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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是在宏觀經濟社會結構與“人”這一微觀的社會主體共同作用下進行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毀滅性力量欲將勞動力在內的所有事物商品化，并進一步使人類喪失最基本生存保障時，生存的需要與訴求愈發強烈，最終轉變為逆市場的反向運動即去商品化運動，社會保障制度得以生成。伴隨自身缺陷以及經濟與制度環境的改變，危機中的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才能擺脫困境，實現去商品化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商品化;異化;社會保障;去商品化

一、文獻回顧

去商品化概念最早由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GostaEsping－Andersen)提出，指個人福利相對獨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購買力影響的保障程度。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即是通過社會保障的方式來增進個人福利，促使個人福利能夠相對獨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購買力影響的保障程度，即以社會保障方式實現去商品化。通過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個人不必依賴市場就能維持生活。該概念中的社會保障為廣義社會保障，包含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以及社會優撫等。埃斯平－安德森以去商品化能力為中介分析基于不同去商品化能力的三種福利國家與社會階層的關系。［1］埃斯平—安德森從實證的角度，運用收入替代水平、進入社會經濟權利體系的資格等指標對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進行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度量，通過考察國家、市場和個人在社會保障供給中的作用比例以及去商品化對社會階層的影響，將18個工業化國家劃分為三種不同理想類型，即“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三種福利體制。埃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概念以及用操作化的去商品化概念對歐洲某些工業國家所做的類型劃分，至今仍被很多學者參照借用。武川正吾指出，埃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操作概念使對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定量分析成為可能，并且對社會保障的評價也從“量”的層面躍升為“質”的層面。這種質的分析意義非凡，能夠讓人們認識到，即使社會性給付規模很高，福利負擔很重的國家其去商品化的效果也不一定強。因為初次分配較為平等的國家相對于不平等的國家，用較小的給付規模就能獲得更好的再分配效果。［2］175埃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概念同時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質疑。魯姆認為，埃斯平－安德森“非商品化”過于狹隘了，非商品化所指涉的指標體系也不應局限在社會保障收入和消費能力。根據馬克思主義勞動力商品化理論，勞動力商品化伴隨人力資源減少而出現，勞動力商品化意味著社會自我發展的動力也被商品化了，勞動力去商品化就意味社會自我的發展與勞動的解放。因此，安德森用保障收入和消費表征去商品化是欠妥當的，應該將去商品化理解為社會自我發展，同時拓展去商品化的指標體系。鄭秉文認為，對去商品化概念爭議的實質是福利的測度問題，單純的以經濟增長來測度福利顯然不夠，應對人和社會發展進行綜合考量。［3］除了對去商品化提出質疑，一些學者還對福利體制類型劃分提出異議，認為安德森用去商品化所做的類型劃分不具有國際代表性。霍利戴(Holliday)認為，應該注意一些新興國家在福利體系中的地位，認為東亞福利體制是生產主義福利體制，同樣需要納入到福利體系中考察。新馬克思主義者也對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問題進行了研究。奧菲對戰后福利國家危機時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困境進行分析，提出“盡管資本主義不能與福利國家并存，然而資本主義又不能沒有福利國家”的福利國家結構性矛盾。［4］在進一步分析福利國家矛盾時，奧菲指出去商品化體系和資本主義商品形式的矛盾。由于資本主義固有缺陷而不斷出現的貧困加劇、階級分化和經濟危機等問題，使資本主義國家出于維護資本積累和自身統治需要而出臺一系列社會保障等非商品化措施。雖然去商品化的措施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統治地位和商品化形式，但實踐證明去商品化已威脅到商品化的組織結構。國家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措施增加了勞動力在資本市場中的選擇范圍，增強了與資方討價還價的能力，降低了勞動力對資本市場的依賴進而降低了勞動力的商品化程度。縱觀福利國家史，我們能夠看到社會保障去商品化遇到了各種問題。如一定程度上引發福利國家危機的社會保障過度去商品化，如新自由主義福利國家改革中的社會保障再商品化問題。社會保障為什么會在過度去商品化與再商品化之間循環往復?如何實現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至今仍未在已有的文獻中得到很好的解答。為回答上述問題，必須首先找尋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產生、變遷的動力源和影響因素。學者們對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認為是現代工業經濟的發展推動了社會保障去商品化進程的演變與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推動現代化進程的同時亦催生出一系列諸如社會保障的附屬產品。不同于上述學者，解釋學派試圖用文化觀念來解釋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發展問題，認為是宗教文化觀念催生出社會保障，并在此基礎上推動著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發展變遷。前述兩種理論學派要么是從客觀經濟結構、要么是從主觀文化心理的角度來解釋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問題，并沒有超越宏觀和微觀、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二元對立，因此也就無法深刻揭示社會保障的影響機制。［5］馬克思學派將西方社會理論中存在的這兩種分析視角概括成主體主義和客體主義。兩種主義將行動與結構二元對立起來，對主觀能動的行動者和客觀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缺乏準確的理解。要想真正理解社會保障去商品化還是要回到人民群眾這一社會實踐的主體中來。

二、人的需要: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動力源

1．需要乃人性之本。需要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福祉，為了自我價值的追求與實現而產生的生理與心理、經濟與社會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諸多要求。［6］需要是在共同體中生活的人在其一生當中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而導致自身所處的一種缺乏狀態。［7］科學發展觀指出要以人為本，一切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的發展，說明了人的生存與發展才是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而人之所以為人，歸根結底在于人有不同于其它動物的需要。如馬克思所言:“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8］馬克思所說的本性就是決定人與其它動物有所不同的特殊屬性即社會性，正是這種社會屬性使得人的需要區別于動物的需要。在社會中生存的人，如果其失去了具有社會屬性的需要，則這個人也就失去了社會人身份。［9］作為人自身的內在規定性，需要會伴隨人的存在而存在，隨著人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和發展。而基本需要如果不能滿足，這種缺乏狀態將損害做為社會成員的人的生命意義。因此，只有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才有可能真正實現以人為本。2．資本主義勞動力商品化與反向社會保護。在西方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形成之前，資本主義市場化使勞動力逐漸淪為商品，人所特有的社會性需要也因為勞動力的商品化而發生異化。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明確指出:勞動本身就是人所特有的需要，并且是人最為根本的需要。然而，這種勞動作為人的根本需要的狀況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徹底改變。勞動者為了維持生存，不得不出賣自身勞動力以換取維系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生活資料。此時，勞動不再是人們所追求的目標和最根本需要，而是為滿足基本需要不得不為之的一種手段，正是這種異化的勞動將人本身異化。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人(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生殖，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在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動物。”［10］資本主義市場具有一種毀滅性力量，可以將所有事物轉化為商品，勞動力也不例外。作為勞動力所有者的勞動者因為勞動力的商品化而變得與商品無異，企業主和資本家完全掌控著勞動者的勞動全過程。勞動者就像商品一樣被任意挑選，由于勞動者間的惡性競爭，勞動力價格也受到壓抑。［11］這些都是勞動力過度商品化的重要表現。為防止人類在為所欲為的市場中毀滅，社會中會產生一種抵抗市場的自我保護力量，這種自我保護要以降低勞動力商品化屬性為首要目標。去商品化的制度安排是避免人們被過度商品化的一種非常必要的社會保護性措施，而非思想家們的主觀臆想出的政策安排。去商品化的制度安排的根本出發點就在于對自發調節的勞動力市場進行有效規制，使市場不至于失控，使社會能夠正常運轉。［2］1743．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是回歸人性的需要。欲改變人的異化性，需要對勞動力去商品化，促進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手段和方式多樣化，除了勞動報酬，還要配以其它的保障措施，從而使出賣勞動成為僅有生存手段的局面徹底改變。家庭、社區等滿足人類需求的傳統功能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嚴重削弱，傳統方式不斷消解使得國家憐憫性的救濟無法繼續滿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在上述背景下，國家需要提供社會福利等能夠很好回應人類需求的正式制度安排。［12］49－55為了提高人們生活水平、改善福利狀況，滿足不斷發展的社會需要，解決新產生的社會問題，許多國家紛紛設計和建設符合本國實際的福利制度。［13］著名的以色列社會政策學者麥克羅(Macarov，D)認為:“社會福利可界定為直接或間接地回應人類需要。”［14］英國的社會政策學家布蘭德肖(Bradshaw，J)也指出:社會服務的歷史就是承認社會需要和組織社會去滿足需要的歷史。［15］這些思想明確地揭示了社會福利與社會需要二者之間聯系。現代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由于物質基礎和文化理念的差別而表現出多種福利模式，但有一點相同，即這些制度都程度各異的滿足了人類的社會需求。社會福利不僅滿足了人們的需要，對勞動力也進行了去商品化，使勞動異化的狀況得以改善，從這種意義上看，社會保障制度實質是將商品化的勞動者從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中解放出來。上述各個國家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與以往社會救濟有本質區別。傳統社會救濟是基于憐憫和同情，而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以滿足人的需要為出發點，是“以人為本”的集中體現。滿足人的需要是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理念依據。［12］39－4638

三、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危局

1．權責失衡與社會保障過度去商品化社會保障去商品化過程中個人的權利享受與義務承擔應該分開是認識上的一個誤區，這一認識直接導致社會保障的權責結構失衡。個人享受保障權利的同時應承擔一定責任，完全由國家承擔責任必然導致各種問題的產生。國家責任和個人責任的關系源于結構與行動的關系。結構主義強調結構和社會環境的客觀決定作用，二者共同影響著人們對生活機會的把握。對于個人的發展，國家和社會要注重營造良好的外在社會環境，尤其是勞動力市場機會的提供、教育資源的供給以及為人們提供比較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而行動主義則強調個人對生活機會的主動把握和對社會關系的自主選擇，主張個人對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方式負責，強調個人在處理社會關系過程中的責任。綜合以上兩種視角，我們認為結構與行動都很重要，生活機會與社會關系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實踐也要同時強調國家責任和個人責任，并根據具體社會經濟狀況不斷調整、平衡個人責任與國家責任的關系。然而，現實中的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模式卻沒能將權利與責任統一起來，在社會保障去商品化過程中只強調公民對社會保障的享受以及國家應該履行的責任。公民無條件的享受去商品化帶來的福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社會保障的過度去商品化。社會保障支出急劇增加，超出經濟發展的承受能力。社會保障的過度去商品化還引發很多社會問題。［16］如長期的無條件福利服務弱化了個人的責任意識，增強了個人對國家的依賴性，降低個人的工作意愿，破壞經濟發展的動力和競爭力等等。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上述問題在高速的經濟增長條件下被暫時掩蓋，但一旦遭遇經濟危機便馬上暴露出來，進而引發社會保障危機。2．經濟全球化: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外在挑戰首先，經濟全球化削弱了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經濟基礎。由于社會保障去商品化需要國家在公共衛生、基礎教育與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方面投入大量的財力，因此社會保障去商品化要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在其他條件不變前提下，經濟總量的增長能夠帶來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水平的提高。這也能夠解釋為什么經濟發展水平大體相當的國家其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水平也較為接近。除了經濟發展水平外，社會保障去商品化也與經濟發展模式相關。相對于技術密集或資源密集型經濟，勞動密集型經濟與勞動力成本變動的關系更為緊密。因此勞動密集型經濟模式對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制約作用就越強。而經濟全球化不僅可以影響國家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國家的經濟發展，更對國家的經濟控制干預能力產生重要作用。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國際資本市場日趨成熟，國際貿易水平不斷提升，不受或受主權國家限制較少的跨國公司大量出現，為了尋求更低的勞動力以降低成本而增強競爭力，國際資本可以在不同國家不斷轉移以避開對勞動力進行強保護的國家。那些通過降低勞動保護水準實現對經濟低干預的國家，因為企業的活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強而在國際競爭中處于較為優勢的地位。與對經濟干預程度較弱的國家相比，西方一些實行高福利的國家因為高水平的勞動力保護而使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增加，進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居于不利地位甚至遭到淘汰。開放的經濟環境使不同國家經濟體彼此聯系，相互影響，各國的經濟發展更容易受到國際貿易、金融和資本流動的影響。在這種環境下，國家在制定經濟社會政策受到更多的限制。簡單的制定去商品化水平較高的社會保障政策可能會影響到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較高水平社會保障去商品化需要國家、社會提供教育、醫療、住房以及其他社會福利項目。這些項目的實施要以國家較高水平的財政支出為基礎，需要國家對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財富總額進行干預調配。一些國家對本國經濟的干預程度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所下降，意味著財富總量中通過福利性機制分配的比例降低，而通過市場機制的分配比例提高。最終結果就是社會保障水平的去商品化能力的降低。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所做出的這種抉擇，使得國家、雇主與工人階級的“三方社會伙伴關系”出現裂痕，三種力量均衡之勢被打破，而向資本一方傾斜，這種局面嚴重削弱了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水準。［17］其次，經濟全球化使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實現邊界被沖破。傳統上，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因為社會資源的稀缺性而限于民族國家內部，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進行的，即只有本國公民可以享受同等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水平。民族國家作為強有力的保護單位實現本國公民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國家通過征稅等方式構成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所需要的各項社會福利資源。這就形成了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邊界，這種邊界與經濟全球化所要求的的開放性相沖突。國家與資本以及勞動力邊際重合的格局被超國界的全球化沖破，最終的結果是國家間的資本與商品和勞動力在國際間自由流動。單方面的資本流出會降低資本流出國家的經濟效益進而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需要在全球化過程中加強對國外資本的引入。對國外資本的引入的一個有效條件就是降低稅率。總之，全球化都或多或少的影響了民族國家界限內的社會保障去商品化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除了資本的流動，就業機會全球化以及相伴而生的勞動力全球性流動隨之到來。早在20世紀末期，全球范圍的勞動力轉移人口就已達到一億以上。［18］在本國社會經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外部大量勞動力的進入會降低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充分度，使支撐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財政負擔加重。3．新自由主義改革: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制度困境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內在缺陷與外在全球化挑戰使福利國家陷入危機，同時也促使西方福利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改革以扭轉不利局面。危機中的福利國家提出不同方案來解決福利問題，實質是解決社會保障去商品化與經濟發展關系問題。福利導向型代表認為，人類的發展和社會保護的價值要高于經濟增長的價值，在滿足成員社會需要和解決社會問題時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的去商品化手段要優于市場手段。當社會保障去商品化與經濟發展出現矛盾時應該主要著手改變經濟發展戰略，扭轉經濟發展頹勢來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去商品化之間的矛盾。即福利國家陷入危機并非是去商品化模式的問題，而是福利國家的經濟基礎出現了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經濟發展本身。此種主張可取之處在于危難關頭并沒有舍棄社會保障去商品化這一緩解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有效手段，卻忽視了去商品化模式自身確實存在的問題，與福利導向型的去商品化模式相對，經濟導向型的去商品化模式強調通過市場解決人們的社會需求問題。認為經濟的高速增長最終會讓所有人受益。當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措施與經濟發展相互矛盾時，應該及時的改革社會保障政策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其實，經濟導向型模式所說的改革社會保障模式更多的是對現存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的否定。經濟導向型的新自由主義者借機對福利國家進行全面否定，認為正是福利國家自身存在的問題導致經濟發展遲滯。福利國家首先損害了人的自由選擇權和自己對自身負責的權利，使人的懶惰情緒滋生，進而損害勞動效率而最終對經濟發展造成破壞。此外，經濟導向型學者對福利導向模式能夠堅持平等與社會保護理念表示懷疑，認為福利國家所制定的去商品化措施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社會需求對象本身，這也就造成社會福利供給經常出現過剩與不足，最終還是降低了經濟效率。［19］與福利導向主張的學者相反，新自由主義者更強調對個人自由的保護，強調個人責任的履行。主張個人應該積極努力工作，在市場中獲取滿足自身需要的福利服務。認為不但福利國家的危機并非起因于經濟危機，而是自身的缺陷造成的，就連經濟危機實質也是福利國家危機導致的。因此，新自由主義者主張取締福利國家。國家應該將社會福利服務的供給交給市場，只需要提供最低水平去商品化措施就好。對平等和社會保護這些理念應該舍棄，降低對經濟領域的干預程度。新自由主義的這些觀念和主張得到美國和英國政府的支持，這兩個國家強力推行經濟導向型的福利改革措施，使得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水平不斷降低。誠然，新自由主義認識到一些福利國家的弊端，堅持個人對自身負責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此而全盤否定福利國家是錯誤的。經濟導向型的改革措施單純強調經濟增長而忽視了人的價值，忽視了經濟發展最終的目的是人的發展這一無可爭辯的認識。單純強調個人的責任而忽視權利的實現只是走到了福利國家的對立面，也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社會保障去商品化這一人的社會性需要再一次成為“無效需求”。到此，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在自由主義改革中逐漸消解。［12］72－79

四、社會保障去商品化重構

經濟發展是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重要基礎，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對經濟發展亦具有積極影響。二者的最終目標應該是一致的，都應該是為了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滿足人們的社會需要。二者應該也能夠實現共同發展。福利導向型模式和經濟導向型模式都只強調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如果福利國家不正視自身的問題，則不僅社會的去商品化無法有效實現，還會最終拖累經濟的發展。如果單純強調降低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水平，勞動者僅僅依賴市場中以勞動力商品化方式獲得的工資，會使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醫療、養老等費用無法獲得保障，更無法通過再培訓、公共醫療衛生等方式增進全社會人力資本的投資，進而促進經濟的長遠發展。雖然福利國家的去商品化模式存在諸如效率低下等問題，但社會保障制度供給仍然是勞動力去商品化最重要的手段。經過幾十年的推行，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已經使福利觀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觀念可以延伸到21世紀”。［20］因此，不是要降低去商品化水平，而是要進一步提高公民社會福利水平同時充分調動勞動者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不是要取締現有的去商品化模式，而是要對現有模式進行重新建構。如何對傳統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模式進行重構?安東尼•吉登斯引領的“第三條道路”和米基利等人的社會發展理論試圖給出答案。認為現存的去商品化手段過于注重再分配和高水平的去商品化福利供給，除此之外還應該強調既能滿足人的社會需要又能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積極去商品化措施。將有限的國家干預和適度的市場調節融合起來，發揮政府、社會組織團體和個人的共同作用。［21］積極的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實現方式指向積極的社會福利政策，此種去商品化手段不僅提供現金和物質上的幫助，而且更注重對個人能力的提升，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主張對人們進行社會投資。“在可能的情況下，要盡可能的在人力資本上進行投資，而不要直接提供經濟上的資助。”［22］主要是以投資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形式，強調去商品化與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加大在教育培訓、職業技術培訓的公共行動促進失業者等弱勢群體再就業。通過此積極去商品化方式，弱勢群體的經濟收入和競爭力都得以提高，降低社會對這部分群體的社會排斥，增進社會融合，進而實現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目標。通過社會投資，社會成員能夠更好地適應環境，利用資源創造價值。傳統的去商品化手段通過再分配對人進行保護，雖然一定程度上遏制住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兩極化趨勢，但這種事后調節的模式本身并沒有產出，無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效率提升。而社會投資產出的是人們的社會技能與市場競爭力。能力的提升使得人們更能創造條件、把握機會，進而滿足自身的福利需要。［23］因此，通過社會投資能夠更好的實現社會保障去商品化，使得社會保障去商品化不再僅僅是獲得實物現金的權利，更是獲得社會技能、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去商品化。上述學者在理論上構建出的這種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去商品化模式是在吸收了各種社會福利流派有益經驗基礎上的一種新的思維模式，試圖解決西方社會保障發展中所面臨的困境，其實質是資本主義682019年第5期社會在面臨危機時的一次制度革新。由于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資本的本質屬性無法改變，決定了其福利制度最終仍然要服務于資本，仍然只是資本主義為了資本擴張而采取的必要手段而已。因此，此種重構模式充滿中庸與妥協，難以真正解決資本主義固有矛盾和社會公平問題，各項政策實踐也遭到各方既得利益的阻撓而難以真正有效實施。五、結論與啟示從上述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理論分析中我們能夠得出:西方不同國家之所以采取不同去商品化模式，除了受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外，更主要取決于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模式。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與資本主義保障制度有本質區別。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根本宗旨是為了不斷提升人民福祉，為了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國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始終要堅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與此同時，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定了社會保障去商品化能夠實現與勞動力商品化的協調發展。我國社會保障去商品化不是要將勞動力的商品屬性徹底根除，而是要在保障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得以滿足的基礎上降低勞動力商品化程度，進而降低個人對勞動力市場的依賴，使具有勞動能力的人能夠更加體面地工作。因此，我國社會保障去商品化是能夠在勞動力商品化過程中保證人性特質不變的去商品化，是能夠做到市場運行與社會保護協調發展的去商品化。我國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才能實現去商品化的可持續發展。我國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實踐既要摒棄福利國家養懶漢而損害經濟發展效率并最終損害人的發展弊端，又要防止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侵蝕;既要體現公民所應享有的社會權利，又要履行與所享權利對等的社會責任。我國社會保障去商品化的根本動力和落腳點是要滿足人的需要，在滿足人的需要中實現人的發展與權責對等。人的需要可以劃分為生存需要和發展需要。相應的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制度安排也應有兩種:即滿足生存需要的再分配型去商品化和滿足發展需要的生產型去商品化。再分配型去商品化更多的體現的是人的權利，在人的生存面臨危機時應該無條件的給予幫助，諸如貧困救助、醫療救助等去商品化政策。生產型去商品化注重人自身潛能的挖掘，通過樹立個人主體意識實現個人發展。例如通過職業培訓、教育福利等措施提升人力資本，使勞動者順利進入勞動力市場后通過勞動就業方式獲取財富，此種去商品化很好的體現了權責對等。我國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實踐既要重視去商品化自身指標的建設，又要推進去商品化制度所嵌入其中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社會保障去商品化自身建設與所嵌入其中的社會經濟結構協調發展，就是要在去商品化過程中協調好去商品化的保障措施與勞動力市場的關系，［2］176，177只有實現社會保障去商品化和勞動力商品化的協調發展，才能更好的實現公平與效率的辯證統一。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初期，為了適應勞動力市場化轉變，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建立起來。20世紀90年代，由于教育、醫療、養老保障等方面出現的商品化趨勢加劇了勞動力商品化程度，這種勞動力過度商品化客觀上推進了國家層面進行的反向保護運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等去商品化制度先后建立起來，實現了市場運行與社會保護的協調發展。

作者:吳德帥 單位:吉林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