的消費拉動力不足。這是內地經濟目前面臨的最令人頭疼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初農民收入增長比較快，主要是因為農民有了承包經營權，隨后農產品價格大幅提升，農村工業發展受到了鼓勵。當這些政策被逐漸消化，而新的政策又未能適時出臺時，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明顯放慢了。增加農民收入，涉及到許多帶有體制性的問題，歸納起來，有三個問題最為突出。首先從農村來看，農民的生產自主權并沒有完全落實，農民還沒有充分的權利按照各種產品利潤的高低來安排自己的生產。特別是在一些糧食主產區，不論市場上蔬菜、瓜果、家禽或其它農產品的價格有多高，農民仍不得不繼續種糧。

再看農村與城市的結合點。農產品進城的銷售價一直受到嚴密監控。去年一度出現糧油價格上漲，城里便傳出一片驚恐聲，要求政府出招平抑糧油價格。而事實上此時的糧油價格還遠比七年前低。據統計，二○○二年平均每個城鎮居民用在糧、油、肉、菜方面的開支，比一九九六年少四十三元，而同一時期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卻增長了三千多元。就在這年，反映家庭食物開支與總收入之比的恩格爾系數，在城鎮由上一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猛降到百分之三十七，內地有媒體歡呼這是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的象征，其實降幅如此之大，明顯不符合經濟運行規律，表明農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而從城市來看，進城務工農民仍在許多方面受到歧視。僅以年前內地廣泛報道的老板欠薪情況為例，這些老板欠的基本上都是進城務工農民的薪水，卻絕不敢欠城里人的薪水。進城農民的生產與生活條件相當低，在勞動保障、職業培訓、子女教育等方面，待遇不公，而且收費繁多、檢查繁多。現在農村已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農民近一半的收入來自非農產業，進城農民數以億計，他們收入的高低直接關系到農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這次中央“一號文件”也論及了上述三個問題。事實證明，增加農民收入不單是一個農村問題，必須農村和城市一起抓，從根源上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