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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盡管開放存取運動的表面原因是“期刊危機”和“存取危機”，但其根本原因卻是信息時代信息技術與信息生態環境變化及其導致的傳統版權制度危機。開放存取是觀念和運行機制上均不同于傳統版權制度的信息流通模式。盡管不能取代版權制度，其本身也有缺陷，但開放存取運動為信息時代版權制度未來模式的構建提供了有價值的啟示。

〔關鍵詞〕開放存取運動版權制度未來模式

自《安娜法》以來，版權制度在促進社會的科技文化發展、知識傳承與交流方面一直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版權制度所賦予的排他性的私權漸漸蛻變為版權人謀取商業利益的工具，版權也隨之在版權人的推動下處于不斷的擴張之中。盡管版權制度采用“合理使用”、“法定許可”等版權限制措施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版權擴張的負面影響，但私權的這種一對一授權許可模式仍然極大地限制了社會公眾為學習、科研等目的而使用版權作品的權利。在信息社會，新的信息網絡傳播技術和信息生態環境對傳統版權制度提出了嚴峻挑戰，傳統版權制度不僅無法充分釋放新技術的能量，甚至本身根本都無法繼續運行。開放存取運動就是在傳統版權制度面臨著這種困境的背景之下在世界各地廣泛興起的，體現了社會公眾要借助于新技術手段廣泛共享社會文明成果的呼聲和愿望。開放存取運動自誕生以來就受到我國學界的注意，但目前對開放存取運動的介紹和評論多限于具體細節和圖書情報領域，而未能充分將開放存取運動和與信息交流有著極為緊密聯系的版權制度聯系起來，更沒有將開放存取運動放在版權制度未來模式的宏觀背景下加以審視。事實上，開放存取運動的興起與信息時代版權制度面臨的挑戰有極大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傳統版權制度出現危機的信號。因此，分析開放存取運動與版權制度的未來模式的關系就是非常有意義的。

一、版權制度的危機與開放存取運動的興起一般認為，開放存取運動興起的原因是“期刊危機”。

但事實上，“期刊危機”只不過是開放存取運動興起的表面原因和導火索，“期刊危機”更深層的原因有三個方面，即新的網絡傳播技術、信息生態環境以及版權制度危機。

首先，新的信息傳播技術是開放存取的技術和經濟前提。即使版權所有人希望，印刷時代開放存取在物理上和經濟上均不可能。因為在印刷時代，信息需要附載于印刷載體，信息傳播的范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印刷載體的數量，不僅如此直到20世紀70年代，期刊的價格仍不太昂貴。因此，印刷時代開放存取在技術上和經濟上均是不可行的。網絡技術的出現改變了一切，網絡技術不僅大大降低了信息傳播的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信息傳播的數量，還使得信息傳播交互式地進行。而與此同時，期刊價格開始變得難以負擔。

于是新出現的互聯網提供了一種可選方案。也許正因如此無論是開放存取的布達佩斯計劃還是柏林聲明均意識到了新的信息傳播技術———互聯網對開放存取的重要意義。“布達佩斯開放存取計劃”開篇即指出“古老的學術傳統和嶄新的技術已經結合起來，可能將給公眾帶來空前的利益。”這里的嶄新的技術便是互聯網。“科學和人文學科開放存取知識柏林聲明”中也指出：“互聯網已經根本地改變了分發科學知識和文化遺產的實際和經濟現實。現在互聯網第一次提供了構建人類知識的全球和交互式表現并確保世界范圍存取的機會。”因此，“即使期刊價格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以高于通貨膨脹4倍的速度增長，開放存取的目的也不是懲罰或者逐漸削弱昂貴的期刊，而是提供容易實現的替代與充分利用新技術———互聯網———的優勢而拓寬分發和減少成本。此外，對研究者自己來說，高于一切的動機不是解決期刊定價危機，而是為讀者、更多的聽眾提供更廣泛和容易的存取以及影響作者。”

二、信息時代信息的生態環境已經發生了實質的變化。在信息時代，信息的質量和數量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信息的質量上，信息的種類日益增多，信息日益復雜。在信息的數量上，知識在以指數的規模增長，信息可以用“海量信息”、“信息爆炸”來形容。在著作權制度下，面對海量信息，無論是判斷信息有無著作權還是進行含有著作權的信息的處理均是十分困難的。在指數增長的知識面前，任何富足的研究機構也無法負擔起全面的研究文獻的負擔。對期刊文章的附有定價的存取不能與持續的、爆炸性的指數化知識增長相適應。即使今天價格是低的，且保證永遠是低的，這種狀況也無法維持下去。而開放存取充分地利用了互聯網訪問人數幾乎不受限制，可以和知識的指數增長相協調。開放存取運動是信息時代信息生態環境變化的要求。

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與信息生態環境的變化使得包括版權制度在內的現行知識產權制度逐漸無法有效調節知識產權權利人和社會公眾之間利益關系，“目前知識產權法最為緊迫的問題之一是它所創造的權利有可能是限制而不是鼓勵科學研究，盡管知識產權是用來鼓勵科學進步的，但是最優權利配置的過度擴張或扭曲卻有可能產生阻礙研究循環的瓶頸。”在信息社會，信息傳播的網絡技術為人類社會共享信息和知識資源提供了無限的潛能，但舊有版權制度的過度的版權保護卻限制了創新的空間，無法充分釋放新技術的能量。

相反，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口令、加密、數字權利管理等技術保護措施被加于作品之上，社會公眾合理使用的空間大幅縮小。技術保護措施的大行其道并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它反映了版權法調控功能的失位。技術保護措施猶如有形世界中私人構筑的圍墻和柵欄一般，完全阻斷了社會公眾對作品的接觸，不利于信息的自由流動。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私人行為已經開始處理我們現行版權制度中感受到的一些具體問題，即現行版權制度未能給版權擁有者一種簡單的允許利用他們的作品的方法。傳統的版權許可程序太麻煩了，如果不是禁止許可的話，于是私人已經開始制作使得版權人可以預先授權使用其作品的模塊化合同。”

盡管開放存取有各種各樣的模式，每一模式欲解決的問題也不相同，但基本上集中于信息擴散的兩個障礙，即“價格障礙”和“許可障礙”。因此，信息時代版權制度的危機是開放存取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

因此，開放存取運動是在以上新技術發展與法律制度危機共同作用的基礎上在世界各國興起的，其目標就是促進公共資源的發展壯大，使得公眾可以較為容易的存取他們所需要的知識信息，以充分發揮新技術的能量，改變目前嚴密的版權體系對學術研究和創新造成極大約束的現狀。

二、開放存取與版權制度：信息流通的不同模式開放存取和版權制度均為一種信息流通的模式，但無論是在性質上、觀念上還是在具體制度設計上，二者均有著巨大的不同，是信息流通的不同模式。

版權制度是一種信息生產的激勵制度，其所采用的是以構成物權為手段，用對表達性信息即作品擬制為類似于“物”

的方式，賦予類似于所有權的物權效力，從而達到信息保護的目的。之所以說版權制度是一種激勵制度，是因為它對信息創造者進行了“獎勵”，其“獎勵”就是對所創造的信息的所有權，信息創造者可以獨占所創造的信息，通過自己利用該信息獲取利益，可以許可他人利用該信息獲取利益，也可以將該信息轉讓給他人而獲取利益。為了充分激勵信息創造者，版權制度特別強調信息創造者對其信息的控制權，因為這樣可以充分實現其利益。傳統出版模式就是建立于版權制度的基礎之上的，其一般模式是作者將其作品轉讓或者獨家許可給出版商，從而出版商事實上擁有作品的版權，出版商主要通過用戶支付版權使用費來獲得商業利潤，運用版權帶來的壟斷地位不斷在價格上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網絡技術發達之前，出版商向用戶收取印刷版期刊的訂閱費，從而賺取利潤，而在網絡技術發達之后，出版商除了向用戶收取印刷版期刊的訂閱費營利外，還通過期刊的電子數據庫向訂閱的用戶收取費用。

“開放存取”則是指“在公共互聯網上的自由可用性，除接觸互聯網本身的那些無法分離的障礙之外，允許任何用戶沒有經濟、法律或技術障礙地閱讀、下載、復制、分發、印刷、搜索或鏈接到相關文章的全文，對相關文章進行索引、將相關文章作為數據納入軟件、或將相關文章用于任何其他合法目的。對復制和分發的唯一限制以及在這個領域版權的唯一作用是給予作者控制其作品的完整性以及被恰當地感謝和引用的權利。”開放存取運動集中于作者不指望報酬地給予世界以文獻。開放存取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實現：開放存取期刊和開放存取倉儲。開放存取期刊是開放存取出版的主要形式，主要為了應對目前學術期刊在出版商的控制之下價格持續增長所帶來的危機。開放存取期刊采取“作者付費(或機構付費出版，讀者免費使用”的運作模式，使得圖書館和科研院所可以利用互聯網絡以較低的成本獲得所需的科研信息。開放存取倉儲類似于一種數據庫，它為學術研究的順利開展提供了便利的搜索條件。各種類型的信息，如學術論文、科研研究數據以及技術資料和技術報告等都可以存放其中。例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和惠普公司共同開發了第一個基于DSpace系統的機構知識庫。此后DSpace系統逐漸向世界其他范圍延伸，如英國、加拿大等國都有其合作者。該庫用以處理本校教師和研究人員每年完成的電子版學術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期刊論文、技術報告、會議論文以及MIT認為重要的其他文件，類型涵蓋文本、音頻、視頻、圖片等多種，不過它并不收錄MIT學生的研究資料、機構記錄以及非MIT教師的研究成果等。并且該系統可以對其中資源進行統一的搜集、保存和編目，其軟件是目前為止機構知識庫中應用范圍最廣的一種。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比較著名的開放存取倉儲是SSRN(SocialScienceRsearchNetwork)，“它是多種學科(包括法律)全文論文搜索的一個開放存取倉儲。它于1994年10月建立，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126000條論文摘要和97900篇全文論文。”

盡管如此，開放存取和版權制度也具有緊密的聯系。因為開放存取的信息流通模式是建立在版權制度的基礎之上的，即它尊重現行的版權政策，而不是直接予以顛覆。它承認作者完全享有版權制度下的各項權利，同時利用合同法規則來構建與版權制度相對立的體系。透過合同法契約自由的精神，版權人將版權制度所賦予自己作品的某些權利以契約方式讓渡給社會公眾，使社會公眾存取受版權保護的作品的成本降低。這主要是遵循這樣一種法律理念，即在版權法上作者對其作品所享有的依然是一種排他性質的私權，因而當作者通過合同法自愿放棄某些權利的時候并不表明社會公眾就可以任意處置其作品。比如許多開放存取期刊選擇CCL(即萊斯格的“知識共享”計劃的許可證條款)的“姓名標示2.5”(Attribution2.5)進行授權，該條款在保障用戶復制、分發、展示及表演作品、創作衍生作品、進行商業利用等權利的同時規定：必須按照作者或許可人所指定的方式，保留其姓名標示；而且，為了再使用或傳播本作品，您必須向他人清楚地說明本作品所適用的許可條款。

三、開放存取運動對版權制度未來模式的啟示版權被稱為復制技術之子，因此它是隨著復制技術的發展變化而演變的。

在復制技術極為落后的時代，信息和信息的載體是合二為一的，信息和信息載體的生產與利用是同步進行的，控制了信息載體就控制了信息，因此在復制技術極為落后的時代不并需要版權制度，因為規范物質產品流轉的圖書館物權制度就可以發揮保護信息生產者的功能。但復制技術得到一定發展之后，信息便與信息的載體發生了分離，信息和信息載體的生產與利用也分離了。于是，信息的生產就出現了外部性，需要利用版權制度加以解決。版權制度是通過賦予信息生產者對信息的獨占權即版權來實現其目標的。

盡管版權制度賦予信息生產者對其生產的信息的獨占權，但基于政策考慮，這種獨占權不能對信息流通過程中的所有利用行為均賦予獨占的支配權利，而是應以版權制度“本身產生時的信息流通狀態作為前提”的，如果信息流通的狀態產生了變化，版權制度的歷史使命決定了版權制度不得不隨之變化。在當前的信息時代，信息的生態環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信息呈爆炸性增長，信息幾乎不再需要載體。

于是版權制度便發生了危機，不得不進行變革以適應信息生態環境的變化。

開放存取是不同于版權制度的信息流通模式，仍處于發展之中，其未來前途沒有確定，開放存取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受到傳統出版業的抵制，受到一些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種私人發動的運動，開放存取運動已經取得的成績應該讓人尊敬，它所開啟的信息流通的新模式更深具啟發意義，對探索同樣為信息流通模式的版權制度的未來模式的啟發意義尤其重大。本文認為，其啟示意義可概括為如下兩點：其一，充分利用新技術，釋放新技術的能量。數字技術使得復制件和原件幾乎沒有區別，并且任何作品經過數字化后都可以由任何人通過網絡技術在一瞬間傳播到互聯網的任何地方，與任意人分享作品，互聯網已經使得信息不再需要載體，為人類的信息傳播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如前所述，開放存取運動就是充分利用新的信息技術而出現的，也正是新的信息技術為開放存取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正由于開放存取運動適應了新的信息技術的發展方向，代表了社會公眾期望未來能夠自由利用和傳播作品的愿望，目前甚至傳統出版模式下的出版商也開始支持開放存取運動。開放存取運動的這一特點啟示我們，在構建信息時代版權制度的未來模式時必須充分利用新技術、釋放新技術的能量。公務員之家

其二，平衡各方面群體的利益。盡管開放存取運動主要是由信息的用戶提出來的，但這一運動卻并非僅僅滿足信息用戶的利益，“開放存取服務于許多群體的利益”，包括作者、讀者、教師和學生、圖書館、大學、期刊和出版商、資助機構、政府和平民均能從開放存取中受益。在開放存取涉及的這些群體和機構中，讀者、圖書館、教師和學生、大學、資助機構、政府和平民從中受益似乎較好理解，作為需要承擔出版費用的作者和在一定程度上被替代的出版商能從中受益嗎?事實上，盡管他們有可能受損的一面，但也有受益的一面。

對作者來說，不管是有聲望的還是平庸的作者，開放存取給予了作者比任何以訂閱為基礎的期刊更大的世界范圍的讀者群，而且確實增加了其作品的讀者面和作品的影響。對出版商來說，開放存取也使得它們的文章讀者面更大、更可被發現、獲取，也更令人滿意。因此，出版商認為其利益全部與開放存取相抵觸是對問題的過分簡單化。開放存取運動服務于各方面群體的利益的做法尤其值得信息時代版權制度的未來模式借鑒，因為版權制度同樣涉及多方面的主體的利益，具有多重的價值目標，“平衡是現代著作權法的基本精神，”版權制度必須在各種主體的利益和多重價值目標之間達成一種平衡。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版權擴張現在版權“已經走過了頭，以非商業為代價而保護商業文化損害公共領域而使私人權利擁有者獲益，抑制了后續藝術和智力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吸收。”在信息時代，只有很好地借鑒開放存取運動平衡各方面群體利益的做法，我們所構建的版權制度未來模式才有可能是科學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