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工業發展制度研究
時間:2022-10-29 0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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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筆者旨在分析中國鄉村工業發展與制度變遷的關聯性,以增強對制度變遷因素重要性的認識。文章回顧了中國鄉村工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結構改善以及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巨大貢獻,分析了廉價勞動力資源、農業剩余積累和市場環境等重要條件,在此基礎上,強調了制度變遷對中國鄉村工業增長與發展的根本性作用,為中國鄉村工業化乃至國家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實現提供可選擇的路徑。
關鍵詞:中國,鄉村工業,農業剩余
一、鄉村工業發展的奇跡
當今中國的鄉村工業是由無數的鄉鎮、村組、農民聯戶或農戶個體所興辦的鄉村企業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體制下的社隊企業,隨著體制的解體和家庭經營體制的確立,社隊企業相應更名為鄉鎮企業。盡管經過20幾年的演變,鄉鎮企業中已經很少有真正屬于鄉鎮一級政府所有的企業,其中90%以上實為農村分布在村組以下的個體工商業戶或私營企業,但人們還是將其約定俗成稱之為“鄉鎮企業”,其實稱之為“鄉村企業”更為貼切。中國的鄉村工業在20世紀80年代的迅猛發展是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獨特現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國工業化特殊的發展模式。發展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告訴我們:農業在經濟中的份額逐漸被工業替代,社會從以農業為主轉向以工業為主,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對于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工業化這一歷史過程需要有大多數國民的參與。然而回溯歷史,從20世紀50-80年代,傳統的工業化戰略及其內生的城鄉二元體制,衍生出城鄉戶籍壁壘制度、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卻將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隔離在工業化進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將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資源有計劃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業體系,并由此促進了大中城市的繁榮和發展。而另一方面,農業發展不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為被動為城市工業提供農業剩余的部門,由此造成了農村經濟發展的遲緩和農業的衰退,導致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這種制度安排雖然促進了中國工業體系和城市現代經濟部門的形成,促進了國家綜合國力在總體上的提升,但卻造成了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失衡和剛性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構成了中國持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瓶頸。令世人包括農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鄉村工業在近二十幾年的迅猛崛起,徹底改變了中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和發展模式,使中國農民找到了一條參與工業化的現實途徑,這一以成千上萬農民為主體所做出的自發的制度改變,被人們譽為繼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壯舉。
第一,從數量增長方面看,鄉村工業已經成為農村和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以及國家稅收增長的主要力量。統計資料表明,從1978—1997年這段時間里,鄉村企業的數量從150萬戶增加到2020萬戶。鄉村企業創造的產值在整個農村總產值中的比重則上升的更為迅速,1978年鄉村企業創造的產值僅占農村總產值的24%,到了1997年,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鄉村企業產值只占國內工業部門總產值的9%,大約20年后,1997年這一比重達到58%。鄉村企業的總產值從1000億元上升到10000億元人民幣僅用了7年時間,而全國社會總產值從1000億元上升到10000億元人民幣卻經歷了31年時間。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產業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量為7090.9億元,其中鄉村企業提供的增量為2134.4億元,其貢獻率為30.1%,而1990—1994年,這兩個指標分別為22051.1億元和11864.4億元,鄉村企業的貢獻率則提高到53.8%。從增長的貢獻率及變動的態勢中可以看出,鄉村工業以驚人的增長速度不僅成為農業社會總產值的主要組成部分并具有份額繼續提高的態勢,而且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整體持續增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力量。鄉村工業發展的貢獻還表現在它已經成為國家稅收增量的主要來源。1985—1990年,國家稅收凈增773.2億元,其中鄉村企業凈增166.9億元,占全國稅收凈增的21.6%;1990—1994年,國家稅收凈增2042.1億元,其中鄉村企業凈增803.59億元,占全國稅收凈增的39.4%。事實上,鄉村企業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上繳給國家的直接稅收上,它還是中國制度外非規范性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具典型調查表明,各種籌資、攤派、收費、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財政收入,約1/3--2/3來自于鄉村企業。需要指出的是,鄉村企業的稅收增長和國有企業不同,它是在必須按市價購買生產要素,并且得不到國家虧損補貼和低息貸款前提下的凈增長。進入21世紀以后,鄉村工業依然是國民經濟中最具活力的經濟增長點。到2005年底,全國鄉村企業的增加值突破46000億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長11.5%。目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近30%,工業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來自鄉村工業。
第二,從結構改善方面看,鄉村工業發展為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和結構轉換做出了重大貢獻。20世紀50年代,在前蘇聯令世界矚目的工業化成就誘導下,中國開始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種工業化模式力圖在經濟高度封閉條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內部積累的方式趕超世界先進國家,盡快建立一個以重工業為依托、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因此,中國工業化一經起步就有向重工業傾斜的趨勢。從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間基本建設投資的部門構成看,基本建設總投資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業建設,而用于輕工業的不足6%,由此導致了輕工業產品的嚴重不足。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而資本相對稀缺的農業大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顯然是與其資源稟賦條件不相符的,從而違背了產業選擇的比較優勢。為此,在改革之初,中國面臨的歷史性任務就是扭轉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畸形產業結構,盡快彌補輕工業的斷層,盡快將滯留在農業的大量剩余勞動力釋放出來并予以吸收。然而,許多國際國內的經驗證明,產業成長存在著不可逆規律,當重工業一旦超過了輕工業就很難有回歸趨勢。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產業格局系統之外,形成新的發展主體,以承擔消除結構缺陷的任務。令人驚奇的是,以輕工業為主體的鄉村工業異軍突起,天然地成為這一任務的主要承擔者。據統計,在1980—1988年期間,全國輕工業產品市場供給能力增加的份額中,鄉村工業的貢獻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費品產量中,鄉村工業提供的電風扇供給量占全國的45.5%,絲織品占68.7%,呢絨占52.1%。同時,勞動密集型的鄉村企業吸納了大量的農民就業,全國農村在鄉村企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0%左右,占農村富余勞動力的50%左右。2000年以來,鄉村企業就業人數年平均增加272.8萬人,到2005年底,鄉村企業職工總數達1.42億人。鄉村工業的發展使中國產業結構更符合自身的資源稟賦優勢,為矯正產業結構扭曲和調整農村就業結構做出了重大貢獻。
第三,從社會發展方面看,鄉村工業發展對提高城鄉居民生活質量,促進農村和諧社會的實現具有不可估量的積極意義。鄉村工業的發展不僅使輕工業產品市場實現了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增加了城鎮居民的實際收入,而且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鄉村企業就業,也增加了農民的工資性貨幣收入以及股金分紅、承包和租賃所得,成為農民致富實現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徑。具統計,農民人均從鄉村企業獲得的工資收入:2000年為760元,到2005年底達1100元。鄉村工業的發展不僅為農業現代化奠定了物質基礎,而且促進了農村社會的文明進步。一方面,鄉村工業發展為反哺農業積累了大量的資金,增加了農業投入,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增加了農業技術設備,僅1978—1998年20年間,鄉村工業用于補農建農的資金就達1000多億元。進入21世紀以后,這一貢獻更加突出,僅2000--2005年期間,鄉村企業支農補農及農村各項社會性支出累計達780億元。另一方面,鄉村工業發展將工業文明注入農村,促進了農村科學、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業的發展,大量的人力資本投入打破了狹隘封閉的傳統觀念意識,現代科學知識和市場觀念提高了農村勞動者的專業技能和經營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和新型農民。農民素質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縮小了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加快了工業化和城鎮化建設,推動了農村社會的全面發展。
二、促進鄉村工業發展的因素
是什么因素促使鄉村工業在短時期內迅速崛起,并保持著長盛不衰的發展勢頭呢?在解釋促進鄉村工業發展的因素時,許多學者遵循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從勞動力資源、資本積累以及市場環境等方面來展開分析,其中比較有影響的一種觀點認為,鄉村工業之所以得以迅速增長,關鍵的就是它能夠利用中國農村所具有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并且由于長期的工業化戰略及其制度安排的抑制,農村積聚了大量過剩的勞動力,而這些廉價的勞動力恰是鄉村企業發展的主要優勢。有關資料顯示,與城市中的國有企業相比,鄉村企業消耗的勞動力更多,從1978—1996年間中國國有企業和鄉村企業資本密集度的比較來看,在多數年份中,鄉村企業中的工人人均凈資本存量一直不到國有企業的20%,但就每1000元產出所雇傭的工人數目來說,鄉村企業卻是國有企業的好幾倍。顯然,鄉村企業是以勞動密集為基本特征的,所以,鄉村企業大多是非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同時,由于鄉村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是以大量的手工勞動和簡單的機械操作為主,因此并不需要高素質勞動力,這使大量農村低文化素質的過剩勞動力有了用武之地。在大多數鄉村企業中,既沒有實行高水平技術的可能和條件,也缺乏接受高水平技術的入手,即使有些鄉村企業需要一部分技術人才,在1984年城市國有企業改革啟動并帶動了相應的勞動用工制度改革以后,多數鄉村企業可以通過高薪、重獎、高福利等措施招聘引進。無疑,廉價的勞動力優勢是鄉村企業發展的重要條件,但眾所周知,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過剩決不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現象,為什么在此之前,鄉村工業沒有能夠利用這一優勢快速發展呢?盡管鄉村工業是以勞動密集型為特征的,但最初的資本原始積累對企業的啟動以及企業擴大所需的資金積累是必不可少的。鄉村工業化是中國特有的,它不是以國家或政府為主體的工業化,因此,來自政府的財政扶持資金極少。在融資渠道方面,鄉村企業向國家銀行的借貸十分有限。有關資料顯示,在1993—1996年間,在鄉村企業和國有企業獲得的正規銀行貸款總額中,鄉村企業的貸款額僅占10%。可以說,鄉村工業所需的資金主要源于農業剩余的積累。20世紀80年代農業產量和農村收入的超常規增長,為鄉村工業最初的資本原始積累提供了條件。具統計,從1978—1984年,全國糧食增產33.6%,棉花增產18&9%,油料增產128.2%,經濟作物及其它農副產品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同時,由于農副產品價格大幅度提高,貨幣形態的農業剩余也大幅度地增加,全國農業總產值增長118.3%,超過了農產品產量的增長幅度。”增產的農產品和貨幣形態的農業剩余都掌握在農戶手中,這些農業剩余一般通過四種渠道轉化為鄉村企業的投資:一是有條件的農戶在增加消費之外將一部分農業剩余直接用于投資,興辦以個體農戶為主體的戶辦企業;二是以鄉村企業為主體通過集資的方式,將分散在農戶的農業剩余用招工集資、本廠職工集資、社會招股集資等形式集中起來,作為鄉村企業的鋪底資金或擴大資金;三是通過農戶儲蓄存款的方式,將一部分農業剩余集中在農村信用社等金融組織,再由金融組織貸款支助鄉村企業;四是以家族親朋信任或農戶之間合約為前提的民間借貸也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鄉村企業的資金需求。此外,外商直接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的鄉村企業在融資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顯然,鄉村工業發展所需的資金主要源于農業剩余的積累以及外商投資。問題在于,20世紀的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以來,是什么因素導致了大量農業剩余的產生呢?
鄉村工業一經起步,就遇到了相對豐富的市場機會。由于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實行向重工業傾斜的趕超型發展戰略,造成了基本消費品的供給嚴重不足,以至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全國從基本食品到各類衣物等日用消費品實行低水平的定量票證供應。這種市場的極不飽和狀態為鄉村企業的起步階段提供了非常充裕的市場需求。與此同時,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在1978—1982年間,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分別以年均5.8%和6.5%的速度增長,大大高于1952—1977年3.0%和1.8%的增長速度。消費品市場短缺和居民購買力的迅速增長,為鄉村企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發展機會。它們以低質廉價的產品迎合市場需求,進入到長期受到壓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部門,填補了由重工業導向型的國有企業遺留下來的空缺。尤其重要的是,鄉村工業從起步之日起就面對著市場競爭的環境。與國有企業不同,鄉村企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給只能從計劃分配范圍以外取得,它生產的產品也只能在計劃渠道以外通過價格競爭去銷售,職工沒有鐵飯碗,企業一旦經營不善就會被淘汰,鄉村企業面臨的競爭壓力比國有企業大得多,企業的預算約束相對硬化,對市場機制具有天然的適應性。可見,鄉村企業不僅以自身的迅速發展沖擊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資源配置制度,而且運用市場環境帶來的機遇不斷地發展壯大了自己。值得深思的是,消費晶短缺的年代長達30多年,鄉村工業為什么在那個時期不能利用市場機遇,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個豐富的市場機會又是怎樣獲得的呢?
三、制度變遷是根本性的因素
第一,從廉價勞動力優勢方面看,傳統制度的壓抑和制度創新的解放是這一優勢能否發揮的根本性因素。如上所述,廉價的勞動力優勢是鄉村企業發展的重要條件。然而,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過剩并不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發生的,在此之前鄉村工業并未利用這一優勢快速發展。眾所周知,由于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多子多孫的生育偏好,加之20世紀50--70年代的人口控制決策的重大失誤,中國的人口以及相應的勞動力人口在巨大的基數上保持著旺盛的增長勢頭。尤其在農村,由于社會保障覆蓋面的有限性和農村現有手工勞動為主的生產水平,養兒防老和對重體力勞動力的需求,使農民理性地選擇盡可能多的生育子女。在人口超高速自然增長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雙重作用下,農村積聚了大量的過剩勞動力,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約為1億人左右。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制度下,在“以糧為綱”的農產品結構條件下,被僵化的生產隊管理體制牢牢地束縛在有限的土地上,他們不僅沒能成為鄉村工業發展的勞動力優勢資源,相反造成了農業自然資源的超重負荷,大量活勞動強制性追加投入,導致種植業邊際效益遞減。顯然,在改革之前,農業內部已經蘊涵了一種強大的推動力,即將大量滯留在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去。從1978年開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改革使廣大農民獲得了從事生產和經營的自主權,大大解放了農民從事各種非農經濟活動的人身自由,激發了農民被長期壓抑的進取心和創造力。然而1984年以前制度尚未解體,各種阻礙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的制度性障礙尚未拆除,城鄉隔絕的經濟體制與嚴格控制人口流動的制度,迫使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只能在農村中尋找農業以外的新出路。國家在堅持既定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和城鄉隔離政策的前提下,放寬了對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限制,鼓勵農村勞動力“離土不離鄉”就地轉移,鄉村工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得以迅速崛起的。可見,改革之前盡管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大量存在,但原有的制度框架既剝奪了他們退出農業的權利,也限制了他們流入非農產業的自由。改革之后家庭經營體制的確立使各種制度障礙逐漸被拆除,才使農村廉價勞動力的資源優勢在鄉村工業發展中得以發揮。
第二,從農業剩余轉化為資本積累方面看,無論在鄉村工業起步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還是后來的持續發展階段,制度創新都是根本性的因素。如前所述,20世紀80年代農業產量和農村收入的超常規增長,為鄉村工業最初的資本原始積累提供了條件。然而,是什么因素導致了大量農業剩余的產生呢?回溯歷史,大量的經驗數據表明,在鄉村工業的原始積累過程中,有兩個主要的制度因素在起作用:一個因素是以農民為行為主體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這種學者們稱之為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創新,大大地提高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并且在20世紀80年代奇跡般地促進了農業產量和農村剩余的增長,據有關專家根據生產函數估計,1978—1984年,農業總產值以不變價格計算,增加了42.23%,其中46.89%來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所帶來的生產率提高。更為關鍵的是,家庭經營體制這種制度創新使農民成了可以直接支配農業剩余的主人,他們有權利將自己所掌握的資金和勞動等生產要素投入到經濟效益更好的非農產業中去。而且政府的富民政策減少了城市工業對農業剩余的提取量,使相當一部分農業剩余留在了農民手中,加大了農民對非農產業投資選擇的現實性。另一個因素是以政府為行為主體的農產品價格調整,這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以較大的幅度提高了國家對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從1979年開始,提高了糧食、棉花等18種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平均提價幅度高達24.8%;并對糧油棉等主要農副產品實行超購加價政策,擴大了議價收購的范圍。提高了豬、牛、羊肉、禽蛋、水產品、蔬菜、牛奶等8類副食品及有關制品的銷售價格,平均提價幅度約30%。據專家測算,農產品提價對1978—1984年農業總產值增加的貢獻為15.96%。顯然,僅上述兩項制度改革就為農業生產帶來了60%以上的增長。在鄉村工業后來的發展進程中,各級政府對非正式金融市場借貸的默認,對鄉村企業積累資本擴大再生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越來越開放的吸引外資政策,使外商直接投資在農村企業的融資方面日益扮演著重要角色。
第三,從短缺經濟提供市場機會的因素看,各項改革引起的制度變遷是市場機制逐步得以實現的根本性因素。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工業部門的原材料供應、資金貸款和產品銷售渠道都是由國家計劃控制的,農村企業從中獲得所需要的生產要素或產品市場是不可能的。同時體制剝奪了農民退出農業經營從事非農產業的自由。盡管物資極其匱乏,供給嚴重短缺,但原有的制度框架不可能將這種需求與鄉村企業的供給銜接起來。1979—1984年間的改革初期,國家首先放寬了對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的限制,1979年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宜于農村加工的農副產品可以逐步由社隊企業來加工,城市工廠則應有計劃地把一部分宜于農村加工的產品和零部件擴散給社隊企業經營,并提供相應的技術指導和設備支援。在農村政策松動的同時,城市中的企業在“放權讓利”的改革思路下逐漸有了一些對其超過生產計劃部分產品的支配權,從而使得一部分生產要素從計劃的縫隙流入市場并最終進入農村的社隊企業。城市企業有了一定的自主權以后,也使農村社隊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流入城市企業成為可能,從而為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在此期間價格雙軌制度的實行,使鄉村企業可以在市場買到生產資料,并打入原來由國有企業壟斷的市場。盡管雙軌制價格導致了尋租行為的盛行,但這一體制擴大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且成為鄉村企業走向市場經濟的橋梁。此外,20世紀80年代中期廢除了而建立鄉鎮一級政府后,財政性的地方分權改革使地方政府面臨維持自身運轉的壓力,從而使地方政府尤其是鄉鎮政府熱衷于通過發展鄉村工業來取得更多的地方財政收入,地方政府通過幫助鄉村企業取得貸款、開拓銷售渠道、提供廉價土地、給予稅收優惠等方式實際上直接介入了推動鄉村工業發展的活動。回顧鄉村工業發展近20多年的歷史,1984年和1992年是兩次高峰期的起點,而這兩個年份都對應著重要的制度變遷和改革措施,1984年是制度被廢止同時城市改革啟動,而1992年是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確立結束了連續三年對鄉村企業的壓制,顯然,鄉村企業發展的浪潮與改革和政策變化在時間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見,制度變遷是鄉村企業發展獲得市場機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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