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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攻堅，力爭進一步突破。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改革進程的深入，改革的難度在增加。有些改革進展緩慢；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處淺層；不同領域、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缺乏協調和平衡，整個社會缺乏改革的協調機制。

“十一五”改革涉及經濟社會各方面，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改革既連接經濟體制改革，又連接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處于改革的中心環節，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另外，就業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醫療衛生和教育制度等同億萬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應該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推進民生類制度的創新。對外開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后，我國進出口總額增長迅速，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出口大幅增加，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成為穩定國際經濟和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外資在出口中所占比例過大，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利用外資過程中在產業素質、資源、環境、勞工權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較多問題。鑒于存在的問題，必須“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要引導各地由追求引資數量與速度轉到更加注重引資質量與效益。“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和諧社會，關鍵在落實。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十一五”期間社會發展的一個新課題。建立和諧社會，包括擴大就業、社會保障、調節分配以及文化體制、醫療衛生、安全生產等。

當前，把構建和諧社會納入“十一五”規劃，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目前社會矛盾和沖突是基于利益基礎上的沖突，因此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是要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常修澤則強調，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充滿活力、生機勃勃的社會。在創造活力過程當中要建立與市場化相適應的社會秩序，包括搞好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管理，加強社會組織秩序的新建，以及加強個人、企業、社會和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設等。

盡管人們已經開始接受“三農問題”這個提法，但并不理解這個三農問題背后隱含著很多深層次問題，恐怕不能用“強調農村市場化，強調農業增加更多的投入”等現行政策解決。農村存在的復雜問題，是典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有中國特色的三農問題。

城鎮化問題。且不說現在大城市吸納農民的能力已經下降，從長期分析來看，即使我們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實現50%城市化率，到那時我們是16-17億人口，按16.8億計算仍然還有8.4億人生活在農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階段，按正常的城市化發展速度和規模來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萬畝以上。也就是說30年后，無論按新口徑19.5億畝算，還是按老口徑14.5億畝耕地算，都要減少3億多畝，人均耕地面積也實際上會減少更多。在這種情況下，農村這三個基本要素的配置關系能調節得了嗎？

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最終產品出口大國，靠的就是勞動力成本低廉。盡管有人強調出口產品有消費剛性，不可能減少多少，但確實可能減少而難以再增加。在勞動力供給絕對過剩的條件下，勞動力價格不可能提升，農民的收入還是增長不快。因此，靠出口拉動這個說法似是而非。因為東部地區吸引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打工節省了很多成本，主要節省的是農民進入東部地區打工的全部轉移成本。出口絕對值增加雖然帶動就業和打工，但并不意味著收入水平增加。

流動打工人口的社會保障仍然由他們承包的土地承擔。我們絕對沒有條件、不可能由國家來提供占70%的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農村改革這種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客觀上表現了一種交易的結果。國家在允許社區占有所有權、允許農民以大包干名義占有土地使用權的時候，向農民讓步的是什么呢？讓步的是農民承包的那塊土地必須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作為社會保障資料的土地又怎么能進入市場？在國家不可能提供社會保障的條件下，如果隨著人口增加土地減少，農民的社會保障遲早會成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