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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大國的關系究竟如何，不僅歷來為世人所矚目，而且也為學者所重視，盡管兩國政府在公開場合或外交場合都強調友好是主流，但實際上目前仍處于比較艱難的階段。而日本媒體的輿論導向又為中日關系起到哪些作用?著名日本問題專家、新加坡學者卓南生教授，圍繞以上問題作了精辟的分析。下面是卓氏在北京大學一個公開演講會的發言，讀來饒有趣味。

［關鍵詞］中日關系日本輿論導向

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很高興今天能有機會和大家談談朱镕基總理訪日后中日關系走向的問題。中國和日本都是亞洲的大國，兩國的關系，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樣，不是那么理想。盡管兩國政府在公開場合或外交場合都強調友好是主流。但在實際上，就事論事，現在是處在比較艱難的階段。今天我就想談談朱鎔基總理訪日前前后后中日關系的一些問題，特別是針對日本方面的一些論調進行分析。

最近幾年以來，促使中日關系發生最大變化的，首先是1996年4月17日日美安保條約的重新定義。接著有兩個受人矚目的外交訪問活動，一是1998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訪問日本；中日雙方對此次訪問還是十分重視的，因為這是中國的國家主席首次訪問日本。再就是2000年10月朱總理的日本之行。

我個人的看法是，1996年4月17日日美安保條約的重新定義有幾個重要的含義：首先是意味著美日之間達成了新的協議，日本被迫放棄與美國爭奪世界第一交椅的念頭。

我們知道，在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初期日本處在經濟泡沫期。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所寫的《日本名列第一》是在70年代末期出版的。在這之后，世界上掀起了一股“日本熱”，日本曾經一度自我陶醉，認為日本將在21世紀名列第一。在談到21世紀是亞太世紀時，實際上不少日本人就一廂情愿地認為21世紀就是日本的世紀。在那個時候，我們如果看看日本的報紙或接觸其他媒體，經常可以看到類似“金滿國”的字眼?！敖饾M國”就是遍地黃金的國家。當時日本的經濟學者提出了“亞洲雁行論”(“雁行形態發展模式”理論)，它的主旨就是日本是亞洲經濟的火車頭，是帶頭雁。在大雁之后緊接著起飛的是四小龍，也就是韓國、新加坡、臺灣和香港。隨后是東盟國家，再后也有人加上了中國。老大的中國是殿后的。按照這個“雁行論”的模式，日本的領導地位是不能被取代的，這是一個鐵的規則。其他國家只能在日本之后順序起飛，誰都不能超越日本。這樣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理論在當時是頗有市場的。日本人在當時一提起經濟大國，一提起21世紀，就眉飛色舞。在經濟泡沫越吹越大的年代里，日本人到處收購土地，大玩金錢游戲，連美國也不看在眼里。不少日本人稱美國患了“美國病”，認為美國樣樣都不如日本，美國是日落西山，日本則是高高升起的太陽。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國內掀起了一股“嫌米論”?！懊住笔侵该绹?，討厭美國的情緒達到非常高昂的程度。在泡沫期頂峰時，名畫都以天價被買下來，他們認為日本已經到了可以和美國分庭抗禮的時期。換句話說，在泡沫期，日本一方面認為亞洲當然是日本的腹地，同時也要和美國爭奪第一。在日本傳媒的引導下，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日本國內正在爭論如下問題：日本是名列世界第一還是屈居第二?現在是不是到了和美國可以爭奪第一的時候?諸如此類的言論是經常出現的。另外一個提法是日本究竟是要走美國路線還是亞洲路線。這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我們平時所說的親美國還是親亞洲的路線。而是說兩者都是親日本的，只不過兩者提法不同，到底現在是到了聯合亞洲其他國家和美國爭霸的時候，還是仍然在美國的默許之下逐步推行大國外交政策。這樣的情況持續到了1996年4月17日才有明確的結論。原因是日本的經濟泡沫破滅后遲遲不能復蘇。最初很多日本朋友都告訴我，他們的泡沫就像啤酒一樣，喝掉三分之一的泡沫，剩下的三分之二就是日本的實力，因此他們可以處變不驚，或者處驚不變。但是往后那最初占三分之一的泡沫過去了，日本經濟還沒有恢復，另外一個三分之一也過去了，也未見到谷底。于是日本人開始慌張了，再加上歐美的一些信貸評級機構對日本的金融、經濟頻頻給予不良的評估并施加各種壓力，日本終于知道了自己的實力還是不能和美國抗衡。日美安保重新定義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日本再度承認日本失敗了。換句話說，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認為日本敗于美國的原子彈，但到了1996年4月，他們承認，這回不是軍事的敗仗，而是經濟的敗仗，這促使日本不得不同意繼續走臥薪嘗膽的路線。因此，1996年日美安保條約的重新定義實際上表明日本再度向美國稱臣。日本人稱之為是第二次敗仗。在這一點確定之后，日本回頭看看亞洲，它發現一個對手已經成長起來了。因為在這之前，日本人認為亞洲是他們的天下，這是不在話下的。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后，許多中國專家到日本訪問都說，我們走了許多冤枉路，現在就象在明治維新時代一樣，中國落后了日本很多。這樣的話，當時不少日本人聽了之后非常高興，非常陶醉，因為這意味著一個古老的中國至少還落后日本幾十年，日本對此大可放心。中國還處在明治維新時代這樣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日本人的優越感?？僧?996年日本重返亞洲，重新為自己定位時，發現這幾十年的差距并不是一直停留著的。兩者之間的距離很殘酷地縮短了。

進入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開始破滅時，中國，還有亞洲其他國家的經濟都在高速成長，一方是停滯不前和走下坡路的日本，另一方是經濟上大有所為的亞洲其他國家，兩者相比，更使日本不能不有所恐慌，這也涉及到了1996年4月17日重新定位的問題。前面已經談過，重新定義的要點是日本決定向美國稱臣，繼續臥薪嘗膽，并在美國同意下讓自己在亞洲扮演更重大的角色，包括軍事角色。兩國之所以能聯名作出重新定義，是出于共同的目的，也就是兩者都有了一個假想敵的出現，這就是中國。如果說，舊安保是以蘇聯為假想敵，而重新定位的假想敵已經轉為中國。這是雙方的共識。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此這般的定位所產生的直接結果，就是中日關系肯定要處于不穩定的階段。大家都知道，在這之后首先就出現于日美安保中所謂周邊事態到底是不是包括臺灣海峽的問題。這個問題中國方面和日本方面一直在爭論，但雙方其實都心知肚明。因為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對于日本人來說，如果這個周邊事態不把臺灣包括在內，正如日本某些鷹派人士公開說的，那還干嗎要來個重新定義?北京方面當然也很清楚，“重新定義”的目的之一，無非是為了讓美國和日本有機會插手臺灣等事務。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中國方面極力要求對方清楚表明這個周邊事態不包括臺灣。因為，如果美國或日本公開表明臺灣不包括在周邊事態內，至少在表面上中國得到了一個保證，但認真分析，這個保證也不是十分可靠的。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即使對方表明周邊事態與臺灣無關，我個人認為這也不過是被迫說出了類似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臺詞，因為它并不會改變這個周邊事態基本上就是為了臺灣問題而設置的原本構想。當然，由于中國的反對，日本或者美國不愿清楚表態。日本官方和不少日本專家公開強調模糊就是他們的政策和立場。中日關系之所以越搞越僵，顯然是與這背景分不開的。

接下來談談1998年11月主席的訪日。這次的訪問有兩個問題是比較突出的，一個是臺灣問題，一個是歷史問題。兩相比較，我個人認為，臺灣問題的比重和重要性是遠遠超過歷史問題的。因為即使日本白紙黑字地寫上道歉，如果它不在教科書上具體落實的話，那么多談幾聲道歉，都無補于事。但要日本在臺灣問題上清楚表態，我想是不易辦到的。日本官方和媒體很清楚表示，你要它說“三不”，就得加多“一不”，成了“四不”，這就是中國不能對臺灣動武。如果中國說了“四不”，也等于放松了前面的“三不”，中國也不會說。所以在臺灣問題上我認為雙方沒有真正的交鋒就結束了。對方不說，北京方面也很早就知道說不清楚。因此重點也就集中在歷史問題上，歷史問題后來成為了焦點。大家知道，由于江主席訪日時重復談了歷史問題，日本的傳媒就大肆渲染，從而在日本國民中間造成了中國揪住歷史問題不放的印象。這樣的宣傳攻勢促使中日關系在訪日后并不是像一般外交辭令所說的那樣成功；恰恰相反，兩國關系進入了一個更加冷淡的狀態。這就是1998年到現在的一個形勢。在2000年10月朱鎔基總理訪日后，實際上日本方面認為關系并未真正改善。

早在朱镕基總理訪問前夕，日本媒體就展開宣傳攻勢，說問題是中國方面搞僵的，因為中國打“歷史牌”，使得日本人民很反感，有一種逆反心態，所以錯是錯在北京，這是日本方面的一個基調。我個人認為，北京的外交手腕是不是很高明，可以另當別論。但是把江主席多談歷史說成是促成日本人民的逆反心態的原因，我認為這是本末倒置的。日本人民為什么一談歷史問題就有逆反心態，這是日本方面需要再三深思的問題。可是，由于日本媒體的大肆渲染，就使得許多日本人產生這樣一種心態，就是不管日本怎么做，中國人總是抓住日本的小辮子，打“歷史牌”。

什么叫“歷史牌”呢，有時我也聽到中國朋友這么說，我覺得這句話本身有語病。牌者，手段也，技巧也。歷史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當你把它矮化為“牌”和手段時，它的是非概念已經模糊了。所以當日本人反復說中國打“歷史牌”時，是有很深的含義的。首先是離開了是非的概念，然后是強調中國揪住日本的小辮子，目的是要敲詐日本，讓日本給予經濟援助。這樣一來，中國的形象就變得很矮小，處在非常被動的地位。這就是1998年以來日本傳媒傾其全力宣傳的重點所在。在日本的大眾傳媒與官方相互呼應的渲染下，“歷史牌”論不僅打動了很多日本老百姓，就連一些過去基本上傾向于中日友好，并作出貢獻的中國的“老朋友”也動搖了，他們在這問題上也沒有了一個是非觀念。推究其因，是和日本政治“總保守化”的背景分不開的。所謂“總保守化”，是日本國內的保守派與革新派的對峙局面消失所導致的。我們知道，1994年社會黨村山富市政權誕生之后，日本國內缺少一股牽制保守派的勢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國內基本上停止了意識形態上的爭論，日美安保條約所體現出來的對國家出路的問題的爭議也已經過去了。在這種“總保守化”的氣氛下，很多人很容易接受這樣的說法，跟著傳媒的論調走，覺得對方是抓住小辮子，要敲詐，要日本出錢。老百姓也覺得自己辛辛苦苦繳納的稅金將成為外國人特別是中國人敲詐的對象。于是，當他們提出你們的“歷史牌”到底要打多久的時候，也就含有著你們到底要敲詐日本多久的意思。50年都過去了，一些日本專家提出，我們出書的版權法也不過就是50年。歷史問題也應該有個“時效論”，50年前日本做的壞事也應該一筆勾銷了。在這樣的空氣和論調下，“歷史牌”的說法在日本國內是容易取得共鳴的。

在將歷史問題降低為“歷史牌”，把大是大非的問題曲解之后，他們認為要和中國的“歷史牌”對抗，日本方面也必須打幾張牌。其中包括：第一，要打“ODA牌”，也就是“經濟援助牌”，因為中國，還有許多東南亞國家跟日本有大量的貸款關系，如果對方一直和日本談歷史，那么日本就應該打打經濟援助牌。我們知道，從50年代60年代日本就已經開始對東南亞國家進行經濟援助，這種援助很大程度上是以戰爭賠償或者準賠償的方式進行的。從一開始，日本其實就將它定位為開拓海外市場。但因為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日本采取附帶苛刻條件的經援政策，日本獲得了“經濟動物”和“寄生蟲”的雅號。為了緩和各國的“反日”情緒，日本表示有必要改變方式，就是通過ODA，即政府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的方式。當然，日本的利益還是要獲得充分保證的，只是不要過分地突出。為此，他們提出“只出錢，不開口”的口號。但是近幾年來，他們認為應該改變戰略，是到了日本可以大玩外交游戲的時候了。他們也跟著美國走，表示“既出錢，也開口”，就是說，要更進一步地讓ODA政策和政府的戰略緊密掛鉤。那么回到中日關系上說，就是既然中國打“歷史牌”，他們也應該打“ODA牌”。經濟牌一來是要強調中國不應該談歷史，二來就是中國的政策在他們看來如果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他們就恫言要停止對中國援助。“經濟援助牌”和日本另外一張牌也就是“中國威脅論牌”是緊密掛鉤的，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可能利用日本經濟援助中的一部分錢來發展軍事，中國軍事的開銷、軍事政策有不透明之處。

除此之外，日本經常使用的還有“臺灣牌”，為什么日本政府對臺灣牌那么重視呢?有些日本專家曾經表示，不管是從土地人口資源等角度來看，日本絕對不是中國的對手。以日俄戰爭前后的情況來看，他們認為如果當時日本要和清朝聯合起來把俄羅斯驅逐出去的話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他們的前輩

[page_break]作出了賢明的決定，就是沒有這么做。為什么呢?他們引用了當時一名武將的話來說，如果中日合作把俄羅斯趕出去的話，亞洲將會出現兩個太陽，就是中國和日本，從此就會沒完沒了。所謂“天無二日論”是也。這也是有些日本的軍事專家曾經公開分析過的。日本緊緊抓住臺灣牌顯然是和這樣的心態有關系。簡單地說，日本打著這三張王牌，一張是ODA牌，一張是中國威脅論牌，還有臺灣牌，也就是“分裂牌”或“分塊牌”。在經濟牌問題上，日本一方面恫言要削減和停止經濟援助，另外一方面是要求中國感謝日本的經濟援助，因為它覺得中國的傳媒或中國官方談日本負面的東西太多了，正面的東西太少了，應該廣加介紹，多談日本方面從建交以來怎樣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帶來的好處。日本媒體指出，最近以來中國媒體有關這方面的訊息比較多一些，但認真分析，其實這是日本方面主動要求提出的。日本媒體就不斷表示，中日關系之所以鬧僵，理由是中國方面談歷史太多，而談經濟太少，所以他們要求中國方面有所表態。

在這問題上，也許中國方面也認為雙方老是停留在對立的僵局也不是辦法，因此這次朱鎔基訪日就提出了兩句話：“增信釋疑”和“開拓互利合作”，作為這回訪日外交的座右銘。與此同時，日本方面強調大家應該一團和氣，少談歷史，再有就是北京應該感謝日本的經濟援助。關于日本方面這樣的情緒和要求，我覺得北京基本上也都照顧了，朱鎔基在訪日前接受日本媒體訪談時，也基本上答應了不刺激日本人民，不主動談歷史；在經濟援助問題上，他也表示也許過去做的不夠，今后要廣加宣傳。對于這兩點日本非常高興，幾乎每一個媒體都以相當顯著的篇幅給予報道：中國決定不打“歷史牌”及中國終于表示要加強對日本正面的報道。

那么，在朱镕基抵日之后，日本傳媒又是怎么看待呢?我個人的看法是，特別是從過后日本方面的反應來看，日本傳媒是低調處理的，可以說是采取不冷不熱的態度。原因是日本方面覺得中日關系的氣氛雖然有所改善，但還不夠。朱鎔基并沒有主動談歷史，但他們認為尚差強人意，因為朱镕基最終還是談了歷史問題。在TBS民間電視臺的座談上，還有在記者會上，在回答“中國到底要日本道歉到幾時”這類挑釁性的問題時，朱總理還是不卑不亢地說了一些在其他地方不需要重復，但在日本是有必要正面回答的真話，也就是說日本方面在正式文件中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道歉過，再有就是南京大屠殺是真有其事，絕不是虛構。這樣的表態，日本方面有人表示不太高興，一部分傳媒就對此大肆批判。日本一些報人認為，既然你已經答應不談歷史了，那么怎么讓你談你也不應該談。結果朱總理談了，而且是不卑不亢地談了，這也許就是日本反應不冷不熱的真正原因所在。

在日本傳媒大肆渲染中國方面不打歷史牌而且在經濟援助上向日本表示感謝并決定廣加宣傳之后，日本傳媒實際上也并不完全滿足。我們知道，在朱镕基總理訪日之前和訪日期間，日本媒體就開始有一些批判性的言論，首先是《朝日新聞》的一名著名專欄記者，已經把朱總理的訪問定位為是在推行“感謝外交”。他表示，在過去，到日本訪問的中國朋友從來不向日本表示感謝?？勺罱@幾個月，幾乎每個到訪的中國朋友都不忘向日本道謝，并說ODA給中國帶來了這樣和那樣的好處。他分析說原因是中國有求于日本，因為在某些日本人看來，你從不感謝到感謝，一定是心懷一些計謀。這個計謀具體表現在中國正在推行西部大開發計劃，謎底就在這里，中國需要日本的錢。他同時表示，西部大開發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將縮短中國國內的貧富差距。但他接著提出質疑：這對日本有什么好處呢?換句話說，別的國家縮短貧富差距，和日本有什么相干?因此他不贊成積極參與，表示不要太輕易上中國“感謝外交”的當。他同時認為西部是一個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這個地方有著很復雜的政治背景，日本沒有必要卷入這政治漩渦。如果要進行一些中日友好的項目，他建議與其幫助中國開發西部，不如去救救黃河。當然，這名記者并不一定能代表日本官方的看法，也不一定能代表日本財界的看法，因為日本財界肯定還有其他的經濟算盤。但是我們由此可以看出一部分日本報人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了，日本經濟援助政策是和日本的利害關系緊密掛鉤的，絕對不是誰應該向誰道謝的問題，這是一個互惠互利的合作。過去許多人把《朝日新聞》視為自由派的報紙，但這標榜其實早已和現實的情況不相符合了。認真分析，《朝日新聞》一向是奉行“國益至上”的政策的。至于一向被認為是保守派的報紙《產經新聞》則將中國這次的外交姿態定位為“微笑外交”。它表示，朱總理是“微笑外交”，江主席是“高壓外交”。兩者姿態雖然有所不同，目標卻是一致的，有柔有剛，并不是真正地對日本友好。它把中日關系的不好歸罪于80年代以后中國對日本的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問題等等曲解歷史的動向的批判，談了太多的歷史問題?！冻招侣劇返拇硇詫谟浾邔⒅袊膽B度定位為“感謝外交”，《產經新聞》的社論定位為“微笑外交”，其實對朱镕基總理都不是很善意的看法。這樣我們可以先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當中國方面突出歷史問題的時候，日本方面的基本姿態是你是在打“歷史牌”，揪住日本的小辮子，然后對日本進行經濟的敲詐；當中國采取較溫和的政策，或者是順其所愿，對它表示感謝，微笑招手的時候，日本的一部分傳媒又把它解析為是為了想向日本借錢。這就是朱鎔基訪日前前后后日本傳媒的基本態度。

那么，在朱镕基訪問日本之后，日本媒體和專家又是怎樣看待中日關系的呢?我剛好接觸到一份由中日兩大媒體共同主辦的座談會的記錄，內容正是圍繞著這些問題。在座談會上，一位日本前駐華大使提出這樣一個看法：中國各地都有一些抗日歷史博物館，他覺得“抗日”這兩個字很不好聽，沒完沒了地寫著“抗日”，兩國關系肯定不能好。他認為中國既然是一個大國，就應該有大國的風度，應該把“抗日”這兩個字刪掉。不少日本人經常有這種想法。在60年代70年代日本經濟勢力南下，席卷東南亞各地時，有一些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就對巍立于新加坡市中心的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耿耿于懷。當時在新加坡的一些日本人也企圖利用他們的經濟勢力來影響我們，展開一些運動，要求將紀念碑遷移到郊外去，盡管新加坡沒有什么郊外，因為我們基本是個城市國家，但他們認為，不能在市中心，應該遷移。消息傳開后，新加坡輿論嘩然。他們知道講錯了話，所以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以后就沒有舊事重提。這是新加坡的一個經驗。當然，在日本前駐華大使提出上述要求時，我很欣賞貴國的前駐日大使楊振亞先生在這個座談會上給予的回敬，他表示這是觸及到了一個很敏感的問題，中國人民絕對不會輕易刪掉“抗日”這兩個字。

在同一個座談會上，另一個日本的中國專家提出了如下看法，既不希望有一個“虛弱的中國”，也不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的誕生。他覺得“虛弱的中國”意味著中國不穩定，這對周圍是不好的。但一個“強大的中國”也不好，因為中國有著惡劣的記錄，對朝鮮半島，對越南都有曾經支配過他們的記錄。因此“強大的中國”將意味著以“中華思想”為中心的中國的重現。他的意思是中國應該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怎樣才是“負責任的大國”呢?在他回答中國記者的提問時，多少顯露出了他的一些看法。一位中國記者問他對于所謂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事件有什么看法時，這位專家是這樣說的：“遭受轟炸，中國愛國的民族主義抬頭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是這個民族主義在國際社會里，將成為美國和中國對立的原因。必須指出的是，這將對亞太地區產生影響?！本褪钦f，炸死中國大使館館員和記者可以不用太追究，但愛國的民族主義對亞太的和平與發展是不利的，因為中美的關系會惡化，會對亞太地區的和平產生影響。換句話說，愛國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一個強大的中國的興起，使人馬上想起“中華思想”稱霸的時期。這種對華夷體制時代天朝思想的強調，如果結合近年來日本傳媒的一些輿論導向來看，目的是十分清楚的。近年來不少日本專家喜歡談朝貢論，一部分日本媒體也很喜歡渲染“蒙古人來襲”，就是說蒙古人襲擊日本，遇到了神風的故事。這些宣傳在不少情況下是和今天的“中國威脅論”緊密掛鉤的。

此外，還有一部分日本的學者和專家在談到日本和中國的關系時，表示應該少談一百年的歷史，最好多談兩千年的歷史。這樣的提法表面上看似乎是要多談友好，其實是要沖淡現代史上日本方面的一些責任，而把中日之間的關系純粹以力量對比的變化來看待。在不少的情況下，提倡如此看法的日本專家與其說是要強調中日和平相處的日子遠遠超過于交惡的時間，不如說是借此凸顯“弱小的日本”在“強大的中國”的陰影下生存的過去。這類的輿論企圖要達到這樣的一種印象：在中日兩千年的交往中，有時你欺侮我，有時我欺侮你，誰也不能怨誰，誰也不應該對誰負責。所謂弱肉強食，此其理也。在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里，兩個鄰國有時難免會產生摩擦，這就是某些日本專家提出這個理論的背景。有一位主張中國分為十二塊的專家在一個“日中友好是幻想”的對談里面，就強調他常對他的學生說：中國一直提起日本的歷史認識和戰爭責任，問題是戰爭應該是以什么時間來分期，這將產生不同的價值判斷。他同時也表示中國近代史上失敗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本身惟我獨尊的中華思想。這就是說，中國的失敗很多情況是咎在自取，跟日本在中國大陸的膨脹政策沒有什么太大的相關。但在談到臺灣問題時，不少日本專家又換了一種語調，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統治過臺灣，從來沒有照顧過臺灣的利益，因此臺灣不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樣的一批專家這里就有了兩種標準：天朝時代的中國的負面記錄應該由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負擔；但是封建王朝時期中國大一統的概念和版圖卻和今天的中國毫無相干。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這些日本專家一方面是在鼓吹“中國威脅論”，另外一方面也在強調和期待中國現在的分裂狀態(當年是由日本一手造成的)固定和持續下去。如果這類的思潮和言論代表了今天某些日本的中國專家的基本看法的話，那么中日關系肯定將處在難以改善的狀態。

總而言之，在1996年4月17日日美安保條約重新定義后，中日關系基本上處在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狀態，因為中國已經被定位為日美兩國共同的假想敵。再看看日本在制造和引導輿論的專家、學者和傳媒的上述基調，我想中日關系至少是在不久的將來不可能有太大的進展，亞洲兩個大國今后的關系和走向，是令人憂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