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城市化與大眾傳播媒介發展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關鍵詞：城市化大眾傳播媒介

城市化：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何種角色？

城市是人類對話的中心。說起對話，自然而然地會令人想起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從誕生到發展，一直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對城市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城市化自19世紀到今天的迅速發展，歸根到底是工業革命帶來的必然結果。但工業革命也催生了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傳播信息，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傳播城市人的理念，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

城市化是一個過程，由傳統落后的鄉村社會向近代先進的城市社會轉變的自然歷史過程。它包含著四個方面的內容：<1>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和城市數目不斷增加，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逐漸提高；<2>城市經濟關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擴大，居民的生活方式、就業方式和思維方式逐步城市化；<3>城市狀態發生變化，非城市地域逐漸轉化為具有以集中和高密度為主要特征的城市性地域狀態；<4>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城市化是人類走向現代化社會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盡管社會變動、政府措施、各種偶然因素以及人們的主觀意志會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上影響即促進或制約城市化的進程。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城市化過程所必須的兩個要素，一是人口由鄉村向工業發達的區域流動，二是城市居民經濟關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與擴大。

大眾傳播媒介伴隨著工業化革命誕生之后，便對上述兩個要素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市化進程。這種說法好像并不夸張：如果沒有大眾傳播媒介，世界上不會有今天這么多的城市。韋爾伯·施拉姆曾以傳播事業三大功能（守望功能、決策功能和教育功能）出發指出它可以在以下四個方面發揮直接的作用：<1>農業新技術的推廣；<2>普及衛生知識；<3>掃除文盲；<4>正規教育。他指出，信息傳播對于任何社會來說，永遠是存在的中心環節，每當有危險或機會需要報告，決定需要指出，新的知識需要推廣，以及變革即將來臨之際，總會有信息的流動。人口集中地涌向城市是建立在農業新技術的不斷推廣，農業剩余勞動人口的增加，人們識字率的提高，以及交通工具發達的基礎上的。至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人，不停地從大眾傳媒那里獲知了城市里各種各樣的信息，了解自己應怎樣學習、工作、生活，這就為城市居民經濟關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與擴大打下了基礎

在人口涌向城市的推動性因素中，大部分因素都得力于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傳播知識、開闊眼界是新聞媒介的重要職能之一。新聞媒介不是教科書，但它們所傳播的知識，主要是和人們當前的生活、生產、工作有密切關系的，以及科學技術上的新發現、新創造，社會科學的新探索、新觀點、新材料。我國建國后農村新技術的推廣，主要得力于廣播媒介在鄉村的發展。1956年全國面向農村的有線廣播臺共有1458座，有線廣播喇叭50萬只，這些為城市化打下了基礎

我國90年代初涌動的民工潮加速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在我國，大約有一億多農民從廣播、電視、報紙、雜志或者親戚朋友那里獲得了城市里有3倍于農活收入工資的信息，離開農村到城市打工，強大的民工潮給城市帶來了急需的勞動力，為城市化的發展制造了契機。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0%計算機匯總資料表明，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類型分的省內跨縣、市遷移人口，全國有2302.6萬人，其中從鄉村遷移到市鎮的有1173.1萬人，比重為50.95%，成為遷移人口的主流。《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川東北地區果子村里調查時了解到，民工選擇打工地點更多是依據親戚朋友的傳聞，再加上在廣播、電視里得到的一點印象[2]。

正是大眾傳播媒介的信息傳播，提供了眾多的教育機會，拓寬了農村人的視野，提高了農村農業生產的科技運用水平。這樣都市化的進程才席卷全國。據專家預測，1994年我國有2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2010年，中國人口的50%將居住在城市里。可以說，大眾傳播媒介是城市化過程的驅動器之一，它的迅速發展促進了都市化的進程。目前，世界上各國正籌建的信息高速網絡，完全是以城市為中心的，也將對城市化的進程產生重大影響。

拉納曾以識字率和都市化率（有居民5萬以上的都市人口在總人口數中的比例）為指標，將各社會的傳播體系與其他社會體系的復雜相關分類如下：[3]

當然傳播體系是由新老媒介的重疊結構與復合功能所構成的。近代社會的傳播除了由發達的大眾傳播媒介肩負，也同時伴隨著各種形式的人際傳播。特別是在一些比較落后的地區，口頭傳播仍占據了重要地位，但這些地方也慢慢受到大眾傳播媒介毫不留情的沖擊。單就上表而言是否可以看出，大眾傳媒越發達，都市化程度越高，他們之間到底是何種相關，仍有待學者探索。

對于不發達國家的大眾傳播，人們首先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傳播媒介如此群集于城市之中。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各個地方都存在這種情況，高度發達的國家以及不發達的國家都傾向于把報紙、廣播電臺和影劇院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地方。[4]根據有關部門1993年進行的《法制日報》讀者調查顯示，以讀者的城鄉構成情況看，《法制日報》目前還是一張城鎮讀者閱讀的報紙。調查表明，《法制日報》現有讀者13.0%在大城市，36.8%在中小城市，39.0%在縣鄉鎮，三者合為88.8%。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僅有10.5%的讀者分布在農村。[5]在現代化的社會里，日常生活經驗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征便是消費，大眾社會已逐步變成了一個消費化的社會。由于現代技術（汽車、電影、無線電臺等）和商業（廣告術、信用賒買、一次性商品等）的發展使得消費的領域幾乎在無限制地擴展，由此帶來的是文化更具有普遍滲透性。它代表著全新的生活方式，人們從此不再以傳統的道德規范約束自己，人們在消費過程中的展示和炫耀成為一切成就的標志。而大眾傳播媒介正好順應了人們消費的口味，填補了人們主要的空閑時間。在今天，它扮演的娛樂角色越來越不容忽視。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同時，大眾傳播媒介不斷地向人們灌輸著城市人的觀念，城市人的生活標準等種種意識形態，不斷地強化著這個大眾消費社會與市民標準，從而影響了由鄉村走向城市的流動人，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

不停地移向都市的人流中，大部分人接受了城市人與大眾傳播媒介傳播的觀念，自己慢慢被塑造成一個城市人的角色。當他回到原來的環境，就會把一些新的觀念潛移默化地帶回。這些人有的住在城市的郊區，有的居住在小城市里，不停地把城市的輻射力帶回了四面八方，從而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

朱光烈曾寫道，大眾傳播為現代城市市民設置了雙重環境，實實在在的生活環境和想入非非的太虛環境，現代城市居民自愿自覺地鉆進了大眾傳播的玻璃罩，玻璃罩里凸凹不平，城市人向外面看去，看到了一個哈哈鏡的世界。傳播史表明，我們在不斷加厚與大自然隔離的玻璃罩。在信息高速公路時代，我們能否逃離這個“玻璃罩”設置的圍城呢？[6]

在大眾傳播媒介的灌輸下，人們對日常生活的價值取向日益趨于大眾化，趨于同一化。在消費型文化的籠罩之下，人們的角色創造過程中的創造性也逐漸失去其原初含義，而越來越具有“隨從”的意義。城市化的標準也就是市場的標準，是大眾口味，而大眾傳播媒介又不斷地強化著這一口味。信息技術的進步擴展了人類的本領，人類能夠創造出虛擬的現實，這種虛擬的現實雖由映像構成，卻也很難與實際的經驗相區別。參與這種虛擬的現實的每個人僅受一些規則上的限制，他們掌握這些規則是相互影響所必須的。大眾傳播媒介就是這樣走入了個人夢想的空間，傳送著城市的標準觀念，使城市人自身也難以認清自己所處的真實環境。

王唯銘認為，大眾媒體和大眾社會的分工是前者出售夢想，后者收購夢想。在今日的媒體中，我們目擊著對大眾情趣的廣泛傳播，我們同樣目擊著它們向大眾提供的有關城市和城市人的夢想。它們是這樣自我證明的：它們永遠是也只能是大眾情感的忠實反映，而不是其他，因此對大眾媒體的任何一個完美化的需求，都只是抬舉和神化大眾媒體。[7]

盡管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來自工業革命和社會分工，但大眾傳播媒體在社會變遷中擔當的角色，不容忽視。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通訊衛星與傳統的電子媒介結合，然后再與電腦相聯，使訊息傳送更多更快，運用范圍更廣，深深地影響了個人的工作與休閑生活，也影響了教育、交通、經濟、政治等社會制度，實在無異于另一次傳播革命。初期的發展傳播學學者，把大眾傳播媒介視為塑造者或變遷者，側重論述其無限效果，確實是神化了大眾傳播媒介，但大眾傳播媒介的確深深地影響了社會變遷，從大眾傳播媒介對城市化的影響中，可對這種影響窺見一斑。

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城市化的一面鏡子

城市化，在被大眾傳播媒介深深影響的同時，也促進了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

從我國建國后城市化進程與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城市化與大眾傳播媒介發展的密切程度。

概括起來說，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矛盾過程，建國40多年來城市化的進程大致可分為5個階段，而這5個階段中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也有相應的起伏。[8]

1949～1957年為城市化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較快，1957年與1949年相比，全國設市城市由140個增加到183個，城市人口由5765萬增加到9949萬人，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10.6%增長到15.4%，這是中國城市化首次正常上升時期。這一階層我國的新聞事業全面發展。報業形成了以黨報為核心和骨干的社會主義報紙體系，到1957年，報紙總印數已由1950年的8億份猛增至26.1億份。這主要得益于社會政治形勢穩定，經濟建設穩步前進的結果，同時文化教育事業發展較快，全國城鄉數以億計的成年人參加了識字班的學習，很多人可以讀懂報紙了。1949年9月建國時只有40座廣播電臺，到1956年，全國面向農村的有線廣播站共有1458座，城市有線廣播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1958～1960年為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是中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時期，使農村人口迅速涌向城市，使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在脫離農業的基礎上超高速發展。從1958～1961年間我國新設城市33座，城市人口由10720萬人增加到13073萬人，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9.7%。中，新聞事業也存在著一哄而上的現象，報紙發展得也比較快，許多縣都辦起了報紙，1958年我國第一座電視臺——北京電視臺成立，1959年全國有電視臺20座，廣播電臺在中增加到135個，比1956年增加77個。

1961～1965年為第三階段。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大力精簡城市人口，城市數目減少了37座，城市化率1963年急速下降到16.8%，1965年底回升到18.0%，這是中國城市化的第一個大落時期。這時期我國的新聞事業也處于調整階段。1963年報紙大量合并或停辦，報紙發行數大大減少，1958年以后開辦的廣播電臺，除林牧漁區，少數民族地區以及確實有必要保留外，其他一律停辦，電視臺由20座減少為5座。

1966～1976年為第四階段。時期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城市化水平由18.0%下降到17.4%。我國的報業發生了災難性的變化，從1967年到1976年，通常出版的報紙只有中央、省級和一些地區級的黨委機關報。1966年共有電臺78座，1976年共有廣播電臺90座。縣（市）有線廣播站從1966年的1281個增加到1976年的2503個，但廣播盲目追求大功率，造成了極大的浪費。1971年全國共有電視臺32座，中央1座，省級27座，省轄市級4座。

1977～1995年為第五階段。在改革開放形勢下，伴隨著城市化的正常發展，廣大縣城和小城鎮開始振興和發展起來，不斷出現一批新的小城鎮。專家估計，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大約為25～30%，已進入加速發展期，城市化的趨勢主要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這一時期大眾傳媒也大大發展，至1994年底，我國公開發行的報紙數已達2408種，比1978年增加了833%，電臺數1142座，比1978年增加了1283%，電視臺數約1000座，比1978年增加了3125%。

可以從下表數據看出識字率與都市化率的關系：

時期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

識字率—62.90%77.30%84.12%

都市化率13.26%14.10%20.55%26.30%

城市化到底對大眾傳播媒介產生了何種影響呢？大眾傳媒又如何如一面鏡子反映了城市化的進程呢？

一、城市化的發展使大眾傳媒越來越重視城市理念，并不停地傳播這種理念。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被城市塑造的，他的優點和弱點與城市密切相關。[9]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感官被大眾傳媒兜售的城市人的夢想填滿了，打開電視、報紙、收音機，耳朵眼睛能夠隨時聽到、看到四面八方的信息。而這一切都以城市為核心，如關于對住房擁擠，交通堵塞，污染和噪聲，物價上漲等等的抱怨，關于城市商業、服務業與文化的繁榮。我們必須按照城市人的夢想創造明天的城市，這一切都是無須考證而自明的東西，它們的結論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形成。因為追求利潤的傾向，大眾傳媒的主要使命被塑造成兜售城市人的標準夢想。在城市里，人們由工作直接支配的生活領域相對地縮小了，而娛樂世界的生活領域相對地增大了。休閑，成了都市人自我虛構夢想的空間，他們恰好在大眾傳媒身上找到了寄托。特別是通過電視媒介，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娛樂型文化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城市化就是這樣強化了大眾傳媒的種種職能，而大眾傳媒宣揚的大眾社會的標準，只不過是城市的標準。

二、大眾傳播媒介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而移動，媒介地域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例如，戰后日本地方社會的變化，便造成了日本地方媒介的移動，隨著人口、財富從鄉村向城市、從日本海沿岸向太平洋沿岸的移動，各種地方媒介也不斷地移動起來。以共同體報紙為對象的調查表明，被列為第三種郵政物品的報紙，1967年日本全國（除沖繩外）共有1083家，而5年后的1972年，幾乎增加了1倍，達1913家。仔細分析一下，可明了以下情況：首先，數字增加的府縣，以大阪為最，從66家增為125家。接下來為和歌山（37家→66家），兵庫（49家→62家），京都（14家→22家），……要么是大城市，要么在大城市的周圍，全是人口激增的地區。反過來，數字減少的，有東京，還有東北和日本沿海岸的縣。但從東京說，總數雖減少了，郊外住宅區的數字卻增多了，這也表明了媒介增加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10]。城市在加速增長的過程中，大城市的理念輻射周邊城市，小城市輻射鄉鎮，在統一的都市化的前提下，形成了大眾傳播媒介的地域性特色。近幾年，我國中央報紙、省報地域化傾向日趨明顯，媒介不由自主地與城市本身的定位相結合，發揮著其輻射周邊地區的作用。關注城市化進程，已成為大眾傳播媒介的主要議題之一。《解放日報》總編輯秦紹德認為，現代化必然伴隨著城市化。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勢必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要求，而城市化的進程，又大大地加快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體系的形成。最近十多年來在長江三角洲和華東及沿海地區出現的老城市迅速擴大、新城市（鎮）大量涌現的進程，印證了這一點。城市不僅是商品經濟的中心，也是現代文明的傳播源，各種新思想、新觀念、新事物、新信息，一般都在大城市中首先形成，然后再向中小城市、鎮輻射。城市群的崛起及其所帶來的人們生活方式的更新，已成為一種歷史趨勢，報紙必須立到這個潮頭上，研究和報道城市化的進程，成為城市文明傳播的主要渠道之一。[11]

人們都集中在城市里謀生，城市為各種各樣的人提供了發揮才能的舞臺。隨著傳播媒介的進一步發展，各國重視了對信息的開發與控制，信息高速公路正顯示著其強大的生命力。在一個大城市里，集中了如此多的印刷、廣播電視、電子媒介，城市化在促進大眾傳媒發展的過程中，也對傳統的媒介提出了挑戰。消費的個性化趨向使市民對大眾傳媒的要求越來越苛刻，媒體與媒體之間的激烈競爭往往使媒介從業者們無所適從。而城市人則鉆進大眾傳媒虛構的夢想里，一直沒弄清楚大眾傳播媒介的真面目。

從多種角度認識大眾傳播媒介，應該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不少學者曾把大眾傳播媒介視為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通過研究媒介內容判斷家庭形態、國民性格、價值觀念，政治心態和社會結構方面的變遷。這種研究更多地是把針對大眾文化的研究，采取文化主義的分析架構，把媒介視為反映社會生活、價值觀念、心態的一面鏡子，同時對文化的研究專注于消費的角度，卻很少涉及媒介的塑造力量。但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鏡子關系，有人已宣稱這面鏡子破碎了。繼鏡子理論和塑造理論之后，結構理論又從另一角度開始研究大眾傳媒，認為大眾傳媒是社會的有機構成部分，誠如克拉克(Clark1978)所說，大眾傳媒并非獨立存在，置身于改變我們社會的其他力量之外，媒介不只塑造社會，也被社會塑造。克拉克進而指出，促成傳播媒介發展的三個主要因素是人口增加；社會流動提高；公共事務經緯萬端。[12]大眾傳媒只是社會結構中的一個角色，人類創造了大眾傳媒，卻又自愿自主地鉆進了大眾傳媒設置的神話里，成為大眾傳媒的奴隸，伴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人類何時能真正認清大眾傳播媒介的真面目呢？

注釋：

[1]《城市化與經濟發展》P2，林玲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見《中國青年報》1994.2.16《跟著感覺走》一文

[3]《大眾傳播社會學》P29，竹內郁郎著，復旦大學出版社

[4]《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P124，施拉姆著，華夏出版社

[5]《1994年中國新聞年鑒》P230

[6]《玻璃罩里的現代人》，載《上海文化》1994.6

[7]《城市夢想：誰在出售與收購》，載《上海文化》1994.6

[8]有關城市化進程參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一書，林玲著；有關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史》，張濤著，經濟日報出版社

[9]《上海文化》1995.1P102頁

[10]《大眾傳播社會學》竹內郁郎編，張國良譯，P50頁

[11]參見《辦報參考》第90期，解放日報社編

[12]參見《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緒論部分，陳世敏著，臺灣三民書局出版